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武汉市第三中学 |
| 释义 | § 学校简介 武汉市第三中学 武汉三中创建于1905年，初名汉阳府晴川书院，抗战胜利后更名湖北省汉阳高中（简称阳高），1953年定名为武汉市第三中学，现为湖北省示范高中，湖北省文明单位。05年11月6日，省、市、区近百名领导参加我校百年华诞庆典活动，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程贻举、教育部科技司司长张酉水、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开、湖北省副省长韩宏树、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副厅长黄俭、武汉市政协主席刘善壁、市委副书记殷增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善腊、市人大副主任胡国璋、市教育工委市教育局领导罗国轩、谭仁杰、靳雁、谢世腰、汉阳区委书记刘传铁、区长李诗伟等。湖北省副省长辜胜阻、省政协副主席王少阶、武汉市市长李宪生等领导及国家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江汉大学等发来贺电。百年华诞庆典活动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武汉三中又进入一个崭新发展时期。 学校有综合教学大楼、教学行政楼、科技实验楼、学术报告厅、学生公寓、食堂以及图书馆、体育馆、学术大会堂、塑胶运动场、篮排球场等，办学硬件完善，设施现代，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开办了省级科学与人文实验班，培养既有科学素质又有人文素养的优秀人才。三中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办的英语特色班，对提高学生语言及交际能力卓有成效。三中长期与美国匹兹堡市斯威克利学校的合作与交流，对三中的开放办学和外语师资建设正发挥着良好作用。武汉三中四新分校坚持“以德立校”，始终不渝以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三中精神教育学生，促进了学风建设。学生在各类联考中成绩提升的状态受到有关方面的称赞，文科艺术班、外语班（与华科大联办）等办学特色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名师荟萃。现有任课教师193人，其中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人、武汉市十大名师1人、特级教师5人、省管专家1人、市管专家8人、市区学科带头人42人、优秀青年教师44人、研究生学历教师35人、高级教师102人，有40余名教师（干部）受到国家、省、市级表彰奖励。有50余名教师参加了全国、省、市教学竞赛，成绩斐然。学生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成绩优异，教学科研成果不断涌现，高考升学率逐年攀升，综合办学实力位居武汉市前列。 学校有很强的教学实力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培养了1984年全国高考理科状元何立强、1992年高考湖北省外语类第二名（武汉市第一名）陈小凌、1994年高考湖北省理科总分第二名（武汉市第一名）范一、武汉市理科总分第四名李永茂等。近几年高考成绩更是令人瞩目，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3年600分以上12人，位居武汉市第六，其中詹纯、丁璇在全市理科、文科中分别排名第八，是当年武汉市文、理科都有学生进入前十名的三所学校之一，上清华北大4人；2004年600分以上86人，位居武汉市第六，考取清华、北大3人，本科升学率98.3%,位居全市第三，其中文科本科升学率为98.28%，位居全市第一；2005年640分以上5人，位居全市第四，考取清华北大4人；2006年，600分以上70人，位居全市第四，其中熊莺626分，位居全市文科第三，考取清华、北大4人，重本率45.7%，位居全市第五。 三中是全国学联常委学校，学生会主席刘涛曾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并合影。近三年，学校在学生中发展党员21名，400多名学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获省、市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员称号者达100多人。 锐意改革抓机遇，勇于创新求发展。目前全校师生在市、区政府和教育局的领导和关心下，正在为创建质量一流、特色鲜明的湖北省五十强学校而努力奋斗。 § 教学设施 § 教学成果 98-2002年，在武汉三中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中，学校共收集论文182篇，形成了《武汉三中教师论文集》四册。其中有14篇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56篇获省、市一、二、三等奖。教师著书说立说几十本，如《最新学生实用成语词典》、《创新作文训练序列》、《成长的足迹》、《谈诗朗诵艺术》、《教坛探微》等。近几年，在学校承担的19项国家、省、市、区级科研课题中，有一大批课题已结题或取者阶段性成果。如《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对高中学生进行“三观”教育的思考》成果收入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中等学校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对策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武汉市下达“九·五”重点课题《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对策研究》通过结题评审，其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物理组承担了市级重点课题《中学理科课堂教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被列为省级课题，学科教学模式探索成果丰富，形成了《主体性教学模式集》。“十·五”期间学校共承担了课题14个，其中国家级重点课题3个，省、市重点课题6个。课题内容丰富，有德育、课堂教学改革、学生知识创新品质培养、校本课程开发、美术、体育等。学校97年被授予“武汉市教育科研实验基地”荣誉称号并挂牌，2000年成为武汉市教育科研五十强单位，2002年被授予省级教改名校荣誉。武汉市第三中学 § 学校荣誉 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 § 名师风采 名校长——杨吉方 武汉三中校长、党委书记兼武汉三初中校长。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教师，武汉市优秀校长，武汉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市管专家，汉阳区拔尖人才。 名师——夏述焕 中共党员，6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市学科带头人、武汉三中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市物理学会理事，汉阳区物理教研会理事长。 名师——范建国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武汉三中高级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武汉市学科带头人、武汉市数学教研会理事、汉阳区教育学会副会长、汉阳区数学教研会会长，享受市政府专项津贴。 名师——张德琼 中共党员，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武汉三中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市管专家，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女职工、省优秀党员、市“三八”红旗手标兵、江城十佳女性等称号。 名师——周正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武汉三中高级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武汉市中学学科带头人，曾被评为汉阳区双文明建设标兵、汉阳区优秀党员标兵、汉阳区职业道德十佳标兵。 名师——王建军 1967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民盟盟员、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三中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武汉市市管专家、市学科带头人。担任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联合会理事、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理事。多次受到湖北省政协、省教育厅、省人事厅表彰。 名师——肖少斌 中共党员，现年37岁，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2002年武汉大学凝聚物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参加了全国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班学习。现为武汉三中高级教师，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市中学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市学科带头人，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市优秀党员”、“市师德建设先进教师”、“武汉地区第四届优秀青年”、“市优秀青年教师”。在第三届全国中学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中获一等奖。 § 三中历史 书院时期的武汉三中 汉阳历史悠久，历为郡府治所，山川秀丽，水陆通畅，商贾云集，文风称盛。武汉三中就置根于这片古城，从书院时期开始，历三百载；自近代学堂计算，已是百年。 一、书院时期 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图》图内清晰可见晴川书院 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汉阳府建晴川书院，院址初在汉阳城南纪门内。1742年（乾隆七年）取义学废址，扩充修建。1799年（嘉庆四年），郡守刘斌用赈济余款购置张姓民宅改建书院，晴川书院遂迁址至试院西（今武汉三中校址），“晴川书院”为刘斌亲手所书。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汉阳，书院毁于兵火，1865年（同治四年），郡守钟谦钧率僚属集资重建。此时书院与地处凤栖山麓的凤山书院共有生员百人。书院仿效白鹿等名院的训导制度，治学严谨，赏罚严明，学子举试多得功名。 我省著名学者王葆心（1868—1944）曾任晴川书院院长（即“山长”）。王葆心，字季芗，一字晦堂，自幼勤奋，曾在两湖书院修业五年，1894年夺取优贡，学冠诸生，蜚声江汉。在任晴川书院院长之后，1903年以第三名考取举人，赴礼部任职，兼京师书报局总纂及京师优级学堂教习。民国后曾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通志馆馆长等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晴川书院是颇具规模的。据汉阳知县裘行怒《改建晴川书院》载：书院“栋宇南面辟崇门，入门为院落，地可五弓。延北为二门，门以内院宽半亩。再北为讲堂，宏敞轩豁，势极堂皇。东西列长案，为诸生应课设也。由堂而北为穿堂，再入为南楼，复有小院，缭以廊房。再北为二堂，山长设讲席。再为三堂，再为庖，隔为后院。又于讲堂后，由穿堂之西折西南有小屋，小楹中设神龛，作匡床式阶，植双桂如盖……其以晴川名者，本崔颢诗也。”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演变，西方文化侵入，国势倾危。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废科举，兴学堂，以教育强国。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制定近代教育体制，汉阳各书院纷纷改制为新式学堂。晴川书院改制为“汉阳中学前堂”，与凤山书院改制的“汉阳中学后堂”共有男生300余人。学堂学制初订四年，后改为五年，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开设课程。但刚从封建书院脱胎而出的近代学堂仍有许多封建的教学内容，课程中谈经论道的课时比重还很大，当然也新设置了算学、历史、地理、外语、体操、图画、手工等课程。 1904年，在汉阳中学前堂内先后设汉阳府中学堂和汉阳府师范学堂，至此晴川书院完成了向新式学堂的演变，书院延续了近200年。其后，近代学堂向现代化中学的演变，又经历了百年之久。我们所言百年三中，是指学堂出现后的历程，若更深远渊源论，当为三百年。 民国时期至抗战复员前的武汉三中 1912年（民国元年），官立中学改省辖。省将汉阳府中学堂更名为晴川中学，学校实施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业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开设了修身、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等课程，学制为四年，首任校长为著名书法家、学者宗彝。 宗彝（1875—1935），汉阳人，年青时为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先后毕业于武昌两湖书院及贵州法政学堂。光绪末年，在贵州任抚署文案，学务处坐办和余庆知县。1912年任晴川中学校长，次年任黎元洪副总统秘书。1921年代理湖北省政务厅长，次年代理湖北省教育厅长。其书法古朴遒劲，非常有名气，今武汉关钟楼上“江汉关”三字以及武当山天柱峰上“一柱擎天”摩崖大字，为其手迹。 宗彝之后，先后有黄梅、胡柏年、孙锦章担任晴川中学校长。 晴川中学是由学堂到学校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办学才有了教育宗旨、学制及课程计划等较为规范的管理。这应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晴川中学培养了不少杰出学生，其中就有革命烈士殷崇周。 