| 词条 | 周谷城 |
| 释义 | § 生平简历 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族人送到周氏“族学”读书，民国2年（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的前身)英语部。民国10年春离毕业尚有半年，周谷城回到湖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师范部教授英文兼伦理学，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学教员。民国1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周谷城与当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参加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到上海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上海远东图书馆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泰东图书局1929年）等书。并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此后至民国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间撰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民国28年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并运用“历史完形论”的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中国政治史》民国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再版。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周谷城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民国35年他还与张志让、潘震亚等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该书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的著者。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988年11月22日，邓小平同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周谷城亲切握手。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 成就 在大学任教期间，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周谷城 周谷城的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如：《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周谷城（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尔逻辑大纲》（1951年译）、《古史零证》（1956）、《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史学与美学》（1980）、《诗词小集》（1985）等。史学方面的论文已汇编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83）。在年已九旬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于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 § 治学论断 周谷城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治学可谓学域广阔，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学与治学活动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学阶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书、参加大革命以及卖文译书为生的阶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学与科研并行、政治与学术并进的阶段；1942至1949年的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但又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阶段；1950年至今的“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的阶段。本文限于篇幅，对其治学活动不作具体分析。而综观其数十年艰苦的探索与追求，已形成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其治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本文拟作深入论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识基础，注重知识的积累，这是周谷城治学的第一个突出特色 独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提出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就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此问题，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 （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 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 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 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 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著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在治学中，周谷城很讲究独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说在史学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体同在一样，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是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离开的。如果不注意分析历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依靠制约，也就把握不住历史的整体。治史中，周谷城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中外历史，只有拿它们对照看看，就能使人们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他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一文中，把中国的封建时代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时代的许多特征作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发达，如社会的自由竞争，如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如学术的发达，如法制的出如何处理它现，如经典的纂集，如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如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节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这可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何处理它呢？ 一是理论上要纠偏。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为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历时间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二是处理的办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往下移，这样，1600年的封建时代，对2400年的奴隶制时代，这样做，不仅从年代学的观点，而且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独立思考中，还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 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相互客气，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风，这可说是周谷城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时，周谷城就喜欢开展学习上的自由讨论。他曾组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自拟辩论题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辩论双方为北京高师与清华高师二代表队。周谷城任北京高师主辩人。当时到会者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自此后，周谷城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为看重。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争论问题，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写文章攻击周谷城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国教育历史的使命》一文中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观点是矛盾的。周谷城则在《教育杂志》发文反驳胡适，与之辩论。 再如他在抗战时期（1943年6月），在《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学术界“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周谷城指出“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至于说到建国后周谷城所发动和参与的学术讨论，可谓规模更大，反响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周谷城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文章而引发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了新见，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不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全国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这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周文的围攻。然而，周谷城坚持辩论，以理服人。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还鼓励他“不要怕，要积极地写”发表己见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周谷城还就艺术观和美学家朱光潜作过认真的讨论，等等。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有一前提，这就是要“相互客气，明辨是非”。学术上的讨论切忌“霸道”作风，而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发文评论哲学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人》，评哲学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建国后，讨论我国的封建时代的划分时期问题，或参与史地学术问题的讨论，他都采慎重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以事实为据，充分说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一文，对这部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周谷城并没有恼怒，或不审慎地予以批驳，他采取的是与作者认真商榷的态度。这一点，从所写的《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的内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静气地与作者逐条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据则是根据无可辨驳的事实，而不是强词夺理，只凭意气用事，以势压人。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但不贴标签，不搞教条主义。这是周谷城治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等于照搬照抄马列的词句，不顾史实来图解历史。周谷城最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做学术研究，总是力图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恰到好处地把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的论著中，可说随处可见。如他所写《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历史，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他认为过去许多历史书是依旧观点写出，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今天经济基础完全变了，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成了它的障碍，倘若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而无新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研究历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这一点，或注意不够，那谈不上为现实服务。显然，周谷城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中国之变化，提出西方国家，由于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扩张，由通商到军事侵略，到经济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国不受任何势力节制的封建军阀，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支配残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新势力，奴役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之变化。这段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作为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当时中国之国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彻的。 在“十年文革”中，尽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蔑批驳他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他都能不屑一顾，坚持真理，坚信自己的观点，不向任何人妥协。 § 人生评价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周刊），著文批判买办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遭日伪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释。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曾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起草宣言，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争取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警备局令部，后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国民党被迫将他释放交学校管束。周谷城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心血谱写了自己闪光的历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结识邓演达，1930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放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他积极参政议政。 周谷城关心祖国和平统一。他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他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直到病重期间，仍然关心该会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周谷城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勇于创新，尤喜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学界尊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周谷城以80高龄登坛授课，为国家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联系实际，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年，他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主持创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自担任会长，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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