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CHINDIA |
| 释义 | § 背景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宗旨，深得人心。 “中印大中印 同”是文章作者对印度商务国务部长斋拉姆·拉梅什去年创造的新英文字“CHINDIA”的理解。 由于“CHINDIA”理想，两千多年来，中国和印度一直保持着“背靠背”的关系。两大文明之间横着喜马拉雅山，凡是从山上走过或没有走过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在思想上共认它为“须弥”天堂，创造了泰戈尔形容的“朝圣时代”——中印两国高僧(如唐僧取经)以及其他人以虔诚“朝圣”的心情互访。这种“背靠背”关系充分说明东方文明是传播和谐种子的“东风”。 英帝国主义者麦克马洪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胡乱画成的以他为名的一段中印边界线，成为了一百多年来中印关系的祸根。过去实力太弱对边境鞭长莫及的中国政府，原先只能空手抵制英帝CHINDIA 国主义的蚕食政策，而单方面印出自己认定的中印边界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力强大了，过去视“麦克马洪线”为鬼，现在又有了“钟馗打鬼”的力量。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果北京和新德里两个政权都没有这么悠久的文明背景，那肯定会酿成比巴勒斯坦更悲惨的流血冲突——不会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不到一个月就终止冲突的。 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发展走了弯路，但“中印大同”理想并没有被抛弃。有两大例证：第一是1962年边境战争后，尼赫鲁在国际大学讲演说：“你们有中国学院，是由一位出名的中国学者(谭云山)领导。这是很好的事，可以使你们觉得：你们不是与中国文化或中国今昔的伟大作战。”第二是1963年CHINDIA 一位在野领袖批评尼赫鲁说：“掉眼泪没用，应该坚强。”那时摩拳擦掌的政客、2003年以印度总理身份访华的瓦杰帕伊，特别在访华前夕作诗说：“我们再不要战争了！我们再不要战争了！”瓦杰帕伊2003年访华，开创了中印关系捐弃前嫌恢复“中印大同”理想的新时期。2004年温家宝访印使两国进入新时期的步伐更加稳固。 中印两国人口占亚洲2/3。如果真正实现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宗旨指出的“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一个“和谐亚洲”的轮廓就会在地平线上出现。欧洲本来是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现在变成世界上最和谐的地区。亚洲从古以来就有和谐的传统，难道不能与欧洲试比高吗？[1] § 汉语译法 CHINDIA 美《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从经济上看到中美之间相互依存，把两国描写成“Siamesetwins”(连体双胞胎)，和“Chindia”颇可通用，但“中印连体”说出来拗口，难登大雅之堂。 “Chindia”不但寓意于“中印连体”，更是“中印同心同德”的符号，但这6个字太多。采用印度“天下一家”、“中印一家”容易使人想到“别无分店”，广告气味太重。因此，有人将其译为“中印大同”。 § 中印文化交流 CHINDIA 现代西方文明对东方最大的打击就是使人忘却中国的“天下为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神圣化、绝对化。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中国中心论”抓住“中国”这两个字大做文章，认为从古到今中国人把自己当作宇宙中心，看不起边陲的“蛮夷”。2004年冬台北第十八届亚洲历史会上又有3位北美学者把“中国中心论”提到原则高度，经中国学者提醒，他们才知道“中国”一词曾是译名。 1924年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到杭州灵隐寺看到慧理的雕像和听到一千多年的“飞来峰”故事，十分感动。他说，“是丰盛的爱心”使慧理远离印度来到中国。“他一定经过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以及我们今天体会不到的陌生生活。”他呼吁说：“让我们之间视觉中的障碍变成把我们联合起来的通道吧！” 1928年，谭云山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教书。1931年回到中国宣传泰戈尔联合中印的理想。1933年，他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学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会员中有徐悲鸿等人。泰戈尔高兴地于1934年4月寄给谭云山一封致“中印学会”会员的信，谭云山抄录并翻译在一本旧本子上。文中说：“今世界已划成无数壁垒，彼此皆准备互相侵伐。且让吾人重振固有之精神……而证明仁CHINDIA 爱与和善之力量实较仇恨与侵伐之力量为强大”，这就是“中印大同”理想。 两千多年积累起来的“中印大同”事例不胜枚举。今天讨论中美关系，无法用“形而下”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否定两国是“连体双胞胎”。