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通常被称为近代小说。 承袭清代小说，伴随近代社会的巨变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逐渐发生变化。其进步的主流突出地反映了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风貌，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发展阶段(1、从鸦片到甲午战争 2、从甲午到辛亥革命 3、辛亥革命后)

创作的三次高潮(1、侠义公案小说 2、谴责小说 3、鸳鸯蝴蝶派)

艺术成就

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第一届 1982年 第二届 1985年 第三届 1988年 第四届 1994年 第五届 2000年 第六届 2005年 第七届 2008年)

发展阶段

1、从鸦片到甲午战争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逐步半殖民地化，封建制度进入崩溃的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基本还在旧思想的牢笼之下，他们的创作，或回忆、留恋旧时生活，反映他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或粉饰、美化现实，妄想挽救封建末世的覆灭。小说领域很少反映出新的思想风貌来，而以“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占主导地位。“狭邪小说”即写“伎家故事”。陈森《品花宝鉴》（1849，一作1835），以记叙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达官名士、王孙公子狎妓生活为题材，表达作者对士大夫自命风雅实为庸俗淫逸生活的艳羡。魏子安《花月痕》（1858)写两对士子与妓女的故事，设为穷、达二途，反映作者幻想能够飞黄腾达，寄托宦途失意的感慨。俞达《青楼梦》写怀才不遇的士子将青楼妓女引为知己，把她们理想化，以表现作者从冶游功名到报亲慕道的理想。《海上花列传》（1894），以妓院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化的上海罪恶渊薮的畸形社会面貌，表现了这类小说逐渐向写实转化的倾向。这个时期的“侠义公案小说”，有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小说的作者，出于对清王朝统治前途的担忧，自觉地用小说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俞万春的《荡寇志》1851），将起义的英雄剿尽杀绝，以求瓦解人民的反抗精神；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则全面宣扬忠孝伦理，希望八旗子弟读书仕进，后继有人，作品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都极其明确。《施公案》（1798）、《三侠五义》（1879）、《彭公案》（1892）等，将官吏审案断狱的公案小说，与侠客除暴安良的侠义小说结合起来，每以“名公大臣总领一切”，以达到“不负朝廷”或“致君泽民”的目的。这类小说中，除《三侠五义》在民间长期流传过程中，丰富了包公的形象，增添了大量侠客、义士内容，对豪强、权贵的邪恶有所暴露，体现了市民的爱憎之外，其他作品的主要倾向，都是美化封建官僚，鼓吹奴隶哲学，为维护封建皇权和专制制度效劳。

2、从甲午到辛亥革命

这一历史时期，改良和革命之风甚盛。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均重视小说的作用，小说创作空前繁荣。严复首先发表了《附印说部缘起》（1897），接着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宣传通过小说来改造政治及社会，倡导小说界革命。此后，徐念慈、黄人、金松岑、陈天华、黄小配等亦主张小说创作有现实性和革命性。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共同努力下，晚清小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面貌一新。同时他们大力提倡翻译外国小说，认为翻译小说在政治上既可以宣传新思想，启发民智，艺术上又可以借鉴。据《晚清戏曲小说目》著录，翻译小说有 667种之多。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林纾、 伍光建、 鲁迅等都是著名翻译家。《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译作，风行一时。外国作品在创作方法和描写技巧等方面，给晚清小说的发展以一定的影响。

发表创作和译作小说的《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1904）、《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几十种期刊应时而生。

