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八旬的康国雄一生坎坷，为“名”所累，因为他有一个敏感的头衔——“蒋介石的干儿子”。“现在知道的人少了，在‘文革’时期我可是大名鼎鼎啊！”康国雄爽朗地笑着说，“开批斗会时，会场里人山人海，窗台上都坐满人，因为大家都想见见蒋介石的干儿子到底长什么样！那样的环境里，若不是周总理的保护，我可能……”其实康国雄与蒋介石的交往非常单纯，离“干儿子”还差得远。

1941年的重庆成为全国大后方，蒋介石也来到这里。蒋官邸在黄山，康国雄的家在汪山，两地相距不远。到了周末，蒋介石和宋美龄常乘车来汪山，在离康家不远的地方下车，然后沿着公路散步。有一天，蒋介石夫妇在康家的后山坡上野餐，地上铺一块白桌布，上面放些点心。蒋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远处观望。康国雄那年十二岁，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而且天生胆大，不怕生人，口才也佳，六岁就拿到过两个县的小学演讲比赛一等奖，被老师誉为“小天才”。

童心盎然的康国雄和妹妹先是爬到树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惊动了蒋介石夫妇，夫妇俩一看是两个可爱的孩子，顿时有了兴趣，赶紧招呼他们过来。康国雄从容走上前，蒋介石很友好地问了他们的姓名、在哪里上学。康国雄一一作答，毫不扭捏。蒋介石对两个孩子很快产生了好感，还为他们兄妹夹了点心，并约定:我们下次来再找你玩。

打这以后蒋介石还真记住了这对康家小兄妹，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康家门口时都不忘叫一声:“国雄、国雄”，浓重的浙江口音格外有特点。蒋介石没有架子，很喜欢问老百姓生活方面的问题，聪颖的他居然能答得上来。一次康国雄的妹妹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手上留下了很浓、很好闻的香水味道，这让小家伙兴奋异常，到处伸出手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时间一长，康国雄摸到了规律，只要有宪兵在马路两旁站岗，准是蒋介石夫妇要来，宪兵也都认识了康国雄。不过有一次，让他在小伙伴面前伤了自尊。那天，他和几个小伙伴看到路边站着宪兵，就自信地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过来了。”

没想到宪兵都是新兵，不客气地警告他们，车子经过时不许乱叫。老熟人了受如此礼遇当然生气，康国雄又亮出胆大的本性，等车子一过，照样大喊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一看是他，就摘下帽子笑着示意，车子疾驶而过。而宪兵大怒，叫嚷着要毙了这个小男孩。

康国雄一赌气连续好几次都有意躲着蒋介石，直到蒋的侍卫官来找才露面。很快新兵撤走，换上了熟悉的老兵。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位大银行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对八路军多有资助。一开始蒋介石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一次闲聊中才恍然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儿子。彼此熟了，蒋介石还不忘鼓励这个小家伙，在他的纪念册上曾留下过:“国雄贤侄，立志有恒”的题字。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归国后，蒋介石派侍卫官送给康国雄一支“51”型派克钢笔，这支笔被保存了很多年，直至1953年不慎失落水中。

康国雄曾受邀前往蒋家做客，并因此结识了蒋纬国。印象中，蒋官邸的陈设不显豪华，只有普通的桌椅、沙发。晚宴是四菜一汤，菜的味道很淡并不好吃。那天蒋介石兴致很高，曾提议约个时间请记者给大家拍照，后因康国雄进城上学，合影没有拍成，当然也为日后少加了一条罪证。

康国雄不仅和蒋介石有过来往，和其他一些名人要员也有接触。杜月笙是旧上海的黑帮头子，在重庆期间常去康家打牌。一次学校组织抗日募捐，康国雄毫不客气地跑去找杜月笙，可这位杜伯伯一再推脱，要等秘书回来才行。康国雄等不了，一个劲儿地催，杜月笙只得从身上摸出一张填好的支票给他，如果再开支票，说什么也要等秘书回来才办。

事后，康国雄和父亲提及此事，父亲很生气地训斥道: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当然要等秘书！

在许多人眼里，攀附上蒋委员长定是飞黄腾达的台阶，可康国雄从未意识到这层关系的特殊性，惟一走的一次后门还是蒋介石主动帮忙。目睹山河破碎，年少的康国雄无心寒窗苦读，梦想着投笔从戎。1945年他毅然报考空幼，却因没有小学文凭而被拒。说来也巧，正当他郁闷得无处排解时，在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蒋介石的车队，像往常一样，他高声喊住了车子，和几个小伙伴上了汽车。汽车空间很大，中间有座椅，几个同学坐在中间绰绰有余，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坐在后排。敢说敢当的康国雄诉说了投空幼无门的苦闷，蒋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去办理此事。意外惊喜令几个小伙伴欣喜若狂，不久，康国雄果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当他梦想着驾机翱翔的时候，日本投降，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回忆往事，康国雄感慨良多:自己儿时不懂政治，对蒋介石并无恶感，而且也没觉得这是件风光的事，从未向同学炫耀过，不过是一段正常的交往而已，可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一道很好使的紧箍咒。

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钊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帮助，甚至惊动周恩来总理三次批示予以保护。

章士钊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周总理曾叮嘱下属，章老的信件必须当天送到。1968年，为了说清“干儿子”一事，康心如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为人正直，遂向周总理反映。一年后，周总理的批示才传达下来，康国雄私下得到的消息是批了五点意见，大体是:对康国雄的历史问题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什么严重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如发现有严重三反言行，上报中央酌情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机械学院军宣队曾一度考虑让他留在北京，但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周总理的这次指示并未得到真正执行，康国雄还是随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

在汉中期间，康国雄的命运更为不幸，经常受到批判和审查，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医生建议他回京治病，可身处困境，回北京谈何容易，康国雄不得不让妻子向章老求援。

章士钊不顾体弱多病，向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那个时候，周总理的处境也很难，但还是很快作出反应，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要许可康国雄回京治病，而有一位负责人士竟然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机械学院的回答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顶着不放人。

相反，康国雄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背负了又一罪名，不堪重负的他再向章老求援。章老提笔第三次给周总理写信，并附上了康国雄的三个医院证明。百忙中的周总理立即做了第三次批示。康国雄终于被解放了，他隐约感觉可能是中央领导说话了。回到北京才确认是周总理的批示保护了他。原来，机械学院最初仍想阻拦，直到机械部明确表态:这是周总理的批示，不能顶！当地才放人。康国雄对周总理的三次保护感激不尽，老人家公务那么繁忙，竟几次三番为他的事情操心，真不愧是人民的好总理。同时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日高，第三次批示与前两次批示的作用大不一样。

康国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他充分发挥善于组织、善于公关的长处，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工大学的行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在那里打拼了一片新天地。1997年，康国雄访问台湾，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