同样的，我们也无法用“形而上”理想主义去否定“中印大同”的逻辑性和可行性。 就像长江和恒河千古流去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慧理的时代我们是回不去的，泰戈尔所说的恢复那已经被荒草埋没的中印之间的友谊通道也不现实。印度领袖兰密施部长所说的“Chindia应该说得通”是要以过去中印两国情同手足的精神共同创建一个理想的未来。 《礼记·大同篇》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意思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平、和谐、和解的秩序比万贯家财、高楼大厦更重要。我们在新的世纪应该而且可能把中国和印度双双变成“三和”乐土。 1945年尼赫鲁到谭云山主持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出席“中印学会”第五次年会时说：“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和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印度应该靠拢。它们之间的和睦与友谊不但对它们本身有利，而且会有利于广大的世界。”估计2020年以后，中、美、印将是人数占世界1/3、财富超过世界一半的3个超级大国。如果中美继续是“连体双胞胎”而“中印大同”的理想又得到实现，中国的“天下为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再和美国的“信息文明”相结合将会是人类的莫大福音。 § 文明新探 印度经济学家、国会联邦院议员，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兰密施（Jairam Ramesh ）在他的新著中，创造了“CHINDIA”这CHINDIA 个新词，既醒目又意义深长。（《CHINDIA 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India Research Press出版社，新德里，2005年) 家父谭云山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创办人，被人誉为“现代玄奘”，笔者继承衣钵，两代人70年的精神生涯都溶在这CHINDIA的天地之中，唯独没有想出这个词来，既觉得惭愧，又感激兰密施的创新。 本文就是要支持他，要肯定CHINDIA是说得通的。不但说得通，而且应该成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发展的指南，应该变成未来国际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的特色有三：一、两者是“背靠背”的近邻（不像古代西方文明那样“面对面”互相斗争、同归于尽)；二、两者的精神影响辐射面遍及遐迩；三、两者相互对话有几千年历史，后者对前者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 关于最后一点，说来话长。近代改良主义学者梁启超，1924年在北京动员知识分子欢迎印度诗圣泰戈尔时，称印度文明为“大哥哥”、中国文明为“小弟弟”，他所列举的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贡献——在他的著作中很多次发挥过，已经慢慢为中国现代学者所认同。 “没有连号”融为一体 [2] CHINDIA 正是由于中印文明这三大特色，地处“远西”的欧洲人创造了两个字：“SERINDIA”和“INDOCHINA”。后一个字已译成“印度支那”，读者都熟悉，本来是形容同时受到印中两国文化影响的东南亚一带，现在专指越南、寮国、柬埔寨。 SERINDIA和“印度支那”异曲同工，指的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其“SER”部分是Seres或 Serica 的简写，这两个字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意思是“丝绸之国”。中亚地区同受中印文明影响是突出的历史现象，SERINDIA把它说得维妙维肖。 可是怎么把“SERINDIA”译成中文就成了问题了，中文似乎无法诠释这种把两个不同国家的名字整合为一个概念的现象。比方说，“中印”只是字面上连在一起，概念上仍然是二元的，我们不能把它译成“Sinoindia”，而必须是带连号的“Sino-India”，英文称这为“hyphenated”现象（所有移民族美国人都叫“Hyphenated Americans”）。 这样看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实体能够在概念上完全溶为一体而产生“SERINDIA”和“INDOCHINA”(现在又有了“CHINDIA”) 这样“没有连号”(non-hyphenated)的新概念，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突出、很稀有的，它说明这两大文明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特别的亲属关系。 兰密施新书用《CHINDIA 应该说得通》为名，正是反映出两点现实。第一，一般来说国际关系中要建立起这样的亲属关系是“说不通”的，人们是不会赞同的。第二，他是大胆地站出来提倡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亲属关系的。 