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全增嘏 |
| 释义 | § 简介 全增嘏教授 全增嘏（1903－1984），是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的奠基者。先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留学预备学堂。1923年至1925年就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27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先生在哈佛曾师从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并修完全部博士课程。先生著有《西洋哲学小史》，为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哲学的著作之一；先生的英文造诣深厚，抗战前后曾与温源宁、林语堂、潘光旦等人任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编辑，并任《论语》主编；以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及校图书馆馆长。1956年，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后，先生由外文系转至哲学系任教。1958年任《辞海》编委兼外国哲学史分科主编，1979年任《哲学大辞典》副主编兼外国哲学史卷主编，是全国西方哲学史专业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61年初，先生率先在国内独立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在全国学界影响巨大，并由此奠定了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主要译作、著作有：《不可知主义批判》、《宇宙发展史概论》（康德著）、《爱因斯坦论著选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华莱士著作集》、《自然科学史》（梅森著）；主编《西方哲学史》（1985）。[1] § 早年 早年随祖父与父亲居住于贵阳、上海等地，以家学渊源，对中国经典与国学有深厚基础，并就地入学，接触外国科学与学术。后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3年毕业。1923－1925年就学于斯坦福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曾在该校修毕博士课程，因急于归国，未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以后，1928－1937年先后在上海任中国公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 抗战前后，曾任英文中国评论周刊编辑、论语主编、英文天下月刊编辑。在这些工作中与他一道切磋的学者有温源宁、林语堂、郁达夫、潘光旦、林同济等。从1942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主任，同时任图书馆馆长。 1956年，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工作，历任逻辑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58年开始参加辞海的编辑工作，历经10余年辞海出版时，任编委兼外国哲学史分科主编。1979年，上海辞海出版社编辑大型的哲学大辞典，全增嘏任副主编兼外国哲学史卷主编。 1960年，当时的高教部邀请全增嘏整理外国哲学史讲稿，写作全国哲学系外国哲学史通用教材，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已全部撰写完毕。在文化大革命中，此稿全部遗失。1971年，他被调到当时以批判外国学术权威为任务的“复旦自然辩证法大批判小组”，与其他学者一道翻译自然科学及其有关材料。经他翻译、校订的有康德的早期自然科学著作、哥白尼的天文学原著等。文革结束后，他回复旦大学哲学系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 全增嘏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外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他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不可知论以及外国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主要著译有西洋哲学小史、不可知主义批判、爱因斯坦论著选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华莱士著作集、自然科学史，并主编了西方哲学史。 出版有《西洋哲学小史》、《西方哲学史》。 [2] § 经历 全增嘏教授 全增嘏1979年即患冠心病，并日趋严重，但他仍坚持领导复旦大学外国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建议由复旦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合力写出一部较大篇幅的教科书，这就是以后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他亲自阅读、修订初稿与二稿，他看到了上卷的出版，下卷则在他去世后的1985年才出版。 全增嘏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外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在这种研究中表现出他的哲学史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对不可知主义的观点和外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在哲学史观上，全增嘏在回国任教之后，第一本著作为《西洋哲学小史》。此书可谓中国最早出版的介绍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在导言中，他采用西方哲学家的一种说法，认为“普通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容易盲目地接受信仰，太喜欢固执己见，不肯平心静气地批评我们自身。我们不肯运用反省的工夫，因为思想往往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但生活改变则现状动摇，而现状动摇则我们茫然不知所适从，处处反感觉不惯。