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北宋 |
| 释义 | § 朝代简介 宋朝地图 北宋（960年—1127年）是在古代历史上存在于中国境内的一个国家，与南宋共称宋朝，又称两宋。北宋乃由赵匡胤代后周开始，统治了黄河流域以南一带地区。北宋政权先后与辽、金、西夏对峙。宋仁宗在位时期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灭亡。共历九帝，167年。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朝代。 统治地区包括东、南到海，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大理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 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北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 § 前期发展 中央集权 建立统一建都开封的宋朝示意图 960年春，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朝会师来攻，于是奉命带兵北上，到了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遂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回师都城，夺取了后周政权，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北宋在建立后的第四年，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北宋最高统治者认为，当时对辽朝还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在边境上采取守势；而南方割据政权统治区域大都是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政权的实力又较为薄弱。因此，其统一战略部署是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上削平北汉以及收复幽云地区，即所谓“先南后北”。 963年（乾德元年），北宋首先出兵灭掉荆南，接着陆续灭掉后蜀、南汉和南唐。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祐相继归附，南方的割据政权全被消灭。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出征北汉，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灭掉，消除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 杯酒释兵权 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大权。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 分割宰相权力 不但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而且还把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二府”。经过这番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削减长官的权力 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发展科举制度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军事部署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内外矛盾 边疆危机与议和政策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986年（雍熙三年）两度出军攻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从此，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以后，北宋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边疆也不断出现危机。澶渊之盟 北宋与辽、夏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银、绢。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后来北宋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岁币”；北宋与辽朝确立为叔侄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10万，先后合计50万两匹。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继续。长期的战乱使广大北方地区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经济政策与阶级矛盾 北宋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即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这一政策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减少了封建政府对土地的政治干预，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一政策也表明政府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 (《宋史·食货志》)的地步。北宋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日益减少，到英宗以后，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绅、吏胥及寺观地主所占有。 北宋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恩荫制度和其他途径，给予地主阶级成员以广泛的参政机会，因此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到1063年（嘉祐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 北宋军队的数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军、厢军有37万多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达到116万多人。90年间，增加三倍多。据宋仁宗时人统计，军队每年军费支出总额达4800万缗，约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除大量军费开支外，随着北宋统治者腐化程度的进展，挥霍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如郊礼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岁支600万缗，宋仁宗时增加到1200万缗。 为了解决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加紧压榨。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税额本身并不很高，但在交纳农业税时，却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苛法，遂极大地加重了负担。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各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须自备。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纳现钱。如陈州（河南淮阳）地区的夏税，原交纳大小麦，到宋仁宗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小麦市价，每斗50文，官府却定为100文，另外还有附加脚费20文，仓耗20文，共140文，农民的负担平白地加重了两三倍。 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 这两种杂税都必须随同二税输纳。而且也常用折变的办法，加重交纳者的负担。此外，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这两种办法的初年，虽曾按当地产量多寡而分别派定征购数量，也付与一些代价；但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宋朝的民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和杂徭。