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元朝 |
| 释义 | § 朝代简介 1280年元朝完成大一统之后，建立四大汗国。 元朝 (1206-1370) ，元朝从1271年建立，到1368年灭亡，前后共九十七年。元朝结束了自唐灭亡以来长达三百七十年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这为之后明清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更大发展，回族就是在元代形成的。元朝的地域异常辽阔，这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疆域的雏形。 元代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铁木耳是初期，这期间，采用汉族法律，初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制度，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从武宗海山到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是元代的中期，元代走向了衰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其间的“英宗新政”也仅是昙花一现，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败之势，后来新政失败，英宗也死于非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即元代末期，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后来成为起义领袖，逐渐扫平诸雄，重新建立了汉族的王朝——明，元朝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 蒙古起源 成吉思汗元朝初期（蒙古国）地图 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于13世纪初。构成蒙古族核心的蒙古部，是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在蒙古部发展壮大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民族成份，包括匈奴、突厥等语系及东胡语系的其他各族的后裔在内。 蒙古部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室韦—鞑靼部居于俱伦泊（呼伦湖）之南，到9世纪末10世纪初形成了鞑靼联盟。“鞑靼”成了蒙古各部的统称。契丹崛起后，征服了鞑靼各部，促使鞑靼部落联盟瓦解。 蒙古部西迁到漠北高原后发展得很快。其中有尼伦部，尼伦部又分衍成许多小部，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氏的始祖。到12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统一尼伦各部，开始称“汗”，形成了蒙古部集团。 12世纪末，居住在漠北高原上的部落差不多有一百个左右。在蒙古部以东，游牧于贝加尔湖周围的是强大的塔塔儿部；在哈尔哈河流域游牧的是弘吉剌部；在蒙古部以西，游牧于杭爱山和肯特山之间的是克烈部；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则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乃蛮部；游牧于阴山一带、替金朝守护长城的是汪古部；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是斡亦剌部；蔑儿乞部则分布于贝加尔湖南岸、色楞格河及鄂尔浑河下游。这些部落中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蔑儿乞部和乃蛮部是最强盛的。他们都受金朝统治。 § 建立统一 政权产生 元朝版图 随着奴隶主和奴隶──宗主部与属部、那颜（奴隶主）与合兰（奴隶）等对立阶级的出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进行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也随着产生。12世纪初蒙古尼伦诸部就统一在合不勒汗的政权之下。 从10世纪开始，已有文献记载蒙古人和中原地区进行互市，用牲畜、马匹、毛皮换取内地的绢帛、铁器，西面也和畏兀、吐蕃发生贸易往来，有些畏兀商人深入草原腹地进行商业活动。金朝废弛铁禁之后，华北地区的铁制钱币流入蒙古地区，蒙古人用以熔制生产工具和武器。同时，也有部分蒙古人从事农业生产。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铜、铁的输入，冶炼技术的兴起，各部之间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原来分裂散漫的状况和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游牧畜牧业又不适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因此，蒙古社会开始了向封建制过渡。由于在战争中那颜们的财富激增，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新的社会阶级──“那可儿”和“合剌除”（下民）出现了。那可儿等形成一个剥削广大属民的集团，逐渐演变成为封建领主阶级。而普通部落、成员和被征服的臣属，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变成了向其保护者提供赋税的“合剌除”。合剌除是蒙古社会的基本劳动者，要向汗和那颜交纳一定数量的贡物（从燃料到牲畜），并做挤奶、剪羊毛等杂役，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牧奴阶级。 在成吉思汗出世前，蒙古诸部混战不已，社会极不安定。加上金朝统治者挑拨离间和迫害，更加深了蒙古人民的苦难。蒙古各部流浪荒漠，不得安居，对金朝统治者“怨入骨髓”。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们都渴望和平安定，期待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力量来领导全蒙古的统一，加强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力量，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 统一蒙古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铁木真（1162年～1227年）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合不勒汗的曾孙，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由于遭到塔塔儿部的谋害而早死，家道中落。铁木真幼年时期，经历了颠沛无依的生活遭遇。最初，他联合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和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相互结为联盟，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击败了塔塔儿。以后他又击败了泰赤乌、蔑儿乞诸部，随即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剌河，王罕败亡。王罕的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击败克烈部后就为统一蒙古铺平了道路。接着他又击溃了草原上最后的一支力量──乃蛮部的塔阳罕，统一了蒙古诸部。 “蒙古”一词早先只是指蒙古草原中的一个部落。自铁木真统一各部之后，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所辖各个部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一词始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 元朝的疆域 总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千米。 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连后来第二大的清朝也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元史·地理志》言元朝的疆域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元朝地图 ，“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全国划分为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西藏地区。 大元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中亚（咸海以西，察合台汗国也是元朝一部分），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全国划分为由中书省所直接管辖的首都附近的腹里地区（即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由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今西藏），以及10个行中书省（分别为陕西、辽阳、甘肃、河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行中书省）。此外，大元曾于朝鲜半岛设立地位十分特殊的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故与其他行省性质不同。 统治制度 铁木真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长期的征战，初步完成了统一的事业。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意为大聚会），铁木真被推戴为全蒙古的“汗”，尊称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当时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建立在军事编制和领户分封的基础之上。它按照十进制的办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打破了原来的氏族组织，并相应地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 在这个军事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领户分封制。万户长和千户长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万户长及千户长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的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大小领主。享受领户分封的是宗亲和异姓功臣。 怯薛制度 在军事编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怯薛制度。铁木真在称汗之后，下令挑选各部贵族子弟及“白身人”（自由民）中“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怯薛。