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叶公超 |
| 释义 | § 生平简介 叶公超先生的书画展出后轰动香江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总统府”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 文学造诣 叶公超作品叶公超是一个被遗忘的文化名人。尽管曾经叱咤文坛，闻名学界，一旦时过事迁，也只有任“雨打风吹去”。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文字一样，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里，很少被人提及。 作为一介文人，叶公超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十多年之后，又步入政坛，这决不仅仅是迷恋权势和由此带来的利益、享受，多少也有凭借一己之力改造社会的心愿。这种选择不仅中止了他在专业领域发展的可能性，也为其日后政治生涯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他在文化界活动时，虽有坎坷却从无大碍，称得上如鱼得水，甚为相得。在学术上，叶公超也多有建树。自从1940年从政以后，短暂的顺利让他沾沾自喜，以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显然，叶公超虽身在政坛，但其本质上仍然保持着文人的特性—他并未从根本上完成一个文化人向政客的转换。在两者之间，他更接近于前者而缺乏政客的老谋深算、油滑和随机应变，他始终只是一个身在政坛的文化人。然而，在一个政治生活从未正常化的政府中工作，既无完善的制度作为规范的保证，也缺乏民主的风气，这显然注定了他日后被蒋氏专制政权遗弃的命运。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叶公超步入政坛之后并未想到政治的严酷性，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无法解脱，也是因为缺乏从政者所应有的承受失败的心态使然。 他“喜则画兰，怒气绘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其实再正常不过。叶公超身上让人怀念的，莫过于其过人的学识和率真的性情，这两者表现在文化人身上时，不失为一种让人喜爱的品格。而其晚年的悲剧，当能让当代知识分子三思。 § 政治生涯 叶公超—二排右数二位叶公超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1961年10月，在对峙的极度紧张中，驻美“大使”叶公超突然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10天，一般相信叶公超返台，是携来美国的最后通牒，要不就是“中华民国”召回“驻美大使”以示决裂了。10月20日，叶公超返台后第6天，忽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中华民国政府合法地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全力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 肯尼迪的声明，经报纸一致显著刊登，虽然一般并未看出此项声明与“外蒙案”有何重大直接关系，但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书面谈话，对肯尼迪声明表示“欢迎”等等动作看来，“外蒙案”的僵局似乎有了松动迹象。 10月21日，《联合报》在第1版上突然独家刊出“政府已训令我代表团”的新闻。虽未说明消息来自何方，只有“据悉”二字，但在当时紧张气氛下，《联合报》如无可靠来源，自不敢轻易发表此项消息。至此，放弃使用否决权一事，已是相当明朗化了。《联合报》新闻中对台湾方面为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立场亦未作说明，但情势不言而喻，肯尼迪声明是唯一原因。 10月下旬，各媒体刊出国民党中常会对“外蒙案”决定“采弹性政策，放弃使用否决权”。不过，21日那天的“中常会”新闻采访倒不这么费劲。因为早上的《联合报》已经透露了讯息，中常委们不再像以往那么口紧，第二天各重要报纸上，都刊出国民党“中常会”对“外蒙案”决定“采弹性政策，放弃使用否决权”的新闻。由于台方仅因肯尼迪的一纸声明就放弃了半年来信誓旦旦的否决“外蒙”策略，在民众之间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应。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心头如释重负，玉石俱焚的惨痛结局是避免了，但想想几个月来上上下下“誓死反对”，竟然未能博得“友邦”美国的尊重与同情，结果硬逼得我们忍辱负重地让步，这口“冤气”，实在也很难咽下去。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 个人生活 叶公超在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浓缩。其中，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杜维明先生曾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由于身在其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较近，因此难以完全摆脱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两位文化巨匠的婚姻即为明证：胡适遵母亲之命，与美国女友斩情思回老家成亲；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一直维持到死。而表现在叶公超身上的则不是婚姻，而是其为国民党政权“帮忙”的举动。与叶公超相比，胡适则更为睿智：在担任多年的驻美大使之后毅然辞职，重返讲台，后有多次担任要职的机会，均坚辞不受。这种主动的选择不仅使之免遭了被抛弃、禁锢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保持了自身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他“喜则画兰，怒气绘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其实再正常不过：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政治的依附，因不合蒋氏心意被弃若敝履且丧失自由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个“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痛苦就更是弥久愈深。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 人物评价 叶公超叶公超虽是文化才子，但他一生的遭遇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又一次翻版，从甘心被利用，成为“帮忙”的工具到最后被遗弃，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声叹息。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台北逝世，挚友陈香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 叶公超晚年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且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去世后，有人用“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的挽联来寄托自己的哀思。《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因此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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