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乐志》中对“十四律”是这样描述的：“黄钟为宫，次太簇以商应，次姑洗以角应，次蕤宾以变徵应，次夷则以徵应，次无射以羽应，次半黄钟以变宫应，所谓阳律五声二变也。至半大簇为清宫，仍应黄钟焉。大吕为宫，次夹钟以商应，次仲吕以角应，次林钟以变徵应，次南吕以徵应，次应钟以羽应，次半大吕以变宫应，所谓阴吕五声二变也。至半夹钟为清宫，仍应大吕焉。旋相为官，折中取声，类而不杂。”

有学者对这种律制提出批评意见，譬如杨荫浏先生就认为康熙“十四律”是对朱氏“异径管律”的曲解，对康熙“十四律”持否定态度。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纲》中言道：“明朱载堉在种种方面，给与清圣祖以有价值的暗示。清圣祖御定的乐律，见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御制的律吕正义中。圣祖选择的律尺，虽不肯说明出处，其实还是参考了朱氏的主张。他所说的，‘黄钟半律，不与黄钟合，而合黄钟者，为太簇之半律，’其实还是抄袭朱氏‘大吕半律，乃与黄钟全律相同’的老文章。他故意将‘大吕半律’说成了‘太簇之半律。’不知道声音高下，自成铁证。……圣祖不肯承认他是参考了朱氏的说法，他又固执地不愿意自同于亡国世子的律吕系统……”此外，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也对十四律进行过抨击：“‘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乐律著作，其共同之点，是脱离物质，逃避现实，贩卖神秘主义，说得玄而又玄，而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最不幸的是出现了清康熙皇帝那样的最高统治者，他插手乐律问题，用复古思想来欺骗人民，巩固其统治。’”

那么，康熙十四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律呢？赵玉卿从管律和弦律的区别开始讲述了康熙十四律的性质；比较了朱载堉“异径管律”与“康熙十四律”；以及揭示了“康熙十四律”的理论价值。

一、康熙十四律的性质

与能够直接用长度量器衡量的旋律相比，由于管律是以管内气柱振动而生律的，这种气柱的长短、粗细是不能直接由量器衡量的，在实际运用时需要做“管口校正”。就以旋律而论，假设黄钟长度为9寸，那么它的高八度就应该为4.5寸，为清黄钟，而在康熙十四律中，黄钟却不与清黄钟八度相应，而与清太簇相应（见下图），这是因为其为一种不做“管口校正”的律制。这种不做管口校正的律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也非头一次出现，沈知白先生就曾在他的《中国音乐史纲要》中的提出过，《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说的：“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显然是指经过校正的黄钟半律的长度。

二、朱载堉“异径管律”与“康熙十四律”之比较

康熙的“十四律”是鉴于音乐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与朱氏的管律理论是有很大区别的。朱氏的“异径管律”要做管口校正，而康熙“十四律”则是在音乐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律制，这种律制不做管口校正，而是突破十二律，利用十二律之外的音律进行调整七音之间的关系，尽管“康熙十四律”与朱载堉“管口校正”后的十二律属于不同的“体制”，但两者的本质，即采用不同的方法使得“黄钟还原”却是相同的，应该说“康熙十四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探索和发现。

三、 “康熙十四律”的理论价值

赵玉卿总结的康熙十四律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它提出了“三分损益”与“隔八相生”的不同。古今对生律法的论述，基本上是将两者划上等号的，但康熙将三分损益理解为“律制之则”，将“隔八相生”理解为“审音之法”，认识到了二者的不同。

其二，它强调了“管律”与“弦度”的区别。

其三，它与前人律制是有关联的，其实质是与荀勖“管口校正”规律有一定继承关系的。

其四、它强调了“七声”与“阴阳律吕”的对应。据《律吕正义》载：“是知古圣人审定律吕，阴阳各六，阳则为律，阴则为吕，意固有在也。……是以即阴阳之各分者言之，则阳律从阳，阴吕从阴，各成一均而不相紊。”即是说，以往的十二律中，律吕间用，但在十四律中，所用每律，不是清一色的律，就是清一色的吕。

其五，关于“管律”与“弦度”的音律对应问题。康熙十四律是用律管为“弦度”定弦，在“五声二变”中的每一声，“管律”都比“弦度”高三律。

其六，“阴阳唱和”与“折中取声”。据《律吕正义》载：“若夫以阴阳唱和而合用之，则一律一吕折中取声，使阴阳之气，得以相兼，故黄钟之宫为浊宫，大吕之宫为清宫。”

经过本次讲座，赵玉卿让大家认识到，“康熙十四律”是一种不加“管口校正”的管律，是一种实践的经验式的管律。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实践问题，还涉及到不少乐律学的本质问题，包括乐律学形态上的一些问题。由此可见，“康熙十四律”在我国乐律学研究中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我们对它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