这支军队由他直接指挥，驻扎在他的大斡耳朵（殿帐）周围，分为四班，由四个亲信的那可儿任怯薛长，每三日轮流值班。这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 其次，成吉思汗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称为“大札撒”。任命他的末弟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蒙语为也可·札鲁花赤）。他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行政组织上，如掌印、狩猎、马匹和牲畜的管理，军务的总管，军需的供应等，也都定下制度，责成专人负责，初步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的体系。 蒙古文的形成 在意识形态方面，成吉思汗意识到宗教对政治的作用。当时在蒙古游牧社会中，萨蛮教巫师称为“别乞”，最有势力，是最高僧侣。成吉思汗委任兀孙老翁为别乞，使宗教领袖成为国家高级神职人员，为他的统治服务。 12世纪时，乃蛮部人已直接向邻近的畏兀人学得了文字拼写的方法，用以纪录蒙古语。当时畏兀人用的是粟特体突厥文字母，这种蒙文习惯上称为畏兀体蒙古文。成吉思汗本人不懂蒙古文，但他在征服乃蛮后，令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畏兀人塔塔统阿教导蒙古青年读和写。从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纪录下来的。 蒙古文石刻天文图 灭夏、金 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决定先用兵西夏。1205年、1207年和1209年，蒙古大军不断对西夏发起进攻，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 1211年春，成吉思汗派哲别为前锋，大举进兵金朝。哲别占领居庸关后，乘胜进围中都（北京）。又以奇兵袭取金国的东京（辽阳）。当时金朝把各路军队都调至中都和西京（大同）防守，中原地区兵力空虚。成吉思汗知道中都一时不易攻克，遂自涿州分军三路，进攻河北、河东、山东诸州县。“凡破九十余郡”。1214年春，成吉思汗屯兵中都城下，金宣宗遣使求和。 由于蒙古的威胁，金帝在议和之后，决定迁都南京（开封）。1215年五月，蒙古大军攻下中都，前锋深入河南。由于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意识到短期内不能征服金，于是任命木华黎为国王，负责管理新占领区的军事和行政。他把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暂时停顿下来，转而从事西征。蒙灭西夏 1226年秋，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遵守条约，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 蒙古军攻下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在肃州（酒泉）遭到顽强的抵抗，经过长期围困才攻下来。接着进军灵州（灵武县）。灵州之役，西夏主力消耗殆尽，城陷后，西夏的首都中兴府已成为蒙古军的囊中物。 1227年六月，西夏主遣使请降。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六盘山南麓的清水县。但蒙古秘不发丧，当西夏主来降时，诸将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把他处死。西夏立国垂二百年，至此灭亡。蒙宋灭金 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而金朝则失却了犄角之助。成吉思汗死后，众推其幼子拖雷监国，一年后，蒙古诸王、那颜，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拥戴窝阔台（元太宗）为大汗。他在三年内（1230年～1233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积极与南宋取得联系，制定出联宋灭金的军事计划。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谈判，应允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划归于宋。 1233年，蒙古包围了金的南京（开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逃往归德，南京旋降于蒙古。完颜守绪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阳，约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蒙古军与南宋会师蔡州。次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南门，然后招蒙古军入城。完颜守绪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前后约一百二十年，至此结束。 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 成吉思汗对西方的征讨，早在1204年灭乃蛮部时就开始了。乃蛮王子屈出律（又译古出鲁克）逃奔西辽，娶西辽帝直鲁古的公主。1211年屈出律与花剌子模沙合谋，篡夺了耶律氏直鲁古的帝位，此时西辽实际上已灭亡，但屈出律仍用西辽国号。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将哲别率蒙古军两万人西征屈出律，屈出律败亡被擒杀。西辽旧属领土，自此尽归蒙古。从这时起，蒙古和当时中亚大国花剌子模直接交锋。 1219年成吉思汗攻入花剌子模，1222年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花剌子模王子札兰丁逃入印度，成吉思汗的军队跟踪追击，后因气候炎热，停止前进。成吉思汗率领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三个儿子由原路返回蒙古。在进攻花剌子模的同时，又派遣哲别、速不台等北越太和岭（高加索岭），进入东欧斡罗思（俄罗斯）境内，1223年歼灭南俄联军八万人于迦勒迦河（喀尔科河）畔（乌克兰境内）。不久，班师东归。 分封领地 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给他三个儿子。 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 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拔都西征 1234年金亡之后，次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除了在经济上希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1236年至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保加利亚），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波兰）和马扎儿（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适逢1242年四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蒙古军营，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旭烈兀西征 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贵由继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1252年至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伊朗）。 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巴格达）。1259年，进军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司（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 南下战争 元朝时期的蒙古疆域图 蒙古与南宋于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宋将孟珙如约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开封、洛阳、归德），蒙古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收复河南诸地，揭开了长期斗争的序幕。 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对南方，虽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孟珙击败。 蒙哥（宪宗）继窝阔台和贵由即大汗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进。但蒙古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遇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忽必烈于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大理国，灭掉了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进攻南宋 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师攻广西、湖南，北上与忽必烈在鄂州会师。 蒙哥军一路进入四川后，沿途不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当时合州守将是知州王坚。他利用前任修筑的防御工事，和部将张珏坚守力战达五个月之久。 1259年七月，蒙哥亲自上阵督战，结果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退，合州之围始解。 张珏继为合州守将，积粮练兵，与蒙古军长期对抗。1267年蒙古军数万来攻，又被击退。一直到1278年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张珏兵败被俘，自缢而死。 元朝花瓶 元朝建筑 元朝币 元朝建立 当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急于北返。这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应了议和条件，撤兵北归。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1260年三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深知，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先坐稳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变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采取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帝位继承人，并于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南宋灭亡 元朝官服 临安的失陷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十三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1276年二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全两太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文天祥等人的反抗斗争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元军进迫临安时，他担任赣州知州。