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于学忠 |
| 释义 | § 生平概述 于学忠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山东省烟台市蓬莱(今蓬莱市)市小门家镇于家庄村人。于学忠生于旅顺，少时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后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父亲是毅军宋庆部下）。1908年(宣统元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即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历任排长、连长，1914年任热河西林镇守使署中校副官长。1917年调任直系吴佩孚部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1921年秋川鄂战起，川军大举进攻湖北，驻湖北的第18旅参战失利。适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临督战，于学忠往见吴佩孚，面陈战策，被采纳，经过5昼夜激战，大获全胜，得吴佩孚赏识，提任步兵第2团团长，很快升任18混成旅旅长，1925年10月升任14省联军第26师师长，1926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副司令，1926年冬任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边防总司令等职。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歼，他于1927年6月离开部队返回蓬莱故里。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转投奉系张作霖，历任镇威军第4方面军团第20军军长，后晋升陆军中将。1928年，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员、临绥驻军司令。1930年9月，受命率领东北军第1军随张学良从沈阳出发，入关进驻北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1年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1932年8月改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1933年6月移师天津兼任天津市市长。张下野出国后，他手握重兵常与日军针锋相对。日本侵略军以于学忠为其侵略华北的障碍，多方利诱、威胁，甚至使出暗杀手段，于学忠皆不为所动。1935年4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6月后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肃省主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冬任西北“剿匪”第2路军总司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支持张学良“兵谏”，拥护团结抗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并积极配合张的一切行动。1937年“七七” 事变后，任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51军、57军在苏鲁交界处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次年，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其前去台湾，于学忠不从，隐居四川乡村。建国后，曾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1] § 吴佩孚：“叫于营长去跟我当团长” 于学忠 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曾在淮军宋庆部下任营副。于学忠从小随父从营，18岁时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后任排、连长。辛亥革命爆发后，毅军将领黎天才率领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了袁世凯，被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打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命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吴佩孚乘舰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吴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使败局转安。吴佩孚当即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从此，在吴佩孚眼中有胆有识的于学忠迅速被擢升，短短几年便成为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1926年7月，吴佩孚的14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吴逃至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恐怕会让人觉得喧宾夺主，不如只带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遂照办，于学忠也脱下军衣、骑上大马回蓬莱老家了。不久后，在张作霖力邀下，于学忠率旧部投靠了奉系。后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并有接济。送吴投张是一次几近完美的转承，于学忠在彰显忠诚与耿直个性的同时，也劲透他的圆润与辩势。 § 张学良：“他是我的左右手” 于学忠 于学忠下野前，张作霖曾派来说客，等于回故乡后，张学良又遣其人持着他的亲笔信来到蓬莱，力邀于赴北京洽谈合作问题。当时，于的旧部已经被冯玉祥改编，原部下马廷福等人却趁调防之机，将3个师的部队拖到安徽蒙城一带，然后派人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总司令出山。于学忠说：“我们坐船就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于是率部归附了奉系。细究起来，张作霖与于学忠父亲于文孚仍是故交——曾为“马贼”的张作霖，后被招安至宋庆部下当差，与于父有共事之谊。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作霖说：“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吴佩孚）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于学忠遂被任为奉系第20军军长，归3、4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指挥对于这样一个“外人”，张学良对于学忠却信任有加。“9"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1936年12月，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4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 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 蒋介石：“对人忠诚，是一将才” 于学忠 对蒋介石，于学忠曾很不给面子。