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
释义 | § 简介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在东京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台湾日治时期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要求在台湾单独设置拥有立法权、预算审查权的“台湾议会”。从大正10年(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向帝国议会提出请愿,到昭和9年(1934年)1月30日最后一次提出,共历时14年,提出请愿15次(大正13年提出2次)。 § 请愿理由 在第一次请愿书中,即说明了请愿之理由: 因为台湾情况特殊,不同于日本国内,有特别立法之必要。 日本是立宪国家,台湾在其统治之下,也要享有立宪政治之待遇。 目前台湾总督同时掌握立法权及行政权,违反宪法精神,应将立法权还给人民。 § 经过 林献堂1921年1月30日,在林献堂的领导下,有近200名的台湾留学生和有识之士完成连署,向日本国会请愿,要求设立拥有特别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的民选台湾议会。以后就年年请愿,到1934年,一共提出15次请愿。 第一次请愿,日本的参众两院都不接纳。林献堂本人一时颇为犹豫,考虑是否要继续下去。但不久京都大学教授山本美越撰文大加赞扬,为此运动带来意外的鼓舞。另一方面,在台湾也引起热烈的反应,认为不但能激发台湾同胞的政治觉醒,更可以促使当局检讨它的政策。因此,当林献堂等请愿代表回台时,受到热烈的欢迎。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表面上标榜“促进本岛文化”,实际上就是议会请愿运动的幕后单位。 第二年有512人参加连署,由林献堂领衔,向日本国会作第二次请愿,未被采纳。台湾总督府对这个运动的疑忌加深,迫林献堂等8人退出。 1923年,蔡培火、蒋渭水等人筹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返台后,积极招募会员,作第四次的请愿。这时候,台湾总督府极为恼怒,于当年12月16日,对请愿分子进行全岛性大检肃,共有99人被搜查或扣押。结果,蒋渭水等18人被起诉。有7人分别被判3或4个月的徒刑。其余6人被判600元的罚金,5人无罪。 这次事件激起民众关心政治的热潮,林献堂再出来领导,通过文化协会在全台各地办演讲会,大事宣传。第六次请愿时,有700多人连署。第七次请愿时更有近2000人连署。第八次更有2500人参加连署。不过日本国会依旧不予理会。 1927年,文化协会左右两派分裂。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左派控制文化协会,公开声明反对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右派成立台湾民众党,继续全力推动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和地方自治改革运动。尽管人事上有所变动,台湾民众对于请愿运动的支持并没有改变,第九次到第十二次请愿,都有一两千人签名。而且言论升高,出现要求制定“台湾宪法”及设置自治议会的论调,参与者对于请愿运动的前景充满信心。 1931年2月,台湾民众党被禁。当年8月,蒋渭水去世。情势逐渐对请愿运动不利。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法西斯主义抬头,一时之间,所有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统统都被压制下去。在第十四次请愿时,日本众议院就有人指称请愿运动的动机是出于“民族自决”、“希望台湾独立”,不但极力反对,更要求总督府压制取缔。 林献堂等人在第十五次请愿后,鉴于时局动向和国会对请愿案的敷衍,对请愿运动的前途大感失望。1931年9月2日,在台中召开会议。会中无异议通过中止请愿,并登报正式宣告中止这项运动。 § 历次请愿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请愿运动 1922年2月16日:第二次请愿运动 1923年2月22日:第三次请愿运动 1924年1月30日:第四次请愿运动 1924年7月5日:第五次请愿运动 1925年2月17日:第六次请愿运动 1926年2月9日:第七次请愿运动 1927年1月19日—1月20日:第八次请愿运动 1928年4月25日:第九次请愿运动 1929年2月16日:第十次请愿运动 1930年4月28日:第十一次请愿运动(众议院) 1930年5月2日:第十一次请愿运动(贵族院) 1931年2月12日:第十二次请愿运动 1932年6月3日:第十三次请愿运动 1933年1月31日:第十四次请愿运动(贵族院) 1933年2月6日:第十四次请愿运动(众议院) 1934年2月6日:第十五次请愿运动(贵族院) 1934年3月15日:第十五次请愿运动(众议院) § 影响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长达14年,虽然失败,但是对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1、这个运动唤起台湾同胞在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方面的意识,像“三权分立”、“议会政治”、“国民权利义务”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在台湾社会上广泛流传; 2、这个运动所提倡的自治主义,肯定台湾的特殊性,有助于台湾同胞拒斥日本的同化主义政策,但也奠下往后的政治运动以台湾为本位的基本立场。[1] 相关文献 万方数据期刊论文试论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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