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商鞅 |
| 释义 | § 简介 商鞅（前395－前338年），战国时代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秦国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西汉的司马迁著《史记》时，立商鞅的单独传记——《商君列传》；另外王蘧常撰写《秦史》时，将商鞅和其门客尸佼合立于《公孙鞅传》。 § 生涯 商鞅变法 早年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实施变法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车裂处死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 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应当“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协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鞅不听。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 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发邑兵北出击郑，秦王发兵讨之，杀商鞅于黾池。商鞅死后被秦惠文王在彤处以“车裂之刑”于彤，灭商鞅之族。 § 商鞅徙木立信 商鞅立信据《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由此商鞅得到民众的信任，得以顺利实施变法。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 其实在商鞅树木立威之前，吴起也采用过同样手段。在吴起人西河郡长官时，把一根木头立在城南，规定谁能推到木头就封他做长大夫的官。结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做的人也被封了官了。商鞅的做法流传下来而吴起的则没有。 § 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前350年，商鞅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 § 个人影响 商鞅塑像商鞅生活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是时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革，正走向强大，而秦国被视为落后的“夷狄之地”，连参加各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秦孝公图强变法，这才有商鞅大展宏图的机会。商鞅第一次变法是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禁止游说求官和私人请托；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发展生产；轻罪重刑，树立权威。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废除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避开保守势力；统一征收军赋。由这些内容来看，变法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鼓励生产和按军功奖励。比起其他各国的变法来，商鞅变法最全面而彻底。 商鞅变法的确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了综合国力。应该承认，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全面的基础。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所以，“商君死”而“法未败”，不像以后的王安石诸人，人死而法废。 他的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从秦孝公三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次变法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次变法比第一次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直属于国君的县一级行政机构；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取消各领主的家量；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经过这两次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封建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主要集中于封建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揩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 人物评价 《商鞅评传》战国诸子中，既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又能“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者，商鞅可谓首当其选。商鞅变法于中国古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管仲、叔向、子产等贤士大夫所能同日而语。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身兼学者与执政者双重身份，这就使得他具有了既不同于诸子、也不同于普通政治家的特殊性。 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堪称中国古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 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是社会的巨大变革。要在较为稳妥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变法者就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要懂得妥协和让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渐进式之路。渐进的含义一是变法的过程不要太快，要从容易的地方突破，逐步深化。二是要对势力相当强大的原有既得利益集团让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转型过程中，向旧贵族让步、保留君主与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就比杀了路易十六夫妇的法国革命要好得多。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采用流血的方法，做一些让步，其实代价是最小的。如果商鞅能从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但不废除旧贵族的地位，也许不会踏雷而亡。历史上的法家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这是他们下场大多不好、又遭指责的原因之一。以轻罪重刑来树立权威，恐怕事与愿违。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商鞅的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二十四篇。 § 历史评价 商鞅变法对秦的国势强盛，进而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秦王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商鞅代表了当时新型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推行的变法遭到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对，最后被残害。 历代文人学者，史家和法学家有很多的评价商鞅的文章，其中正面评价俯仰皆是，例如： 《汉书‧食货志》记载：“孝公用商鞅之法，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战国策》记载曰：“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 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 西汉名臣桑弘羊曾盛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西汉刘歆《新序》论中评价商鞅：“……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宋朝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曾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商鞅评价也是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是，历史上对于商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也颇多质疑。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就曾指责商鞅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同时，商鞅贬斥儒学，强调法制平等和惩戒规范，而轻视对人民的教育和恩赐，历来被主张“礼乐治国”、“纲常伦理”的儒家所非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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