殷崇周（1902—1930），汉阳人，16岁进入晴川中学读书。“五四”运动时，是汉阳城区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他与中共川阳临时县委取得联系重新组建了汉阳永安、奓山等地的党组织。1930年初，他任中共川阳临时县委委员兼汉阳区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和苏区扩建工作。1930年7月，边区革命武装开赴洪湖，组织决定他留下坚持斗争，后不幸被捕，在蔡甸惨遭杀害。解放后，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23年，省库增加经费，调整学校，晴川中学易名为湖北省立第五中学。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次年春，省国民革命政府改组全省中等学校，建立综合制中学（即既含普通国民教育，又含职业教育的中等学校）。湖北省立五中与省立工业中学校、商业中学校合并改名为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分为高、初中部，其中高中部分为三个分校，商科两分校分别设于武昌、汉口，工科分校（原省立工业中学校）设在汉阳杨家河针钉厂，省立二中的初中部即原省立五中。省立二中建成不久即又分开，其汉阳工科分校及初中部合并又易名为湖北省立三中，校长是周子文。 北伐战争失败后，国民政府废止综合中学。1928年省立三中高中部改为省立汉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初中部改为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当年省十二中有初中六个班，三年毕业，校址在现在武汉三中校址东侧。 湖北省立十二中有一大片操场，其大小有近两个足球场那么大，这是汉阳城区唯一的运动场。除学校使用外，整个汉阳地区民众的大型活动都在此开展。春节、元宵等节日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常，汉阳人民亲切称呼“十二中操场”。解放初期，“五一”、“十一”庆祝活动，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大型音乐会《黄河大合唱》，1953年3月的斯大林元帅逝世悼念大会都在此举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斗争中，十二中操场都是全区各界民众大型集会场所，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王任重等同志也曾到此出席群众集会。汉阳人民一直沿用着“十二中操场”的称呼，尽管省立十二中在抗战开始前即更名，但“十二中”及“十二中操场”都深深印入汉阳人民的记忆中，作为他们的一段社会生活回忆，并影响着整整一代汉阳人。 著名的革命家张执一，是省立十二中的学生。 张执一（1911—1983），汉阳人，原名锦唐。1926年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28年在省立十二中读书，并在此接上组织关系，转为共产党员。1932年组织武汉左翼青年联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经组织营救出狱。后在上海参加学运和工运，在鲁迅先生追悼会上，他为先生扶灵。 1939年，张执一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1年他任新四军五师第一纵队政委。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工委书记，建国初任武汉市副市长、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南政法委员会主任，1953年创办了中南民族学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执一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党组书记。 1936年学制改革，省立十二中改名为“湖北省立汉阳中学”，校长为“北大”派系的项贡川（湖北汉川人）。 1938年日寇侵占武汉前夕，湖北省立汉阳中学并入湖北省联合中学，西迁宣恩，陈诚任省联合中学校长。1939年春，省联合中学800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抵御外辱，保卫家园，其中汉阳中学的学生即占百名之众，后来“战死沙场而成为无名英雄者，不知凡几”，这是汉阳中学的光荣。 “省阳高”时期的武汉三中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省教育厅为救济武汉收复区失学青年，考虑到原省立汉阳中学因素，经省政府同意后，决定开办湖北省立汉阳临时中学，由省政府指派教育厅主任秘书樊树芬先生为校长。省立汉阳临时中学同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有高中、初中共12个班，男女生合班上课。 1946年7月，省教育厅将汉阳临时中学更名为“湖北省立汉阳高级中学”，简称“省阳高”。省阳高为男校，全省招生，原汉阳临时中学的女生转入省立女子中学，但仍附设有初中部。到1949年，有初、高中共计十五个班，办学规模在当时是比较大的。 省阳高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整片的校园，校舍是两排陈旧的平房，礼堂与饭堂合用，吃用是井水。食宿、上课分散在好几个地方，雨天踏着泥泞的土路，夜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学生宿舍里臭虫成堆，蚊子抓把。 但是“省阳高”是武汉三中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辉煌的阶段，它在老一辈人心中，在全省甚至海内外都有很高的声誉。 省阳高有明确的教育思想，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非常前卫的。校长樊树芬是当时湖北省教育界权威人士“十人团”的成员，1938年曾任湖北省宜昌一中校长，1942年任国立十六中校长。樊校长亲笔题写的校训“诚敬勤朴”悬挂于校门正上方，他题书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闪射着思想与哲理的光辉。省阳高校歌的歌词“……增进科学智能，充实建国力量，诚敬勤朴，校训皇皇，笃仪力行，自立自强。发扬民族精神，永垂万世无疆”更是充满育人的力量。 省阳高的教师多毕业于名校，治学严谨。当时开设的诸多课程中，规定主科一门不及格要补考，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如1948年高中第4届，高一时3个班近150人，到高二只剩下甲、乙两班，各门功课均及格者进甲班，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者进乙班。到高三毕业时，年级只剩下37人。上课时老师充分展示学问和智慧，下课后师生融融，相互鼓励。在薪俸微薄、物价飞涨，啼饥号寒的情况下，师生努力，能严格完成教学计划。正因为如此，省阳高为初生的人民共和国准备了大批有用之才。 省阳高师生中涌动着进步思想。有的教师不惧怕国民党特务，公开抨击蒋家王朝；有的教师利用课堂，宣传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形势；有的教师、学生就是地下党、团成员（如教师酆长安、周任源，学生胡学乾等），他们利用教师、学生身份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引导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教师中的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成员也积极支持学生运动。进步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为口号组织学生运动，教唱进步歌曲。1947年武大“六·一惨案”发生后，省阳高学生愤起声援，派出百余名学生代表渡江到武大，因受到校方阻挠，其余学生还在校内进行了游行抗议活动。1948年伪县长杨干的胞弟杨××腰挎手枪在校园横行霸道，阳高学生奋不顾身，围攻县衙，打击其嚣张气焰。 1948年春，汉阳高中学运负责人胡学乾与同学陈实，最早投奔到襄南解放区，随后他们受命潜回武汉，动员了范青、吴克秀、张家遂，辜学海、罗谦慎、简志民、陈帮海、辜学甫等大批学生进入解放区。地下党组织还介绍了李光宇、李中核等一批进步学生通过潜江、监利等地到达解放区。当时在武汉地区的中学中，省阳高学生投奔解放区人数最多，他们先后有50多人进入革命学府“襄南公学”和“襄南军政干校”，由此培养了一大批建国初期的地方党政干部。 1948年秋，阳高学生组织自治会，为争夺领导权，进步学生与由国民党青年军复员读书的一帮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进步学生代表徐近明当选为自治会负责人，后汉阳地区学联成立，徐担任学联办事处主任。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企图将阳高校产裹挟南逃，阳高学生在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进步社”的领导、组织下，坚决开展了护校保产斗争，学生徐近明、曾本邦、陈树东、刘丙申、蔡庶华、杨祥驹等50余人，在教师郑志云的带领下，手持木棒，日夜守卫在校门及其他重要部位，郑志云老师还持有一支手枪。他们集体吃在学校，睡在两间教室内的地铺上。5月12日凌晨二时，有人从学校大门缝中塞进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护校队立即复制，广为散发。5月17日，奉命解放汉阳的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尚在进军途中，由于国民党部队败兵的骚扰破坏，汉阳城区秩序一度混乱，生灵涂炭。省阳高教师杨春亭赶到汉口，经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一八师政委李伯秋接洽，引导一个连队的解放军指战员从集稼嘴坐木船突进汉阳，揭开了解放汉阳的序幕。 5月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派出以魏克（原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黎智的夫人）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完成省阳高向人民政府的移交，宣布校长樊树芬及全体教职员工均留用，并着手复课。军管小组很快废除了学校的训导制度，废止了“公民党义”、军训、童子军等课程，稳定了正常教学秩序。7月初学校正常放暑假，军管会又派出由肖震、张晓陆、徐铮组成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连同武大的学生数人，在阳高办起“青年学园”，组织学生学文化、学政治、开展建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教育。地下党员黄怀智、进步民主人士张植安被派往省阳高，8月宣布省阳高由湖北省教育厅直接领导。 6月26日，武汉市学联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开幕，大会通过《关于当前学运任务的决议》，省阳高学生徐近明为市学联代表。 7月，接受意大利津贴的硚口孤儿院，因外藉修道士紧闭门窗喷洒滴滴涕灭蚊，致使200名婴儿死亡，省阳高学生组织前往抗议示威。阳高学生还参加了声援文德女子中学学生与教会学校当局的斗争。 8月，省阳高、省武昌高中、市一中、二中组织初中毕业班升学联考，考试成绩公布于汉口水塔，省阳高初中部毕业生王作述、张国华、李久等名列前茅，阳高的录取率高于其他学校。 8月30日，青委工作组在“青年学园”骨干学生中直接发展团员，首批批准8人，其中有肖沛霖、陈树东、徐近明、杨骏唐、杨新才、刘作均等，他们全都是阳高学生。9月，阳高成立团支部，这是解放后汉阳地区学校中的第一个团支部，肖沛霖任书记，陈树东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10月，团支部又发展了孙明汉、杨祥驹等11名团员，到寒假前，团支部陆续发展了五批，团员分布在从初二到高三各年级，人数达百人以上。年底，阳高团组织的规模扩大为总支，肖沛霖任书记，陈树东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1949年9月，共产党组织在校内公开，当时学校中党员仅一人，即黄怀智。 1949年11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少年儿童先锋队（少先队）的决定，校团总支在初一年级低龄学生中发展少先队员，成立少先队大队部，选派团员骨干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并决定由团总支少儿委员负责工作，李先广等人曾是最早的少儿委员、总辅导员。 “湖北省立汉阳中学”时期的武汉三中 1949年9月10日，省教育厅公布新设学校、保留学校以及各校校长人选。“湖北省立汉阳高级中学”更名为“湖北省立汉阳中学”，校长由张植安先生担任，副校长为黄怀智。 张植安先生，武昌尤庙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笃信陶行之教育思想。抗战期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义务办学，半耕半读，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设语、数、理、化等现代课程，方圆百十里闻名、有口皆碑。担任省立汉阳中学校长后，仍践行行之先生思想。学校操场（即汉阳人称呼的十二中操场）周围有大片荒地，先生分配给每位学生约十平方米种植蔬莱。先生提倡师生民主，当时由教师组成的“老马”篮球队与学生对垒比赛。先生生活简朴，夏季布衫，冬日棉袍，夫人在老家务农，假日乘舟渡江，步行回家。先生身先士卒，无论寒冬酷暑，每日带领学生晨练跑步，常年不辍。先生思想进步，热爱新中国，在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他写道：少年少年，人类春天，要救人类，培养少年。植安先生后调华中师范学院任教。 怀智先生是解放后学校的第一位党员校级领导，他具有高度的统战意识、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尊重和扶持党外正校长，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作用，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创与发展鞠躬尽瘁，在师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1950年初，团青年工作委员会续办“青年学园”，组织学生在汉阳油厂、五丰米厂等工厂和郊区农村七里庙、快活岭等地宣传土地改革，学生们组织多个小剧组，自编自排活报剧，并且运用打腰鼓、扭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晚上就在农舍打稻草地铺。