这时期的小说创作，盛行改良派的谴责小说，突出地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泛地宣传了各种社会改良，并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清的小说。《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孽海花》、《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清末黑暗政治的真实写照。它批判和谴责了整个封建官僚阶层，从官场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暴露的对象从官场扩及到商场、洋场。商场中写了官商勾结，洋场中写了才子的沽名钓誉。刘鹗的《老残游记》暴露清末官场的黑暗，由赃官及于清官。曾朴的《孽海花》则大体反映了从同治年间起约30年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及活动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小说表明，改良派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已经改变，转而对社会进行揭露和抨击，但目的却是为了改良。《官场现形记》暴露官场黑暗，是为了叫官吏“读了知过必改”；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了官场、洋场、商场中种种卑污苟贱的怪现状，目的是为了“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孽海花》则表现了一定的革命倾向。除四大谴责小说外，本时期众多的小说涉及的题材异常广泛，是晚清社会的一面镜子。写晚清社会概貌的，有《文明小史》、《负曝闲谈》、《冷眼观》等；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有《罂粟花》、《中东大战演义》、《中法战纪》等；写官场的，有《活地狱》、《官场维新记》等；写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有《市声》、《胡雪岩外传》等；写华工和留学生生活的，有《劫余灰》、《苦社会》、《苦学生》、《黄金世界》等；写反对迷信的，有《瞎骗奇闻》、《扫迷帚》、《玉佛缘》等；写妇女解放的，有《黄绣球》、《女子权》、《中国女豪杰》等。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也进行小说创作，鼓吹反帝反清的种族革命。著名作品有《洪秀全演义》、《狮子吼》、《洗耻记》、《自由结婚》、《卢梭魂》等。

3、辛亥革命后

辛亥革命后，在各地封建军阀的割据下，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封建文人、洋场才子以及失意颓唐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大本营，在小说领域，逐渐形成了一股颓废、没落的文艺思潮，出现了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为代表的流派。鸳鸯蝴蝶派作家大都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写男女之间相爱，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分不开，是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外国资产阶级感伤主义作品影响下，在上海那种特有的半殖民地、洋场土壤中产生的一种新才子佳人小说，思想上并没有摆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代表作品有徐枕亚《玉梨魂》、李定夷《美人福》等。“黑幕小说”盛行于1917～1918年间。它标榜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代表作是《中国黑幕大观》及其《续集》等。但此书实际上已沦为为□作恶的教科书，军阀、政客攻讦中伤的舆论工具。鲁迅称之为“谤书”，是“谴责小说”的堕落。这一时期，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为人生”的小说出现，如《黑籍冤魂》等写反帝爱国；《采桑女》等写封建爱情悲剧；《新社会现形记》等抨击军阀政治；《渔家苦》等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工人小史》、《罢工轶事》等描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性和进步性。晚清小说以长篇为主，这个时期的小说却大都是短篇，它对此后短篇小说体裁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创作的三次高潮

近代小说的繁荣，是个不争的事实。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过：“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最繁荣的时代。”具体说来，近代小说的创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侠义公案小说，第二次是谴责小说，第三次是“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三次高潮，每一次都创作出大量的小说作品，每一次都在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应该说，晚清小说的繁荣，主要是通俗小说的繁荣。

近代小说的创作高潮，发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到19世纪末是侠义公案小说的高潮期；从庚子之变到辛亥革命前夕,是谴责小说的高潮期；从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高潮期。这三次创作高潮中，小说家创作的宗旨不同，作品的风格迥异，但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都广泛而又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广大民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而通过这三次高潮所展示的近代小说的发展走向，不仅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也和西学东渐有一定的联系。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

这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中西双方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方面的较量；其次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最后是体现着社会成员的生活追求、价值尺度的各种观念形态的输入。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鸳蝴派”小说，分别反映了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感受、理想与追求。

1、侠义公案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热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山之作是《施公案》，此外，还有《三侠五义》（后改为《七侠五义》）、《彭公案》、《狄公案》、《永庆升平》、《七剑十三侠》、《八剑七侠十六义全传》等。这些小说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人们口耳相传，争相阅读，对这类题材进行再创作的兴趣也持久不衰。《施公案》续至10集，《彭公案》续至17集，《七侠五义》续至24集……根据这类小说改编的戏剧达数十种，其中《盗御马》、《恶虎村》、《打龙袍》、《连环套》等，至今仍是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剧目。

侠义公案小说的作者，大都是说书艺人或下层文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又特别注意探察与反馈读者的欣赏心理，并据此加以增删修改。它的创作情况确如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所云：“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评话家的敷衍，经过戏剧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应该说，从胚胎的孕育，到生长壮大，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的都是市井生活的养分。它是老百姓自己的小说，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初期尚未挣脱封建意识束缚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思想状况，富有世俗气息和时代色彩。