其中杂徭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原来由主户（主要是上三等户）负担的差役也因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区“下户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区甚至连客户也要负担差役。差役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 宋代户籍 一般叫做“五等版籍”，列入其中的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的财产（主要是田地）多少，分为五等。没有田地产业者被称为“客户”，他们主要是佃户，租种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时广大佃客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有些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也非常严重，地主经常鞭打佃客，役使他们的家属；有些地区，佃户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而且连女儿的婚嫁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 在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的政策推行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越来越多。 王小波、李顺起义 993年初（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领导农民在青城县（四川灌县）起义。王小波向群众宣告：“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它反映了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起义军转而北上，但在攻打江原县（四川崇庆县东南）时，王小波牺牲。起义军推举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起义斗争。 这时，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人民又遭到宋军的剽掠，李顺抓住这一时机，大力推行“均贫富”的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席卷川西各地，攻克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永康军（四川灌县）及其附近各县，很快包围了成都。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宋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这是中国农民政权铸造的最早货币。这时起义军扩充到数十万，分兵攻下四川许多州县。 宋太宗得到消息后，于当年正月派宦官王继恩等率领禁军前去镇压。二月，加派雷有终等为副将，命令他们率领重兵分两路入川，主力从陕西经剑门南下，偏师沿长江西上。义军阻击失利，局势逐渐逆转，接着，成都又被攻陷，李顺下落不明。995年（至道元年）二月，起义军余部为宋军和地主武装所镇压。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不仅使唐末农民起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平均思想具体化、明朗化，而且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 农民起义和兵变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而且从以前北宋政府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展到统治较强大的腹心地区。 在这些起义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京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起义、湖南桂阳监瑶族起义和河北的王则起义。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兵变，使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统治的危机。知谏院欧阳修在奏议中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变法运动。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 庆历新政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河南商丘）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 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 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 § 全盛时期 开国盛世 北宋都城遗址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军队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赵匡胤登基成为宋太祖。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与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前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地方资源狭少，最终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 北宋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这个政策对宋朝有利有弊，好处乃在于使北宋初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比较安定，尤其是没有宦官专权、地方割据等祸事。即使帝王中著名者不多兼表现平平，但也无损国家的繁荣安定。而坏处则是令北宋在军事上接连挫败，连同南宋共三百多年，整个宋朝的历史重心，都是战事的挫败和退却。 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武平。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5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赵光义忙于即位，全国统一事业暂告停止。宋太祖弟赵光义即位，庙号太宗。 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于978年归降，其后再于979年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幽州外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四川又爆发王小波、李顺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 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太宗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 太宗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杜太后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虽然有金匮之盟的说法，但是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也因为同情廷美而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步入盛世 宋太祖 太宗死后，真宗赵恒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 后来，寇准渐渐失宠，最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一佞臣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真宗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结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先后三次封禅。这严重损耗了民力。 