当时宋朝政府下令各地勤王，文天祥响应号召，组织民兵万人北上。1276年，他被派到元军中谈判议和条件。因不肯屈从，被伯颜拘留，并胁持北上。至镇江时，文天祥逃脱，辗转由海道至福建，和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赵（同是字）为帝（端宗）。后又到江西一带号召人民继续抗元。赵死于1278年二月。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又拥立卫王赵昺（同炳字）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海中）。 1278年十二月，元将张弘范来攻，文天祥在五坡岭（海丰北）兵败被俘。文天祥题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了他坚贞不屈的决心。文天祥被送到大都后，前后被囚三年，在狱中写下《正气歌》，拒绝元人的诱降。1283年一月从容就义。 南宋流亡政权，在张弘范的追袭下，走投无路。1279年二月，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张世杰率部突围时坠海死，在崖山的宋军全部壮烈牺牲，南宋亡。南宋历九帝，凡153年。 § 元的政治 政治制度 汉化政策和制度的确立 元朝建立后，有意识地保留了中原的一些封建制度，但关于采用什么政策来统治汉地的问题，从蒙古建国之初就有争论。元世祖即位后，围绕着采用汉法问题，斗争更为激烈。当时蒙古已统治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汉人，采用汉法。 所谓汉法，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汉法的采用，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达到的新高度。汉法的采用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并使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元中央集权制度元世 祖为了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中书省各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当时全国共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至于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辖。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元世祖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事。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了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探马赤军是在蒙古灭金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汉军是以汉人地主军阀的武装为基础，经过整编而成的部队。新附军是南宋投降后改编的部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骨干，主要驻防于京师和腹里，而汉军和新附军多驻江淮以南。 民族压迫政策 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元世祖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是蒙古人； 第二等是色目人； 第三等是汉人； 第四等是南人。 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对各族上层的联合政策 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一对元朝青白釉小瓶 元朝古佛 宝山古石城建于元朝 元统通宝 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剌丁继续守滇。对吐蕃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由此可见，元朝政权的性质仍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分子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 平定诸王叛乱 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1268年（至元五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 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1289年七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1302年，海都败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 元世祖运用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管理政策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元朝疆域 管理边疆机构的设立 西藏和中原的联系，源远流长。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1247年以66岁的高龄，应邀与阔端会晤。通过协商，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 1253年（宪宗三年），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十三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泉州晋江县”。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 边疆地区与中原联系的加强 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 元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的回族，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渗透，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的新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驿站和急递铺 元代的驿站制度，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蒙语音译，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 上策斗争 阿合马、桑哥事件元朝女子服饰 元世祖对内镇压诸王叛乱和人民起义，对外穷兵黩武，因而财政拮据，迫切需要理财之臣。花剌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宠信的三个理财能手。 1262年（中统三年），阿合马任诸路转运使，他兴办铁冶，增加盐课，获得大利。忽必烈升他为中书平章。阿合马恃功骄傲，安插亲信，诬陷异己，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恶。1282年（至元十九年），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义将阿合马击杀。 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宠信他，但其他官僚纷纷上章弹劾，不到一年，卢世荣被杀。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财，任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财政危机好转。于是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继而清理江南钱谷，增加赋税、盐课，引起天下骚动，起义不断发生。1291年，桑哥被杀。 皇位之争 元代从1294年元世祖死，至1333年元顺帝即位，四十年间，先后更换了十个皇帝。每一个皇帝的更换，都有一番剧烈的争斗。围绕着皇权的角逐，也展开了权臣间派系的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曲折地反映了不同集团间的经济利益之争。 元世祖孙成宗铁穆耳在位时间最长（1295年～1307年），但也不过十三年。他基本上执行着元世祖的既定政策，是个守成之君。死后无嗣，由其侄海山继承，这就是武宗。武宗在位四年多（1307年～1311年），后由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即仁宗。仁宗在位九年多（1311年～1320年），死后，传位于子英宗。英宗统治时期，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皇权之争与权臣派系之争非常激烈，政局不稳。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一派权臣，勾结诸王亲贵，发动政变，于上都之南三十里的南坡，刺杀英宗，史称“南坡之变”。他们拥立忽必烈孙、晋王也孙铁木耳为帝，是为泰定帝。 泰定帝死后，五年之间，换了五个皇帝。泰定帝的儿子天顺帝在位不到两个月，就被武宗次子文宗图帖睦尔赶下台。文宗即位一年后，迫于形势，又让位于总领漠北军事的异母兄明宗和世。明宗自一月即位于和宁之北，至八月，就被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密谋害死，文宗复位。他在位四年，死后，由文宗皇后与燕铁木儿等立明宗年仅七岁的次子为帝，即宁宗。他十月即位，十一月就死了。燕铁木儿和文宗皇后又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儿为帝，即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他利用权臣之间的矛盾，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统治。 § 社会发展 农业发展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宋理宗 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1261年（中统二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1270年（至元七年）二月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村社组织 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扩大屯田网，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据历史记载，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 此外，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听民自买荒田旷土，延期课税，对贫困的屯田户和迁民，给以牛具、农具和种粮；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推行大规模的“籍户”（调查登记户口），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等等。 