在新中国建设急需资金的时候，汉阳中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推销建设公债。应该说，这是三中校史上最早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1950年4月，武阳地区（含武昌、汉阳）省属学校举行运动会，郑志云老师主持排练了300余人的大型团体操《一定要解放台湾》，表演很成功，受到省厅表扬。 1950年底，全国掀起抗美援朝斗争风暴，全校师生停课去龟山捶石头修建汉口机场，为志愿军部队炒米准备干粮。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省立汉阳中学的学生踊跃参军参干。第一批，由团总支推荐、向区委有关部门输送了洪裕松、张中荣、宗秋云（女）三人；第二批通过团区委向团市委推荐了杜新民、杨世简、肖沛霖、杨骏唐、蔡庶华等6人。为改造旧的警察机器，补充革命新生力量，建设人民公安队伍，由团总支副书记严泽贤、组织委员林正明以及唐敦立、袁仁堪、刘丙申、胡德松等一批进步同学组成第三批力量参警，充实到武汉市公安机关。到年底又有孙明德、王体润、王凝芳、刘培祥、杜忠恒等一批学生进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或院校。按照旧意识，当兵、当警察都是社会底层人所为，作为当时的社会骄子的阳高学生，为革命义无反顾参军参警，应该说是一种革命的牺牲精神，一种以革命的需要为自己的志向的好传统。从1950年秋到1951年春，我校学生参军参干人数达150人以上。学校为这些学生披红戴花，群众夹道欢送，盛况空前，形成建国后一次新的爱国主义热潮。最后，毕业年级两个班只剩下18人留校学习，省厅将留校学生调整到省立武昌高中，这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宋一平同志的秘书赵维汉。 1951年6月，中南教育部转发中央教育部《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暑假，学校组织教师开展批判活动。这实际上是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信号。 8月，学校党组织吸收刘锦华老师为中共党员，这是教师中第一个被发展的党员。 为了培养新生共和国急需的各类人才，1951年秋到1952年春，汉阳中学的初三年级相当部分学生被安排不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直接分配到各类师范学校，（后来还有不少学生分配到医职、纺织、邮电等中专），这种组织的安排与同学个人上大学干一番事业的理想相矛盾、相冲突，有些人一时思想不通。刘作均、焦义元等17名青年团员带头报名，表示服从分配去师范，团区委也即时派宣传部长肖震、学生部长肖沛霖作工作，大家解开了思想疙瘩，决心发扬参军参干精神，听从党的召唤，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1952年初，这些同学愉快告别母校，开始新的学习。 1952年6月，武阳地区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汉阳中学教职员全部集中到武昌实验中学。这次运动的要求是：肃清“三敌”思想，即帝国主义（恐美崇美）思想，封建主义（剥削）思想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樊树芬先生曾在千人大会上谈自己思想斗争的认识和体会。运动最后阶段开展了忠诚老实活动，每位教职员详细交待自己个人历史、家庭出身等情况，学生代表就教师平时的思想、工作作风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历时80余天，到9月初才告结束。 由于国家急需人才，许多同学提前参加了工作，我校52届到高中毕业时剩下人数已不多，但高考成绩不错。王启章、王作述分别考入清华、北大，刘善群、王钦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王文超考入北航，陈贻芬留学前苏联。 1952年9月，徐善同老师调我校工作。徐善同老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堪称一代名师，是武汉市教育界知名人物。同时期的张植安、黄宽锐（后调入华中师院）、陈星垣（后调武汉师院任数学系主任）、刘先玫（后调武汉师院任历史系主任）、陈德琳（后调武汉师院任体育系主任）、王志章（后调武汉师院任化学系主任）、靳宏斌（后调武汉师院）、熊贵林（后调武汉教育学院任教授）、鲍芝轩（后调省实验）、赵孝恭（文革前中学一级教师，高级知识分子）、聂栋亮（武汉中数界几何奇人）、谢珈航（留美生，研究经济学，抗战期间曾任湖北某县县长）、王希白、王楚林、张金光、周任源、胡石民、张国魂、刘华懋、王舜阶、黄忍刚、汪世玉、郑俊华、万文海、廖杏轩、刘伯翼、刘锦华、胡树先、冯家乐、郑志云、李希仁、梅先霖……形成了十分厚实的名师群体。我校的教师队伍有做贤人型教师、做学人型教师、做哲人型教师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在浓郁的学校文化和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它牢牢地植根于一代代三中教师的意识之中，成为与其他学校人相区别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 11月，“武汉市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制定了《1952年学生冬季体育锻炼标准》，汉阳中学掀起体育锻炼热潮。郑志云老师热心组织学生开展各类运动竞赛，尤其是篮球运动。郑老师曾是解放前上海一著名足球队的核心队员，曾参加湖北队与其他省队比赛，1952年他离开汉阳中学调任中南体院足球队教练。汉阳中学的男篮与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汉星”、“红白红”篮球队以及武汉中学联队对抗，胜多负少。男篮队员方永桃、段正澄是小球迷们追逐的明星。到后来，1955届、56届的王栋家、陈杨茂等人也是赫赫战将，以他们为核心的“小海军”、“健群”、“X+Y=0”等篮球队都是很有实力的。1956年秋，中南地区男、女篮球队作客三中作示范交流，三中男篮由1.7米以下队员组队与中南女队比赛，我校获胜。50年代，三中的篮球是一项特色，汉阳工人文化宫、汉阳灯光球场经常安排三中与许多工厂球队比赛，可以说那时是我校篮球运动的一个鼎盛时期。 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汉阳地区社会发展，省教育厅将新华中学合并入省立汉阳中学。新华中学由教会学校文德女中与私立辅仁中学在1951年元月合并组成，文德女中原址在现在的西大街市32中，辅仁中学原址在汉阳东正街49号，合并后的新华中学设在原文德校址处。 文德女中是英国天主教会在抗战胜利后开办的，辅仁中学是黄冈人杨子民1947年借英国“中华基督教会汉口分会”名义开办，经费靠学生杂费及少量捐募，教会并无分文补助。解放后两校均被人民政府接管。 省立汉阳中学与新华中学合并后仍称“省立汉阳中学”，是一所初、高中具备的完中，高中部设于新华中学原址（即西大街市32中校址处）。 195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汉阳中学先在与校门平行的东西方向上各建一排红瓦红砖平房，东、西各建4个和6个教室，接着在1953年5月又在校门内西南方向建起两栋两层楼的教学楼，有20个教室，当时甚是宽敞明亮，这些教室一直使用到2000年。原省阳高时期的教室，作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用。建设告一段落之后，学校加强了教学秩序的管理，注意克服运动和活动冲击教学的现象，并组织教师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 从1951年到1953年，团市委响应团中央号召发起一场“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强调实行一条与旧教育不同的教育路线，重视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都十分重视实验课，学生自己动手做生物标本（我校现存的一架人体骨骼标本就是52届的学生张国华等从凤凰山坟丛中收集制作的），做肥皂，做雪花膏、用偶氮染料染棉纱等，学生去工厂或参加种植蔬菜等劳动。因为活动效果好，团市委学校部派出一个工作组来校总结，肖沛霖还应邀到一些学校作经验介绍报告。 由于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撤销，武汉市改为省辖市，汉阳中学由省管变为市管。1953年8月，省立汉阳中学更名为武汉市第三中学，副校长由郑俊华、余正名、陈星垣担任，校长暂缺。1955年，市三中将高中部由新华中学原址迁回三槐岭。 其实，在本校更名之前便另有一所“武汉三中”，它是1951年由武汉市教育局接管的私立江夏中学改组的，该校校址在汉口花楼街洪益巷九十八号，1953年因火灾停办，并将学生全部转入武汉市一中，其校名空留。汉阳中学由省管改市管后，校长室多次派杨祥驹到市里争取，得此校名，从此开始了武汉三中五十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历史。 “文革”前的武汉三中 1954年元月，刘锦华任三中与市二十三中联合党支部书记。她对学生既严格又充满爱心，是一位有中华文化传统和良好人文素质的党的基层书记。 三中学生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1954年春夏之交，54、55两届初中毕业班有180余人被送入江西南昌第一工业学校（南昌航空大学前身）学习，这占当时初中毕业人数的一半以上。后来他们被分配到贵州、西安、哈尔滨等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的骨干技术力量。 1954年夏季，武汉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江汉关水位最高达29.73米。三中校园因地势较高，部分建筑未浸入洪水，学校停课腾出教室并在操场上搭棚供灾民居住。中青年男教工组成了抗洪突击队，昼夜24小时随时听候调遣抢险。学校的具体任务是在武圣路对岸的汉阳渡口筑堤并防守，取土的地点远在龟山脚下，工具简陋，道路泥泞，挑着满箢箕的泥土中途不能停歇。洪水上涨迅猛，任务艰巨、危险。但教工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水涨堤高，人在堤在，和全市人民一道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直到10月，全校才复课。 当时的中学全力推行的是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由上级贯彻下来让教师们学习的是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学校遵照中央教育部的决定，初中停授外语，高中一年级没有像以往那样开设英语而是改学俄语，师资准备不足。许多优秀的英语教师改授俄语和其他学科，反而失去专长，外语教学质量有所降低。 1954年下半年，三中建起一块东西向的200米环形运动场，是削平三槐岭的一部分，取土填平东边低凹处整平而成，工程量较大。它的建成、使用结束了近三十年“十二中操场”的历史。到1955年，中共汉阳区委、区政府将建筑在三中东边的办公楼、礼堂、食堂、澡堂等设施移交三中使用，三中校舍又一次得到扩大，同时三中放弃了分散在三处的学生宿舍，初步实现了集中管理。 1955年上半年，学校开展了“反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学校个别教师因家中保存有所谓“胡风分子”的集体照片而受到追查和批判。接着，1955年7月，学校开展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运动触及到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以及所谓“胡风分子”。上级批准组成了以苗洁沛为组长，陈星垣、周俊等为成员的肃反工作“五人小组”，全体教职工集中在校食宿。运动采取“学习文件、小组议论、检举揭发、个人交待”的方式进行，对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拾余名教职工转入重点审查。经过一个学期的“内查外调”，对每一被审查对象作出历史结论后，运动才告结束。 1955年6月，武汉市第32中组建成立，为支援新校，我校初二年级6个班、初三年级3个班整体划归32中，张举思、谭端侯等老师也随调支援新校，这部分师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三中校园。 这一年，高中毕业年级仅一个班，58人。班主任是刘锦华，任课教师配备有力。原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潘梓年之子潘擎柏也在该班。学生参加升学考试成绩不错，张远鹏考入清华大学，郭世萍考入哈军工，刘春义、杨骥堂、陈德慧考上北航，颜培生、潘擎柏为留苏预备生，学生朱淑桃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解放后最早被发展的学生共产党员。 1956年8月，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研究党对知识分子工作以及如何领导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我校教师欢欣鼓舞，他们纷纷订立个人“红专”规划，很多教师提出个人在三、五年内取得博士学位，很有一股“学术大跃进”的味道。同年，李希仁当选为汉阳区第二届人大代表，谢珈航担任区政协委员，周俊被评为“武汉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6年10月，全市进行工资改革，三中教师工资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徐善同、赵孝恭被评为中学二级教师（当时全市无一级教师）。谢珈航、陈凤珍、梅先霖等一批教师评为中学三级，这是对他们教学水平的充分肯定。 1957年初，中共武汉市委抽调机关干部充实中小学领导队伍，邓光植由市委组织部调入三中，担任党总支书记。这是一位有工作魄力，会做群众工作，又有政策水平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在三中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位值得书写的人。 1957年6月，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各级领导反复动员，要求教职员积极投身到“帮助党的整风运动”中去。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运动采取“四大”方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时间，各种意见小会提，大会放，大字报贴满了校园。 民主党派“民盟”三中支部召开了支部会议，在参与“鸣放”方面带了头。