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真宗偶尔巡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天禧二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 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仁宗皇后虽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别宠爱一名张贵妃。但张氏出身低贱，一直未能成为皇后。皇祐六年正月初八，张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礼处理丧事，并追封为温成皇后，结果出现的一生一死两皇后，可谓旷古未见。 北宋在仁宗时比较强盛，经济非常繁荣，开创了北宋的最顶峰，不过当时却要面对两大难题：朝廷架构膨胀和军人数目庞大，形成财政上非常拮据，同时因以经济手段解决边患，常要向外族赠送，消耗了大量财富。 党项人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8年）独立称帝，建立西夏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尔后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为朋党。由于仁宗一向最厌恶结党营私，这些改革派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在边疆上，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 仁宗死后，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赵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祐七年被立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五月后，英宗才开始亲政。但是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就爆发了濮议事件，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时间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应称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称为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英宗之父为皇考。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总体来说，英宗还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英宗所提出发起的。[1] §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 王安石的出身王安石 江西临川（江西抚州西）人，出身地方官家庭。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县期间，就注意改革吏治，积极督修水利，在青黄不接之际，将官仓里的存粮贷给农民，减少高利贷的盘剥，又使官仓存粮“新陈相易”。 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他认为当时财政困难的症结，不在于官吏之多和俸禄之厚，而在于“理财未得其道”。理财应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以发展社会生产作为充裕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比单纯强调缩减财政开支的议论，前进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变法主张也大大提高了。 这封万言书虽未被宋仁宗所采纳，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变法内容 富国方面 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1069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 富国方面：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两次举行放款，听民户自愿借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十五贯，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为常，甚至有超过两倍到三倍的。 （2）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在法令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3）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坊郭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都得按照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 （4）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新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实行。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从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方田均税法。为了保证封建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实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较了一些负担。 强兵方面： （1）置将法。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2）保甲法。这项措施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同时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 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王朝衰败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的各项内容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后来加上改革派内部出现了分歧和对立，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之职。 此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内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视增加赋役收入和加强军备的措施，试图改变对外被动挨打的弱势，取得对辽、夏战争的胜利。 元丰（1078年～1085年）时期，由于北宋两次对西夏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遂于1085年忧忿而死。神宗死后，他年方十岁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废掉，变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称“元佑更化”。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为相，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只成为他们进行派系倾轧、扩大自己权势的一种工具。 到此时，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也就完全失败了。 § 晚期衰亡 宋徽宗 宋徽宗统治的25年间（1101年～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宠信的官僚是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 、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想方设法增加剥削。他们公开出卖官爵，官职各有定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官吏数目，因此大增。