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回回药方 |
| 释义 | § 简介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中国回族医药学大型综合性典籍，未著撰人，红格明抄本，原书36卷，残存4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回族 《药方》以叙方为主，方论结合，回回药物与传统中药并用。 据统计《药方》残卷常用药259种，明显属于海药并注明中文名称者有61种；沿用阿拉伯药名，目前尚不知何药者52种，合计海药为113种，占残卷全部用药的43．6％。其他146种则为传统中药，其中也包括已经华化的海药在内。 从《药方》中所载方剂来看，无明显君、臣、佐、使之配伍。据研究，《药方》不仅与阿拉伯医学有根深的渊源关系，而且突出特色，东西合壁。在药物剂型的运用方面，既有中国式的丸、散、膏、汤，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有些医方的临床应用如菖蒲煎剂治疗中风等，又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医学经验并和回回医药（回药）相结合的一种用法。[1] 在故纸堆里尘封了500多年的《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系红格纸手抄孤本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内。该方共计36卷。目前残存的《目录D一卷58页，仅载有卷12和卷19至卷36的各门、类方剂目录，而内容比较完整的则为卷12和卷30各63页，卷34一卷49页。现在这一残本蒙北京图书馆惠允复制，经校点另排而将同世人见面。这是回族文化史和中华医药史上的一件大好喜事，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在此一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此，仅就《药方》的出版和有关的一些问题，介绍点情况并谈点认识，权作为木版本的《前言》。 § 历史 据历史记载，早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及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等文献中就有所记载，但当时所称“回回”是泛指信仰伊斯兰的人，没有分门别类的专指哪一部分人而言；而在元代文献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的户口簿中，对“回回”的称谓便有了明显区分的记载：“蒙古二十九户、维吾尔一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也里可温二十三户。”因此，元代所提到的“回回”，或可说便是今天回族的先民了，又因为当时主要指的是中亚、西亚迁到玉门关以东的信仰伊斯兰的各族人所以才有了长期以来流传在回族中所谓“西域回回”、“西域古教”的说法；但是在明清两代，却又有回回、维吾尔混淆，族、教不分的情况，把我国信仰伊斯兰的各民族统称为“回回”的情形，总之回回各族的分野是要到近代才慢慢清晰起来。所以说回回药典被视为是西北许多民族的共通产物，并不为过。[2] § 特殊疗法 还有熏疗、坐药、放血、热敷、冷水疗、温泉浴、拔火罐、及有名的吐鲁番"理沙疗"。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卷15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卷14，都载有"西州续命汤"药方，西州即今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一带。孙思邈的"小续命汤"就是根根据"西州续命汤"加减而来的，二者在方药和主治疾病上基本相同。西域出产的很多动物药物和矿物药，在古代已名扬四方。当地民族用牛、羊、马、驼、鹿、黄羊、麝香动物的筋骨、血、内脏，或以单方或配成验方，治疗各种疾病；还懂得将硫黄、 砂、明矾、阿魏、雄黄、石腊、石膏、白玉等矿物入药。 而《药方》又可视为这种交流的总结之一。[2] § 缘起 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由陕西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卫生厅、省民委和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省伊斯兰教协会联合主办，在西安召开了回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北京、上海、宁夏、甘肃、四川、吉林、黑龙江和陕西8个省、市、自治区，有回、汉和纳西族的专家、学者、中西医生和医疗卫生干部共113人，收到论文和资料85篇①。