我还没有看到中国任何印度专家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正像前面所说，中文本身就不鼓励这种大胆。因此，中文怎么翻译“CHINDIA”也成问题。照字面来看，应该译成“秦印”。 这使我们回想起1950年代，中印两国特别友好，印度街头响起了“Hindi-Cheeni Bhai Bhai”(意思是“印度中国是兄弟”) 的歌声。中国报刊当时把它译成“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听起来有点别扭。 超越国家观念的大我 CHINDIA 兰密施的新书是把他近年来在印度报刊发表的20篇文章编成一个集子，谈的都是他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与中印关系的看法。文章反映出印度知识精英对中印关系的观点存在著两条路线，一条是遵循西方地缘政治思路，认为两国是无法合作的竞争对手，另一条是从历史上两国之间的文化亲属关系看到现在与未来有合作的愿望与实际行动。 他在序言中说，他从小就对佛教很感兴趣，知道法显、玄奘等人帮助印度人认识本国历史所作的贡献。“我是尼赫鲁的信徒，因而意识到(中印)两国之间始终有着一种互相借鉴、相辅相成的特别纽带。” 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看到今天的中国和鸠摩罗什与菩提达摩时代的中国相去甚远了。“但是，我的看法是：不应该像我们一般自然而然地妖魔化中国，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去了解它，在广大的各个方面去和它更紧密地接触。” 他说：“我并不认为冲突与对立在我们两国之间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有时竞争必然发生。“我也认为，还没有足够的印度人赞赏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他说，由于两国人口众多以及近年来高速发展，“最终只有一个现实：下一世纪将以亚洲为引擎，因此认识CHINDIA 就变得重要了。” 我认为从三方面看“CHINDIA”值得提倡。 第一，有了它，中国和印度就会互相借鉴、共同努力把人类三分之一变成和谐与小康社会，扫除贫穷、落后、疾病、野蛮与道德败坏，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 第二，在它的灵感鼓舞下，在中国和印度会涌现出10多亿具有悠久文明传统、高新知识技术与高尚道德的社会精英，他们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在它的精神指引下，亚洲以及整个东半球就会变成全球化、和平共处的太平世界，这样就会帮助消除当今世界公害——“文明冲突”与“圣战”恐怖。 我说兰密施提倡CHINDIA是大胆之举，不但是由于他身受一种“自然而然地妖魔化中国”的气氛所包围，更是因为他在CHINDIA的感受中把邻国China突出，把祖国India矮化，达到一种真正以国际主义精神投身于“天下一家”的高尚境地。 在当今世界朝着“世界大同”方向发展的时刻，如果占人类24亿的中国和印度人民个个都像兰密施一样心目中有个“CHINDIA”，也就是说有个超越了“China”和“India”的更高理想境界，有个比祖国更大的“大我”，那全人类都会变得和谐、合作，共同奔赴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 § 跨越喜马拉雅 当随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的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准备行程的同时，远在欧洲，知名金融研究机构CLSA正在为一份叫做《CHINDIA，2020年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研究报告进行路演。 世界关注中印，因为高层访问，更因为两大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20年里，中国保持着每年9.5%的经济增长，印度则为6%。许多经济学家预测，这两个人口总和占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体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 CHINDIA 《CHINDIA，2020年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中，CLSA描述了2020年的世界经济图画。CHINDIA——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经济体，2020年的GDP总额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现在的7%增加到17%，两国的商品需求将占到全球总需求的40%～60%。 美国《商业周刊》曾撰文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也许只有美国大陆在19世纪的崛起可以相提并论。” 政治为商业注入信任 在印度商人RoySagnik看来，“胡锦涛主席的出访不仅是政治家的行动，而且会现实带动两国商业的发展。” 一口流利的中文，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一位漂亮的中国夫人，在中国从商17年的Roy活脱儿是个中国通。