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对学校领导和党员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也有些对“肃反”方面的意见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 “鸣放”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学校发动了对“右派言论”的反击，某些教职工受到冲击。化学教师万文海自杀身亡。接着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并被扩大化。根据鸣放的内容、参照个人历史、家庭出身，有十一人被批判、斗争，最后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被清理出教育工作岗位。1962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陆续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重新走上讲坛或其他工作岗位。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我国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9月，一个以全民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猛掀起，力争当年要完成炼钢1080万吨。学校全面停课，师生夜以继日战斗在土高炉前。三中与区文化馆联合，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邓光植任政委，文化馆长孙积福任大队长，周俊任副大队长。在凤凰山（汉阳剧场后）土法上马建起了1、2、3号高炉，20余座“鄂英炉”以及数量众多的钳锅炉。三座高炉的炉长分别是李兆仁、李希仁、许成隆，其中2号高炉被誉为长寿炉。当时还真炼出百余吨铁（其中比较合格的仅十余吨）。师生们用铁水铸出“七一向党献礼”几个大字。11月15日共青团武汉市委召开“武汉市钢铁战线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市委书记李尔重出席并讲话，我校李兆仁（教师）、陈昌彦、李水生（学生）受到表彰，《一个不避艰险、坚韧顽强的钢铁战士——记市三中团总支书记李兆仁同志的先进事迹》被收入会议专辑。 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鼓动下，学校组织人员攻关“电子计算机”，徐善同负责技术，李希仁负责采购电子材料，高中学生平祖贵、柳家瑞、区迈生参加了研制工作，经过几个月努力，耗资3仟余元，造出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并能出现某种图象，谈到这一成果，有人戏称“三千元加李希仁”。 同年9月，学校响应中央“全民武装，大办民兵师”的号召，组建了“武汉三中民兵团”，团长是常务副校长胡云程，政委是党总支书记邓光植，学生按营、连、排编制，蓝芝善、胡庆荪等党员教师任营长、教导员、指导员。学生进行军事训练，配备部分民兵枪械。为应对台湾海峡形势和解放台湾作准备，学校布置每个教学班选派10余人，集中到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军训。在炎热的天气里，学生们完成了多项军事训练项目：步枪拆装、火炮操作、防化演习、实弹射击、野外演练等，身体素质和军事技术都有一定提高。武汉三中民兵团当时在汉阳地区确实是赫赫有名。 年底，学校根据“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教学安排中固定了劳动教育要求，规定每个班级每年劳动一个月。为此学校办起“武汉三中电器厂”，生产整流器等电器，由校勤工俭学办公室负责，周彭为厂长。配有车床、冲床和学校自制设备（学校自制的简易车床、钻床曾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宫展览过）。低年级学生参加釸钢车间和线圈车间劳动，高年级学生则在成品车间。同时学校还建立了校外劳动教育基地，较大的一处是汉阳造纸厂仓库，各地水运来的原料——芦苇需在此转运，背芦苇往往是一个年级甚至全校集中劳动的内容。 1958年应给我们带来许多冷静的思考，包括讲真话，按客观规律办事，包括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包括学校要真正做到“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这一年，学校党组织在上半年发展了学生党员刘直民，下半年发展了高二学生刘佑俊。 1959年，根据上级“逐级提拔，解决师资”的决定，王志章等老师被抽调到高等院校任教（在更早的时间，黄宽锐、陈星垣、张植安、刘先玫、陈德琳等老师已调高校任教），同时由小学抽调彭鄂生、陈远培等老师到我校初中部。5月，根据分级管理的精神，我校行政隶属关系明确归于市教育局。 这一年，我校高中毕业年级高考录取率在省内名列前茅。邓汉华（归侨生）、王凯岚等2人考入清华大学，杨礼斌、钟其君等2人考入北京大学，彭友贵、李忠源、伊汉华、童秀芳、夏远椒等一批同学考入中国科大，刘直民、刘佑俊、肖国忠等批准为留苏预备生。 秋季，市委召开全市普教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号召教师贯彻“精讲多练”精神，研究和落实“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根据会议精神，后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目的是要求干部提高对“三面红旗”的认识，端正态度，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批判各种所谓的“右倾思想情绪”。我校邓光植、周俊受到一定冲击。 从1959年夏季起，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加上一些人为因素，到1960年初，严重的后果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显露出来。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教材不能按时发放，学校遵照上级指示，实行“劳逸结合”，缩短学生在校时间，降低教学要求，减少或不布置课余作业，压缩集体活动，这对初中及高中非毕业年级教学和管理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学校设法改善教师和部分在校食宿的学生的伙食，在流芳嘴，老关等地开办农场，种植蔬菜，搞“瓜菜代（粮食）”，生物老师也指导学生培养“小球藻”等人工蛋白食物，开展生产自救。 学生德育工作一个成功的实践是推行学生的自主管理。从1959年初起，高中各班不设班主任，一个年级只有一位由教师担任的年级主任，学生管理全部由班委会、团支部负责，高中班级派出学生作为相应初中班级的辅导员，这种管理方式一直坚持到1962年。在这种管理下，学生自主开展的活动，活跃、丰富、针对性强，学生干部得到了锻炼，工作有亲和力和号召力。 1960年农历正月初八，我校高三年级4个班200余人奉命参加修筑汉丹铁路工程，历时近40天。学生们挤在一座旧庙宇内，在潮湿的地上铺上稻草作床。开始时每天伙食只有菜苔一种蔬菜，到后来菜苔也没了就咽咸菜。工地离庙宇约1小时路程，每天出工不见天日，收工返回已是夜幕沉沉。任务是筑一段路基，取土在百米开外，劳动强度很大。学生们以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精神与热情。年级主任因病未来工地，劳动组织、纪律管理、生活安排均由学生干部负责。一月余没出现违纪现象，各项安排井井有条。对于学校管理来说，这种状况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美妙境界。 学校文艺、体育活动活跃。学生们排练话剧《林海雪原》并在汉阳工人文化宫演出，这恐怕是早期的群众性的“革命样版戏”活动，比“文革”中那么些“无产阶级文艺先驱”们还要早。高三学生柳绍良代表武汉市参加第一届省运会，5000米长跑成绩为16分27秒8，破省纪录，同时获1500米第二名，被认定为国家二级运动员。这年9月，他刚进同济医科大学又打破10000米长跑省记录，被《长江日报》报道。同年高三学生傅怀丹的男子跳远，高二学生朱杰豪的男子800米都进入全市前六。同时由肖秀仕老师主持的群众性的体操运动也开展得蓬蓬勃勃。 1960年3月，武汉市明确“湖北省县以上重点中学”有十七所，其中包括武汉三中。初夏，根据市里安排，我校数学教师吴志仁到嘉鱼县支援当地学校，同时教务处周俊主任下放到该县劳动锻炼，这恐怕是我校最早的支援农村薄弱学校行动。 高三年级师生于艰苦中努力搞好教学，秋季高考又传捷报。刘恩龙、陈振豪考入清华大学，蓝从庆考入北京大学，程福臻、李新华被中国科大录取，聂定成、李裕镒、曾昭平等选拔留苏（到前苏联留学），一大批同学进入全国著名大学，仅考入北京重点大学就有17人。赵光道同学被发展入党。 1961年夏，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市委布置了“精简人员，压缩城市人口”工作，我校青年教师徐梦祥、张良杰、鲁蔼华、李平、万文等调往其他部门或其他学校，张华岑因病回四川原籍。这些教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少人在后来的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 为关心中小学骨干教师的身体健康，市教育局请示市委书记处，将部分教师列为生活照顾对象。我校赵孝恭、徐善同、张寿龄老师被列入武汉市知识分子万人照顾名单，他们每月在粮食定量、食油、食糖等物质上均有一定优待。数量虽少，但在物质极端困难的时期，真是“艰难见深情”。 从1956年起，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密切，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武汉三中的学生与苏联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许多城市的中学生广结朋友，鸿雁传书，互赠小礼物，互相祝福，共同向往幸福的明天，这也是五十年代三中的一道令人陶醉的风景，但到了1961年“中苏论战”后，民间通讯越来越困难，以至最后完全断绝，但是，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却把这段纯真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我校工作、学习的归侨教师、归侨学生能与广大师生一道克服困难。他们很少甚至没有得到境外亲人的物质援助，依然坚持着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其中归侨教师有谭德钧、唐赐、程万里、许成隆、郑奇敏等。从1956年起，三中开始接受归侨学生，这些侨生来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最先来校的有徐剑雄、欧阳桂英、邓汉华、魏长生、李萍、吴金荣、刘富昆、林鸿禧、杨明光、苏官养、陈菊云等。1959年到1960年两年间，全校华侨学生多达30余人。有的一个班级就有两、三人，有的姊妹三、四人都在三中（如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邓汉华姊妹，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陈道强姊妹），可见拳拳爱国心！1961年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三中再没有接纳归侨学生。 1961年高三学生206人，高考比较严格地执行了阶级路线，尚有刘必元同学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部，夏葵生等十几位同学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军事院校。范家彭、叶忠明、刘喜民、任国成等十几位同学赴新疆建设兵团。 1962年春，由于贯彻了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形势逐渐好转，社会经济生活有所恢复，抓紧学校教学工作势在必行。学校组织教职工学习中央“中教50条”，重视教研组建设，鼓励中青年教师搞好专业学习，认真、扎实安排教学活动，特别是狠抓了“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那时校内公开课、研究课接连不断，教师之间经常相互听课，学校还出版油印刊物《教与学》，反映教学动态，提供教学经验交流的平台，十多名年轻教师与老教师还结成师徒对。同时恢复了班主任制度，加强了班级建设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从而使教学质量朝好的方向发展，为1963届高考取得良好成绩打下了基础。 为了巩固国防，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1962年夏天，我校高二学生王玉训、韦贤才、单廷敏、严家炎、胡祥仁等30余人报名参军，提前离校。他们被分配到南方各省并参加过援越抗美斗争，大部分人在“文革”初期复员，也有少数人继续留在部队，其中严家炎曾任江西某军分区司令员。 秋季，武汉市对高中学校进行调整，精简全市高中学校。汉阳地区仅存三中、二十三中高中部。全区中考招生仅6个班，其中三中4个，班额每班45人左右，招生人数锐减。 在全区中学生“纪念一二·九大会”上，三中的《长征组歌》以形式丰富（朗诵、合唱、对唱、独唱等）、阵容强大（大型乐队、歌咏队）征服了全体观众，博得了一致的称赞。 年底，根据市教育局部署，学校对1958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的教师进行甄别平反，原则是“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我校侯承德等人得到甄别。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校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各班纷纷办出黑板报，举办诗歌朗诵会，编演文艺节目，组织“学雷锋小组”，做好人好事。为了把广大同学的热情引导到学习上来，校学生会、团委号召大家学习雷锋“钉子精神”，为祖国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 受北京市1962年数学竞赛的影响，1963年4月，武汉市举行高中学生数学竞赛，这是全市范围第一次的高中数学竞赛，高三学生朱赋鎏获武汉市第6名，张国霞（女）获第17名，孙仁济等一批同学也表现出良好的学科实力。这鼓舞了数学教研组的教师，他们纷纷举办数学讲座，一时形成校园盛景。 9月，高考落幕，彭其玉、夏安邦考入清华大学，孙仁济录取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虞天虎、姜胜、刘厚华等20余名同学踊跃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分两批启程，一批是1963年11月，一批是1964年初。 