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该省医学界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也到会祝贺。特别是由于汉族领导和学者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志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大力支持，全体与会代表的通力合作与热烈讨论，使这次会议开成为一个兄弟民族对回族文化关切的会议，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的会议。会议由省政协副主席吴庆云（回族）同志等领导亲自驻会主持。全体代表经过3天的认真讨论，认为从现有的资料和实际观察，回族医药在某些理论、学科、临床、药物炮制、民间疗法与验方，以及体方、食疗、保健等方面，都反映着不同程度的民族特色，其中有些医、药或丰富了祖国医学，或反映为与现代医学有所类同。因此大家认为，今后有必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使之应用于临床。 在会议筹备期间，由上述单位组成的筹备小组决定，会前有必要组织专家对《回回药方》进行一次初步校点并印刷成册。以供代表们讨论。该校点本由陕西中医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所的苏礼、郑怀林同志主校，李培振、焦振廉、王恰同志协助校点，最后又经有关专家龚纯、李伯坝、金志甲、赵石麟和王发俊加以审定。代表们对该书讨论以后，一致建议可对其再进行一次复校加工，然后正式出版。于是，会后经过协商，原会议筹备小组同意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其列入《回族古籍丛书》系列，旋得到宁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和该丛书编委会大力支持，这部古代回族医学专著的校点本即将与读者见面。因此该书的出版是有关回、汉领导同志与专家、学者以及编辑同志通力合作的结晶，也是一颗民族团结进步的硕果。 § 作者和成书年代 关于《药方》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由于其《目录·上》残缺，因而还难以凭借如署名、序文和题记等加以确定。但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的几种推断①：1、《药方》是一种阿拉伯医学著作的汉译本或元人所译的阿拉伯医书②；2、是元代“回回药物院”的回医所著③I3、是元代阿拉伯医家的遗作④；4、作者是长期居住或生长在北京的一位穆斯林医生，可能祖籍新疆而非中、南亚人，约成书于明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1368～1403年）；5、《药方》是明代回族民间医生的著作，成书约在万历二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间（1593～1616年）。推断，各有所据。下文则是我的一些析证。 其一，元代阿拉伯医著，就目前所知，仅有中统十年（1273年）著录于《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的《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一词，是阿拉伯语Tibb的音译，可译之为“医典”或“医学”。而伊本·西那（阿维森那，980～1037年）的名著也称为《医典》。但将《药方》与《医典》对照，则前者并非后者的译本，而是另一位医家的著作。 其二，关于“回回药物院”回医所著的推断，似有两点难以成立。据卷十二《再有擦药》条说：“找曾治妇人病，三年后必艾矣而可。”卷三十《说古阿里失等古阿里失喳八而乞刺西子方》条也说：“我在八里黑城内见一人胃经疼。”则可见《药方》非集体编辑而系一人之作。其次，药物院成立干至元二十九年292年至治二年O322年）隶归广惠司。另据卷十二《治筋松肉慢》条存“北平”一词。查元代井无叫“北平”之设，只有明洪武元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元年又改为顺天府，即《药方》成书年代的下限。如果至元二十九年作者35岁，供职药物院。则洪武元年以后写书，这时年已120岁左右，恐怕是难以为力的。其三，上引“八里黑”一地，也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第27章的“巴拉奇城”。该城位于穆斯林众多的呼罗珊以东和撒马尔干以南、阿姆河由东向北的转弯处，南越兴都库什山而达喀布尔，当时是伊尔汗国东北界的重要城市，马可·波罗也说这里“回教非常兴盛”。据此，我们基本上便可以认定作者是一位中亚的穆斯林医生。此外，在作者指出的许多“古国回医人”中，有一人名卜阿里，当是布哈里。因为按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人的习惯，在往在姓氏之后加上籍贯，例如此人是中亚的布哈拉人，便称其姓为“布哈里”。