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博德利图书馆 |
| 释义 | § 历史 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牛津最早的大学图书馆是13世纪放置在圣玛丽教堂书柜里的一个手抄本收藏。它可以根据一定的安全规则外借给学者们。大约在1320年，武斯特主教托马斯?科巴姆提议在教堂楼上建一个链条图书馆来取代这个收藏，但因为跟奥里尔学院之间的争执，这个链条图书馆到1367年才建成，而用链条拴住手抄本的双面书桌直到1410年才安装完毕。 1439年，牛津大学收到了来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第一笔慷慨的捐赠，共有280册书，此事引起了大学当局对于图书馆的重视。他们决定要把图书馆搬迁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处于大学中央的新楼里，“以便远离尘嚣”。对于任何受中央大街喧闹声所困扰的现代人来说，这句话颇有远见。1444年，牛津大学写信通知汉弗莱公爵，大学计划把神学院建筑上面正在加盖的第二层楼作为新图书馆的馆址，并将以奠基人汉弗莱命名新的图书馆。但公爵在三年后溘然长逝，使大学当局争取他更多资助的计划落了空。可是为了感谢公爵对牛津大学的慷慨捐助，1488年落成的新馆仍以他的名字命名。新馆虽然比旧馆大，但布局还是一样的，即放置两排侧面靠墙的双面台架书桌，中间留出宽敞的走道。 当时的书籍收藏若能保存至今，定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汉弗莱公爵是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新学问赞助人。他对书籍的选择得力于米兰人文主义者皮尔?坎迪多?德肯布里欧的指导，在他捐赠的书籍中有许多是新发现的古典作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拉丁语译文，还有但丁、彼得拉克和薄迦丘的作品。不幸的是，尽管16世纪的牛津学院都很富有，但大学当局却几乎没有集中的资金来维修图书馆设备或购买印刷书来满足当时的需求。结果阅览室年久失修，许多书的皮革封面被撕下来卖给书籍装订工和裁缝。1556年，基督教堂学院买走了图书馆内的所有家具。此后42年中，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大学却没有。 1598年2月23日，托马斯?博德利写信给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原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现馆址犹存，但已书去室空，只是大学章程上还有记载。我愿意自己出资将它修复，重新配上座椅、书架、书桌和其它所需品，以此来激发别人的善心和捐赠，帮助图书馆重新配齐图书。”博德利出生于1545年。父母具有强烈的新教信仰，在玛丽女王执政期间移居几内瓦，他便是在那儿长大成人。从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还在默顿学院担任了12年的研究员，然后离开牛津，作为外交家去游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他退休前刚在荷兰担任了八年的英国特使。在那儿他肯定参观了于1594年开放的莱顿大学图书馆。莱顿的榜样也许影响了他自己对图书馆的许多设想，并促使他给牛津大学写信。假如刚成立20年的莱顿大学都能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那牛津这么古老的大学怎么能够还没有呢？ 牛津大学的评议会于1598年3月2日开会时一致同意接受他的提案。于是图书馆的整修工作立即上马。到了1600年，阅览室的修复工作已告结束，但收集图书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博德利深知给捐赠者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因此他将正式开馆的日期推迟到了1602年11月8日。这时的书架上已经堆满了沉甸甸的对折本，图书馆的藏书总数达到了299册手抄本和1700册印刷本。两年后，詹姆斯一世册封博德利为爵士，并颁发了以他名字命名新图书馆的特许证书。1605年，当图书馆的第一部印刷目录出版时，上面已经列有6000册书，整个收藏被公认为非常完备。 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原有的窗户迫使博德利按中世纪的布局安放从墙壁突出来的书桌，但是他没有用台架，而是采纳1590年在默顿学院最早起用的新隔板书架系统，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放置图书的空间。每一个双面书桌上都配有三格书架。以供放置链条对折本。书架上所有的书都书脊朝内，书的两边封皮都有细线连接，读者将书放回书架时，须将线重新系好。所有的书被分为四大部分，然后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神学书占据了南面的所有书架。医学、法律和文科（包括数学、历史、哲学和其它所有科目）的书籍都放在北边的书架上。手抄本和印刷书放置在一起，这样两者都可以在同一个阅览室查阅。