发展成果 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第二，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农业发展的成果还表现在：元代中国南北各地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上一项重要成就。这项成就和黎族、畏兀族等兄弟民族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当然，在恢复与发展中，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由于封建统治机构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区在水利、屯田、劝农等项工作上已出现了停滞和衰败的现象。到元代中后期，水利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兼并加剧，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进一步衰敝了。 生产关系 土地关系元朝存在时间仅近百年，这段历史的考古发现 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在北方基本上沿袭辽金旧制，在南方则保持南宋的陈规，没有多大变化。官田是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北方主要是金时屯田军遗留下的土地，南方则包括南宋的入官田、内府庄田和南宋末年掠夺民田而设置的公田。元政府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军队屯田，一部分作为官吏职田，一部分用来赏赐王公贵族和寺观僧侣，剩余的由政府直接招佃耕种。私田是蒙古贵族、各族地主和一部分自耕农私人占有的土地。官田和地主占有的土地除一部分由农奴性质的驱丁耕种外，绝大部分是以佃耕的方式出租给农民。 佃户交租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式。元律规定，主户打死佃客，依“良人殴死他人奴婢例断一百七下”。从法律上可以看出当时佃户地位之低下。 蒙古贵族入中原后，除一般佃户外，还有所谓投下户。在徭役繁重的情况下，军、民、站户之应役者均以投附投下为避役之计。投下官吏亦乘机诱纳，元政府不得不屡屡申禁投下擅招民户。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元朝北方劳动者的身份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土地兼并 元朝初年，土地兼并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发展。在北方，蒙古贵族和各族地主多用政治权势进行兼并。蒙古诸王贵族有食邑封地，有投下州，有赐田，数目都相当庞大，如元世祖一次赐一个大贵族益都田千顷。他还允许贵族们荐任其私人来监督赋税的征收。这样一来，利用特权霸占土地也就成为合法了。 色目和汉族的上层人物同样也可以利用其权势霸占土地，在南方，元灭南宋后，大地主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如大地主瞿霆发占有民田和承佃官田达百万亩。又如松江曹梦炎“积粟百万，豪横甲一方，郡邑官为之驱使……北人目之曰富蛮子”。南方地主在土地兼并手段上稍异于北方的，是先凭借财富来谋求政治地位，然后再依靠其权势来保护和兼并土地。 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迅速加深。 奴隶制驱口 元代，有些劳动者沦为驱口。金时已有“驱口”一词，简称“驱”，指战争中“被俘获驱使之人”。元代沿用这个名称，但在南方则称奴或奴婢。他们当中除战俘外，还有因债务或犯罪所致，也有逼于租赋或饥荒而卖身为“驱”的。驱口另有户籍，称驱户、驱丁，和一般编民有别。非经放良或赎买，不能改籍。当时习惯上把驱口的占有者称为使长。使长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 在法律上，驱口“与钱物同”，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使长杀死驱奴，法律上仅杖八十七；如果驱口有罪，使长杀之，可免予处分。驱口一部分用于手工业生产和家内劳动，大部分则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劳动的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丁赋，在剥削关系上近似佃户，是一种半农奴、半奴隶的特殊阶层。驱口以奴隶制的残余形态，保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一直到元朝的灭亡。 赋役制度 蒙古国时期的赋役采取“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马、牛、羊”的征收办法。元世祖时曾按居民贫富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户，每等再分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登记户等的簿籍，叫做“鼠尾文簿”。科征赋税差役时，即以鼠尾簿为准。 元代的赋税制度，前期后期数经变化，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1280年（至元十七年）规定全科户丁税每年每丁纳粟三石，驱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纳粟三升。南方则沿袭宋代旧制，一律按地亩分夏秋两税征收。秋税纳粮，夏税纳木棉、布帛、丝棉等物。其数量则根据土地肥瘠、产量多少而定。 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在太宗时原规定每两户出丝一斤，交给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获得份地的封主）。到世祖时，交纳办法又有了改变，“其法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攒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这样，人民的负担又增加了一倍。包银在宪宗时规定每户每年纳银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俸钞规定每户每年纳钞一两，作为诸路官吏俸禄。南方科差有户钞、包银。江南户钞，规定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每户折交中统钞五钱，这是专供份地主人享用的附加税，相当干北方的五户丝。 诸色户计 元政府又把所属人口按其服差役的类别，交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职业等区别，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姜户、葡萄户、畏兀户、也里可温户等，称为“诸色户计”，分别承担不同的科差。 诸色户计包括不同的阶级各户的差役、力役，除特殊者外，多沿袭宋制。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平时有坊正、里正、主首、仓官、库子之类的差役；发生特殊情况时，又有开河、筑堤、运输、修城等力役，称为“杂泛差役”。由于差役的繁重，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甚至于家破人亡。 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 元朝时代花 元朝统治者为了满足对军需武器和日用工艺品的需要，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官办手工业。同时，元朝的民营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元朝中央和地方都有许多官办手工业的主管机关和作坊。这些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都很大。元代大的官局拥有工匠二三千户，小的也有数十户，房屋数十间。官局内部分工比宋代更细，例如浙江四明织染局就有染房、络丝堂、机房、打线场等不同工序的作坊多处。这些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主要是供给统治者消费，有些部门也兼营一些商品生产。 由于政府拘刷工匠，垄断原料，使各族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技术得到了交流和提高，加上不计成本，不求数量，因而创制出不少相当精美的产品。如武器、甲胄的精坚，丝织物的美妙，都驰名中外。在瓷器方面，在北京原大都遗址发掘出来的元代多种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说明青花瓷的水平已达到接近成熟的阶段。 工匠和匠户制度 在官营手工业中实行工匠和匠户制度。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它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手工业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丝织业发展 元代官私手工业中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旧的丝织业中心如江、浙、四川等地，在元代都有较大的进步。官办的丝织业著名的有平江、杭州、成都三处的织锦院，院里织机各有数百台，工匠数千人，有挽综、纺绎等较细的分工。类似大小不等的织染局遍布全国，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也在三千匹以上。 私营手工业也有发展，如杭州、苏州私营丝织业作坊的规模与经营情况就是例证。据记载，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杭州“有饶于财者”，家有抒机四五具，雇工十数人，织工劳动“每夜至二鼓”，其中技艺较高的织工，且可获得“倍其值”的工资。可见在元代丝织业作坊中已有雇佣劳动出现。当时在丝织业技术上较前代有所革新。织锦刻丝方面许多名工巧匠的作品，绚丽多彩，各具风格。 棉纺织业发展 棉纺织业在元代也大放异彩。松江（上海松江县）乌泥泾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贡献分不开的。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幼年“沦落崖州（海南岛）”，从黎族妇女中学得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1295年前后她返回家乡，又把汉族地区丝麻纺织的经验用在棉纺织上，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一系列的棉织生产工具。