这里除了阿不阿里撒那和阿哈麻的法西鲁西两人尚难确定以外，其余的大多是波斯、中亚人的姓氏，也许他们正是作者故乡或本国之内他所熟知的古人。另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作者将“笔”称之为“木沙塔卜”。如果他是阿拉伯人，就应该称其为“干兰”。因此，据上所述，作者是一位中亚穆斯林并曾活动于该地是没有问题的。 其四，他是何时来到中国的呢？众所周知，元时中亚大批穆斯林来华，人口以数十万计③。当时他们的共同语是波斯语，使用的是“亦思替非”文，元官方特设“回回通事”作为译员③，后来才由上层开始学习汉语。作者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自然也要将汉语学会，而我们分析其著作中的语言，则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1．民间俗语。如签、刺、鼻窍、脖项。混堂、风魔、抽扯、敖（割）开、克化（消化）、消散、些小（xuexing一点）、计较 （在意）、有时间（有时）、浑身沉困、用些醋调、多半止不住等等，至今还依旧在西北回民中普遍使用。2．元人口语。如“发烧为因腿脚有疼来者”、“疮能作坏了骨头”、“睡卧不的，动转不的，观看不的”、“这的便是缠肠风根见识”等等。3.文言。如“已上药当化者以葡萄酒化之，余药捣罗为末”、“前医人员用此方，而人病证个同，则备随证增减代替药味而用之”。4．不合汉语语法的句子。如“御米子在壳十时的响”、“若所伤有疼恐横里有伤损的筋经烂了”、“治枪等伤者无肿且不作坏”等。5．颠倒的复合词。如“又方凉药”、“ 马准西里撒”、“大失里撒马准”、“虎而麻忻都的”（印度的万年枣）等。从以上几类作者的用语来看，说明他对汉语掌握得还不够纯熟，运用是很混乱的。至于后两类。前 者是将语词以其民族语法组合成的，如过去上海滩上的“洋径滨英语”，后者如将“马核（膏子）”或置于药名之后，或置于药名之前，也反映了其民族的语言组词规则。这些对作者来说，信笔写来已经成为其习惯。而以上的这种语言状况，也正是回族语言人早期阿拉伯、波斯和汉语交相融合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一种普遍现象，至今仍然有其存在，尤其在回族 伊斯兰教的“经堂语”中更其明显和易见。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汉语已充全为回民所使用，并出现了如嘉靖年（1528年）陈思《来复铭》那样深练的文言③。因此对比作者的语言，即不属于元代早期，更不是明代中后期，这就肯定了他是元代中后期由中亚来到北方或大都 的一位穆斯林。其五，苏礼同志根据“无花果”首见于明初《救养本草》，“阿大荣”首见于《本草纲目》、“堂子”又是努尔哈赤始创清帝杞神之所，因之将《药方》的成书并代定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间。然而关于“无花果”，阿拉伯语叫它作“安宙击儿”，也就是《古兰经》中所说的人祖阿丹（亚当）和哈瓦（夏娃）所食的禁果，穆斯林是很清楚的。因此，“禾花果”应是“安宙儿”的义译，所以我们就不能将作者认作是明代人因而才从汉医方书中 知道了“无花果”其名。其次，伊斯兰教教规是严禁吸用鸦片的。作者既然是穆斯林，这就 证明“阿未荣”一词也绝不是得之于《本草》。至于“堂子”，时至今日，这个名称仍然为回民所使用，或者称之为“混堂”。同时据文献记载，“混堂”的兴起是在阿拔斯王朝时代（750年），到了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时期（908—932年），巴格达巳有混堂2万多所，这似字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灯年伊本·白图泰访问巴格达时，也记载了这里设有其中西部13个区，每区仅有两三座而已。因此，”“所引卷三十四 《骨脱出类》则正是这种混堂而不是清代皇帝的杞所。同时《药方》既有苏文所引的“令病下文则更有“入堂子浴后”、“抬病人入堂子，令热气蒸其身和软”，此也有同类的文字，可见“堂子”就是“混堂”而无疑。因此，据“常子’厂词将《药方》的成书断为1593年之后便是难以成立的。根据以上分析与考证《药方》的作者应是一位伊尔汗国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医生，大约在元代中后期来到大都．在为当地人民治病的过程中，同时也学会了汉语和汉医知识及其药物的使用。随后，他便在其民族疗法的基础上，结合汉医知识与当时回回人的治病经验，并以这一时期外来人的那种混合式北方汉语，至迟在明洪武初年才使此书定们。最后，他又顺踉要从中亚前来中国的穆斯林被称为“回回”而为其著作命么，也许是为了从整体上显示其“回回”药方的民族特色。《回回药万》的特色。残存的19卷目录来看，该书是包括内外、妇、什、伤、烧以及精神病等科的一本冶疗手册。同时，再比较其中一些术语、药名及其组词还木够统一，体例还欠规范，错别字未加改正，而卷三十《说阿牙刺只方》却又有一段较流畅的文言文等，则又可以认定该书还是一本尚未最后润饰修订的稿本。然而，它却又分类繁细，收罗宏富，如按现存446条的比例推算，其方剂当有5000～6000条之多。