对折本是对读者开放的，每个书架旁都钉有一块牌子，上有该书架的书目。八开本和四开本需填取书单，由馆长或是他的助手代为取书。这些书都放在东端的小屋里，后来当它们数量增多时，就搬到了对面的墙廊上。特别珍贵的书都放在两个加锁的书柜之内，只有馆长本人才能从书柜取书。天花板上画有鲜艳的图案，在屋梁交叉处是博德利的盾形纹章，而在格子平顶里画的是牛津大学的纹章：主给我光明（Dominus illuminatio mea）。这句格言生动地反映了这位图书馆创始人的信念：学术研究可以从神圣中汲取力量，并从学问中获取信仰。 大学章程规定，图书馆长必须是“一位本科毕业生……和语言学家，并且不得为婚姻所累”，然后补充解释说，“婚姻会带来过多的家务杂事”，以至使图书馆长没时间来履行职责。然而，从1600至1620年担任图书馆长的托马斯?詹姆斯要求自己豁免这一条款，否则他就辞职。博德利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的请求。他们都持有同样强烈的新教观点，所以两人相处得不错。博德利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詹姆斯的图书编目，他回信的缓慢，甚至他的笔迹潦草。但他对待詹姆斯始终是彬彬有礼和充满感情的。刚开始詹姆斯独自担当起管理整个图书馆的任务，从1610年起，他就有了一位助手帮助，“使馆长有时间作些独自的研究或思考”。另有一位勤杂工来“擦拭和清扫阅览室，使图书馆和家具保持清洁”。 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主要依靠私人捐赠者来保持图书的来源，尽管他也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和埃克塞特大教堂获得了大批的手抄本。他所争取的主要对象是英国的乡绅家族。就像现代的哈佛和耶鲁的校友那样，他们会接连不断地收到牛津大学寄来的感谢信，以及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大学赞助人的荣誉名单上，而他们的回应也是慷慨的，在博德利那些有学问的朋友中，威廉?卡姆登、亨利?萨维尔爵士、沃尔特?瑞利爵士、拉姆利勋爵和罗伯特?科顿爵士都捐赠了图书。除赠书之外，图书馆还从伦敦的约翰?诺顿和约翰?比尔这两位书商那儿购书，其中一部分钱是出自博德利自己的腰包，另一部分是来自捐赠和出售馆藏中的复本书。还有许多书是从法兰克福的书市上买来的，其它的则是约翰?比尔专程去法国、塞维利亚和远至罗马的意大利北部搜寻来的，有很多书是来自威尼斯。 博德利在选书上很有主见。同时出现在他的图书馆和亨利?克莱?福尔杰、亨利?E?亨廷顿等热衷于收集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尔特时代文学的20年世纪收藏家目录上的少数几本相同的书之一就是乔叟的《全集》（1561）。博德利喜欢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巴塞尔、威尼斯、巴黎和安特卫普印刷的对折本。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书是拉丁语的，出自博尔霍伊斯、莫勒鲁斯、法林纳库斯、梅努丘斯、维洛析鲁斯等不知名的博学作者，对于这些人福尔杰或亨廷顿会不屑一顾。第二种最常见的语言是意大利语，然后按顺序分别是法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希伯莱语和英语。有关科学和地理的书较全，包括哥白尼、蒂寇?布拉霍、奥特利乌斯和默喀特等人的著作。至于文学作品，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持续权威性和他在意大利旅行时所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藏书中有四部但丁的《神曲》，荷马和欧里庇得斯各占两部，还有薄迦丘的《十日谈》和《菲洛克罗》，但是没有斯宾赛和斯克尔顿。有瓜里尼的《忠实的牧羊人》和梅那的胡安的《奥布拉斯》，但没有龙沙和维庸的作品，藏书中没有莎士比亚和其它英国剧作家的作品，在一封写给托马斯?詹姆斯的著名信笺中，博德利表达了他要驱逐这些“破烂书”的决心：“我觉得没有理由改变我的观点，即摈弃那些日常印刷和廉价买卖的历书、戏剧及众多其它的书……也许有的戏剧书值得保留，但可能40本里还不到一本，……即使我们的戏剧书可能会带来一丁点儿的益处（上帝知道少的可怜），但一旦图书馆收藏廉价书的名声传出去的话，那这种益处跟流言蜚语给图书馆带来的损害就无法比拟了。” § 努力 图书馆为购置东方语言的书籍作了努力，曾经议论过派人去土耳其搜寻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的书籍，而且在1611年购置的书中有一些是汉语的。但与欧洲的前辈和同时代人不同，博德利对古希腊语的手稿并不是太感兴趣。这也许又是因为受他在荷兰的经历，尤其是受莱顿大学著名东方学家约瑟夫?斯卡里杰的影响。 博德利最初设想的图书馆是一个新教的神学收藏，但他并没有摈弃反对新教的神学著作，尽管在1620年以前要阅读这些书还须得到大学副校长和钦定神学教授的准许。无论如何，担任法罗主教，及后来葡萄牙宗教法庭庭长的弗纳奥?马丁斯?马什卡雷尼亚什的一套著作还是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它们是埃塞克斯伯爵远征卡迪兹时缴获的战利品，后又捐赠给了图书馆。詹姆斯一世曾对一本罗伯特?