当年吴佩孚兵败入川后，蒋介石马上派人送来委任状，委任他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一把委任状撕碎：“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 但蒋介石对于学忠却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张学良，蒋的评语是“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但对于学忠却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弃主不弃国。戴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国民党帽花”，于学忠却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丰功伟绩：抵抗日寇的入侵。1931年，日本发动了“9"18事变”。在鲸吞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把手伸向华北。一些亲日分子趁机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汉奸郝鹏等人更是雇用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为巢穴明目张胆地四处滋事。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对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的软弱非常不满，遂把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与王树常对调。来到天津的于学忠像一头刺猬——他马上让驻在津郊的113师2个团换上保安队服装，进入市内加强警戒，同时指示在北平南苑的东北炮兵第7旅旅长乔方作好临战准备，“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一天，日军全副武装擅自在市区阅兵，并直逼省政府大门。于学忠毫不示弱，当即命令东北军精壮士兵10余人，全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横躺在省政府大门外的马路上。日军见来者不善，只得撤了回去。面对软硬不吃的于学忠，日军行为大有收敛，那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也自然销声匿迹不敢再闹事了。1938年1月，日寇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率2个师2.5万人死守蚌埠，在临淮关顶住了日寇3个师团共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7千人，日军伤亡达9千人以上。于学忠后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率部智取韩庄、硬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在战斗中屡立战功。1939年2月，于学忠主动向蒋介石请缨，率3个军去敌后方山东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到1943年9月底，鲁南抗战5年军队伤亡惨重，但击毙敌寇在万人以上，伪军不下数千人之多，在鲁南地区牵制了日军4个师团的兵力，分散了敌人正面进攻的兵力。鸟尽弓藏。抗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撤销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从此失去军权，只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闲职。1949年初，蒋介石大势已去，于是数次劝说于学忠跟其去台湾，于不从，隐居到了四川乡下。解放后，周恩来专门派飞机将于学忠一家接到北京。 § 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朋友” 于学忠 于学忠令蒋介石很不满意的是“剿共不力”：在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时，他“阳奉阴违”，并为配合张学良“兵谏”发动了“兰州事变”；在任江苏绥署主任和东北军第51军军长时，蒋介石令其武力解决东北军中有大批共产党员的第110师时，于学忠表示：“共产党与我无怨，我与日寇之仇不共戴天!”；而在山东期间，于学忠抱着“只抗日，不打内战”的宗旨，对八路军的势力扩张“睁只眼闭只眼”，两军相容为安…… 当时，于学忠有一个叫郭维城的机要秘书（后任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曾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拿给于学忠。从那时起，他就在心底认定：“共产党能拿天下”。 毛泽东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抗日战争时曾两次亲笔写信给于学忠，希望他带部队投奔共产党，并许诺给予朱德一样的待遇，但于学忠婉言拒绝了。尽管这样，毛泽东对于学忠仍优待有加，赞扬他“热诚爱国”，是“共产党的朋友”，也是自己“个人的朋友”。于学忠母亲逝世时，周恩来亲自上门吊唁。解放后，于学忠过着悠闲生活，他喜欢养花、看摔跤、写字，尤喜欧体。于学忠的生活一直极端朴素——他不和太太一起住，自住在仅有6平米的北厢房，房内仅一个床头柜、一个单人硬板床，其它什么都没有。每天早晨起床，他喜欢把11个孩子从大到小象士兵一样站成一排，然后挨个训话——谁做了好事就表扬，谁做了错事大家都跟着“陪绑”。在儿子于允科眼里，父亲是一个讲信用、爱帮助人的人。1958年大跃进时，居委会要办一个幼儿园，于是于学忠把自己前院10几间房无偿提供出来，办了好几年幼儿园。于学忠还在山东出资办了一所立泽小学，抗美援朝时也曾积极捐过钱物。于学忠逝世于文革前夕。1966年文革开始。当年8月26日，北京市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了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夹9号的于家——一个有26间半房子的大院子，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抄走了，并且要把于家哄回山东老家。于允科等人很不理解，于是就给周总理办公室写了一封救援信。没过两天，周总理派了人来，给每个家属20元临时生活费。于家受到了庇护。 于允科明白，一切终将归于平淡。但在市场经济年代遭遇到的一次尴尬，却让他不能释怀：作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忠的骨灰搁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东室308号。但不久前，管理处竟开始向他催要骨灰寄存费，一年要4千元。“哪有这样的道理？”于允科选择了拒交。[2] § 在河北与日军斗争 于学忠 1933年蒋介石以将开始抗日为名，把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3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 《塘沽协定》 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于学忠兼任委员，5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黄郛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1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2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1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1937年7月28日冀东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甚多，并抓获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军加入抗日行列。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当被我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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