多年的中印贸易经验告诉他，政治上的隔阂，往往导致商业往来中的误会。 1996年，Roy把印度的铁矿石出口到贵州的六盘水，这成为中国印度之间第一笔直接的铁矿石贸易。而此前，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都是由日本的三菱、三井、丸红、伊藤忠等几家大公司经手。 Roy告诉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相邻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彼此很多的商品交易都是通过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公司来完成。原因就在于中国公司、印度公司彼此不了解，不敢信任对方，所以只好由第三方来促成交易。 “政治能够给商业注入信心。胡锦涛主席的出访，对消除隔阂和误会，加深了解和信任，有很大的帮助。”Roy还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将是长期的，“政治家经常轮换和更替，所以政策是经常变化的。但是商业的合作一旦建立，生意伙伴之间就会形成互相依赖的稳定关系。” Roy说：“尽管如今双边的贸易往来比十年前好多了，但是对于数量众多的两国中小型企业来说，中国和印度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发展空间非常大。” 汪涛这两天忙坏了，也乐坏了：例行公务和接待客户之外，他强按住心中莫名的兴奋，等待着11月20日的降临。这一天，他的顶头上司——侯为贵，将随同胡锦涛抵达新德里。 CHINDIA 汪涛，中兴通讯(000063 论坛 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兴”)印度分公司总经理。自5年前在印度开展业务、并于2003年成立独资公司以来，中兴印度分公司2004年合同销售额达到1亿美元，2005年又突破2亿美元，今年则可望达到4亿美元。每年100%的增长速度，的确值得中兴董事长侯为贵亲临嘉奖。 “这次随访商务团中，通讯设备、电信运营以及能源企业多，是因为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印度恰恰是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非常薄弱，构成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中国企业在所有的日用品、家用电器方面，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领域，都在印度有很多的机会。” “无论是从全球化的战略角度，还是众多国际问题上中印双方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诸多共同利益，甚至是几千年来的文化经济交往传统，以及前苏联影响下的相似经济模式，中印经贸没有任何理由发展不起来。况且两国的经济互补程度非常高，中国的制造业、服装业，印度的IT业、服务业，都有许多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做法。”隶属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荣鹰强调说。 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下称ICEC)中国代表田芙蓉对此表示赞同：“未来十年，印度的建筑建材业有10万亿欧元的巨大市场，印度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高达1000多亿美元，因此，印度将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市场。同时，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多为铁矿石以及棉花等原材料，而中国产品结构健全，几乎每种产品都要比欧美产品更加适合印度市场，所以，印度不仅可以作为中国贸易的出口港，而且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也将是中国产品未来的重要市场和产业转移基地。” 田告诉记者，胡主席访问印度的消息发布一周多来，日均浏览量在1万~2万的ICEC官方网站，访问量突然剧增至日均10万次以上。 龙象自由贸易区可期待 “中国主动采取了这么多措施，表明中国有诚意加强与印度的经贸联系，重视在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中为中国企业寻找新的机遇，并通过强化经贸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梅新育分析指出。 梅的意思是，今年7月，中印双方重开锡金段乃堆拉山口岸，恢复此处中断了44年多的边境贸易。9月，两国又同意建立内阁级别单位以促进技术开发合作，并表示将在胡锦涛访印期间签署相关最终协议。此外，7月青藏铁路开通后，中国还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青藏铁路延伸到日喀则，并进而延伸到与印度边境连接的亚东县，打通中国到南亚的贸易通道。 “中印合作属于典型的政治拉动经济。去年4月温总理访问印度之后，印度到访中国人次即从2004年的25万增至2005年的39万。中印两国贸易额2005年达到了186亿美元，今年则可望突破200亿美元，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田芙蓉表示，“除了贸易总额攀升，今年中国的对印贸易还第一次出现了顺差。” “过去十年来，中印关系整体发展平稳。