如原来弹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艰”，她改用大弓椎击法；原来纺纱用单绽纺车，她改为三绽纺车；在织染方面，还能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织出各种美丽图案，适应了当时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当时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这是黎汉两族人民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 制瓷业发展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方的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色釉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等品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突出。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进贡的御器。器内皆记枢府字号，故又称枢府窑。对民窑则加以课税。据记载，当时有三百多座瓷窑在生产。浙江有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北方制瓷业发展也很迅速。除钧窑、定窑继续在发展外，河南、河北在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窑，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窑投入生产。随着各地瓷窑的兴建，瓷的产量在逐年上升，除供应国内的需要外，产品还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各地。 矿冶业发展 元代的矿冶业也有发展。官办的铁矿冶炼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力低，后来逐渐变成官督民办的形式。如元世祖时期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冶，原由9950户冶炼匠户承担，冶炼出来的全部产品价值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合算，当时官僚王恽建议把冶户解散为民，“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扇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官民两便”。就是要求变官冶为民冶的一例。 印刷业发展 印刷业也相当普及，南北各地都兴起许多刻书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瓯）、福州的印刷业继续有发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山西临汾）后，“平水刻”盛极一时，书坊萃集，私营书店不断出现。各地私人印刷业的兴起，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商业发展 城市的繁荣 元朝各民族官民服饰 城市的繁荣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商税增长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是比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固然说明了封建剥削的加重，但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封建政府的专卖制度 元代国内外贸易沿袭前代的一套办法，由政府直接管理。它采用专卖的办法来垄断资源，控制市场。国内市场上的许多商品，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由政府经营。官营专卖事业中最重要的是盐，盐课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国际贸易上也实行官营专卖的办法，政府设立市舶提举司。市舶制度的建立使海外贸易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又实行“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元朝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通过这个办法垄断海外贸易，不许“别个民户做买卖的”下海，为此拨出十万锭做经费。后来，不许私商下海的办法虽然行不通，但“官本船”一直存在。民间商人因“通番贸易”而致富者亦不少。如嘉兴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 官营专卖事业，其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巩固封建统治。但由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反而产生了社会经济停滞萎缩的弊病，促使当时封建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 当时人民群众反抗专卖的办法，就是走私。这种官、民矛盾的激化，最后必然发展成武装斗争。 钞币的流通 蒙古建国之初，就曾发行纸币。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纸币流通区域也在扩大，但金的交钞仍在使用。币值不一，地区之间彼此阻隔，不利于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元世祖时，开始推行钞法，发行统一的货币。1260年（中统元年）七月，印造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每二贯可兑换白银一两。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的限制，可用来纳租税。 这样，中统钞就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1275年（至元十二年）灭宋后，又废止了南宋流通的铜钱。随着政治的统一，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为了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了一种至元钞，从五文到二贯共十一种面额，与中统钞并行。以后在武宗至大、顺帝至正年间都曾一度变更钞法，并铸造过一些铜钱，但都行之不久。终元之世，只有中统、至元二钞作为主要纸币，并行流通。 顺帝至正间，为了筹集对付农民起义所需的军费而变更钞法，结果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后，演变到以物易物时，元朝也就灭亡了。 斡脱钱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在和西域各民族接触后，受其影响，出现了商业行为和高利贷。当时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此词在土耳其语中本有商队伙伴等含义。他们在为蒙古统治者采购消费品的过程中也常替他们经营一些商业或代放高利贷，因而获得其信任。斡脱们放出的高利贷叫做斡脱钱。 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赋税，有时被迫不得不求助于斡脱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因此被称为“羊羔儿利”或“羊羔息”，负债者经常“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为了管理发放斡脱钱，元政府在1272年（至元九年）八月间设置了斡脱所，后来扩展成斡脱总管府，实际成为封建政权吸吮人民血汗的营利机构。 航运发展 海运利用 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 海运 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农产品又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陆路交通和运河外，又开辟了一条海运航线。 元世祖派遣伯颜平江南的时候，就曾利用海运把南宋皇家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部运到大都。但大量运输粮食则始于1282年。这一年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天津），开始时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自苏州刘家港开航，“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要省费得多，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东南。 大运河疏浚 大运河 自隋唐迄宋，大运河主要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过元朝整修以后，大运河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 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诸河的水源，沿着山东丘陵地的西北边缘，向南开凿了济州河，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开辟了一条人工河道。1289年又开凿了一条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和旧运河（即御河）接通。到了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当时任都水监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在金代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一条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总长160余里，这样从通州就可以顺白河到天津。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修成，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卫河上的临清，打通了一条捷径。粮船可以从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绕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从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 § 文明发展 哲学宗教 理学审美情趣 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邓牧及其思想 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牙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各种宗教的流行 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 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外教的传播 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 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7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 史学发展 元代史学 马端临及《文献通考》 马端临（1254年～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见杜佑《通典》自天宝以后阙而未备，就仿《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 胡三省和《通鉴注》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胡三省，字身之，浙东宁海人。