侠义公案小说内容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让侠客与清官联手治理国家。确如鲁迅所云：“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①在这些小说中，朝廷和各级官吏，除了一名清官外，都平庸无能。“至圣至明”的皇帝实际上也只是一尊象征着权职的偶像，在经邦治国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国家之事，小到解决民事纠纷、维护治安；大到平叛御侮、保境安民，靠的都是清官和侠客的力量。在人们看来，清官与侠客的结合，是最理想的政治结构：清官清廉刚正，爱国爱民，但却没有武艺，在与邪恶势力作斗争时常因受到他们的武力反抗而束手无策，需要借助侠客的武艺；而侠客武艺高超，胆识惊人，但却没有职权，只有托靠清官，才能使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行为合法化。清官的明察秋毫、不徇私情保障了政治的清明；侠客的智谋武艺、敢作敢为保障了国家的太平与强盛。由于清官与侠客都以主持正义、除暴安良为己任，所以非清官不能启用侠客，非侠客不足以辅佐清官。清官与侠客比较,侠客的作用尤为重要，清官离开侠客寸步难行，而侠客只要奉了清官手中的尚方宝剑，就能治国平天下。因此，侠义公案小说大都从清官断案写起，在断案过程中不断招徕侠客，等大批侠客聚集到一起之后，清官便渐渐隐去，由侠客们奉着尚方宝剑去争战厮杀，保境安民。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里的百姓，总是把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寄托在帝王将相身上。从《三国演义》对圣君贤相的期盼，到《杨家将》、《龙图公案》对忠臣良将的讴歌，都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心态。然而，清中叶以来，随着“康乾盛世”红漆招牌的剥落和朝政的日益腐败，随着边患的日益增多，和国内人民反抗运动的不断涌现，广大民众对封建统治当局在道义上、能力上都产生了怀疑，开始把寻求人才的目光投向社会下层。龚自珍“塞上似腾奇女气，汉东久陨少微星”（《夜坐》）的感慨，和魏源“刚散六千君子卒，五羊风鹤已频惊”（《寰海十章》）的叹息，都反映了这一点。侠义公案小说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草泽英雄身上，也说明了当时的百姓对封建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次，侠义公案小说普遍反映了一种尚武精神和群体意识。窦尔墩、黄天霸、展昭、白玉堂、徐鸣皋等一大批豪侠的形象塑造得虎虎有生气。他们武艺高超，智慧过人，嫉恶如仇，敢作敢为，具有强烈的英雄气概和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窦尔墩为了证明自己的本领而盗御马，白玉堂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而大闹皇宫，徐鸣皋因为除强扶弱,抱打不平而揭竿起义……。只是有感于清官的清廉正直，忧国爱民，他们之中有的人投靠了清官，并在清官的率领下为国立功。他们公而忘私，精诚团结，从扶困救厄、除暴安良，到平叛御侮、安邦定国，都寄托在他们的刀光剑影、拳脚相加之中，读来令人精神振奋。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和西方列强的武力较量中屡战屡败，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却愈战愈勇，所向披靡。应该说，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激起了人们的尚武精神。下层百姓不解“师夷制夷”和“西学为用”，而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振奋国威的强烈愿望。

此外，侠义公案小说也反映了近代初期下层百姓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前的公案小说，旨在歌颂清官。书中都夸张地渲染清官们不同凡响的身世，写断案折狱，也主要是为了表现清官的清正和神明。小民百姓们以诚惶诚恐的态度，讲述和聆听那些半人半神的清官大老爷审狱断案的业绩。侠义公案小说则有了明显的不同：同样写清官断案，其侧重点不在于清官，而在于表现市井小民的生活和命运②。这些小说所写的案件，大都是发生在市井之中的刑事案件，如恶霸豪绅鱼肉百姓，地主迫害佃农，主子欺压仆人，小生意人被谋财害命等等。还有些案件，属于下层社会的民事纠纷，如：某小生意人的两吊铜钱被亲戚图赖，某农妇种的茄子被偷，卖豆腐人的两盘豆腐被路人挤翻打碎……，通过这些描写，反映了下层民众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