加吉恩为圣灵怀胎说辩护的书《论清教徒对圣女玛丽的概念》（巴黎，1498），连连摇头，表示希望图书彻底禁止这种坏书。 博德利给他的图书馆起名为“牛津大学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起，图书馆就是对外开放的。大学章程规定，本科毕业生和贵族子弟都有权进馆阅览，任何“外来的绅士”都可以通过适当的申请而得到进馆研读的准许。图书馆于1603年2月15日接纳的第一位外国人是一个法国人。1620年以前的读者中还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一位埃塞俄比亚人。但是对于来自新教北欧，如德国或斯堪得纳维亚国家的学者来说，博德利图书馆的收藏显得各外具有吸引力。其中有一位名叫路德维格?霍尔伯格的波根年轻人曾于1706—1708年间在汉弗莱公爵图书馆看过书，这段经历使他第一次意识到“置身于这些作家的行列将是一件多么辉煌和荣耀的事”。他后来果真成了“丹麦和挪威文学之父”，并就像传说的那样，他发现丹麦时，那儿尚无书籍，而当他离开那儿时，却在身后留下了一座图书馆。 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将他在靠近梅登海德和在伦敦的家产都捐给了他的图书馆，他曾乐观地期望这些家产的收入可用于支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金和杂费，并用于购买外国图书。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又为图书馆的发展而新增了一些条款。1610年，出版商公司同意将其成员的所有印刷书都捐一本给博德利图书馆。其后的各项版权法令也作了同样的安排，使博德利图书馆成为英伦三岛上六个法定的储藏本图书馆之一。从1610到1612年，汉弗莱公爵阅览室的东端又加盖了一个大厅，称为“文科之角”。它是被设计用来放置日益增多的文科书籍，以及所有八开本和四开本印刷书的。博德利再次显示出他的革新家气魄，在新的大厅里采用了欧洲大陆最新的靠墙书架，并可通过一个墙廊到上面的书架取书——这个特征早先只有在安布罗斯图书馆采用过。 托马斯?博德利死于1613年，默顿学院的小教堂为他举行了一个公开的葬礼。颂扬这位已故爵士的悼念诗共编了两个集子，其中大部分诗是用拉丁语写的。罗伯特?伯顿就是其中的一位作者： 这里早先由混沌和黑暗统治， 飞蛾和蛀虫掌握着野蛮权力。 头顶的屋角蜘蛛撒开了罗网， 满目疮痍，尽是些垃圾和脏物。 看如今是画栋雕梁，蓬壁生辉， 春光拂照华丽的博德利大厅。 装帧精美的对折本历历在目， 使每一位缪斯都能各司其职。 在博德利的照料下重振元气， 往昔独用之书如今匹夫可享。 图书馆在博德利死后的一个世纪中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汉弗莱公爵阅览室跟文科之角相对的另一端又附加了一个大厅，使原来T字形的建筑结构变成了H形。新的大厅尽管被称为“塞尔顿之角”，但它除了放置律师和东方学家约翰?塞尔顿的对折本之外，还有由威尼斯的贾科莫?巴罗基收集，并由牛津大学校长彭布罗克伯爵赠送给大学的希腊文手抄本，以及劳德大主教赠送的大批手抄本，其中有许多是在1631年瑞典军队横扫德国南部时从沃兹伯格大教堂和其它宗教团体掠夺来的。在原来的阅览室隔板书架上方又建了墙廊，以存放巴洛主教的一笔遗赠，这个附加的重量给阅览室的墙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至到了1700年，图书馆不得不请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等好几位建筑师来商量补救办法，以防整个房屋倒塌。在“文科之角”又增添了罗伯特?伯顿遗赠的戏剧收藏。但是图书馆的记录并非只是书的增加。根据托马斯?博德利关于剔除复本的指示，当图书馆于1664年购进莎士比亚的第三对折本后，显得多余的第一对折本竟被淘汰摈弃，直到1906年才重新找了回来。位于学院四合楼的汉弗莱公爵图书馆楼顶又用博德利遗赠的资金加盖了第三层楼，并用托马斯?詹姆斯选定的学者和作家的头像来装饰中楣。作为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保留空间，这一层楼在整个世纪中都没有放置图书，只是用于保存博德利图书馆的钱币和肖像画收藏。馆藏主要的奇特珍品都在解剖学院楼加以展出，只要付门票就可以参观。展品有俄国沙皇的羊羔皮袄，一只来自牙买加的鳄鱼，一个爱尔兰的头骨，一头在塞弗恩捕获的鲸鱼，一个木乃伊和一个黑人小男孩的干尸。 § 现状 至此我们必须结束博德利图书馆的历史，最后要简略提一下的有从1780年到1860年间图书馆购置和接受捐赠的摇篮本、经典作品的初版本和有绘画装饰的手抄本，有时这些东西是衡量一个收藏好坏的尺度。当整个学院四合楼都被装满后，由建筑师詹姆斯?吉布斯设计的拉德克利夫阅览室于1737—1747年间建成使用，缓和了博德利图书馆的拥挤状况。一个巨大的新馆也在20世纪初投入使用。博德利图书馆在60年代末已拥有400万册印刷书，4万部手抄本和1.85万份宪章和契约。该图书馆在发扬其悠久历史传统和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性图书收藏这两件事的结合上做得非常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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