为了修建宫殿、园林，宋徽宗命令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集中工匠几千人，制造各种工艺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又在苏州添设“应奉局”，专门从东南各地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由大运河输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叫做“花石纲”。蔡京及其书法 十多年间，东南人民备受荼毒。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肆意挥霍，一年的财政收入只能应付九个月的开支，因此滥发纸币，增加赋税，结果物价飞涨。为了增加实物的收入，又设法侵夺民田作为“公田”，时称“括公田”。 腐朽统治 “西城括田所” 从政和元年（1111年）起，宋徽宗设“西城括田所”，负责括田。 西城括田所设置十年之后，所夺民田达343万多亩。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义对民田大肆掠夺外，官僚、豪绅大地主也依仗权势兼并了大量的田园宅第。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 灾难深重的广大农民，对官僚地主恨之入骨。当时民谣称：“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声。 方腊起义 从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区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区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数量也极为庞大。小生产者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怨声载道。于是在1120年，方腊发动群众，宣告起义。他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方腊利用当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来组织群众，起义队伍很快便扩大到数万人。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攻占了两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占六州六十多县，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东南大震”。方腊起义 当北宋最高统治者接到方腊起义军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后，立即派童贯统率官军南下，镇压起义。接着，宋徽宗又“下诏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应奉局”，停运花石纲。 童贯带领的宋军过江之后，分路指向杭州等地。这时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出来配合官军进攻。起义军兵力分散，抵挡不住宋军的反扑。次年四月，方腊被俘，就义于开封。浙东的各支起义军到1122年以后也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失败后，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并在开封重新设置了“应奉司”，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宫殿、园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旧进行。 宋江起义 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出没于河北、京东、淮南一带。 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把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能以少胜众，屡败宋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121年夏天，宋军镇压了方腊起义以后，陆续移师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斗，宋江等人投降，起义失败。但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仍坚持战斗，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辽宋和战 五代时，契丹占领幽云十六州，并曾一度攻占开封，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领兵灭北汉后，乘胜北伐幽州（北京市）。一路势如破竹，辽朝地方官纷纷投降。但宋军因连续作战疲乏，最后在高粱河一带大败。此后，辽兵时常南下骚扰。980年，辽兵攻打雁门，被镇守代州的宋朝名将杨业打败。 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再度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曹彬为统帅，进军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统帅，攻打蔚州（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为统帅，杨业为副，进取云州（山西大同）。最初，中、西两路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东路军抵达幽州时，遇契丹主力，退到岐沟关（涿州西南四十里）时，被契丹名将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打得大败。宋太宗急令中、西两路宋军撤退，并命潘美、杨业护送云、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县东）、朔（朔县）四州人民内迁。杨业孤军奋战，身受数十处创伤，仍然英勇搏斗，最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长子延玉也战死。 在高粱河与岐沟关两次战役失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失地的计划，转而在北部国防前线步步设防，对契丹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 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军队大举南下，遭到沿途宋方军民的抵抗，只攻下少数城池。但因宋政府缺乏抗战的信心，又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作战，使契丹军队乘虚深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消息传到开封，宋廷惊惶失措，有的大臣主张迁都南方。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劝宋真宗到前线督师以鼓舞士气。当宋真宗和寇准等人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统帅萧挞览在前线中箭而死，契丹士气大挫。宋真宗抵达澶州后，双方议和，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之间基本上消除了战争。 与金和战 女真兴起 范仲淹塑像 女真族是中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10世纪初，女真人大多附属于契丹，其中居住西南部编入契丹户籍的称为熟女真，居住东北部不编入户籍的称为生女真。生女真人数最多，包括几十个部落，其中以完颜部为较大，建立金朝的阿骨打就出身于这个部落。 在10世纪末年以前，完颜部还过着“迁徙不常”的渔猎和畜牧生活。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酋长绥可统治时，才定居在按出虎水（阿什河）的旁边。这时，女真人逐渐学会“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这时，他们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 11世纪中期，乌古乃当酋长，接受辽朝的官职，声势更盛，从长白山、图们江、雅兰河到黑龙江下游的五国部，都听从他的命令。完颜部已成为统一女真诸部的核心。 由于女真人民的辛勤劳动和铁器的使用，女真族的生产早已有了剩余，它同邻国和辽朝的贸易很频繁，阶级分化已很明显，富有的贵族和家族已占有奴隶。奴隶除用于劳动生产外，还用于陪嫁或殉葬。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抵御辽的欺凌，到完颜阿骨打（乌古乃的孙子）时，便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金朝建立 1113年（政和三年），阿骨打担任了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开始从事反抗辽朝奴役的斗争。 