宋亡，他隐居不仕，写成了294卷的《通鉴注》。《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 元代官修史籍 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佚，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 由翰林国史院用蒙文编写、类似汉文《实录》的《脱卜赤颜》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编写，藏在奎章阁。《脱卜赤颜》后来不断续修。原本已佚，但在后来编写的《黄金史》等书中，尚保存一些片断。 文学艺术 元曲 窝阔台汗 元代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60多种。 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而从元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有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的戏剧。 元初城市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繁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学封建道德思想的约束在各少数民族文化冲击下的相对松弛，专业剧作家的出现，这些，都是杂剧兴起的有利条件。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更助长了这个文艺形式的发展。 在至元、大德时期（1264年～1307年），出现的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人，世称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情女离魂》等。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散 曲 除元曲外，还有和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称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数”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优美动人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温州杂剧等地方戏发展成为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有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 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元代也很多，如回回人萨都剌、畏兀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字酸斋）等，都以写散曲而驰名于时，对汉文的造诣很深。此外，回回诗人乃贤、丁鹤年等人，在当时也都有声誉。 蒙、藏史诗 元代中国各民族的作家，运用自己民族文字或兄弟民族的文字，写出或翻译了不少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而且也是诗歌、口碑、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汇编，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也是蒙古族的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定，当时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杰作，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 乐器发展 元代在艺术上也是一个绚丽多姿的时代。蒙古早期的音乐很简朴，仅有锣、鼓、拍板、胡琴等乐器。成吉思汗根据西夏旧贵族高智耀的推荐，把西夏旧乐引入宫廷。窝阔台汗时又征用金太常遗乐于燕京。蒙哥汗时逐渐采用一部分中原音乐。 元世祖以后，宋朝的雅乐在祭祀中也被采用。而宴乐时则是汉、回回、西夏的乐队，同陈并奏。乐器中有经过中国音乐家改进的由阿拉伯等地传来的风琴，有从波斯传来的火不思（拨弦乐器），也有流行于波斯和阿拉伯一带的唢呐，还有胡琴、箜篌、琵琶、云璈等。元曲的兴起，和当时音乐的发展交流是有密切联系的。 元代绘画 元朝壁画 元代的绘画也有突出的成就。画家们从宋院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了运用画笔来表达个性、抒写思想的要求。风格上挥洒淋漓，重视笔墨情趣，追求意境深远。画面上加题跋、篆刻，把书法、文学、治印的艺术与绘画溶为一体，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元初的绘画，仍以山水画为主，画家以赵孟、钱选为大家。和赵同时代的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其先畏兀人，后占籍大同。他虽用五代董源、巨然的笔意，写林峦烟雨，但不泥于古人。发展到黄公望（字子久）、王蒙（字叔明）、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吴镇（字仲圭）时，各家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过去美术界习惯上称为元四大家。他们用水墨或浅绛描绘山水，有所创新，形成宋以后山水画主流，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壁画艺术 元代由于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寺观，所以壁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如敦煌、安西榆林窟（万佛峡）等地保存的元代壁画，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里的壁画，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壁画，山西洪洞广胜寺元代杂剧的壁画等，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见于记载的壁画画家有朱玉、李时等名手。 雕塑艺术 在雕塑方面，元代的大师们，吸收了外来的技巧，继承了中原的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其特点也在力求表现出个性来。如刘元就是其中杰出的能手。刘元字秉元，河北宝坻人，幼年跟道士学中国的传统技法，后来又跟尼泊尔人阿尼哥学“画、塑、铸金之艺”，学塑“西天梵相”，神思妙合，称为绝艺。 科学技术 数 学 蒙古舞步是在包装上模仿元朝奶酒最到位的一个奶酒品种 宋元时代，中国数学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着辉煌的成就。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在1303年发表的《四元玉鉴》一书（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还著有《算学启蒙》三卷。他对于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招差术（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元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利工程和城市建筑的兴起，促使应用数学得到迅速的提高。旧式筹算已不适应速算的需求，于是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元代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中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最晚在蒙哥时，中国数学界已接触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数学知识也传入中国。 天 文 学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马鲁丁修订历法。札马鲁丁根据回回历法制定出“万年历”，但不够准确。至元十二年灭宋之后，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许衡等人重新修订一份新历。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人，是一位在天文、水利、数学等多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主张通过测验来编制新历，请求政府设监候官（专职测验人员）十四员，分往全国二十七个测验所，进行实测。经过这一番仔细实测之后，又继以精密计算和综合研究，在宋代《统天历》的基础上，于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命名新历为《授时历》。 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实际相比只差26秒，同现在世界上公用的阳历（格里哥莱历）一岁周期相同。格里哥莱历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时历》比它早300年。《授时历》施行了364年，是中国古代推算最精确和使用最久的历法。 郭守敬为了测验天象，创造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玲珑仪、景符等十多件天文仪器。其中简仪所达到的精密度，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地 理 学 元朝统一中国后，版图的广阔和交通的畅达，都是空前的。这种形势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许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实去勘察黄河河源。都实曾经三次到达吐蕃，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杰出旅行家之一。 都实西行踏勘的路线是，由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启行，向南经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发现了黄河源头“火敦脑儿”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学土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了一部《河源志》。这篇纪录是中国现存有关河源勘察的最早报告，并纠正了《汉书·西域传》所述黄河源为伏流重源的非科学说法。 朱思本的《舆地图》，也是元代地理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朱思本，字本初，江西临川人。他曾利用奉诏代祀名山河海的机会，旅行各地。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利用当时保存的图籍，依据本人的实际调查研究，前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编绘成一幅《舆地图》。