尽管1998年出现了一些挫折，但不到一年，双方即从战略高度重返正确轨道。事实上，中国一直对发展中印双边关系非常看重，而近年来在国际外交中频频开展大国外交的印度，也的确需要加强跟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荣鹰指出。 在荣鹰看来，经贸关系是中印政策制定背后的强大助力。十年前，中印贸易额不到10亿美元；但近年双方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不仅得益于1996年双方签署的军事互信互让协议，而且有力推动了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于2003年访华，并共同发表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边境问题的中印合作宣言。而这又反过来极大促进了中印双方的贸易投资，以及多边场合两国首脑的多次双边会晤。 “拟议中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可使中国更多分享印度国内市场发展的机遇，并从印度取得比较稳固的铁矿石等供给；印度则可从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中获益。”梅新育说。 事实上，中国今年的外交成就有目共睹：朝核六方会谈的积极斡旋，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十五周年南宁峰会，中非论坛，以及岁末的胡锦涛主席访问朝鲜、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四国。 早在此次印度、巴基斯坦行程之前，美国、日本大量学术机构和媒体都认为中国正积极构建新一轮的睦邻友好关系，充分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难发现，在成功举办了顶级规格的中非论坛盛会之后，横亘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印度，无疑将成为中国经贸和外交的重点区域。而从“BRIC”到“CHINDIA”概念的提出，因为地缘、巨大市场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未来龙象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终将摆上桌面。 § 中印从双双崛起到大同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出署名文章说，印度遭受殖民地压迫和中国遭受“次殖民地”压迫，使得全球最出色的能工巧匠创造的两大古老文明掉进贫穷落后深渊。今天两国刚刚翻身，就以“Chindia”的面貌惊醒发达国家，“Chindia”符号得到“中印双双崛起”的新涵义。从“Chindia”的角度出发，相信它会从“中印双双崛起”的当前现实渐渐发展到“中印大同”的理想境界。 文章摘录如下： “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冯梦龙这500年的名言在“Chindia”符号上灵验。全球经济发展把中国和印度推进激流的漩涡。2007年，美国Gartner集团的帕普金(James Popkin)和(印裔)艾扬格(Partha Iyenger)曾经到中国和印度深入考察，然后合著《信息技术及东方：中国和印度将如何改变技术与发展的未来》新书。 技术与创新不断升格 帕普金和艾扬格强调技术世界的重心正向东方转移，中国和印度的大学培养出一些世界最优秀的电脑科学与电机人才，两国技术市场繁荣，西方高科技企业正把生产程序、组装、创新等向两国转移，两国的创新与知识产权不断扩展。 他们在2007年时曾说：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数量会赶上发达国家，到2010年中国的新信息技术品牌将会得到国际公认。艾扬格说印度已是世界软件超级大国，2004年印度IT服务出口赚回130亿美元，全球高新技术营业外流，印度所得是35亿美元；帕普金说中国有可能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上成为世界领袖。 Gartner公司提倡美国企业要有“Chindia战略”，得到苹果电脑等公司的响应。“Chindia战略”认为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崛起，另一方面两国又有共同合作的趋势，对西方企业的竞争形成挑战。虽然目前中印经贸合作还刚具雏形，但印度软件设计与中国制造能力紧密结合，一个“Chindia集团”可能产生。 艾扬格说：“中国和印度对技术与创新不断升格”，就像“老练的旅行家”主动从地图上掌握前进路线那样。当今民间动力十足(政府不但不起劲，还搞些像限制玩具等进口的小动作)，中印贸易增长率先是25%，最近几年上升到50%，使2007年双边贸易额接近400亿美元。 按照这个速度，中印贸易将于2010年达到750亿，2015年达到2250亿，和中美贸易数字靠近。看来中印贸易飞跃增长将会使中美贸易相对冷却，使中国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当前美国受金融海啸重创而中印经济相对稳定更可能改变全球财富分布。 