当时，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天祚帝”）在位，荒淫暴虐，对女真人的勒索压迫更加凶狠。辽派驻东北的地方长官，到任后迫使女真各部奉献礼物，并肆意摊派，女真人不胜其骚扰。特别是所谓“银牌天使”，以钦差大臣名义到处敲诈，奸污妇女，更激起女真人的愤怒。 阿骨打顺应了女真民族反抗奴役的要求，在1114年秋，正式举起反辽的旗帜，带领少数军队先后在宁江州（吉林扶余县东南）等地大败辽兵。接着，陆续攻占辽朝边境州县，军事力量更加强大。 1115年，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按出虎水旁的会宁府（黑龙江省阿城县南）。阿骨打称帝后，扩充和整顿了军队，推行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组织，阿骨打对此加以发展。对归附部族的首领，一律给以猛安或谋克的称号，对其部众则和女真本部族战士一样进行军事编制，规定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由于实行了兵民合一的制度，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在其管辖之下的各户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出战。 辽宋灭亡 “海上之盟” 辽朝在天祚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的实力因内讧而大为损耗。当金人逐渐强盛向南扩张时，辽境内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女真人、渤海人和汉人纷纷起义，使得辽朝实力更加削弱。 当辽兵屡败后，宋朝君臣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复燕云地区。从1117年（政和七年）起，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山东蓬莱）渡海到金国，相约夹攻辽朝。 1120年（宣和二年），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攻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宋攻辽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灭辽以后，燕云诸州归宋，北宋原来每年给辽的银和绢照数转献给金朝。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之盟”。辽的覆灭 1122年正月，金兵攻下辽的中京，天祚帝逃往夹山（内蒙古萨拉齐西北）。三月，金将粘罕又攻破辽的西京大同府。五月，宋政府派童贯、蔡攸（蔡京之子）等领兵北伐，辽将萧干、耶律大石率兵应战，宋军十五万狼狈溃散。十月，童贯又派兵十万北伐，宋军攻入燕京，又被辽兵逐出，驻扎于卢沟以南的宋军，烧营南逃。十二月，金兵由居庸关南下，不战而得燕京。 1123年中秋，金太祖死，弟吴乞买立，是为金太宗。1125年（宣和七年）二月，辽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亡。辽朝立国凡九帝，210年。 在天祚帝被俘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兵到伊犁、锡尔两河流域间，凭借回纥的力量，建立了国家。中国史书上称其为西辽，后来蒙古人称其为哈喇契丹，即黑契丹。它在传播中国文化，开发当地资源，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靖康之变 北宋对辽作战的失败，对金交涉的软弱退让，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女真贵族占领燕京以后，就不承认宋金两方议定的条件。经过反复交涉，北宋才得到燕京及其附近的蓟（天津市蓟县）、景（河北遵化）、檀（北京市密云县）、顺（北京市顺义县）等四州土地。以徽宗为首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还认为金主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遂撤除了边境的防御，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1125年十月，金兵两路南下，宋徽宗急忙把帝位传给儿子赵桓（钦宗），自己逃往南方。金西路军因受到太原军民的坚强抵抗，无法前进，但东路军很快包围了开封。 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北宋统治集团分化为抗战派和投降派，两派在和战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屈辱求和，答应赔款、割地，企图用这个办法来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抗战派首领李纲坚决反对屈辱求和，他亲自督战，开封军民坚决守城，士气旺盛。这时河北、山东地区的义军也起来打击金兵，因此孤军深入的金军考虑到形势不利，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后，投降派又得势，李纲被迫离开首都，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被遣散，边防空虚，北宋统治集团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不到半年时间，1126年（靖康元年）秋，金兵又分东西两路南下。西路金军攻克太原后，乘胜渡河，与东路金军共同围攻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 金因为兵力有限，所以在占领开封四个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以后，于1127年农历四月初一日，撤兵北上，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开封及其附近州县又惨遭一次浩劫。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的统治到此结束。 南宋建立 金兵在撤出开封之前，册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让他替金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伪楚政权很快为人民所唾弃，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1127年五月即皇帝位于应天府（河南商丘），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后来高宗又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南宋政权建立初年，由于金兵的严重威胁，不得不起用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为左相。那时，河北、河东的军民纷纷组织义军抗敌，多的几万人，少的也有上万人。李纲认为应该支持沼帔强大的武装力量，收复失地，并且推荐宗泽留守开封。但是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投降派黄潜善（右相）、汪伯彦（知枢密院事）挤走，他所苦心经营的抗金措施，一概被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先后上书请留用李纲，罢免黄、汪，还都开封，竟被高宗杀害。接着，高宗和黄、汪等逃往扬州，再也不提抗战的事了。 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宋政府南逃以后，金朝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进攻。这时北方义军在敌后更加活跃，到处打击金兵。 其中著名的有河南的八字军、河东的红巾军，此外，还有河东中条山区的义军，河东吕梁山区和太岳山区的义军、河北庆源五马山的义军、山东梁山泊的水上义军等等。这些义军的抗金活动，牵制着金兵的南下，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统治不能稳定下来，因而帮助南宋政府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 此时，东京留守宗泽不但逐步加强了开封的防御工事，而且还积极联络北方义军。宗泽前后二十多次上疏劝说宋高宗回东京，可是高宗和黄、汪等人没有信心抗战，而且担心义军的力量壮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因此，对金采取屈辱投降的政策。 宗泽的多次要求，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采纳，终于忧愤成疾而死。 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1129年初，金兵又分路南下，宋高宗等人仓皇渡江逃往杭州。十月，金将兀术领兵十万分两路渡河，长驱直下。