10月，根据新学年教学计划中列入的“参加农业劳动”的要求，学校组织高一年级6个班赴武昌沙湖省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基地。师生们睡地铺，吃在生产队食堂，收割庄稼，采摘水生蔬菜茭白，平整土地等，为期一月。 1964年，面上“四清”运动开始，市教育局抽调我校杨策、李兰生、周俊等参加四清工作队进驻武昌地区学校，抽调蔡德清等新分配的教师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校暂不列入开展“四清”运动学校，但上级要求学校工作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革命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教学质量。为使学生了解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10月，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赴孝感县肖港公社参加劳动。学生分散到贫下中农家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劳动之余请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学生们听后认真写认识、心得并座谈，回校后各班还办了板报。肖港公社劳动历时一月，中途适逢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师生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振奋异常。 1964届高三年级在离校前，不少同学总在想一个问题：为母校留下什么纪念？5月1日，他们主动不休息，将校门以内70.8米长的主干道修成了煤渣路（此前是一条土路），并命名为“64—51”路。 1964年高考，归侨学生陈道强录入清华大学。这在高考录取强调阶级成分的年代，即使是成绩优异也是不容易的，这是体现“有成份，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中央文艺团体和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我校师生很受教育鼓舞。大家以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一定要自己排演《东方红》。杨策校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对革命历史歌曲深爱不移，在他的推动下，学校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给予了有力支持。许瑶卿老师负责联排（导演）、乐队、合唱，彭瑞儒、康彧幼老师朗诵，陈远培、关正华老师负责舞蹈（肖秀仕老师分工舞蹈中的武术部分），张一清老师负责道具、舞台及后勤，整个演出活动动用了近八百名师生，其中合唱就有三、四百人。经过两、三个月准备，于1965年初公演。先后在校内、汉阳区工人文化宫、汉阳油脂化学厂各演出一场。同时当时的高三年级还排演了话剧《年轻的一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活动，表现了三中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深切热爱，是三中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艺盛事，至今仍为三中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1965年5月，根据抗美援越斗争的需要，为培养军队外语人才和机要人员，高三学生刘和华、杨继业、彭联庚、余常义被选送到军队院校学习。 8月，高三学生乐正友被清华大学录取。高三（1）班团支委龙代华被武汉师范学院（即今湖北大学）数学系录取后，自愿放弃学习机会，报名赴新疆参加戍边建设，受到市、区团组织的高度赞扬。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三中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对我们国家还是人民，这都是一场严重的，全面的灾难。在这十年浩劫之中，三中也随着社会的大风浪，掀起过阵阵微澜。 1966年上半年，三中看似平静，教学如常进行，初中、高中毕业年级都在准备升学考试。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后，教师们预感到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五月底，初三年级四个班便草草停课了。 骤变发生在六月，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火药味骤浓，三中校园气氛紧张起来。6月9日上午，因王活飞、康彧幼、黄翠珍老师吃早点时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引发了三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当晚王活飞老师的房门上、蚊帐上，身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戴上了高帽子。教师夏家保等人紧接着受到大字报浪潮的冲击。运动来得太迅猛，全校当日瘫痪了。在很短时间内，全校办出王活飞、夏家保、黄慎昌、余化龙等十多人的大字报“专馆”。中共汉阳区委很快派出以区长张效臣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三中。6月中旬，武汉大学“揪出”了李达、何定华、朱劭天等组成的“三家村”，工作组命校团委书记朱荣舫带200余名师生到武大声援、参观，参观后，三中的大字报运动便更旺地燎原起来。市委派出以陈贻新为组长的工作组，3天后，朱荣舫以“走资派”等罪名被揪斗。6月20日，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学生江天照任组长，杨礼斌任副组长，副校长杨秀春、教师蔡必胜是成员。下设专案组，专案组成员有杨秀春、王培灵。6月下旬，校内红卫兵组织成立，最初阶段，红卫兵对“封、资、修”的“革命行动”，表现在剪长辫子、撕直版裤这些“生活方式”上，到八月发展成对社会生活、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冲击。人们称之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冲入庙宇，查抄成分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家庭财产，砸毁有“封、资、修”图案的瓷器、家具、建筑，没收、焚烧“散发剥削阶级思想毒素”的书籍及艺术品，教师张寿龄、侯承德等十多人被强迫挂上“牛鬼蛇神”的黑牌子，……红卫兵决心“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7月,校园内还贴出一份教师左派、中派、右派的划类名单。 非毕业年级期末考试被取消，中考、高考被取消。8月2日贺世燕、张玲等28位初、高中毕业生报名赴新疆参加边疆建设。 8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等来武汉“点火”，接着“首都红卫兵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我校，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北京革命形势。会上，朱荣舫被“血泪控诉”迫害学生，并被称作“朱霸天”，朱荣舫、王活飞、夏家保、孙庆祥、杨祥驹等人被“揪出来”戴上高帽令其跪在又高又窄的桌子上。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称作“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责令贴学校院墙根罚站，一时愁云惨雾弥漫在三中。 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教师被分成三个大组进行学习，有红卫兵冲入会场令出身不好的教师跪着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的老师“态度不好”挨了“革命”的拳头。9月底，全校往洪山区尤庙公社劳动，陈凤珍、朱荣舫、瞿云从、刘思明等拾多名“牛鬼蛇神”被分配到各班接受革命学生的监督，受到很大的折磨。回校后，这十多人被编成劳改队，劳动之余，令他们学唱似歌非歌，似泣非泣的“牛鬼蛇神嚎歌”。 8月中旬，高年级红卫兵开始外出“革命大串连”，三中红卫兵组织派出代表刘福臣参加了8月18日毛主席的接见，回校后组成了“红卫兵8·18兵团”。此段时间三中曾改名为“八·一八中学”。 9月，“武汉大中学校红卫兵”成立，“革命大串连”在全校全面铺开，有的徒步到长沙，到韶山，到井岗山，到北京。刚进校的初一新生也强烈要求，学校文革小组决定由杨礼斌（学生）、王耀文负责并有苏圣佑、杨振珊、肖秀仕等教师带领初一年级6个班共300余人，沿“郑州——上海——杭州”一线集体串连。10月以后，全校教师纷纷外出，不少教师赶上了毛主席第八次（11月26日）也即是最后一次对红卫兵及革命群众的接见，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大家激动得忘情高呼，热泪横流。 学校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到处是红彤彤的语录牌。学生、教师胸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宝书，开会之前、讲课之前、体育训练之前，甚至吃饭、睡觉之前都要“请示汇报”，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组织学生、教师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到了可笑的地步。 10月底，“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成立，我校有部分红卫兵打起了“钢二司红岩战斗队”旗号，原红卫兵中的另一部分则打起“平型关战斗队”旗号。这是两个当时“观点”对立的学生组织。教师中一部分人则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教工”和“铁臂摇战斗队”，有一部分教师表示“跟随党委闹革命”，他们没有什么旗号，实际上还是有一定“观点”的一派群众。 “红岩战斗队”是具有“造反”观点的学生组织。11月，他们印发了大量宣传册《论“怀疑一切”》，反映了当时红卫兵运动中的一种思潮，为“造反有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制造舆论。12月，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开始对“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市领导人展开批斗，并借此扩大自己组织的社会影响，“红岩战斗队”在学校大操场组织了对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批斗，有汉阳区区长张效臣陪斗。在这段时间，市委主要领导辛甫、邓垦也都曾被迫来三中向“造反派”红卫兵表态。 到年底，教师、学生中不同观点的两个派别已经形成，但不论哪派群众，都认为自己在投入一场庄严而伟大的革命，都担负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神圣责任，都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掌握得很正确。 1967年元月，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2月初，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就“当前形势”发表了“二·八声明”，引起了“大香花”、“大毒草”的大辩论。此前学校为“复课闹革命”所作的努力，终被这场大辩论无可挽回地冲垮，教学彻底瘫痪，出现了行政真空，无政府主义迅速蔓延。2月，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支左”，汉阳地区成立了以畅玉春为主任的“支左指挥部办公室”。6月初，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广播战升级，开始出现武斗…… 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二O事件”，此后，在“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一些群众组织冲击军队要地和军事机关，三中部分学生也曾到汉阳梅子山军库，武昌茶港等地抢枪。社会一时非常混乱。 8月，我校“文革”期间第一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主要成员有学生吴绪国、谢保安，干部杨策、杨秀春、周俊，教师王培灵等。 8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进驻我校，同时进驻的还有汉阳造纸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原群众组织被勒命停止活动，校革委会被停止行使权力。9月，北京取缔“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各地接着出现挖“五·一六”分子，武汉还要挖“北（北斗星学会）、决（所谓‘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扬（《扬子江评论》）”，三中个别学生和教师受到严厉审查。 1968年初，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原校党总支书记陈志新、校团委书记教导处副主任朱荣舫、教师徐善同、赵孝恭、肖雨、刘思明、瞿云从、张寿龄、骆寿延、李希仁等被关押在实验室，瞿云从被宣布为“逃亡地主”，并被遣送浠水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改造，妻疯子散，直至1978年，经落实政策回城。 1968年4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一个“三结合”的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文革”期间学校出现的第二个革委会，除工宣队代表外，还有杨策、周俊、蔡必胜、陈昌隆等人。到8月，军宣队主持组成第三个革委会，周俊退出，原副校长周琪进入，原区商业局干部金开炼调入担任主任。 5月，三中师生100余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乘船赴巴东县绿葱坡、野山关、天生桥三个区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他们带去的文艺节目中有《收租院》等。 