特别是对骨、伤科治疗手术描述精详，其药物涉及西亚、南亚、北非、南欧以及西藏等地赐 书中除了与汉医的通用药百余味以外，还出现了如“风府穴”、“脉微弦”等汉医术语。所有这些，则又说明该书是一本将阿拉伯、中亚和汉医治疗相交融汇的贯通之作。除此以外，《药方》还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第一，它吸收了中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医疗精粹。因为从世界史来看，中世纪的阿拉伯伯医学可以说是当时西方医学的顶峰。早在6、7世纪，穆罕默德就曾经说过：“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先知不但这样强调，而且还遗留下了一些阿拉伯民间疗法和方剂，被称之为“先知的处方”。到了公元750年以后，兴起了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曾经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文化的精华，从而在医学领域也出现了如拉齐和伊本·西那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巨星。另外如《药方》的下颔关节脱臼复整，是最早见之干公元前4世纪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介绍，而其中以抬高肢体减少出血的办法，也是罗马医生盖伦（Galen）的方法。由此可见，这些阿拉伯医学遗产都为该书所吸收。 第二，它对人体生理和疾病的病理、病因，也具有较成熟的理论认识。如卷三十一《妇人身内动静（状况）类》所讲的“说月经来之日”，《乳上证候类》的“说妇人乳汁动静”，就是讲生理的；前类中“治妇人胎中气闭”，又是讲病理的。特别是卷十二一开始的眼左瘫右痪》总论，巳讲到“头是脑之集”，指明这种疾症多在头、手之筋（神经），从而阐明了半身不遂的内在发病机制是出之于脑。此外，它还指出了此症的外因是房事、重事（劳动）、惊恐、上高处、逢大喜、重醉以及饮食、气候等等原因。至于前述抬高肢体以减少出血的处理，也说明作者巳能认识到出血有动脉和静脉两种。象这些认识，在当时都已经超出了中医的认识水平。此外，如卷三十二的《治胸肝脾肾有肿者散》，特别是《治贴肿毒硬肿》，也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恶性癌瘤在内脏的发病。至于卷三十的畸鲁苦牙方》可“推腰子内碎石出”，居然能诊断出肾结石并以内科药物排除。尤其卷三十一《怀孕动静类》，除了生理和病理认识外，也竟有《说认男胎女胎》和《说男子妇人治其真气使改动令生男》的妙方。 第三，它的方剂自成体系。如果将那些喈屈毅牙的药叫做“民族药”（即便译出来是汉医的常用药），将那些如陈皮、良姜、雄黄、丹皮、白矾等叫做“汉药”，那么，仍然还难以判断后者中有些究竟是吸取汉医的，还是采用了同一药物的汉名。但是，仅从现存3卷的446剂来看，其中主要开列的还是民族药。这就说明，（药方》的方剂已经自成体系。再就方剂的调制来看，又会发现它大多以蜜为主，这似乎同汉医没有多大的差别。然而在“先知的处方”中对阿拉伯的药物炮制，蜜的使用都是十分突出的，所以清代伊斯兰学者刘智便将它同水、乳、果浆、花露总结为摄生的“五饮”之一，反映了对药物调制的民族习惯。另外，按常情来说，同一病症的处方，往往因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思路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作者的思路则主要实现了他的“民族思路”。例如，在卷三十的《难花马准》和《微列知马准》等方剂中，作者曾切吉它们的“壮阳”之功，然而其用药配伍却同汉医对此症的处方迥然不同．综上概述，可见《药方》的方剂自成体系，是无可置疑的。 第四，它还有着奇特的用药和疗法。在用药方面，如伤科中概用葡萄酒而不象汉医多用黄酒，这显然又是出于民族习惯。但是作者根据其民族医疗传统，竟然以蜜蜂窝、磨盘尘、磨刀水、毛鸽粪、马驴粪、（烧灰）、古墙中和泥的草节儿、阿西马尼地方的地面泥，甚至混堂的够腻、狐狸肉煮水等等均人之于剂。至于许多偏方，如将蝎虎捣烂吸刺，嚼韭敷伤止血，以蛛网擦伤口和以人发、纸、线烧灰止血等等，至今也仍然为回民所袭用。在剂型和制剂方宿，如“马准西里撒”竟开列120味，并详述其炮制服用之法。在剂型中，除了丸、散、膏、丹以外，还有汤、煎、油、外以及末子、饼子等等。其中，“饼子”在宋、元时代的汉医方书中已多有记载，明代以后则较少见，因而据此也可以作为推究作者著书年代的参考。在治疗方法方面，除了以擦、贴、拓、搭、渍尤其嚏、嗽等施治外，还有尘药、沙疗、火针、热水蒸浴、坐冷水降温、咂血、放血、滴鼻、挑掐、烙疗（封闭血管）、香料排液、伤口填药药吸签刺，以及锯钻碎骨井挫平，使用灌肠袋、三角巾、止血带、腰椎骨折枕垫、甚至以水涂抹以细查纤毫骨裂纹、以鸡翎管为芯用纸抢垫鼻，从而使患者通气以治疗鼻骨骨折等等，真是“千方”“百计”，奇妙无比。其中关于“伤损从身外着重人身及因跌磕有伤”的手术，尤其陈述详备；对止血带的使用，则较法国外科大师阿·巴瑞（A·Pare）的使用提前约两个世纪，对三角一包扎和枕垫也创造了最早的记录。