宋高宗又从临安（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奔越州（浙江绍兴）、明州（浙江宁波）。 1130年初，高宗再从定海（浙江镇海）乘船逃往温州。金兵下海追赶三百多里，遇大风雨被南宋水师打败，才引兵遁去。大江南北许多繁华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金军南下的过程中，各地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金兵北退经过镇江及建康（江苏南京）东北的黄天荡时，受到宋将韩世忠水师的拦击。激战时，韩夫人梁氏亲自击鼓助威，相持四十八天，金兵才逃脱。抗金名将岳飞也率领一支军队，在建康附近多次给金兵以打击。在陕西的张浚部队也向金兵发动进攻，以减轻金兵对东南地区的压力。 金兵北退后，宋高宗才北返越州。1131年改元“绍兴”。1132年正月，南宋朝廷才在临安府安顿下来。1138年，南宋决定与金议和，正式下令定都临安。 1130年九月，金立南宋叛臣刘豫为“大齐”皇帝，统治河南、陕西之地，建都大名（河北大名），后迁开封。 § 社会发展 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 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 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宋瓷 制瓷业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矿冶业的发达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要地位。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造船业的进步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造纸供应流程图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丝织业 纺织水平的提高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 社会经济 经济发展 宋元通宝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引进占城稻后，亲自推广占城稻，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种植，这是中国历史上水稻的一次大规模引种。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大规模引浊放淤、改良农田，全国兴修水利10793处，溉田360多万亩。长江下游出现稻麦一年二熟制，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农具也有很大改进，出现了拔秧工具——秧马。发现石灰、硫黄、钟乳粉等矿物可以作为农田肥料施用。油菜已成为江南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秦观作《蚕书》，是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蚕业著作。 北宋全盛时，麻布产量比盛唐时代增加二倍。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两浙、川蜀地区成为丝织业中心。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幅度提高。北宋已大量开采石炭（煤），用于冶金和民间日用燃料。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 北宋工商业发达，北宋中后期出现了总计五十个户口在10万户以上的大城市。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川陕四路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内河航运和造船也极其发达。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北宋对外贸易也盛况空前。在四川出现最早的茶马互市。在海上，北自登州、密州，南到泉州、广州，总共开放了十二个官方对外通商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从泉州广州等港口出发的船只，远达非洲的埃及和当时的东非诸国，将宋国瓷器和丝绸等工业产品出口到西洋，换回香料、药材、以及象牙宝石等奢侈品。海上交通业的发达，也拉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沈括写道：“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塌以备游幸。” 商业繁荣 城市和市镇的兴旺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交子 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商税和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 社会文化 理学发展 “二程”哲学 北宋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即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他们在少年时代同受业于周敦颐，是北宋理学家的代表人物。 二程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 第二，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把君、臣、父、子这些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全部归结为“天理”的体现； 第三，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气是从属于理的； 第四，“一物须有一理”。这是说每一物都由理产生，每一物也都体现了完全的理。这样的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提出这样一个总括天地万物的理，其要害在于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质世界，把自然界道德化。他们把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都说成是“天理”，从这一论点出发，他们提出了“灭私欲，则天理明”的命题。为了保存“天理”，程颐还竭力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妇女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毒害极大。 史学发展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自1066年（治平三年）开始编纂，至1084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19年。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时期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在编纂这部书的过程中，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为主要助手。他们吸取纪传体的优点，避免编年史的弊病，每遇重大历史事件，不再分见于多处，因此它赋予编年史体以新的生命力，对后来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通鉴》取材丰富，考证详密，修书时根据的材料，除正史外，杂史多至322种，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史料的真实性胜过许多正史。司马光写该书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历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对于文化等方面则较少记载。 类书 北宋人编纂的类书，重要的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号称四大部书。 文学艺术 书画家 祥龙石图 北宋初年，在宫廷中建立翰林图画院，征召大批画家到画院供职，为宫廷服务。宋徽宗时，画院发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马远、夏珪等人，都是闻名于史的画家。李唐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著青绿，他的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山水画家的影响很大。 宋徽宗虽是一个昏庸的亡国之君，但酷爱书画，是第一流的书画家。他在绘画方面无所不能，而以花鸟画最为上乘。