侠义公案小说也有其明显的局限,例如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拥护皇权和“为王前驱”的思想。对此，我们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分析。近代初期，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小生产者虽然对封建统治当局在道义上、能力上产生了怀疑，但还不可能产生彻底的反封建思想。“为王前驱”仍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在古人心目中，“朝廷”与“国”基本上是一个概念，为朝廷效力就是为国家出力。尤其是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这种“为王前驱”的思想还带有相当的爱国的成分。一直为人们所歌颂的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也同时都是忠君爱国之士。因此，我们要指出这种思想的局限，但又不能无限夸大，把侠义公案小说统统视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作品。

由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到对下层社会力量的认可；由宣扬仁义道德的儒学传统到张扬尚武精神，这就是侠义公案小说与明清公案小说最大的不同。应该说，侠义公案小说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初期和西方列强进行武力较量中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中国下层民众的心态。

2、谴责小说

近代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潮———谴责小说热，始于1903年。其代表作即人们所熟知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此外，还有《文明小史》、《冷眼观》、《官场维新记》、《负曝闲谈》等。应该说，谴责小说的数量之多，来势之猛，又超过了侠义公案小说。掀起谴责小说创作高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③。而庚子之变的第二年（1901），慈禧太后迫于压力，又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变法图强的谕旨，要求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④。在这种情况下，用文学抨击时政，既适应了广大民众宣泄痛恨政府误国的激愤情绪的需要，又顺应了朝廷的旨意，这是谴责小说兴盛的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谴责小说的兴盛，又和当时广大市民的文化品味有关。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也由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富国强兵而大力兴办实业，中国大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迅猛，市民人数骤增。近代都市文化的熏陶，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广大市民改变了文化娱乐方面的口味：他们对古老的节奏缓慢的评书失去了兴趣，而钟意于简洁明快、信息量大的小说小报。大多数谴责小说，就是为了满足广大市民读者这种心理期待和文化需求而作的。因此，许多谴责小说作家，如李伯元、吴趼人、欧阳淦、高太痴等，同时又是某些娱乐性小报的主办者；而很多谴责小说作品，最初又都在这类小报上分期连载。第三，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推崇政治小说，提倡利用小说宣传政体改良，也为谴责小说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这种种原因，谴责小说压倒了其他类型的小说，也压倒了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代表文学。

与中国传统小说相比，谴责小说无论在创作观念上还是在作品风格上，都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传统小说大都把朝政得失、家庭兴衰、人物命运作为中心内容，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隐含在历史故事和人情世态的描写之中。而谴责小说则自觉地把抨击朝政的腐败和揭露社会的弊端作为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都是紧紧围绕着对现实社会的揭露这一中心内容进行的。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近代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批判，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现实的宣传工具。

其次，传统小说大都以忠奸对立、善恶之争构成情节的主要矛盾冲突。在描写这些矛盾时，又从奖善惩恶、寻求心理安慰出发，总是让正义战胜邪恶，千篇一律地以大团圆作为故事的结局。鲁迅说传统文学的本质是“瞒与骗”，话虽尖刻，却也道出了其不敢正视现实的特点。谴责小说则全然不同：西方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清除了因果报应、宿命论等思想垃圾；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改良社会的责任心，又鼓起了小说家们大胆面对现实的勇气，他们要利用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即把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拿出来示众。因此，他们的小说突破了忠奸斗争、惩恶奖善的情节框架，直接以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构成故事矛盾。书中大都没有正面形象，即便有，也处在受排挤、被打击的地位，根本无法和邪恶势力抗衡。作品正是以鬼怪横行、大厦将倾的危险局面向人们示警，激起人们奋起改良社会的决心和斗志。