至于咂血、吹鼻、滴鼻、挑掐，特别是 各种放血等，至今仍然为回民所广泛使用，往往能收奇效中第五，它的某些理论和学科又具有其独特性和完整性。在《药方》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四体液；认为血、粘液、黄胆、黑胆是维持人体生命的四种基本物质。这四种物质一，失调，便会引发疾病。因此，《药方》常常提及的润、恶润、黄疾、脓水、湿、浊等等，便可能都是四体液的失调转化。这种理论，显见得与汉医的“ 说”不大相同，反而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四元质”论有关。因为这种哲学的人体论认为，“此乃水、土、火、气”，人体是“集气、火、水、土之精”而成的。可见，《药方》中独特的“四体液”是一种阿拉伯的医学理论。至于《药方》中某些理论的完整性，既见之于发病见之于《折伤门》。前者一方面论及致病的外因是气候、情志、饮食、起居、创伤和一方面及病理因素是体质、继发病因和病变部位，因而在治疗上便将对症施治也重视治本和治标。在《拆伤门》中，作者完整地论述了软组织损伤、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原因发生机制、诊断和治疗，对一些合并症也有些治疗与现代医学毫无二致。以上论述说明《药方》不仅只是临床实用，而且涉及基础医学、医学继承与发展、方剂学、外科手术理论，甚至还涉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的领城，是颇值得研究的。 § 《回回药方》的价值 人在《药方》尚未正式出版以前，笔者有幸得阅陕西专家的校点初本。虽然门外窥医，难但特回族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则其价值还可以指出如下几点。4．首先，就其著述来说，它应是一本在回族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医学专著。因为从明代以米，山多族素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回族，已经逐渐地丸量吸收了汉文化。于是在医疗领域，也就以汉医体系的疗法为主而进行诊治，同时也出现了属于汉医医疗体系的回族中医。早在明永乐年间，伟大的回族航海家郑和7次远航，其船队中的医官医士多达180余人，除了由太医院选派之外，还有被征聘的如常熟、松江汉族名医匡愚和陈常。这就说明，即使其中有回族医生，看来还是按照汉医疗法治病的。以后，明清两代各地回族中医辈出。到了本世纪以来，如活动于京津的赵炳南（1899～1984年）和哈荔田（1911～1989年），行诊于西安的马莱轩（1866～1933年）和穆少卿（1900～1967年）等，也都是著名的中医。其中赵氏是皮肤科专家，曾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著作《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曾荣获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哈氏则是曾受业于北京名医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等名下的妇科专家，著有《妇科内经术指》、《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等；穆氏也别有《穆氏医学丛书》120卷，可惜“文革”中多遭毁失。从上述状况和这些回族中医的专著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属于汉医系统。因此，这就反映出具有民族医疗特色的《回国药方》，是唯一的一部回族医学专著，其价值便弥足珍贵了。 其次，就其外延来说，它又是一部中、阿文化交流而反映在医学上的融汇之作。如前所述，广义的阿拉伯医学是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以及北非、中亚诸文化中医学的总汇，虽然《药方》中没有系统地反映，但是我们从其方剂和疗法中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存在。当作者来到中国以后，他以这种阿拉伯医学为基础，又吸收了不少汉医的药物、疗法甚至脉学、穴位以及计量中“饯”的概念，这就决定了本书的价值乃在于它是一种中、阿医学交融的产物。其实，这种文化现象在元代并不是孤立的。当时中、西亚穆斯林携带着阿拉伯文化来到中国，在天文、历算、建筑、戏曲、植棉以及兵器制造、手工业机织等诸多方面。无不与汉文化的这些学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从而呈现出其民族特色。何况在此之前，阿拉伯药物的引进和回族先民在中国行医，也早就屡见于唐宋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药方》作为一种文化融汇在医学上的反映，在元明之际又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再次，从临床应用来说，它无疑又是一份宝贵的中华医学遗产。