12月15日，高中学生樊哲谋、张树嵩、谢虎等20余人第一批报名上山下乡并启程到农村“插队落户”；12月18日卢顺安、王双林、张启迪等30余人乘“江津”号轮船赴宜昌农村。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上下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1969年元月8日，三中学生800余人从大操场乘车到武汉关码头，乘东方红34号轮前往宜昌县小溪塔区的鄢家河公社、小溪塔公社和土门区的土门公社、罗家畈公社插队；雷祖家、冯长楚等一批同学还志愿到异常艰苦的长阳山区落户；更有数量不清的学生“投亲靠友”插队到全省各县甚至远至东北三省。学生中不少的初中生，女生，他们在乡下的生活和劳动都存在很多很大的困难，由此开始了这一代人的“蹉跎岁月”和刻骨铭心的磨难，更滋生了其他群体难以理解的“知青情结”。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这一段让千万当年的年青人感到悲怆的历史便结束了。 1969年3月，汉阳纸厂工宣队撤离三中，改由汉阳轧钢厂工宣队进驻，工宣队有杨文钦、唐治发、刘玉宏、李花子、王德珍、钱月英、万惠刚等师傅。工宣队继续领导“斗、批、改”，同时贯彻“五·七指示”帮助三中筹建校办工厂。首先办起的是“马达车间”，由物理教师王茂才负责，主要为汉轧厂的动力设备作维修，一年可赢利一、两万元。接下来是五金加工车间和红炉车间，逐渐添置了车床、冲床、发电机和一台2.5吨的武汉牌载货汽车。在王茂才之后，瞿云从、汪厚俊、张军等人先后在工厂负责。1970年上半年，工厂办起可控硅车间，由王培灵负责。到20世纪90年代，工厂越办越困难，1996年从外单位引进龚俊生，改办塑钢窗厂。1999年，工厂金属加工部分完全瘫痪，土地作为扩建综合教学楼，2002年塑钢窗厂也被撤销，这是后话。 1969年5月，上山下乡在宜昌的学生周福生因缺粮，涉水过河告借，山洪突发，溺死在鄢家河。 6月，学校推动“复课闹革命”，大大降低各科教学要求，教材内容力图与“阶级斗争和工农业生产实践”结合，如数学中丈量土地和谷堆体积，估算生猪重量，用复利公式算地主剥削账等等。物理、化学、生物被取消，代之以《工业基础》（以“三机一泵”为主要内容）、《农业基础》。但是，由于狠批了“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加之整个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混乱，教师政治地位低下，书很难教，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差，复课没有什么收效。 1970年元月，根据武汉市革委会《关于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的意见》，三中隶属关系由市管下放到汉阳区，进一步确定了工宣队在学校的占领作用和管理地位。这一年，学校工作的主线是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贯彻“五·七指示”。为此，学校办了一次“教育革命展览”。4月，学校在汉南银莲湖开办一所农场，占地约八十亩，最先参加开办的有周俊、陈志清、郑奇敏三位老师，后陆续有朱荣舫、蔡必胜、苏圣佑、欧毅、范建国、徐寿涛、杨策、叶文屏等人参加。农场土地后来扩大到近300亩，打了机井，修建了学生宿舍和食堂，购置了中型轮式拖拉机，1976年3月，农场整体移交当地。 按照学军要求，学校废除了年级、班级，改称连、排，全校学生编为八个连队，并配备了 一些木制训练用枪。连队负责人有老师也有学生，八个连队负责人是： 一连：连长张顶华（学生）、彭瑞儒，指导员周治良； 二连：连长陈渍红（学生）、蔡军，指导员胡庆荪； 三连：连长陈建刚（学生）、范建国，指导员欧光明； 四连：连长蔡正德，指导员陈昌隆； 五连：连长李德元（学生）、邬冬生，指导员刘钢（学生）、谢惇； 六连：连长王汉桥（学生）、肖秀仕，指导员韦明英； 七连：连长文忠平（学生）、韩德荣、指导员余化龙； 八连：连长郭承庸，指导员陈伟生。 三连、八连存在时间不长，很快就并入其他连队。 文艺宣传开展得很活跃，许瑶卿老师组建了“武汉三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百余人。宣传队排练并演出过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歌舞剧《收租院》，到农村慰问知青，到工厂、农村去宣传“世界革命”。曾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一次《收租院》剧组到汉阳造纸厂宣传后，接着赴汉南农村演出，因演得太逼真，饰收租狗腿子的陈志清老师竟被一位老农追打，他的头被掷过来的石子击破流血。这支宣传队培养出不少文艺人才，如青年歌唱家赵刚，胜利文工团的刘一平，武汉市文化局的张正汉，武汉市群艺馆的孙新建以及众多基层单位的文艺骨干。 根据江青的“两个估计”，作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行动，1970年4月到1972年5月，谢珈航（教务处副主任）、张寿龄被下放到宜昌县金竹公社，刘昌浩被下放到监利县尺八区，郑俊华、刘思明、范仲文、肖雨、袁光荣、陈光、何功惠、胡鲁莎、李祖辉、徐善同、廖杏轩、陈凤珍等十多人被下放到五峰县（叶开卷老师城市户口已被注销，只因病重，才免此一劫），那里是鄂西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对这些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来说犹如走向水火。 1971年5月，工宣队组织了一次全校军事“大拉练”，由校篮球队作尖刀班，学生们背着背包，冒着大雨，沿汉江大堤向荆沙方向前进，最终到达沔阳县八坛地区，再由老汉沙公路返回，行程四、五百里。 学校的教育活动在艰难进行。当时军训活动较多，学生的纪律性比较强，体育运动队训练很刻苦，培养了一批体育骨干，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训练方法。1971年12月26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74届学生李明祥以6秒8的成绩破全国少年60米记录。在恶劣的环境下，教师们艰难地支撑着教育教学活动。一次次教学瘫痪，一次次自发复课，三中教师的那种执着，那种忠诚，那种责任，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至今令人喟叹！ 1971年9月，全校师生赴汉阳县张湾公社劳动。正是这段时间，“9·13事件”发生了。 1972年，中学学制改为四年（初、高中各两年），教材要求进一步降低。本该在上一年毕业的71届高中学生，到72年才离校。分配有三个去向：下农村、去商业财贸战线，极少数学生进入其他学校学习。由于这批学生在校期间仍受到了当时环境下难得的教育，后来他们中的成功人士还不少。如汉商集团董事长张宪华、总经理麻建雄，中共江汉区委副书记陈剑华，汉阳区政协副主席李汉青，青年作家魏光焰等等。 1973年对中国教育来说是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7月出了“白卷英雄”、“反潮流勇士”张铁生。同一月，河南南阳发生了“马振扶事件”，全国各地出现揪斗教师、人人自危的局面。12月，北京又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国务院科教组通知各地组织学习，破除师道尊严。一时间，学校纪律说成是对革命学生的“修正主义桎梏”，正常批评说成是对革命学生的“资产阶级专政”，坚持复课说成“旧教育制度的复辟”。“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在校园泛滥，断断续续的复课又一次停了下来。 校园的寂静荒芜刺痛了忠实于人民教育的三中教师的良心，1974年初，他们顶着“批林批孔”、“反复旧、反倒退”的逆风，又奋不顾身地复课了。加重了文化课教学的份量，增加了上课时间，各排（即班级）之间还暗地开展质量竞赛，6月，连队（年级）还举行了数学统考。这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当时是多么的“反常”，需要何等的牺牲精神和勇气！这次复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很快被“纠正”下去。但1974年“修正主义教育的回潮”对不少学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同学回忆说，在三中读了两年的高中，但有用的就那一段时间！恢复高考后，除了老三届，进入大学人数较多，学有成就人数较多的，就是七四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学校育人的主渠道是课堂！ 这一年，五连学生刘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文革”发生后第一个被发展的学生党员。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夏天，学校兴起“开门办学”，而且按“全开全革命、半开半革命、不开不革命”来评价教师对教育革命的态度。学生分散到工厂、商店、农场、公社生产队。教室再次空荡荡，校内只剩少数体训队员活动。这一年有两件事令师生兴奋：一是学生鲁小红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全国中学生田径比赛中夺取女子100米冠军，参加备战第二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后因家庭原因未成行）；二是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活动中，“66—7.16艇”上毛主席巨幅画像以及“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大幅标语，出自我校许瑶卿老师之手，为三中争了光。 1975年9月，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办好教育，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身心疲惫的三中教师们又看到了希望。 10月，中国大地起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三中师生连日举行盛大游行，欢呼人民解放，欢呼国家新生。 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三中 1977年9月，邓小平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三中校园兴起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教师们指出，三中在十七年里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三中有一支德艺双馨、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师队伍，他们保持着做贤人型教师、做学人型教师、做哲人型教师的传统。继五十年代初的名师群体之后，一支新的名师队伍又形成起来。胡鲁莎，曾任《长江日报》编辑，一手好文章，一笔好字，加上一副好嗓子，《赞歌》唱得字正腔圆；方常新，中央大学经济学高材生，艰深的数学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王明毅，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懂好几门外语（调离三中后任中央司法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副总审律师，担任一系列中央国家机关法律顾问和中国驻联合国裁军大使法律顾问，曾在联合国讲坛上用英语为中国妇女计划生育权利辩护）；郑懋业，武汉大学优秀毕业生，能言善辩，学识广博；陈凤珍，博闻强志，历史观点新颖，经常到高校作历史讲座，学生们列队欢迎；许瑶卿，语文教得活，文章写得好，特别是艺术才能有口皆碑（后调离三中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处长，武汉电视台副台长，武汉杂技团副团长）；谢惇，北外高材生，参加马恩全集的编译；刘昌浩，1951年武大外文系毕业，他曾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思讨论《红楼梦》的翻译，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勃顿·华森讨论《史记》、《庄子》、《汉书》、《唐诗》等十余种经典著作的翻译，两位教授分别将这些著作的英译本寄给他，可见他的国学和英语底蕴；张寿龄，新四军队伍中的老知识分子，文章雄辩，讲课极具吸引力；还有杨祥驹（后调武汉市教研室任政治科主任）、唐柔明（后调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苏圣佑、肖秀仕、彭瑞儒、范建国、李德川、王培灵、夏述焕、邬冬生、张一清、韩德荣……，正是有了这些“星”，三中校园才星光灿烂。一位在著名大学担任学院领导的校友回忆说，在那样艰难的年代，我们有幸遇到那样一群好老师，使我们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得到丰富的精神营养，并引导了我们的一生。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要求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5月，廖杏轩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予以平反，这是三中解决右派问题的最后一位，这实际上是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的一项措施。因为在四清运动中，在“文革”初期，对三中教师队伍的评价是——三中教师队伍是“地富反坏右，巫尼僧盗娼”的藏污纳垢之地。10月，对部分教师进行了调资，这实际上是提高教师经济地位的一项措施。 7月，市委决定，三中为市属重点中学。为使教学秩序纳入正常轨道，8月，学校取消了红卫兵组织，管理结构也由连、排恢复到年级、班级。 1979年，上级指示三中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称革委会主任为校长，进一步明确三中归市教育局管理。校“革命委员会”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痕迹终于被雨打风吹去。体制的变化促进了质量，是年高考学生录取情况比上年好，学生雷震鸣考入北京大学。 经过“文革”重创，三中元气大损。振兴三中，再创辉煌成为三中人强烈的共同要求，在段旭初校长的带领下，从1980年起，三中又开始了艰难的启航工程。 以训成风是规范治校的当务之急，学校党总支、行政班子统一认识，提出“严、勤、礼、毅”四个字的校训，由老校长杨秀春题写在学校主干道当面的墙壁上，昭示规范。 四字校训有深刻内涵，严，严谨治学，严格要求，是以科学态度和认真精神管理好学校；勤，对干部要勤政，对教师工作要勤奋，对学生是要勤学；礼，是品德和修养的要求，是培养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毅，是意志品质，是恒与韧，是拼搏与进取。 