正在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印裔经济学家巴尔坦(Pranab Bardhan)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分析：1820年中印两国占全球财富将近一半，1950年降至十分之一，现在还只有五分之一，到2025年将回升至三分之一，他和许多印度精英都相信将来可能再上升到世界的一半。2007年印度驻华大使拉奥(Niurpama Rao)在深圳、香港讲演以及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博士访华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都说了类似的话。 中印大同的理想境界 巴尔坦指出中印两国发展的一大特点：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情况下能够生产科技分量高的产品。他说，过去他在印度，人们说中国人是胜过印度人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在美国，人们又说中国人是胜过印度人的“资本主义者”。他说印度也和中国一样，曾被人嘲笑，如今的经济突飞猛进却令人刮目相看。 印度遭受殖民地压迫和中国遭受“次殖民地”压迫(比殖民地更不如)使得全球最出色的能工巧匠创造的两大古老文明掉进贫穷落后深渊。今天两国刚刚翻身就以“Chindia”的面貌惊醒发达国家，“Chindia”符号得到“中印双双崛起”的新涵义。 CHINDIA 令人惊醒的是“Chindia”内涵的“快”、“多”、“巧”三大因素。增长快速再加人才济济使得美国这样的大国、强国担忧，欧洲众“小”国更不必说。中印的“巧”却是欧洲列强早已赏识的。人们曾说中国丝绸与印度珠宝引起古罗马帝国崩溃；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禁止印度棉布和中国丝绸进口，贵族抱怨说：“我们将无法辨认夫人与奴婢了”。 “Chindia”中“多”的内涵喜忧兼备，喜的是两国25亿人口(中国14亿、印度11亿)占人类40%，人均进步一寸总长度就是千万丈；忧的是要使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个个都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不是易事。这头等重要的人类责任要求中印两国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帮助、取长补短、相辅相成。不但要“双双崛起”，而且要“同舟共济”，这才使“Chindia”的涵义全面起来。 “Chindia”引出历史与经济两个课题，许多对“Chindia”前景十分重视的外国经济学家，不管用不用这个符号，都注意到中印两国有漫长的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我曾经向读者介绍过哈佛大学教授、印裔经济学家侃纳2007年的新书《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重造它们的前途——以及你们的前途》，就是用历史观点与发展眼光来看两国合作大有可为。 作为美国企业界的中印问题顾问，侃纳对印度情况的深刻洞察与对中国了解火候不够形成鲜明对比，但他的书中说的中国、印度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千千万万的活动家与企业家驰骋的广阔天地。他们之间的互动(再加美国人士牵线与多边合作)在许多无人问津的领域把经济搞活。他强调“企业精神”的重要，使我们意识到单从学术界推动“Chindia”难成气候，“Chindia”的精神应该为中印两国亿万能工巧匠、经营高手所操作，创造出各种奇迹来。 西方经济学家与企业家当今把视线东移，看到的是“雨山黯黯晴山秀”，联想到有朝一日“夕阳天外云归尽”就会有“Chindia”双峰凸显。我们从“Chindia”的角度出发，相信它会从“中印双双崛起”的当前现实渐渐发展到“中印大同”的理想境界 § 前景光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月21日发表谭中题为《“Chindia”中印大同前景光明》的文章说，在1月18日《人民网》上看到《环球一周：辛格访华为Chindia加油》，感触无比。这Chindia英文字不是我所发明(它的发明者是印度友人、现任印度商务部长兰密施JairamRamesh)，我把它译为“中印大同”。 我长期在印度宣扬“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被人嘲笑为“理想主义者”，孤掌难鸣。这次印度总理辛格(辛格)于1月13至15日访华，我除了应邀为《中国日报》1月14日特刊写了一篇短文外，没有参加媒体宣扬，却看到“Chindia”和“中印大同”不断出现于舆论，不禁想起唐人岑参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文章原文摘录如下： 回想起家父谭云山在新加坡，1925年为《叻报》创办《星光》文艺副刊，1926年为《新国民日报》创办《沙漠田》文艺副刊，1927年会见印度诗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泰戈尔，由于两人都心怀“Chindia”理想，因此一见如故。那次会见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泰戈尔是印度文献记载中最赞扬中国、最主张中印友好的。1924年他在中国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七次讲演，热情洋溢。他说：“我经常对自己说：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整整一世界的绚丽。”