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古代舞蹈 |
| 释义 | 伎乐舞蹈由专职的乐工舞伎表演，由于所表演的主要是供人观赏的娱乐性舞蹈，因此尽管在乐舞文化发展历程中起着难以低估的作用，代表了我国古代舞蹈所达到的艺术水平高度，而且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居于我国乐舞的主流地位，但它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贱视，表演这类舞蹈的伎工被鄙视为杂户、贱民，而处于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伎乐渊源于奴隶社会中的女乐——也就是乐舞奴隶，她们是继巫而起的真正专业歌舞艺人。据说夏朝开国之君启，即已在宫殿中“万舞翼翼”，末代统治者桀已有“女乐三万人”。到商殷末世，乐舞享受的规模更大，女乐充盈宫室，经常在“酒池肉林”中，作“北里之舞，糜糜之音”。正是这些专事歌舞的女乐，创造了奴隶社会中灿烂的舞蹈艺术，使舞蹈摆脱了原始状态而日趋完整精美。但她们的身份仍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和其他奴隶一样，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馈赠、甚至处死、殉葬。现已发现的殷商奴隶主大墓中，常有精美的乐器、舞具和随之殉葬的乐舞奴隶尸骨。这累累白骨就是生活在奴隶社会中女乐们悲惨命运的见证。 到周代，女乐活动更加普遍。东周时的礼崩乐坏，周王室的政治势力衰微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在审美领域古代舞蹈里，与雅乐相对立的女乐（与古乐相对又称“新乐”）的兴起，实在是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当时，据史书所载，女乐倡优已遍及诸侯后宫，占据了表演舞台的中心。伟大的思想家墨子揭露当时社会上，王公贵族们为了乐舞享受，不惜加重盘剥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琵、竽笙之声”；宫廷豪门内供养着大批不能穿粗衣吃粗粮的乐工女伎。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女乐之兴盛。（见《墨子·非乐》） 在一件传世的战国画像铜壶盖上雕有一位扬袖起舞的女乐形象，她高髻长袖，情意绵绵，大有乘风欲去之势。另一件燕乐渔猎纹铜壶上雕有一位正在击磬表演的女乐，两袖轻举，体态婀娜，极为生动。它使我们看到了三千余年前女乐的美妙舞态。 汉代是伎乐大发展的时期。汉代作为我国舞蹈史上的一大高峰，主要就表现在伎乐的繁荣上。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表演形式，如著名的角抵百戏、相和大曲；一些著名的舞蹈节目，如《盘鼓舞》、《巾舞》、《巴渝舞》；一些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的乐舞伎人。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的乐舞文化已进入了繁盛期。 留下姓名的伎人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赵飞燕了。她原是阳阿公主家的女伎，后被汉成帝看中，迎进宫中封为婕妤，最后竟贵为皇后。传说她之所以能得汉成帝宠幸，主要依凭的就是她出神入化的舞技。史书上说她“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可能有些夸张，但她舞姿的轻盈美妙，确是史书所公认的。河南郑州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上描绘一位女伎两袖飘飞，一足点地，一足抬起，似正腾空而起，动感极强。更巧妙的是，画面的左上方有一只正凌空飞翔的燕子，无疑这是画家在告诉观者：这位舞伎正是身轻若燕的舞蹈高手。看来，“轻”确是汉人对舞蹈美的普遍追求。 汉代另一位登上后妃宝座的女伎是汉武帝时的李夫人。她出身于倡伎之家，哥哥就是著名的音乐家李延年。传说古代舞蹈李延年有一次在武帝酒宴前表演，且舞且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听后问道：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绝色佳人吗？平阳公主告诉他：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一位“妙丽善舞”的女子。于是一位倡家之女，一跃而贵为夫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她传奇般的名子和事迹。当然，她们只能是极个别的“幸运儿”，那些身怀绝技、对汉世乐舞文化做出重大贡献而连姓名也未能留下的乐舞伎人，比她们不知要多出若干万倍。 汉代，整个社会已进入封建时代，然而乐伎仍处于奴隶地位，任人生杀予夺，仍无起码的人身自由。乐舞伎这种卑贱地位，终封建之世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汉代社会已不再用生人殉葬而代之以“俑”，汉墓中有大量乐舞俑和乐舞画像砖（石）出土。它们直观地展示了汉世乐舞伎人的风采，也揭示了他们的悲惨历史命运。东汉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修建了铜雀台，台上养有专供侍宴观赏的乐舞伎。曹操死后，这些伎人就遵照遗命被幽锁在铜雀台上，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的灵位呈歌献舞。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却要倍伴亡灵消磨青春，虚度一生。高台沉沉，悲风习习，其生不如死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唐代诗歌中有不少咏声呜咽，喝不尽无限怨屈恨， 舞袖沉沉，凝聚着满怀愁绪。 暮色笼罩着西陵， 那就是伎人们悲伤欲绝的时分。 这是千万乐舞伎人的血泪控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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