谴责小说为自己特定的内容找到了相应的表现形式：它继承了《儒林外史》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风格，以宣泄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之情。又因为读者大都是些文化素养不高的市民，故谴责小说一改《儒林外史》那种深沉、凝重、含蓄的风格，代之以浅显、直露、俚俗的特点，并夹杂一些话柄笑料，以迎合市民读者的口味。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却赢得了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若从注重文学的宣传效应和文学艺术大众化的角度看，这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⑤的做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全盘否定。

谴责小说对社会的批判，很容易使人把它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联系到一起。然而，尽管资产阶级先驱人物的改良宣传对谴责小说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若把谴责小说笼统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改良文学,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谴责小说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只是就对中国社会“不良”的看法上取得了共识。至于社会何以会不良，如何改良，小说家们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有的主张反贪倡廉，整顿吏治；有的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改变社会风气；有的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实业；也有的人只是痛切地感到现实社会不好，却又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改良方案。而真正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改良政体的，却是少数人。从总体上看，谴责小说是一种市民文学，它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时期广大民众的心态：一方面，西方列强的侵略，变法图强的失败，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对现有的封建政治的弊端有了清醒的认识，产生了强烈的改良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准备的不足，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提倡的君主立宪制度还不能理解、接受，在批判社会弊端的时候，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普遍流露了一种悲观情绪。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辛亥革命比较顺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却始终未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

3、鸳鸯蝴蝶派

近代小说的第三次高潮———“鸳鸯蝴蝶派”小说热始于辛亥革命前夕，1913年徐枕亚推出其代表作《玉梨魂》，把这类小说的创作推向高潮。先是言情热，继而是侦探热、武侠热，这种热度一直持续了20多年。

“鸳蝴派”小说兴盛的原因与侠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都不相同。首先，从西学东渐对文学的影响来看，前两次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西学的输入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又影响到文学。而这一次则是西方文学直接对中国近代小说产生了影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为了宣传政体改良，号召人们译介西方的政治小说，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其结果却引进了通俗小说。粱启超等人所翻译的政治小说很少有人问津，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期待和价值取向，选择了《茶花女》、《福尔摩斯探案》，选择了在英国本来算不上大家的哈葛德的通俗小说。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的翻译家引进了洋故事（当事人在翻译时也确实带有很大的猎奇的成分），但实际上，它不仅使中国人看到了新的文学样式、审美情趣，也带进了与我们数千年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伦理准则和人生格调，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反思。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历史准备的不足，这并未能引起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强烈追求，却使得晚明那种贵己重身、崇尚情欲的人文主义思潮死灰复燃。这两种力量的交叉，使得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叛离了封建观念和伦理规范，人性开始了朦胧的觉醒。直接反映市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理想的“鸳蝴派”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鸳蝴派”小说继承了明、清市民文学“以情抗理”的进步思潮而又有所发展。这首先表现在：“鸳蝴派”小说所表现的社会平等观念已明显增强，由晚明的否定圣人与常人的差别，发展为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广陵潮》、《新华春梦记》、《留芳记》以及短篇小说《中华民国之魂》、《梦游冥府记》、《青衫泪》、《皇帝借债》等作，一改谴责小说只揭露封建社会的某些阴暗面，而不触动封建制度本身的做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广大人民的残害，猛烈抨击袁世凯、张勋及其爪牙倒行逆施、复辟帝制的罪行，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专制主义深恶痛绝的感情。“鸳蝴派”小说也普遍表现出了拥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倾向，但作品描写革命时却总是变形走样：革命者不是反满抗清的英雄，就是杀富济贫的好汉。这表明，当时的民众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体尚不理解。这反映了小说家认识上的局限，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缺乏群众基础。