配合校训的提出，学校还落实了四项措施，这包括：加强教改、教研；加强教学环节的检查落实；建立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展辅优补差；建立生源基地等等。 这些努力逐渐显示出良好效果：1980年、1981年两年高考省线率逐年上升，刘志宏同学考入清华大学。1983年高中由二年制改三年制，三中没有高中毕业生，但这一年何立强在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中获湖北赛区一等奖，武汉市物理竞赛第一名，三中并且取得市物理竞赛团体总分第一。1984年高考，何立强以总分630分获高考理科全国总分最高分，当年全国没有推荐保送生，各省市都统一使用中央试卷，评分标准一致，所以这个标高具有真正的“全国理科状元”的意义。同时三中在全面发展上也是很有成绩的，当时三中是整个汉阳唯一的体育合格学校，1982年在印度德里第九届亚运会上，三中选送到省队的学生张金玉，作为主力（指挥桨手）获四人单桨有舵手赛艇冠军，这是中国水上运动参加国际大赛的第一个冠军，同年七月他在意大利米兰第4届大学生运动会上又获1000米、2000米两项赛艇冠军。 1985年，三中被市政府授予“红旗单位”，为当年全市教育系统的唯一一所，三中明确为县处级单位，由总支升格为党委。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85年党委成立，三中党组织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全部进行了复查，改正了2人；对原划右派全部复查改正；“鸣放”后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的8人，经复查全部予以改正，恢复工作4人，已死亡的给予抚恤，为两位符合条件的老师办理了离休手续。 1985年10月，高三学生林毅在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中获湖北赛区一等奖，这通常被认为是极少数学校的专利，在三年间三中竟两次打破。林毅后被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试验班保送录取。这届学生参加高考，余斌被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李文敏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 1986年9月，学生柳芳被发展入党，三中在学生中培养党员形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先是80年代办起党章学习小组，后从1991年起在学生中坚持开办党校，定期举行党课。1992年学生张淑娴入党时，市教育工委在三中召开了现场会。从1992年到2004年发展速度加快，其间共发展学生党员33名。他们是张淑娴、刘维、刘欣、李昊、王云娟、周霓、余亮、金明、路曦、陈葭、白黎璠、李宇翔、罗惠利、金奇、张雪燕、邹庆、伊梦霖、李海波、朱琳瑜、林娴岚、王敏、詹纯、叶壮、韩茜、晏子律、张虎、江堃、王怿、张婷婷、汪晶、袁琳、陈莹、黄羽等。 1986年，三中毕业进入国家男子排球队的陆诚与其他队员一道，在韩国汉城第十届亚运会上夺得冠军，三中收到国家体育部门的报喜信。三中被评为市、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学校，双文明先进学校，先进党委；校团委被评为市级红旗团委。 1987年，三中被市教委、市体委命名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这是对三中长期以来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坚持素质教育的肯定。三中坚持专业训练与群体活动相结合，坚持每年两季运动会，坚持文化课学习和体育工作并重的要求，培养了许许多多既文化课成绩好，又具有体育特长的优秀人才，如李明祥、刘永东、汤建国、白文龙、张国战、张晴等等，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同年高考，沈智红以文科604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1988年，汪劲松同学获全国高中物理竞赛湖北赛区一等奖。1989年代铁军同学获全国高中数学竞赛湖北赛区一等奖，五年间，三中三次问鼎这国内中学数学最高奖项。89年5月，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三中获基层团体总分第一名，朱文忠同学以14秒3的成绩刷新男子甲组110米栏记录。 学校中的民盟、民进、民革、致公、九三等民主党派先后恢复了组织活动，党委一班人统战意识强，充分调动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学校建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作为基层党组织，在八十年代末就对民主政治建设有这样的认识确实表现了较高的政治水平。 1990年，范建国老师被评为湖北省特级教师，这是三中的第一位省特级教师。到2001年，夏述焕、张德琼、周正、王建军先后被批准为省特级教师。 1990年8月，校学生会主席刘涛代表三中学生会、武汉市学联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在395名代表投票中，三中以390票当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一届委员单位”，选票数居第二。刘涛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 10月，三中新的办公楼落成。省阳高以后，三中校舍的变化集中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长达35年间几乎没有变化。新办公楼的建成引发了新一轮学校建设：1992年新实验楼、阶梯教学厅、音乐阶梯教室投付使用；1995年体育馆建成；1996年教工宿舍楼竣工；2000年综合教学大楼落成，学校天文观测台、形体房、藏书馆、阅览室、多功能报告厅、电子阅览室、校园广播台、60余监控点的监控室全面开放；2001年300米环形塑胶运动场、学生食堂、全部装备空调的学生公寓启用；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经改造上了新档次，装备了高档次的语音教室。现在的三中已经看不到一点点改革开放前的痕迹了，但厚重的历史积淀，优良的学校文化在新的物质条件下仍然散发着百年老校醇厚的芳香，这就是三中的灵魂，是任何一个时期的三中学子心里永远不变的眷恋。 1990年，学生王星参加全国高中物理竞赛获湖北赛区一等奖，同年武汉市高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共10名，三中学生李勇军获第一名，叶龙超获第四名。 1991年，鉴于高考的竞争是以年级为战术梯队进行的，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工作，学校决定在高一年级试行年级组制，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年级。为突出数学学科对思维品质的培养作用和对其他学科的基础、工具作用，年级组坚决推行数学每周练，提高了全校的数学成绩。 这一年，张德琼老师被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学生崔劲松获湖北省少年信息竞赛第一名，全国青少年信息竞赛二等奖，学生蒋思军考入清华大学。 1992年，三中被命名为“湖北省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5月，学生徐红波以33.94米的成绩创女子乙组铁饼市中运会记录，三中获市中运会团体总分第二。同年高考，陈小凌获湖北省外语类总分第二名并考入北京大学，刘波、夏芳考入清华大学。 1993年8月，学生会主席金奇参加全国学联第二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接见。同年，学生范一获全国物理竞赛湖北赛区一等奖，学生刘维被清华大学录取。三中被命名为市德育先进学校。 1994年高考，三中成绩喜人。学生范一以688分成绩名列湖北省理科总分第二名（第一名是当阳县学生，该生高考语种是俄语，仅外语分数比范一的英语成绩高，而范一的其他学科考分又较之胜出）、武汉市理科第一名，李永茂以681分成绩列武汉市理科第四名。范一、周志强考入清华大学，李亮考入北京大学，三中高考录取省线率在全市名列前茅，高考分数超清华录取线的同学达十余人。 同年暑假，钱程等4位同学在北京不惧强暴勇斗结伙盗窃行凶的歹徒，英勇负伤，受到北京市综治委表彰。 这一年，三中被评为武汉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1995年5月，三中通过市级综合办学水平督导评估，被确定为对外开放学校。8月，第六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在武汉召开，女子排球赛场安排在我校。在市中运会上，学生张晴以16分19秒5的成绩创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记录，以16秒1的成绩创女子乙组100米栏记录。秋季，学生程铭保送清华大学。 1996年3月，三中通过省、市“普九达标”检查，不久再次评为市级文明单位。同年11月，国家督学朱定昌率队来三中检查工作。 1997届高三年级只有4个班，其德育工作很有成效。这个年级的德育工作有抓手，评价朴实具体，学生基本实现自主管理。他们还远赴洪湖瞿家湾建立了德育基地。毕业时，4个班全部被汉阳区和学校评为先进集体。在当年的高考中，在面上学校重点本科率较上年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其重本率反而上升，上省线160人（在籍生），其中大部分是重点本科。这一成绩受到武汉市教研室的肯定。 自1994年以来，三中的高考考点工作，连续获得省市嘉奖，历年被评为“六好考点”、“十佳考点”、“规范化考点”、“优秀考点”。1997年7月，武汉三中的高考考点工作，代表全省考点，接受国家教委的检查，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1998年，鉴于年级组制对于学科教研组建设，对于培养教师队伍新生力量有不足之处，学校决定推行年级组与教研组并存制，并将党支部建立在教研组上。年级组前沿办公，紧贴学生，班主任老师在年级组和教研组都有办公处，并合理分配时间，这项措施后来得到省督导室领导的充分肯定。 加强教研组建设是为了解决“名师”和“未来名师”问题，但在信息化迅猛发展，教育资源空前丰富的时代，“名师”、“大楼”和“特色”对一所名校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到1998年，省内各地区一些重点学校，市内各兄弟重点中学都先后完成了学校硬件建设，各校环境得到很大改观，三中感到明显落后了。1998年5月，三中党委作出了一个积极影响三中生存和发展的决定：举债，全面改造三中。可以说，没有这个决定，就不会有创建省示范的成功，不会有三中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不会有三中招生的好形势。这个决定的产生经历曲折，它应该载入三中的史册。 根据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初、高中分离，以利于高中集中精力办学”的意见，8月，三中初中部分作为独立办学主体分离出去，组建了“武汉市第三初级中学”，又名“武汉三中初中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吉方任校长。作为过渡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先在三中本部办学，4个班，193人。99年迁至原市37中校址。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办学显示出非常好的成效。三初中从2001年到2004年连续三年中考省级重点中学升学率名列全市第一，学生李思思2004年中考为武汉市中心城区总分第一名，为三中的发展和全区教育面貌的改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8年，武汉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战胜了特大洪水灾害，三中教职员工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状态参加抗洪斗争，在高位洪水的威胁面前，在雷雨交加的雷击区，三中教职员工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并被区政府评为抗洪先进单位。 1999年，三中在探索开放办学上走出了一步。为了辐射到新兴的武汉经济开发区，5月与经济开发区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派出副校长何兴楚兼任开发区二中校长。同时三中与美国匹兹堡市斯威克利学校结成友好学校。斯校校长首先来三中考察，9月，三中师生10人迈出国门到该校学习交流。师生们对美国的社会、学生的校园生活以及中美教育的差异有了初步了解。到2004年，两校师生共实现4次互访，并建立了经常的通讯联系。 1999年高考，以本科率为目标，三中的理科名列全市第十，文科全市第七，外语类第四，李晶同学以666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高二学生梁定梁以569分成绩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 2000年4月，三中新的综合教学楼落成，七层，9003平米。大楼是在汉商集团全力支持下建成的，从论证、设计、施工、监理，张宪华、麻建雄两位校友倾注了大量心血。大楼内各教室的监视系统（作为国家考试必备）、网络系统、音像系统一次到位，且三中是全市第一所所有教室、办公室、学生寝室都装备空调的学校。欧式建筑风格，先进的设施，使三中一跃进入全市办学硬件一流的学校行列。5月，三中挂牌成为“综合办学水平市级示范学校”。同时还被汉阳区命名为“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为了突现办学特色，学校提出践行“主体性教育思想”，即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校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自主地、全面地、生动活泼地发展。7月，三中成为全市第一家高考“清凉考场”，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辜胜阻在视察三中时兴奋地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多考出10分！” 8月，高考揭晓，三中的重点本科率达50%，本科率81%，位居全市第五。秦姗姗同学物理考出满分（150分）。秦姗姗、李昊被清华大学录取，李健考取北京大学。 