虽然他的地图仍用计里开方的绘法，但精确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地图。图中还反映了当时河源探测的最新成就，达到较高的水平。朱思本还编写过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还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卷，记载了元朝与真腊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岛夷志略》一卷。记载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中西交通史资料书。 元机械学 机械学在机械设计方面，王祯《农书》中载有用水力推动的纺织机械“水转大纺车”。欧洲到18世纪才有同类的设计。 金末元初山西万泉县木匠薛景石写了一部《梓人遗制》，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制造立织机、提花织机、罗织机等纺织机械的专著。此书因被选辑在《永乐大典》而保存下来。 1295年前后，黄道婆又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的一系列机械和技术。这些老农、工人、织妇们从劳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机械学中的珍贵遗产。 农 学 元世祖时由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是中国13世纪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王祯编著的《农书》是元代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农书》全书约13.6万多字，插图281幅，分为三大部分： 一《农桑通诀》，综述中国农业发展的全貌； 二《百谷谱》，分述各种农作物栽培的方法； 三《农器图谱》，对各种农具、水利机械、手工业加工工具等有详细的图谱并附说明。 这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学史上的巨著。 医药学 元代的医药学在发展中国传统医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骨科、伤寒科、营养学、针灸学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丰人，因家世业医，积数代经验，写成《世医得效方》十九卷，于1345年刊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记录，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献。 中医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义乌人，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主张临症时用药要灵活，“因病以制方”，反对当时医生们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学说传入日本，形成日本汉医中的丹溪学派（朱震亨号丹溪）。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讲究营养与食疗的著作，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烹调、营养疗法、食物卫生等都有论述，记录了中国各民族在烹调方面的宝贵经验。 在元代，由于国内外交通的发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促使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医药经验得到广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医疗机构广惠司的设置，就是阿拉伯式医院组织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设立了回回药物院，并译出《回回药方》等医药专书，使回族的一些医药经验得以交流。同时，中国的医药也传入阿拉伯及亚非许多地区。 § 衰败灭亡 社会矛盾 地主剥削的加重 某地图论坛上一位高手绘制的元朝和各大汗国地图 随着蒙古族统治者封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他们利用土地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江南田1230顷，每年收租50万石，平均每亩收租高达4石。利之所在，贵族们都趋之若鹜，他们往往采取包税制形式，争着承包政府的官田，然后分租给佃户耕种，从中进行剥削。 南方汉族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和蒙古贵族相比也毫不逊色。南宋亡后，元世祖有意识地把江南地主经济保全下来，因而江南地主对农民一直没有放松过控制和剥削。他们任意奴役佃客家属，干预“佃客男女婚姻”，甚至将佃客随田佃卖。 沉重的徭役 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贫苦劳动者身上。据记载，当时“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盘剥下，广大劳动人民一遇灾荒，就只能流亡了。 列为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广大下层劳动者，同样遭受残酷的封建奴役和压榨。沉重的赋税、军役和站役，加上大封建主之间频繁的内讧和战争，官吏们的贪暴，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使脆弱的蒙古、色目劳动者个体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不断破产。 关于蒙古人被卖给色目、汉人、南人为奴婢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1322年（至治二年），元政府为了收容赎回被卖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卫。到1323年正月，仅这一处收容的人数就“额足万户”。 封建统治的极端腐朽 元朝统治集困的骄奢淫佚，在其后期是十分惊人的。每一新帝即位，赏赐贵族们的金银钞币，都在数百万锭以上，田地的赐与也动辄千顷。如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地，一次就达五千顷。他还还花费大量财物于迷信活动。挥霍浪费，国库为之枯竭。当时各级官吏都贪污勒索，巧立名目。如有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等。政府卖官鬻爵，高下有价。到了后期，就更加腐败了。 1350年（至正十年）由于国库空虚，开始发行至正钞，用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钞和至元钞。这种不计后果的办法，当时人称为“钞买钞”。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火并也经常发生。元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大起义的爆发 朝阳门元朝 韩山童的祖父，原来就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当时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 1344年（至正四年）黄河在白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溢入运河，又淹了沿河的盐场。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政府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开封）、大名（河北大名南）等黄河南北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合肥）等地两万多军队到河上服役。河工们原来就是贫苦遭灾的饥民，被强征为河工后，又被迫在军队监视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活动在永年、颍州（安徽阜阳）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一个时机，发动起义。 黄陵冈石人 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冈（河南兰考东）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奔走呼告，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其他反元起义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南北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北方地区还有： 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王权）占领唐、邓、南阳等地，称“北琐红军”； 孟海马占领均房、襄阳等地，称“南琐红军”，郭子兴占领濠州（安徽凤阳）。 在南方进行反元活动的领导者是彭莹玉、徐寿辉。以后，徐寿辉称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他们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给元朝南方的封建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元末农民起义军 元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较大的还有1348年起兵于浙东的方国珍和1353年起兵于高邮的张士诚。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初年，方国珍的仇人向官府告发方国珍私通海盗、坐地分赃。方国珍杀了仇人，带领家属和邻里逃命到海中，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并占据庆元、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成为元末拥军割据的一支实力，称雄浙东二十年。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今属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们的欺侮，愤而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谋，举兵反元。在攻克高邮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祐。1354年，元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高邮，因被右丞哈麻所劾，削职远徙，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反攻，取得高邮战役的重大胜利。1356年张士诚南下，据有平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地区，迁都平江。 