“我是来(中国)要求你们重新打开交往渠道的。”“让那貌似屏障变成联合我们的通途吧”。 泰戈尔在北京时，清华大学梁启超等曾经答应派人去他的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但未兑现。1927年他向谭云山旧话重提，谭一口应允，1928年就去了印度，把实现“Chindia”当作终生事业，一直到1983年他在菩提场中华佛寺圆寂为止。人们称谭云山为“现代玄奘”，今年正是他入印80周年。 1933年谭云山在《印度周游记》中写道：“中印这两个姊妹国家”的关系是“特别重要中的特别重要”“无论讲世界和平也好，讲世界革命也好，讲人类文明也好，讲人类亲善也好，如果中印这两个民族不切实联合，共同努力奋斗，这种目的是断断达不到的，而且是无法进行的。” 谭云山早年在泰戈尔身边工作，结识了常去拜访诗翁的“圣雄”甘地和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等民族运动领袖。他于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印学会”，1934年在印度国际大学成立“Sino-IndianCulturalSociety”(两者是一码事)。“中印学会”筹款在1937年为国际大学建成“中国学院”(谭云山担任院长一直到1971年退休)。后来发现，印度共和国最早的三位总统普拉沙德博士、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和侯赛因博士都曾经是“中印学会”会员。 谭云山和尼赫鲁的交情很深。1983年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后，尼赫鲁的女儿、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写信给我悼念他说：“泰戈尔师尊和我父亲都敬爱他”。尼赫鲁在1938年写给谭云山的信中说：“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对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些理想应该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有所适应。我相信我们两国会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业中共同合作，但无论是幸运还是倒霉的时候，我们谁也不会为了寻求暂时的好处而把自己的灵魂抛弃。” 今天重温这些有关“Chindia”的言论，颇有如同隔世之感。有两方面隔绝的感受。第一，在现代中国文化生活中，人人都在“寻求暂时的好处”，“灵魂”(尼赫鲁的意思是“天良”)是没有人问津的。最近几年我到中国去为“Chindia”造势，感觉到年轻一代缺乏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不知何年何月才会重新出现“西天取经”的法显、玄奘、义净、谭云山了。 第二，当代国际舆论(包括印度和中国传媒)是被“逞强”的气氛污染，过去中国、印度默默无闻，现在突然崛起，人们就大谈“龙象互斗”。这次印度总理刚从北京回国，西方传媒又炒“龙”与“象”之间难以相处，还说中印两国之间有“瑜亮情节”，令人啼笑皆非。 从历史发展与整体观念来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大国风度、紧邻效应、四成人类、交心多益。去年4月在深圳《中印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指出，1962年中印边境一场恶战以后，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台湾属于中国。尼赫鲁是那一仗的最大“牺牲品”(健康被打垮，不久过世)。但他在停火以后在国际大学讲演时说：“我们不与中国的伟大开战”，“中国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 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他和印度人民党领袖公开说：“中国是我们的邻居，搬不走的。”这就应了中国著名印度学家季羡林1991年所说的，中印两个邻国是“天造地设”。俗话说：“老鹰不吃窝边草”。美国全球外交政策那么凶猛，和加拿大却从来保持和平友好的边界，值得中国借鉴。 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是世界的百分之四十。1月15日辛格总理在北京社会科学院讲演中说：“像中国和印度总人口达到25亿的这种规模的国家开始释出创造性能量之时，对整个世界必然影响很大。全世界都看到这点，也怀着莫大兴趣注视。”从这一点看，中印关系不但需要大国风度，而且是对全人类(至少是对人类四成)应尽的重大责任。 “交心多益”，不言而喻。梁启超讲过一次他和泰戈尔的谈话：“泰氏有一天见我，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我)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有过他(我)的自由生活。"”泰戈尔向梁启超要中文名字，梁为他取了“竺震旦”，成为历史佳话。 如果印度有成千上万个泰戈尔、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梁启超，即使有十个、百个中印边界纠纷也会迎刃而解的。