他画的《柳鸦芦雁图》和《芙蓉锦鸡图》，都是精炼的笔墨，达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北宋中期的李公麟，初以画马得名，后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画宗教画和人物故事画方面，而尤以后者最为杰出。他是北宋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南北宋之际的风俗画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画描写了开封汴河沿岸店铺林立、市民往来的热闹场面，反映了宋代商业、运输以及阶级关系的某些侧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南宋一代的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科学技术 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对科技史来讲，唐朝不如宋朝有意义。宋朝也着实是中国历史上科技进步最快的时代，所谓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都诞生于宋朝。不过，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宋朝的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的演进。庆历年间，布衣毕升在 宋代科技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成本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了推广。不久就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指南针的系统应用也是在宋朝，特别是用于航海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2]。指南针的使用方法在当时据记载有四种：一是水浮法，即将指南针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将指南针放到针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将指南针放在碗边上指示方向；四是缕悬法，既将指南针用线腾空指示方向。后来第一种方法演化成水罗盘，第二种演化为旱罗盘，而第三、四种由于精密度低而被淘汰。火药发明于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制作火箭、火球等。后来又出现了带爆炸性的霹雳炮。南宋时期更出现了铁火炮、突火枪、火铳等新式武器。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广泛使用在对蒙战争中。《武经总要》是仁宗时期官方编修的一部详细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绍与火药的配制方法。后来在蒙古西征时，火药又被传到西方。 活字印刷术 自唐后期以来，雕版印刷术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又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个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指南针的广泛应用 在北宋，指南针的使用已很普遍，当时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人造磁铁的磁性比天然磁体要稳定得多。同时，在指南针的装置上也有很大的改进，即将磁针穿在灯芯草上浮于水面和放在指甲上、放在碗沿上、悬在丝线上。著名科学家沈括还发现磁针所指方向正南稍偏东的现象。这是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为了克服远渡重洋的困难，保证航船安全，不但造船技术有显著的改进和提高，而且至迟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中。 火药及火器的应用 在宋代，随着采矿、冶金等部门手工业的发展和抗击辽、夏、金战争的频繁，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时，在汴京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宋仁宗时，由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以硫磺、焰硝（硝酸钾）、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质按一定比例和操作程序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程序的记载。 北宋时，利用火药制造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的，随后爆炸性的火器也大量地制造和应用。到了南宋，更发明了管状火器，如1132年（绍兴二年）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守德安（湖北安陆）时创造了火枪，把火药装在竹筒内点火喷射，这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1259年（开庆元年），宋军和蒙古军在淮河一线作战，寿春府（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一种叫“突火枪”的火器，在竹筒内放置火药后再安上子窠，用火药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子窠类似子弹性质，用石子、铁块等制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后来把竹筒改为铁管或铜管。 天文学及数学成就杨辉三角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前人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 杨辉三角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详细说明书──《新仪象法要》，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反映出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 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在著作《数书九章》中，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当时叫做“大衍求一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解法的人。 传统数学在宋朝取得了很大成就与进步，贾宪、秦九韶和杨辉都是出众的数学家。著名的成果有“杨辉三角形”等，数学著作则有《数书九章》和《杨辉算法》。 沈括与《梦溪笔谈》 北宋时期，产生了著名科学家沈括（1032年～1096年）。沈括，字存中，北宋杭州钱塘人。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著作多已失传，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他晚年所写的名著《梦溪笔谈》三十卷。 在《笔谈》中，作者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沈括的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监期间，曾破格选拔平民出身的天文历算家卫朴到司天监任职，主持编修《奉元历》，以365.24358日为一回归年，虽比今天实测的365.2422日稍大些，但比当时通行的历法要精密得多。同时，他还提出了彻底改革旧历法的主张：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不管月亮圆缺，只管时令节气；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间，不置闰月。这种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 沈括的成就，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历史评价 宋代元宵节 北宋王朝的开创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战争而和平过度取得政权的幸运儿。正因为没有战乱动荡，所以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持续发展，使北宋开国初几十年出现了国富民丰的大好局面。因此，在统治集团的灵魂深处总感到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他们一方面提倡节俭“以备边费”，准备打仗；另一方面却沉湎于繁荣兴旺的盛世温床上大享太平清福，过着骄奢淫逸的日子。