根据现存3卷中的41门二16类446条观察，可以说《药方》涉及到整个临床以及药剂修合与“活物治病”、“众花果菜治病”等等，实可谓之丰富、精详和特异。其中，除了作者指出的疗效以外，有些至今还依然在回民中保存并广泛使用的方剂和疗法，也仍旧可以证明它的应用价值。此外一些专家在某些方面不但肯定了它的临床功能，而且还盛称《药方》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作者是回族的先民，他的著作价值和这些临床效应，无疑说明了《药方》是一份中华医药的宝贵遗产。然而可借的是，500多年的尘封酣眠，使它还未能为医家所周知，从而进行研究并采用于临床。现在这种条件出现了，相信这一宝贵遗产必能假医家之手而造棉干患者。 § 后人研究 在西安的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和专家们以浓郁的兴趣对《药方》进行厂讨论，基本上认为该书是一部融汇了阿拉伯医学和祖国医学的临床学专著，是历史上回族医学家对祖国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由于来不及对《药方》进行深入探讨，因而对它的医学思想和理论是否自成体系，它作为历史科学的继承实用价值如何，意见还很不统一。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应该对《药方》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便确定它的学木价值和应用可能。 笔者不敏，门外窥医，班门弄斧，写出了如上的认识和体会，现在还想再谈点今后研究工作的意见。 第一，应该组织对《药方》有兴趣的中、西医各学科的专家和医护人员，对其展开多学科、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也不妨有所选择地应用于临床。这项工作，宁夏的有关机构责无旁贷，可以带头和牵头、以兔散乱自流。同时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和临床成果。对论文的发表，也应该提供充分的园地和机会。 第二，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甚至有些不详其治的药物，还要对其产地的状况进行专门探求，以供专家们研究时对照参考。因为只有提供了这种先决条件，才能使专家们从药物的配伍中西药方剂的构成特点。 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将同一病症的《药方》方剂，与祖国医学的同症方剂进行比较学研究，除了发现其异同并疗效以外，也可以倒果为因，对照《药方》的拟方思路，进而发现其诊断的民族特点。这样作至关重要，应该作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 第四，就《药方》的体例来看，它是一部临床学著作，缺乏理论阐述。但有时也涉及到一些生理学。病理学和诊断治疗学的理论。然而理论来自于实践。有些理论有时在往用一句话或一段话来概括，不多阐述，其理也可以自明。因此，如果我们仍用“倒果为因法”进行逆探，从其临床实践如《药方》对某症方剂的描述中抽绎出理论，加以整理，或者从其讲述 较详、列方较多的门类如骨科、伤科中发现它的分支学科的理论来。 第五，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特殊的历程，回族文化基本上是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融汇因而这就要求我们把《药方》的研究放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加以探讨，以发现其来龙去脉。这样，最厉结果必然会证实它与回族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否则就事论事，脱各所侧重，则论者不将其归之于阿医系统，便归之于汉医系统，最后就很难确定它的民族特质。回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常常会遇到文献缺乏的障碍。就《药方》来说，它已有幸作为那个时期的医学专著，并作为留给后人可资研究的唯一的一份遗产。因此本文所旨，借此抑郁，意在抛砖。现在《药方》已拂尘而出，对它的探讨并研究工作，首先便落在了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医务工作者的身上，同时也落在了回族历史、文化研究者的身上。因为特不仅涉及中华传统医学、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华科技医药史，而且也提供了中阿文化交流史③、伊斯兰教史、回族史和回族文化史以及回族民俗学的资料。[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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