“中印大同”前景光明岂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3] § 是口号，还是未来 印度改革开放以来提的口号是向东看（Look East），但不断做着的却是朝西走（Go West），现在到了印度向东而行（Go East）的时刻了 【《中国企业家》网站专稿】被印度媒体称为开国总理尼赫鲁之后最有明星范儿的环境与森林部长杰伦.兰密施（Jairam Ramesh）来到了海南。这是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龙永图等创办博鏊亚洲论坛以来，第一位部长级的印度官员出席该项致力于地区融合的年度活动。 为此组委会特地在4月11日举办“中印酒会”以示答谢接风，而兰密施也不负众望，一开口便抛了个噱头响应，“印度改革开放以来提的口号是向东看（Look East），但不断做着的却是朝西走（Go West），现在到了印度向东而行（Go East）的时刻了。” 中印关系的绿色拐点 前商务部部长兰密施自2009年2月屡新环境部长以来，以气候变化谈判为突破口扎实推进中印双边关系。“中印酒会”问答环节，当有菲律宾企业家问及“在巴基斯坦等地缘情况下印度向东而行是不是只是单方面的意愿时”，他回答说中印两国通过哥本哈根峰会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有理由相信只要印度政府继续伸出手来，中国方面会有更友善回应。” 作为哥本哈根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兰密施一直态度坚决地驳斥“中国扮演破坏性角色”等英美舆论共识。他在回复《中国企业家》记者的邮件中爆料，哥本哈根与其说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失败，还不如说是丹麦主办方“失败了的埋伏”。 “作为妥协提议的丹麦草案最初只在几个高级谈判者中机密传播，包括我和中国的谢振华先生都非正式地看过了，而且指出了其中不被本国所接受的地方。但谁知道这份谈判文档居然被泄露给了英国《卫报》，这彻底地摧毁了多边间为数不多的信任。” 印度部长还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赴海南博鏊行程前一天，他刚刚在德里接待完了丹麦能源和气候部长海德加（Connie Hedegaard），“她承认草案泄露才是哥本哈根大会的最致命一击，让谈判的最后24小时陷入了彻底混乱。”他甚至对巴西总统卢拉的离席给出了自己的诠释，“卢拉总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因为哥本哈根回合出现了预设的埋伏。” 邮件最后兰密施表示哥本哈根只是中印于国际舞台通力协作的开始。他一如继往以幽默做尾，“话说回来看国家领袖头头脑脑们争论英文措辞和修改标点符号，真是件好玩的事。” 贸易、投资还是基建？ 龙永图在“中印酒会”上与兰密施比肩而坐。他在介绍印度部长时表示这是博鏊亚洲论坛的历史性时刻，因为没有印度的亚洲论坛是不完整的。他说中印之间的竞争关系完全不是有些人形容的那样惨烈，“应该说分享的远比竞争的多。” 值得指出的是兰密施也是“Chindia”的造词人，在嘉宾席上他不断重复强调着这个造词，认为有竞争和起对抗是完全两码事。而当有美国投资家提及Rogyn Meredith《中印崛起的意味》立的观点即龙国和象国是天生的敌人（Born-Enemy）时，印度部长表示，“为了和平，我绝不会去读那本书。” 酒会结束后兰密施接受了《中国企业家》》记者的独家专访。他透露“向东而行”绝不是一个口号，今年年中印度和日本将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而印度和东盟成员国的谈判也正在积极推进。 至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他觉得前景看好，“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印度是中国的第十大，2004年以来复合增长率超过30%，潜力巨大。”但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明显且结构上也有调整空间，因为印度卖给中国的很多是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 印度部长最后说他知道有中国媒体报道了中国企业在南印经商的艰难，“但非正式场合我个人也听一些印度企业家抱怨过在中国做生意的难处……最近一次是塔塔集团的子公司TCS。” 在龙永图和樊纲看来，贸易和投资也许并不是双边经贸合作的最重要，“中国的经验是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龙认为如有一张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铁路公路网，将对区域经济整合提升意味深远。 专访最后兰密施并没有就以上观点发表评论。他只是告诉记者五月他将访问北京，将会与中国领导人就科技发展和对气候变化有影响的领域展开合作磋商。[4] § 书籍 崛起的力量：中国和印度如何改变世界商业格局 Chindia: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中印 定价: ￥185.00元 金桥价: ￥175.75元 节省: ￥9.25元 出版/发行时间: 2006-10-01 作者: Peter Edited by Engardio ISBN: 9780071476577 版次: 1 开本: 16 页数: 38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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