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大力提倡清廉俭约，使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荒淫奢靡之风得到扭转。可惜的是这位“点检作天子”的皇帝在清廉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做得很不彻底，甚至有点两面派的味道。赵匡胤为了防止王公贵胄功臣宿将夺取他的权力，曾多次在群臣面前说：“你们要多择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万世之业；多置歌儿舞女，厚自嘻乐，以终天年。”这就等于公开告诉下属群臣：你们尽情地享乐吧，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你们不会夺取我的皇权。属下心知肚明：皇帝让我们享乐，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从此以后，北宋的君臣上下就在这种俭约与享乐的矛盾状态下挣扎着，后来越来越滑向大肆享乐的旋涡而不能自拔，一发而不可收拾。 到宋真宗以后，奢靡之风大开。宋真宗极端奢侈腐化，他特别迷信道教，下令全国大修宫观寺院，几年时间竟修了三万多座十分豪华的寺院，耗尽了人力物力。他为了“天书封禅”泰山，再次动用全国人力物力，在全国大肆搜集珍奇异宝，仅礼仪司王钦若一人就进献了三万八千多株灵芝草。 北宋的“积贫”始于宋真宗的奢华，在宋仁宗、宋神宗和宋哲宗近百年间大肆蔓延。到宋徽宗时期几乎蔓延到朝廷上下各个角落。宋徽宗是一个风流放荡的天子，治国安邦无能，贪图享乐却极尽能事。为了满足他那极度膨胀的皇权欲，他下令专门成立了一个应奉局，组成了一个专门班子，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南方各地大规模地搜集奇石花树，用特制的大船编队水运至宫中供其享乐观赏。天下出现了官员及投机钻营之徒争献花石邀功请赏的奇特景象。为了获得更多的宝物，佞臣与官军费尽心思，只要发现宝物就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更不惜花费多少人力物力特快运送到京师。皇帝如此，大小官员纷纷效仿，建造园林，装点花石，极尽享乐挥霍达二十年之久，腐败昏庸到了极点。 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长年累月持续下去，使北宋由富强而“积贫”。而这种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贫，国家收入再多，也难填奢侈浪费的无底洞。奢靡之风的形成，成为一种巨大的潜流，严重阻碍破坏着社会的发展，使北宋的财政由充盈到不平衡，最后产生了严重的亏空危机，民不聊生，军备废弛。奢靡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着广大官吏，贪污腐化、卖官买官、挥霍浪费横行，丧失了民心，终于导致了北宋由富强到“积贫积弱”，以至于灭亡。 § 帝王列表 宋太祖——赵匡胤 宋徽宗 历朝历代的政变事件屡见不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便是由后周禁军最高统帅赵匡胤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政变。赵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不仅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治国有方。宋朝的经济和文化之所以能够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与赵匡胤的治国之道有密切的关系。历史证明，赵匡胤是一位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他对待权臣刚柔并济，怀柔安抚，很好的解决了天下统一后的军权问题。 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宗（939年—997年）赵炅，汉族，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改名炅。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12岁，比秦王赵廷美大8岁。22岁时，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曾参与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太祖驾崩，38岁的赵光义登基为帝，是为太宗，在位共21年(976～997)，59岁去世，是宋朝的第二个皇帝。 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968-1022）997年即位，在位25年 真宗赵恒是太宗第三子，“性好学”，前期颇勤于政事。公元1004年，真宗签定“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国进贡，澶渊之盟后的100多年里，宋辽之间维持着和平局面，另外，宋辽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宋真宗时，经济迅速发展，发行“交子”，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1010-1063）1022年即位，在位41年。原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仁宗即位是才12岁，由皇太后垂帘听政，1033年亲政，仁宗任用范仲淹等贤臣，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虽改革失败，但同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随后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是当时的偶像皇帝。仁宗死于1063年，举国哀悼，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英宗——赵曙 宋英宗赵曙（1063－1067）汉族，原名宗实，后改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任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宝。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 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赵顼（1068-1085）1067年即位，在位18年。英宗长子，1067年即位。1069年起用王安石变法，新法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一定效果，但在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下，于神宗死后废除。神宗在位时，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通史。 宋哲宗——赵煦 宋哲宗（1076年—1082年）赵煦，汉族，宋神宗第六子。谥号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佑八年三月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太后去世后，亲政。在位十五年(1085～1100)，建元元佑、绍圣、元符。元符三年卒，年二十五。庙号哲宗，葬永泰陵。事见《宋史》卷一七、一八《哲宗纪》。 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1082～1135）名赵佶，汉族，号宣和主人、教主道君皇帝、道君太上皇帝,谥号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画家，书法家。宋神宗十一子，哲宗弟。生母宋神宗钦慈皇后陈氏。哲宗病死，太后立他为帝，宋朝第八位皇帝（1100～1125年在位），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擅长楷、草书及山水、人物、花鸟、墨竹。擅长婉约词，创“瘦金体”。 宋钦宗——赵桓 宋朝钦宗赵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1100）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宋钦宗即位后“声技音乐，一无所好”，颇有振作之意。杀或贬蔡京，童贯等奸臣。任用李纲抗金。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于五国城，享年57岁，葬于永献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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