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刘六、刘七起义 |
| 释义 | § 战役简介 刘六、刘七起义 明正德五年至七年（1510～1512），在京畿南部爆发，转战八省的农民武装斗争，这是由刘六﹑刘七兄弟及杨虎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发动起义，数千农民响应。次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以后又由山东回攻京畿。起义军纪律严明，不妄杀人，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起义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另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邢老虎等率领。两路起义军时分时合，互相倚重。明武宗朱厚照以宦官谷大用为总督军务，平乱的主要将领有伏羌伯毛锐、右佥都御史陆完、 边将总兵许泰 ，调京师及宣府、大同、延绥等地军队前往镇压。正德七年，杨虎一路起义军被击溃，刘六、刘七孤军奋战，率部走湖广，在黄州兵败，刘六船翻身亡。七月，刘七与起义军余部全军覆没于江苏狼山，起义最终失败。 此次起义，由于单纯的流动作战和缺乏相互配合而失败。 § 主要人物 刘六名宠，刘七名晨，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人，农民出身。为人任侠好义，骁勇善骑射。因不堪地主豪强的兼并和压榨，同齐彦名等在霸州等地打家劫舍，时称“河北响马”。 § 战役背景 刘六、刘七起义 ——相关史书记载 明王朝进入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政治黑暗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并高度集中，人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爆发于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 明朝中叶，河北农民深受政府的马政之害。为保证明军边马的供应，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马户的徭役负担极其沉重，为保证养好马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耽误农业生产，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还要赔偿损失，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河北临近京师，正是厂卫特务、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加上土地兼并剧烈，剥削压迫十分残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安定京畿一带的局势，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专权宦官刘瑾派御史宁杲为“捕盗御史”到河北镇压农民起义。宁杲采用极为残酷的高压手段，屠杀和镇压农民，他“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每械盗贼入真定，用鼓吹前导，金鼓之声弥日不绝”（《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整个河北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这激发了河北人民更大的反抗情绪，酿成了刘六、刘七起义。 当时的山东，在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几乎遍及全省。如：正德五年正月，“山东盗陷潍县”（《山东通志》卷十《通纪八》）；正德五年三月，“守备凤阳太监黄准奏：‘山东、徐州盗未平……’”（《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八月“山东守臣奏登州、宁海等县盗掠居民”（《明武宗实录》卷六六）；正德五年末，白英率领一支农民起义军白河北进入山东以后分成两股，一股由德州东进，奔向诸城、高密、安丘、沂水；另一股转战西南，占领了鱼台、金乡。这些农民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1] § 战役经过 刘六、刘七是河北霸州文安人。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刘六、刘七兄弟率领数百人在霸州起义，当地农民积极响应。刘六、刘七起义后，当地人赵鐩、杨虎等也率众响应，起义军汇合成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转战于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江西等7个省区。 正德六年（1511年）三月，起义军自河北进入山东，攻取滨州、临朐、临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曲阜及泰安州，明朝官军东西奔命，义军如入无人之境。起义军在山东境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正如当时明政府十三道御史贺锐所奏“山东居民，凡贼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粮草器仗，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官军所过之处，即闭门逃遁，箠楚驱逼，尤不肯前。”（《明武宗实录》卷七四）短短数月间，起义军人数发展到数万之众。在山东人民支援下，起义军几次从山东进攻京师，给明政府以极大震动。八月，明政府命太监谷大用提督军务，除加派京营精锐部队以外，又增调宣府、大同、延绥守边的军队进入山东镇压起义。当时所调的军队有“京、边及卫所奏留京操官军二十余万，马三十万匹，其粮草之费，以正德六年一岁计，支太仓及各项银九十余万两”（《明武宗实录》卷八三）。