所以人类采取保守态度者居多，就是为此。但是，哲学是叫我们受智慧的指导而不要被偏见或威权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努力求知，以尽他们的天职”。他这里对哲学的理解，虽然说明是采取霍金的见解，其实是经过他结合中国2O世纪30年代的现状而形成的观点，他主张的是克服偏见与权威，解放思想，努力求知，以尽人的天职。因此，他认为哲学就是在宇宙论、认识论以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等方面的探讨，而哲学史则是在这些方面解放思想、努力求知的历史。他认为人类这种解放思想、努力求知的过程是有规律性的，在古希腊哲学的青春期，提出了万物的本质和感觉与理性何者为可靠知识等七个问题的，而到古希腊哲学的成熟期则集上一时期的大成，而又特别注重知识、道德及政治方面的讨论，因而为哲学创造了一个新天地，并认为这一时期已有感觉派与理性派的对立，“此二派之争，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认为经院哲学有感觉派与理性派的对立。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复兴，而哲学亦因之而有发展”。近代以来则有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这实是由古希腊哲学与经院哲学中的感觉派与理性派的对立所导致的。他认为到德国古典哲学，这种对立就形成哲学的全盛时期。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哲学思想发展的社会基础，但以解放思想、努力求知为哲学发展的动力，在当时亦有其时代意义。解放以后，全增嘏改变了他的哲学史观，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统率哲学史研究。 全增嘏把现代西方哲学看成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部分，他在《西洋哲学小史》1934年单行本序言中谈到，此书仅以一章讲西方现代哲学，过于简短，是因为他想在近期内写一本专讲现代哲学的书，此书因抗战开始并未写成。但就在这一章中，他也提出了一些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看法。他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黑格尔以为科学与哲学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所以哲学可以离科学而继续存在；而孔德则因科学逐渐脱离哲学而发展，又宣告了“哲学的死刑”。他则认为现代哲学的特点是哲学与科学相结合，事实证明科学家也要为科学找一个哲学依据，而哲学则转而以经验为基础，哲学已不再讲超自然的观念，而以“过程”代替实体的观念，以函数律代替固定的因果律，这说明哲学家与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而其方法则有一致之处。在现代西方哲学分为许多派别上，他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也是幸运的事。不幸在于各执一点，争执不已，如真理的符合说与真理的融贯说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前者指真理的定义，后者则指真理的标准。其幸运之处在于真理愈辩而愈明，百家争鸣，哲学才有进步。他说，先秦的百家争鸣与董仲舒主张的定于一尊，究竟哪一个时期学术进步，当然是先秦时期的争鸣更为进步。 § 创作风格 哈佛回国途中 全增嘏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注重观点与材料的结合，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方法》一文中，认为逻辑分析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它是论证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工具，而其本身也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在其论证中，他不回避逻辑实证论中的一些与数理逻辑有关的知识，力求用哲学家原来的精确术语论证其结论。他把逻辑分析方法追溯到休谟的反对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其分析细微的地方可以用他区别“没有意义的”(Ainnles)和“无谓的”(Unainning)为例，认为重言式或矛盾式是没有意义的或没有内容的，无谓的则没有说什么内容，即胡说八道，无意义不等于胡说八道。 全增嘏注意结合现实学习哲学史。在20世纪50年代干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党要求干部通过学习哲学，提高分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能力，注意工作方法。他赶写了《不可知主义批判》一书，把不可知主义思想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怀疑主义，而以休谟和康德的哲学为不可知主义的重点，认为不可知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本书的观点正确，持论有据，评论恰当，对一般干部的哲学学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全增嘏主张哲学应当理解得广泛一些，他不仅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等包括在哲学之中，而且认为文化之中也有哲学的内容，这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他还认为哲学不分中外、古今。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应该同时了解中国哲学，应找出中国哲学与外国的相同与相异，从而中外贯通。古今哲学也是这样，今日之哲学离不开古人的思想遗产，可以厚今薄古，但不能有今而无古，或知今而不知古。他为了贯彻他的这一思想，身体力行，在50年代时，自己长期研读中国哲学史著作，并聘请华东师大教授来给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师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自己也参加听讲。全增嘏这种把哲学和哲学史看得比较广泛的观点，使他的学术能与现实相适应，而不流于“为哲学史而研究哲学史”。抗战时期，他为了抗战的宣传工作而写了许多对外国友人宣传中国文化的文章，发表于英文《中国评论》周刊和英文《天下月刊》，可惜这些文章现在未能找到。 