在这一年，由校友彭奇玉联系，香港国际智慧工程学会发起“科技中华行动”，向我校捐赠计算机50台。 为了使旧有的操场扩建为300米环形塑胶运动场，2001年6月，学校拆除了旧礼堂。这座礼堂是1946年省阳高时期所建，大门上方的“礼堂”两字为樊树芬先生所书，礼堂及礼堂边的一眼老井，是武汉三中几十年风雨的见证，它们深深留在一代代三中学子的情思之中。谈到礼堂，还要感谢原武汉市副市长高顺龄先生，一度礼堂被校外单位占用，高市长多次督促归还，才使得礼堂最后能“香殒”在三中的怀抱中。 塑胶运动场竣工后，三中为创建省级示范学校而进行的硬件改造工程便基本完成。一座设施齐全、环境幽雅的现代化中学耸立在三槐岭上。 2001年8月，三中在金口解放军军械士官学校建立了校外德育基地。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每年秋季入学的新生都要到军营参加军训。学生吃住在部队，与战士们朝夕相处，这对学生学习革命传统，提高纪律性，磨练艰苦奋斗作风都有很大的作用。 这一年高考，三中的重点本科率为52%，本科率为83.8%，本科上线339人，卢望彬同学考入北京大学。卢望彬是一位没进过“重点班”，没参加过“培优”的学生，这样的结果确有些值得人思考的东西。 2002年初，三中开始进行校本课程开发，校本课程开发首先要注意发掘三中的传统文化，发挥学校的育人特色。三中有着诗歌教育、体育教育的传统，五、六十年代的体操竞技名振三镇，从五十年代初三中学生中就有了众多的诗社，小诗人们向往着“集体农庄+电气化+诗歌”的浪漫生活。改革开放后，汉阳地区的汽车城建设改造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人·车·生活”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高雅气质。所以三中首先推出了《诗朗诵艺术》、《形体》、《现代人与汽车》、《三个代表进课堂》等。《形体》课很受学生欢迎，后来发展为《高中女子形体训练和健美操》，成为一项省级课改成果（省一等奖）。《高中女子形体训练和健美操》是迄今省内唯一针对高中女生的专业校本体育教材，体现了城市重点中学的校园文化，注意到人的文化品味与教养要求，对学生优良气质的培养与完善有很好作用。在《诗朗诵艺术》后又完成了《与高中生谈诗创作》，此课程厚今薄古，谈的是新诗创作。从朗诵到创作，是由欣赏美到创造美，是发扬了三中的诗教传统。2002年4月10日，著名诗人曾卓逝世，4月16日，诗人们、作家们、政要们在鲜花和诗歌中追思这位品格高洁的“老水手”。作家董宏猷、周翼南等朗诵了曾老的《老水手之歌》，钢琴家黄怀郎运指，歌唱家赵莉莉唱起了曾老的佳作《悬崖边的树》，而唯一的一位中学生，武汉三中的黄晶晶朗诵起诗人的代表作《海的梦》——“我要当一名勇敢的水手，去征服很大很大的海洋……”，黄晶晶的朗诵深深撼动了在座的一位香港《文汇报》的女记者。到2004年，三中的校本课程开发又有了很大进展，《诗词鉴赏的写作》、《如何进行研究性阅读》、《创新作文训练序列（高中）》等二十多种课程陆续被开发，对全校的课程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2年秋，一位语言、听力严重障碍的学生刘轶被我校录取。刘轶幼时因服药失语失聪，这种学生即使在一般高中学习都有困难，在教学要求高，教学过程快的重点中学更是难上加难，一般情况是只能录入特殊教育学校。三中作为一所人文底蕴厚重的学校，应该突出办学的人本思想，应该尽力帮助困难者像正常人那样享受正常的学习和社会生活，像正常人那样有尊严，有自信，而不是看着他们孤独地到另一种环境中去。（2003年4月25日，上海电视台《目击者》栏目以《神奇少女》为题讲述了刘轶的故事）。三中录取刘轶的意义在于宣示教育的人本性，宣示三中的人文精神。其实三中一直在这么做，1996年录取了患重症肌无力的黄亮，黄亮自强不息，1999年高考以文科580余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并获得王世杰奖学金。2003年以423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现正在攻博。2001年三中录取了另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刘昕，她行动靠人背，2004年她以顽强意志考入中国地质大学财会专业。 9月，汉阳区委、政府召开首届“三名（名校长、名教师、名学校）工程命名大会”，三中被命名为汉阳区名学校，校长杨吉方被命名为汉阳区名校长。范建国、夏述焕、张德琼、周正、王建军、肖少斌等六名教师被命名为汉阳区名教师。至此，在全校130余名任课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市第二届十大名师1人，省特级教师5人，市管专家8人，市、区学科带头人22人，市区优秀青年教师25人，研究生26人，高级教师72人。 三中教师队伍不仅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而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作为集体课题，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共完成全国、省、市重点科研课题七项，它们是： 《班级教育工作合力的研究》（1993）武汉市教育学会一等奖，市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取向的调查与思考》（1994）获武汉市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刊载于全国《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 《高中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教育研究》（1996，与市一中、省实验共同承担的八·五国家教委重点课题）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引导学生构筑新世纪人生价值观》（1996）评为全国教育科研优秀论文，收入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育重点研究课题优秀科研成果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评为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全国三等奖。 《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对学生进行“三观”教育的思考》（2000年，与市一中、省实验共同承担），收入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研究课题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提高中学德育实效性的基本对策研究》（2000年，与市教科所、市一中、省实验共同承担）获武汉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成果达到国内研究先进水平”。 《开发校本课程，提高德育针对性、实效性》（2003，全国“十·五”重点课题的分课题）武汉市教科院院报全文刊登，参加全国学术讨论会。 就个人教科研成果而言，从2001年起，全校教师的国家、省、市级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220余篇，其中国家级刊物（全国性学会）上24篇。 省政府教育督导室的领导来三中进行督导评估 2002年高考，三中重本率达40.4%，本科率73%，省线率95%，升学率100%，李晗同学以672分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2002年9月，湖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曾庆红、纪登训、史绍典等同志来三中进行省级办学水平综合督导评估，终以93.28分通过了复评。2003年2月21日，湖北省政府督导室[2003]1号文件批准三中为“省级示范学校”并正式挂牌。这是三中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三中历史性的大事件！从1912年至1953年，三中均为省直管中学，特别是省阳高时期，学生遍布全省各地，成绩显赫，名振一时，只是在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随着汉阳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弱变，三中游离了这个层面，但有志气的三中人无时不在争气。他们不仅追念，更是奋争，一定要回归历史的辉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2003年中考报名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以往汉阳地区的考生向外区填报，外流者多。一直以来，三中的高中入学划线排名多在全市12、13的低位徘徊，与前位学校入学分的净差值也很大。如2000年中考，三中入学线排全市第13位，与第12位相差10分。但2003年中考三中录取划线分前进到全市第8，而且由外区流入的考生首次超过本区外流的考生，实现了“逆差”变“顺差”！ 2003年高考，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全省600分以上只900余人，三中有12名；詹纯、赵爽、瞿清明、陈旭等4人考入清华、北大，丁璇、詹纯分别以596分、654分的成绩获得武汉市文、理科第8名；从招生入口看出口，重点本科、本科率都跃居全市同类学校第三名。 崛起的三中在思考扩大办学规模。2004年2月，三中将原十里铺中学并入并更名为“武汉三中分校”，派出副校长顿源诚任分校校长，在汉阳西大门扩大了办学影响。3月，三中向市教育局申办国有民营的四新分校，作为与武汉新区建设相配合的一种扩张措施。通过审查，市局批准成立“武汉三中四新分校”。连同1998年组建的“武汉市三初中”，一个置根于勃勃发展的汉阳地区的教育集团初步形成了。 2004年高考，三中再创佳绩：600分以上86人，居全市第六；晏子律以683分成绩考入清华。王皎、汪昕考入北大。重本率居全市第八，本科率为98.3%，居全市第三，其中文科本科率为98.28%，居全市第一，高考升学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 一百年来，三中屡经社会变迁，几遭政治风雨，但她没有被岁月淹没，没有被历史淘汰，她依然光彩四射。这是为什么？这当然与她的文化渊源有关。汉阳拥汉水，抱长江，坐守荆沙川沔门户，三中所在地的棉花街、河泊所，曾记录过当年与川陕、湘鄂西商贸的繁华。荆楚文化、知音文化以及归元禅宗文化都汇聚于此，自然形成了厚重的“重教尚读”的文化传统与社会风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三中在百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与学校精神。 ——艰苦奋斗传统。三中多寒门子弟，生活朴实节俭，有劳动本色。长期以来办学条件简陋，环境的改善多为自己动手。校园苦读风气浓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觉性很高。 ——素质教育传统。三中教师讲课多有文化韵味，不少教师多才多艺。对学生充分容纳个性，注意培养独立人格和活跃的性格。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有特色。 ——教书育人传统。三中在不同时期都能形成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三中教师有做学人型教师、做贤人型教师、做哲人型教师的传统，与学生平等交流，对学生宽容但不放纵，诲人不倦。 ——造福桑梓的传统。历史上汉阳地域广阔，影响远及川汉沔。群众中有的上下几代，有的兄弟姊妹数人，有的夫妻子女，皆为三中的学生，三中为汉阳子弟提供亲情服务。任何一所基础教育的学校都应扎根于本地区百姓的情感之中，学校的力量在于此。 三中的精神，是在三中的传统、三中的校园文化以及由此积淀出的优良校风、学风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它成为三中人的精神特征和行动动力。三中的精神表现为： ——追求光明、献身祖国的精神。从殷崇周、张执一，从省阳高的学生运动、进步学生投奔解放区，从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从服从国家需要放弃个人理想，从踊跃上山下乡、投身边疆建设……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身有残疾自强不息，身处逆境自强不息，遭受挫折甚至打击仍自强不息，正如青年作家徐世立所说：人可以被放逐，但历史名校及她一脉相承的治学育人传统和精神是不会被放逐的，因为它根植在人心的深处。 ——以人为本的精神。人本精神是教育的核心精神，三中的教育所以具有良效，就是把这种精神发扬到极致。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线下生龚政上了上海交大，线下生梁定梁进了华科大少年班，线下生郑晓蕾成了汉阳文科状元，中考成绩不起眼的何立强夺取了高考理科全国总分第一名。三中的精神是塑造人、发展人、提高人。 ——与时俱进的精神。从“诚敬勤朴”到“严勤礼毅”，从“严勤礼毅”到“励志、树人、发展、创新”，理念不断更新，制度不断创新，教育方法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永远指引着三中人开拓进取，不断开创美好的未来。 三中的传统与精神，是三中的力量所在，价值所在，是百年老校永远年青的底力。 历历晴川越百年，萋萋芳草碧连天！三中人锐意进取，勇求发展，决心进一步发扬百年老校优良传统，弘扬三中的文化与精神，朝着省级五十强名校，进而朝着全国一千所示范高中，奋斗，再奋斗！ § 相关词条 公安县车胤中学，三峡高中，云梦县第一中学，水果湖高级中学，孝感市第一高级中学，天门市九真中学，湖北省天门中学，黄冈中学，黄冈中学惠州学校，武汉中学，汉川市第二中学，汉川市高级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武汉市第二中学，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市第六中学，武钢三中，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武汉市新洲一中，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吴家山第四中学，襄樊市第四中学，襄樊市第五中学，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第二中学，宜昌市第七中学，宜昌市第二十中学 § 参考资料 http://www.wh3z.cn/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jiaoyu/2007/2007112568275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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