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南海丝路 |
| 释义 | § 简介 南海丝路南海丝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依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多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 起源与发展 “南海丝路”古代码头 南海丝路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今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线，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陆进入中亚，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罗马帝国）。 待至汉朝，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员带着黄金、杂缯，由南方的徐闻、合浦（今广东省最高端）经日南（今越南）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但在当时，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还不具备远航的条件，中国的丝绸还得靠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公元166年前后，中国与罗马直接通航，公元二、三世纪时，罗马商人经由南海丝路来到中国南方直接采购丝绸，促进了南方地区蚕织生产的发展。 三国时，吴国与西方的罗马及南海诸国交往，南海各国的男子本来赤身裸体，因中国丝绸的输入，才开始倡导穿着织锦做成的筒裙。南北朝时，陆上交通受阻，又因造船技术不断提高，南海丝路的出口主要为南朝的丝、绢、绫、锦等，所换得的明珠、香料、玳瑁、琉璃等物品除供给统治者享受外，还与边镇和北朝进行贸易往来，促进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隋朝统一中国后，南海丝路有了新的发展，东南亚诸国都与隋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607年，炀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图（今马来半岛南部），并将五千段丝绸赠送给了当时的赤土国王。 唐宋两代，南海丝路迅速发展。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南方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江淮一带已成为全国丝绸的重点产区，就近水路输出极为方便；其次，当时的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海运较陆运省钱；再次，上层统治阶级对南方各国所产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印度、罗马等国海船来中国直接采购丝绸的也不少，而当时的扬州、泉州和广州地区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宋代，全国的丝绸中心已转移至南方，海外贸易进一步兴盛，据《诸蕃志》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赐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所得回赐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来贡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中国在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州（嘉兴）、江阴、密州（山东诸城）和澉浦等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海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主。 元、明两代是南海丝路的极盛时代。元时，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不仅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于当时南京、苏州、杭州生产的织金锦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也对中国生产的丝绸数量之大感到万分惊奇，他甚至指出：在中国，“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贩运，丝绸便分文不值了”。 元代中国丝绸的出口，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当时中国的海舶已极牢固和庞大，并且设施较为齐全，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贸易方式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 明初，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的广大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促进了苏州、杭州、漳州、潮州等地丝绸业的发展。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其种类有湖丝、紬绢、缎疋、丝绵、纱锦等约四、五十种。[1] § 作用和影响 徐闻古港遗址 首先，广东成为“南海丝路”起点的主要口岸，是由它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其一，古代南越居住的五岭以南地区，面向广阔的海岸南海线，适合停泊航船的口岸很多，沿近海海岸的航船，东行经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可抵朝鲜、日本或更远地区。西行可经东南亚、南亚、红海、地中海，抵达中亚、西亚、欧洲各国及东非。实际上“南海丝路”正是沿着这一航图不断延伸扩大的。其二，岭南地区由于位于南海边陲，东、西、北三面为高山峻岭所阻塞，较少受到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历次大战乱的直接冲击。如：我国抵御北方外敌入侵的频繁战乱对岭南地区的波及就很小，在近代史之前的我国南疆的岭南地区，也未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外敌入侵的战乱，而历次朝代更替的战争，岭南地区由于远离争斗的主战场，因此大多战乱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较少。其三，岭南地处亚热带，农业发达，物产丰富，我国南北方有保持商品交换互通有无的需要，也是我国历代王朝培植贡税的重要来源及保持与各国官方、民间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重要通道，将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视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就促使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对“南海丝路”大多采取鼓励、扶持甚至积极参与的政策。明清两朝虽曾出现过几次“海禁”，但常对广州口岸网开一面，而民间海上贸易，在岭南地区实施“海禁”时期，实际上也从未间断过。这些，就是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中，“南海丝路”不断扩大、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南海丝路”促进了造船技术的迅速发展。广东古代发达的造船业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展示了广东对外贸易交往之频繁和规模之巨大。