全增嘏在学术思想上还表现出不持成见，广纳群言，团结多数人，和谐共事，真正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事翻译西方科学家著作时，与物理学专家学者相处融洽，也与一些青年人合作无间，从不坚持己见。当他译好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时，青年同志认为应突出“发展”，建议改名为《宇宙发展史概论》，他当时曾认为还是原名好，但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他这种学术上的“雅量”，更表现在晚年与尹大贻合写的《评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文中。他说，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他自己在考据学上的实际体会。也有他的理论基础，不应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实用主义。他说，他在50年代曾写文批评胡适，但应当实事求是，不可不从一个研究者的实际贡献出发，而从其某一错误哲学思想或某一错误见解而随意批判。因此，他建议在文章末尾，写上对一切在台湾的学者，我们曾批判过的，如钱穆等都要作实事求是的评论，不能再打倒了。全增嘏这种学术上的见解，表现了他的学术上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 § 生平事迹 全增嘏教授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书典籍，国学功底深厚，同时又接受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精通英语。中学和西学，仁义礼智和科学民主同时进入他的心灵。1923年至1927年他留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在国内学术界，全先生以高超的英语水平和西方哲学研究能力著称，事实上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对中国学术典籍的熟悉决不亚于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精通。 全增嘏是复旦西方哲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内哲学界的地位和声望很高。他在30年代就提出，学哲学是要我们受智慧的指导，不要被偏见和权威所支配，解放思想，努力求知。他明确主张哲学研究应当贯通中西，贯通古今。他重视古希腊哲学，认为那是西方哲学的根，不懂古希腊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将会是肤浅的。全先生自美国留学回来就一直关注着现代西方哲学，他在30年代写的《西洋哲学小史》中就专列一章讲述现代西方哲学。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深入钻研20世纪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和流派，发表有见解的学术论文。1961年春，他给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专题课，系统讲述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为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奠定了基础。 从治学方面说，全先生印象最深、对影响最大的是严谨、认真和踏实的作风。他讲课总有准备充分的讲稿，写文章总是反复思考、琢磨，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观点，是不会下笔的。他告诉我们，写文章一定先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堆积大量自己也没有消化理解的材料，也不要装腔作势说空话。他的英语造诣精深，但他做翻译非常严谨。他和夫人胡文淑教授共同翻译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时，两人常常为求一字一句的最佳翻译而争得不可开交。晚年他翻译了好几本高难度的学术名著，每个译本总要反复修改校订数次。全先生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他不动声色，不愿流露，功夫本领一般只用上几分，决不会全部使出来。他讨厌卖弄学问，炫耀自夸，也反对读书光求快而不求甚解，更反对不懂装懂。 全先生对研究生的悉心栽培真值得我们学习。至今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他为我们制订的三年学习计划，从古到今、从学外语读经典到做翻译写文章，他都作了详尽的安排。当时我和姚介厚(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每两周去他家上课，他每次都要考查我们的英语和经典原著研读情况，每个月我们要交一篇文章或读书报告，他都认真仔细地批阅评论。不幸的是全先生的研究生教育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其实，像全先生这样对研究生教育如此精心设计，认真负责，全身心地投入，在当时实属少见。他这样做并不关乎自身的名利，而是视之为一份职责，一种施展自己才能或实现自我的机缘，这也是他从事哲学研究心情最佳、想法最多的时期。遗憾的是这样的机缘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少太短了，对我们学生而言则无法把他(们)的功夫本领悉数学到。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难得的短暂的机遇中总算学到了一些对我们终身受用的东西。 § 主要著译目录 《西洋哲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32、1934年出版。 《不可知主义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爱因斯坦论著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 《华莱士著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西方哲学史》上、下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年出版。 （尹大贻撰 原载《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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