北方红巾军的北伐 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 1357年（至正十七年），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占领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为统帅，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迂回包围；为了分散元军对东路和中路的压力，又组织了西路军作策应，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经潼关和武关入陕西。 由毛贵率领的东路军，曾一度进攻到离大都不过百多里的枣林（北京通县西南）和柳林等地。但由于孤军深入，被元军所败，毛贵最后撤回济南，东路军北伐失败了。 建明灭元 宋政权结束 中路军占领了大同、上都等重要城市，大大震撼了元朝腐朽的统治。又转战辽东各地，直入高丽。 西路军在陕西受到挫折。1358年，一部分红巾军进入四川，一部分红巾军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红巾军三路进军的同时，刘福通也于1358年五月攻占汴梁，把韩林儿从安丰（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出现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 当北伐各路失利之时，宋都汴梁也受到元军的围攻。1359年八月，元朝察罕帖木儿部攻下了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1363年二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被杀害。朱元璋解安丰围后，迎韩林儿到滁州居住。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淹死，以龙凤纪年的宋政权至此结束。 朱元璋起义军的强大 元朝末年，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 1352年二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起义于濠州，自称红军。闰三月，出身贫苦、曾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并归大宋政权统辖。 1355年六月，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三月，他又亲率水陆大军攻克集庆路（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 攻下集庆前后，朱元璋对封建士人逐步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令史。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后来刘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农业生产上他开始设置营田司。又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 起义军进攻 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包围了婺州，元守将开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接着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衢州和处州（浙江丽水）。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消灭。这时朱元璋的占领地区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勾结张士诚，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设好埋伏，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慑于形势，未敢出动。 1363年，陈友谅竭尽全力，企图与朱元璋决一胜负，因而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当时陈友谅拥兵六十万，大舰数十艘，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用小船。朱元璋采用火攻，把陈友谅用铁索联在一起的大舰焚毁了不少。激战的结果，陈友谅中流矢丧命，其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朱元璋取得全胜。1364年，朱元璋又亲率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陈友谅的这个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在收拾了陈友谅之后，回师东进。1365年，他派遣徐达为大将军，先攻取高邮、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1367年九月攻克平江（苏州），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1357年，朱元璋遣兵调将，分三路进讨方国珍。从陆上海上对方国珍形成了一个大包围。方国珍计穷势屈，不得不投降。 明朝建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原来的生产关系，在社会改革上他所能做到的仅是“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文武官员中培植了一批新的封建地租剥削者，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些领导成员也就变成拥有众多庄田佃户的封建地主了。 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 1367年（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第二年即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开始了明朝的历史。 元朝灭亡 朱元璋的南征 朱元璋平定福建的陈友定后，占据广东的地方武装何真向朱元璋求降。这时南方只有西南一隅尚未统一。 1366年，割据四川的明玉珍死，子明升即位。政权一直苟延到1372年（洪武四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才降附了明朝。 朱元璋于1381年（洪武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元朝梁王逃到晋宁自杀。第二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最后被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明朝北伐的胜利 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北伐。在北伐的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并向蒙古、色目人保证“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当时腐朽的元朝政权只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持残局，其中主要的有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相互之间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连年交兵，到处杀掠。元顺帝则信任喇嘛僧，沉迷于天魔舞的声色淫佚之中。 明朝统一 徐达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又挥师潼关，击败李思齐。朱元璋亲自坐镇汴梁，指挥进兵元都的大决战。1368年闰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大军沿运河长驱北上，下长芦，克青州，至直沽（天津市），元将也先自海口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北伐军进入大都。从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以来统治了中国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结束。 明朝大军进入大都后，北方还有一些元军的残余势力。1368年（洪武元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扩廓帖木儿大败北逃。陕西的李思齐在明军包围下，投降了明朝。北伐军又回师直指上都，元顺帝只好再向北逃，1370年四月死。其子爱猷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到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 到1387年（洪武二十年），占据辽东的纳哈出归降明朝，朱元璋前后用了35年多的时间，至此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元末农民起义的意义 元末农民起义前后历时17年，是继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经过这次大起义之后，才算获得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明初的“移民垦荒”成为可能。明初土地关系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和，正是元末农民战争之赐。 其次，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农民起义中奴隶身份获得解放的事实，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最后，元末农民起义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子孙们曾在中亚和东欧建立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元朝名义上是这些汗国的共主。元朝的崩溃覆灭，客观上起了牵制蒙古统治者镇压各国人民的作用，支援了各国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 § 元帝关系 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一般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 (1) 元太祖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1206-1227) 拖雷监国 (1227-1229) (2) 元太宗 窝阔台汗 (1196-1241) 乃马真监国 (1241-1246) (3) 元定宗 贵由汗 (1246-1248) 海迷失监国 (1248-1251) (4) 元宪宗 蒙哥汗 (1251-1259) (5) 元世祖 忽必烈 (Kublai Khan 1260-1294) (6) 元成宗 铁穆耳 (1294-1307) (7) 元武宗 海山 (1307-1311) (8) 元仁宗 爱育 (1311-1320) (9) 元英宗 颖德八刺 (1320-1323) (10) 元泰定帝 也孙铁木儿 (1323-1328) (11) 元明宗 和世敕 (1329) (12) 元文宗 图帖睦尔 (1328-1332) (13) 元宁宗 懿璘质班 (1332) (14) 元顺帝 妥灌帖睦尔 (1333-13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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