据统计，明统治者在正德六至七年调到山东境内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部队，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面对明军的重重围剿，起义军被迫兵分两路：以刘六、刘七、齐彦名为一路，刘六为首领；以杨虎、赵鐩、刘三、邢老虎为一路，杨虎为首领。他们时分时合，互为倚重，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攻打明军。 杨虎率领的一路起义军，在山东境内活动的时间不长。他们自沧州进入德州，又南下济南、泰安、兖州，再东进直至登州、莱州等地。后杨虎率军进入鲁西南，在此地突破明军的重兵包围，进入江苏、安徽境内。杨虎战死后，起义军由赵鐩统率，分28营，转战于河南、湖北间一年之久。在明政府的重兵包围和诱降之下，起义军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将领投降了明军，赵鐩势力孤单，于正德七年秋在湖北兵败被俘，壮烈牺牲。 刘六、刘七率领的一路起义军进入山东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恃马力悠忽驰骤，栖野不战城郭，蹈虚不立方所”。官军则闻风丧胆，怯不能战，几无抵抗之力可言。负责镇压起义军的都御史马中锡企图以招抚的办法瓦解起义军，起义军识破其阴谋，拒不投降，并又从山东北部突袭沧州、霸州。一时间，京师惶惶，被迫戒严，命右佥都御史陆完率宣府、大同、延绥三总兵统边兵主力弃关入内镇压起义军，并将山东巡抚都御史边宪等人撤职查办。十月，刘六、刘七先进攻济宁，因守军众多，一时难以攻下，随即向东迂回，连克日照、海丰、寿张、阳谷、丘县、宁阳、曲阜、沂水、泗水、费县十城。当明军尾追而来时，他们又回师济宁，切断运河交通，焚毁明政府运粮船1200艘，活捉工部主事王宠。 十一月，刘六率军南下徐州，不久又北上，准备绕过驻扎重兵的临清，突袭北京城，迫使明政府紧闭城门，同时调涿州、通州、良乡等驻军护卫京师。刘六见明军有备，声东击西，挥师西向，转战河北雄县、易州等十余县，又南下河南。明廷除派陆完统军从山东追击外，又命副都御史彭泽提督军务，以咸宁伯仇钺为平贼将军，统率在晋陕守边的延绥、榆林诸路军马开进河南，以与陆完形成对起义军的包围之势。起义军采用机动灵活战术，趁东西两路明军合围之时，又北上进逼北京。陆完等明将大惊失色，恐北京有失，立即调派许泰等部追杀起义军。明军一边紧追起义军，一边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报功，“前后报功万计，而正贼卒无获者，甚至贼已去而官军遇平民亦杀之报功”（《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在明军的疯狂追剿下，刘六、刘七等只好再次进入山东。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刘六、刘七等回师东入登州、莱州，攻占胶州、平度、莱阳、文登、招远，并围攻海州，遭到明军的追剿，起义军大败。四月，起义军与明军在登州一带再度激战，明府派宣、大铁骑及中土材官、良家子等近10万人之精锐部队围剿起义军，斩首义军2300人，杀伤义军3000多人，俘获100多人，给义军带来巨大的损失。半月鏖战之后，刘六、刘七、齐彦名仅率精锐骑兵300余人突破重围，转战河南、湖北，元气大伤。同年六月至七月，起义军在湖北河泽湖泊地带与明军激战，由于起义军多是北方人，不谙水战，又在南通江面遭飓风和明军火攻的袭击，多次失利。后来他们又打算自南通、泰州登岸直趋淮安，重还山东，但受到扬州官军的抵挡，只好以狼山为根据地，不断出击常州、江阴等地。 § 战役结果 但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起义军在明朝辽东、大同、宣府边兵和地方军队的联合包围下于正德七年八月失败，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壮烈牺牲。 当刘六、刘七主力部队南下后，山东境内仍有零星义军活动。正德七年七月，一部分农民军由冠县攻入朝城，杀死了明军大同指挥谢琴。其它各地起义军也展开一些活动，“少有百十人，多或千人，阳、邹、费、临邑、高唐诸县复遭掠”（《明武宗实录》卷九十）。直到明军镇压刘六、刘七主力部队回师山东后，才将这些小规模农民斗争镇压下去。 § 失败原因 农民军的失败具有深刻的原因： 一是与明军相比，势单力薄，刘六军队虽号称数万人，但多是无以为生的贫苦农民，没有作战经验，真正拥有战斗力的极少。 二是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虽具有机动灵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牢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士兵疲于奔走，兵员和军需补给都有一定困难，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三是两支较大的起义军独立作战，缺乏配合，更没有和当时在四川的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敌，致使明政府便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 战役影响 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起义，前后持续3年，转战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数省，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起义，明政府动用了大量财力，耗尽了府库之银；起义军所到之处，狠狠地打击了当地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这次起义给明统治者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明朝统治者认识到仅凭高压政策难以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明政府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朝廷内部也加以整顿，进行了杨廷和领导的改革，罢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明朝出现了嘉靖初年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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