“南海丝路”也促进了岭南地区航海技术水平的提高，当时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先秦时期的南越人，对海上航行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到汉代，人们已掌握了利用信风和牵星等方法漂洋过海，并著有《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海洋天文气象学专著文献资料”。指南针的发明与运用，为中国及世界航海活动创造了更广阔的前景，促进了“南海丝路”的兴盛。1974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现了三个呈东西走向平等排列的汉代造船台，据估计，可建造6—8米宽，30米长，载重达50一60吨的航船⑤。这反映出这时期造船技术及与之相关行业已有很高水平。宋以后，更可造“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的大船⑥。这与适应海上规模巨大的远航贸易有着直接关系。 第三，“南海丝路”推动了岭南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令原来比中原地区开发较晚的岭南地区，变为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首先，“南海丝路”不断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化的需求，加速了农业耕作方式的进步和专业化、区域化的发展，岭南良好的自然条件的潜力得以日益发挥。汉代广州已有一年两熟的水稻耕作制度，明代开始普及冬种杂粮，在广阔的地域推广了一年三熟的耕作方式⑦。粮食的增产为扩大经济作物的品种和面积提供了条件。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种桑养蚕养鱼出蚕丝的耕作方式，就是岭南精良的耕作方式和兴旺的经济作物生产景象的生动表现⑧。道光10年，广东出口的生丝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⑨。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兴起和繁荣，陶瓷、纺织、制药、酿酒、冶炼、造纸等繁多的手工行业迅速扩展，被人们称为“广货”的农产品、日用品和工艺品在海内外销路日增，享誉中外。进而促进了广东商业、城市扩展和水陆交通的进步”。以宋代为例，当时的广州就扩建了20多次，形成中、东、西三城，西城专设商贸活动市舶区，面积超过了唐代的四倍”。在陆上交通方面，宋真宗时，就对广韶通路进行了修筑和整治，一直延续至仁宗，从而，使从英州下清远往广州、端州分别缩短了83里和120里。唐代张九龄开通了粤北通道，陆上出口进一步改善12。同时大力修建桥梁，仅广州、潮州、雷州就达48座。历代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修筑城镇，改善交通状况13，正是由于“南海丝路”贸易活动的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以便进一步繁荣经济，增加税源。宋仁宗神宗二十年间，仅广东的商税一项收入就增长了两倍半，达30多万贯14。 第四，“南海丝路”对我国和世界的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如：“南海丝路”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官方使者友好交往的重要通道，是研究我国外交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汉武帝时就有规模颇大的官办船队多次由徐闻、合浦起程，出访黄支、已程不国等东南沿海七国15，船上设有隶属少府的官员译长，开创了我国官方有组织的对外关系和贸易往来并逐步延伸到东非、欧洲的一些国家。由此，西汉后期的天竺国(印度)、东汉后期的大秦(东罗马帝国)等都先后派使臣从这一海道来到我国16，东晋末，师子国使臣历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成功，所献玉佛像在建康供奉了近百年。仅梁朝一代，南海诸国与我国通使经商的就有九国之多，到了宋代增至50多个。此后，这一海道始终是我国与世界各国使臣外交往来的重要渠道，是我国对外关系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如：这一海道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我国的儒学、指南针、印刷、造纸、制瓷、中药、农作物品种和文学艺术的西传，都与其分不开。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成果也由此不断传入我国。汉朝以来，广东先后引进了国外的茉莉、菩提树、芒果、花生、玉米等多种花果木与农作物品种，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尤其明清时期经广东引进了西医、仪表、铁路、蒸气电力和数学、物理、化学、欧洲绘画艺术等近代自然科学和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如富于岭南特色的“广彩”瓷器就是欧洲绘画特点与本地瓷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切对推动我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宗教演变和华侨变迁是研究我国整个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而这两个方面都与“南海丝路”海上通道密切相关的。佛教在东汉前期就由此传入中国，六朝时开始有外国僧人随商船到广州传教，译经建寺；东吴时伊斯兰教传入广州，明清时西方传教士又涌入岭南，传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我国西行取经的义净、东渡授戒的鉴真、乘船来我国的天竺国王子菩提达摩等中外佛教名僧，以及伊斯兰教创始人阿布·宛葛素和更多的天主教、基督教知名的传教士，都在岭南留下了许多遗迹17。因此，研究我国宗教史就不能不涉及“南海丝路”这个重要方面。而我国分布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人数众多的华侨，岭南地区籍贯或由这一海道出境的约占80％以上，所以列为“南海丝路”研究的内容一，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范围内的跨洲、跨国、跨地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南海丝路”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政治大会上，把“海上丝路”列为修复三大项目之一。早在70年代，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西沙海域进行了探查发现了大量中国产古瓷器18，1988年中国水下考古队正式成立，并对南海沿岸阳江、湛江、海南等地区进行了初步探查，并在台山海域发现了大量古代沉船，出水了大量遗存物，以南宋时期产自福建德化窑、泉州磁灶窑、浙江龙泉窑等各种类型的外销瓷器为主，附少量镀金器、银器19，从船载物的情况可以证明，交易数量大且频繁。另从我国沿海省份调查、水下发掘情况看，南海水域所占沉船比例较大。因此，今后，中国水下考古将以南海水域为重要区域，相信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昔日的“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20的繁荣景象将再现在人们的面前。 2000多年过去了，“海上丝路”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且日益兴盛。无论是过去，今天或是未来，它对世界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研究“海上丝路”的起源与发展，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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