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背景

起因

发展(9月13日前 9月13日中 9月13日后)

案件结果

李文普说法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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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企图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最终失败。篡权失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始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纪要》指责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是当代暴君；并阴谋策动武装政变。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召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联系、配合和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起因

1971年9月，林彪察觉其密谋夺权之事即将败露，决定谋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他们企图乘毛泽东专列停留上海之际动手杀害毛泽东，后又密谋炸毁苏州附近的铁路桥谋害毛泽东，制造类似“皇姑屯事件”。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

发展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慌忙中作出决定，13日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布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于9月12日晚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与刘沛丰等驾车由北戴河向山海关机场急驶。零时32分，飞机强行起飞，企图外逃。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劫、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其后江腾蛟等“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一一被捕。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

事件经过

9月13日前

1971年9月7日晚，林立衡对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当时我们商定，林立衡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9月11日22时，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私下几个人开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9月12日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其中256号专机当晚被指派送林立果去山海关。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5]。叶群为庆祝女儿林立衡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晚8点电影放了一半，“林办”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5]。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来电称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叶群下令刘吉纯坐车去接。22时，叶宣布他们一家在明早7点乘机飞到南方城市广州。林彪这时已在另一个楼里的个人住处就寝并已服了安眠药。林立衡、刘吉纯得知出逃计划后按正规程序托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报告中共中央。林立衡跑去大院的警卫处要求派士兵保护她的父亲。

据毛泽东医生李志绥描述：“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是晚上十点多钟，这个电话是中央警卫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

约23时，周恩来突然来电话问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吴询问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方知三叉戟专机被师副参谋长胡萍未经吴许可调到山海关，吴问胡，胡解释是飞机改装后试飞，吴令胡把飞机立即飞回，后复电周，周指示飞机飞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

23时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当时杨森、张清林也在场）。

9月13日中

9月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等人乘红旗轿车急速由北戴河驶往山海关机场。据吴法宪描述，周恩来又打电话告诉吴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林彪他们抵达山海关机场跑道时没有时间安放登机舷梯，所以三叉戟驾驶员放下绳梯。林彪仍然软弱无力，于是司机用肩扛，叶群用手将林拉上机。

零时32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有人在雷达前看到“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至有中方歼击机的赤峰附近，吴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答复：“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二时多以后，在三叉戟飞机快飞出过境后，周恩来电对吴法宪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紧接着周下令全国飞机一律禁飞[8]。

接到苏联安德罗波夫的指令，全权负责林案现场调查的第一当事人，后来的苏联情报九局局长给出了专机飞出国境后的的飞行路线：飞机飞抵苏、蒙边境，距苏联赤塔50公里处，几乎是180度向南折回。它的油料不仅足够飞到赤塔，而且飞抵伊尔库茨克和乌兰巴托都没有问题。雷达从飞机一起飞，就捕捉到目标，而且全程跟踪[13]。

凌晨3时，飞机于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东经111°15′、北纬47°42′）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处，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共九名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3时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召开，通报了林彪乘飞机出走的情况，周恩来指出：“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没有一个好下场。”并提醒到会者：“飞机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坠毁了，也可能是耍阴谋，要注意他万一得逞后，在国外发表声明之类的东西。”随后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9月13日后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机上并未发生搏斗。北京政府只将苏联拣剩下殉难者尸体就地掩埋，而最重要的黑匣子至今没有向苏联（今俄罗斯）索取。

1980年11月20日－次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特别法庭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判定林彪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判定林彪等人有企图谋杀毛泽东等“反革命”罪行，对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在世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判刑。

中共官方认同林立衡有向中央告发的行为，但只一笔带过。

案件结果

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着手处理中国经济，使得中国经济在文革时期得到恢复发展！

案件结果

李文普说法的争议

但据李文普描述：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李的说法成为中共官方各种出版物都引用的“证据”，并就此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

李晨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李文普一开始并没有揭发林彪在车里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只是中央专案组将他单独关押，审讯时，他才迫于政治压力向纪登奎交代了这句‘关键性’的话，并改口说他的伤是林立果开枪打的。”“反正汽车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切都是‘死无对证’，连个‘旁证’都没有”。

据林立衡描述：“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

史实：“林彪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有些工作开始恢复正常。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备战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苏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4月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意见。与此同时，陈伯达与吴法宪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

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相关书籍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

作者：孙一先

ISBN号：750066516

开本：16开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装帧：平装本

出版：2006-01-01

版次：2006年1月 第2版

印次：2006年1月 第1次

页数：248

字数：260000

中蒙外交交涉为何受到阻难？林彪、叶群的头颅为何被割去莫斯科？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为何一直被莫斯科扣留？一代名将，千古罪人、历史的追索、揭开“三叉戟256号”坠毁之谜。

本书作者以驻蒙古外交官和坠机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回忆了当时那震撼人心的一幕。书中描述了出任驻蒙外交官、亲历中蒙关系交恶、坠机现场实地勘察、拍照，与蒙方外交人员谈判交涉、回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与军方共同分析坠机原因、蒙古方面对事件的态度、苏联人充当了什么角色、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过程、《张宁自传》披露的所谓事件真相等等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