“鸳蝴派”小说中,更多的是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摒弃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虚假的大团圆结局，敢于正视黑暗的社会现实，尤其可贵的是，这些作品不再停留在批评婚姻方法的缺陷方面，而是把矛头明确指向了封建婚姻制度，有的作品还把反对包办婚姻制度提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吾国婚制不良，多数少年男女宛转屈伏于老人专制权力之下，因心理之反动，演出种种悲剧。”（徐枕亚《余之妻》）他们主张：“普天下为人父母者，对子女之婚嫁，打消富贵两字，打消专制两字。”（吴双热《孽冤镜》自序）这种见解发人深省：反对封建思想意识、伦理规范也属于反封建的范畴。它和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应该是互相联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鸳蝴派”小说还开辟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在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了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一改公案小说颂扬“青天大老爷”们的政绩的做法，极力描写平民侦探的智慧与能力。在写破案的过程中，也摒弃了公案小说中“案不破、神鬼助”的封建迷信的糟粕，代之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侦破手段，具有提倡科学与民主、开启民智的意义。科幻小说以现有的科学成就为基础，加上科学的预见，以幻想的方式描写人们利用自然科学所创造的奇迹，展示未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景。由于缺少现实基础，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显得幼稚，有的甚至未能突破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俗套，但是它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培养人们对科学的兴趣。这对于改变中国数千年来只重理念、轻视自然科学的陋习，具有促进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鸳蝴派”小说中也有大量轻薄无聊的内容，如津津有味地描写艳遇故事，写女子的媚眼笑靥，写令人肉麻的情话,甚至写嫖妓、狎优的风流，揭露姨太太偷情的隐私……这些内容的确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今天也绝无存在下去的必要。然而，在当时封建思想观念还很强大的情况下，市民群众敢于把这些为封建观念所不容的思想趣味公然地亮出来，也表明了他们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对自己独立人格价值的坚持，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瓦解封建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创作观念上看，“鸳蝴派”小说突破了封建教诲主义的藩篱，对梁启超等人利用小说“新民”的主张也不予理睬，坚持“不谈政治，不涉毁誉”的创作原则，提出了注重作品的“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的口号。总之，它完全按照市民群众的心理期待和欣赏趣味进行创作，形成了小说创作的自由化和艺术风格的多元化。言情小说以哀婉凄切的爱情故事感染读者；武侠小说重复着“除暴安良”的古老话题，但其内容由杀富济贫变为江湖帮派之争，情节更惊险离奇，也就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侦探小说以其扑朔迷离的情节、严密的逻辑推理新人耳目；社会小说大都描写市井中流传的趣闻、话柄、小道消息，令市民读者感到亲切，也迎合了他们揭密探奇的趣味；滑稽小说描写令人捧腹的笑话；宫闱小说揭露宫闱秘事……。“鸳蝴派”小说这种创作原则，实质上也和晚明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信口而发”，“率性而为”的原则一样，都是从人本位出发的，表明了人性的觉醒。

“鸳蝴派”小说的上述特点，使得它和社会上正在进行的政治革命极不协调，因而受到新文学阵营的严厉批判。但若从中国社会意识的发展演变来看，这类小说的出现又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知道：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民族，要加快历史的进程，赶上世界潮流,不能只局限于输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还必须注意民族精神的充实和民族灵魂的升化，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而这内在层次的问题的解决，比起移植科学技术和政体法令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近代初期的顽固派，之所以反对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仅仅因为那些东西是“夷狄”之物，而坚船利炮、火车轮船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康有为等人提出的虚君共和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确属创举，但也可以从黄梨洲的“师友说”和龚自珍的“宾宾说”中找到端倪。而更新价值观念、人生格调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不仅前所未有，即使是近代社会的先驱人物，也从未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地探讨。更何况，它还必须向强大的，已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封建传统观念挑战。正是因为这种先天不足，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潮显得十分幼稚、粗俗，甚至夹杂着不健康的因素。有时候，它的意义也仅仅表现在对封建理念的叛逆上。但是，它却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解体，自由平等观念确立的一个必然环节。

在艺术手法上，“鸳蝴派”小说力图求新求异，以愉悦读者。既有对传统方法的继承，又多所创新和拓展；既汲取了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又不失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推出了一大批新人耳目又为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例如，这一时期产生了日记体小说和书信体小说，徐枕亚的日记体小说《雪鸿泪史》比《狂人日记》还要早三年。在内容上也突破了古代小说从头至尾讲述故事的模式，有的靠严密的逻辑推理取胜（如程小青的侦探小说），有的只以环境描写揭示作品的意蕴（如包天笑的《堕落之窟》），有的抓住事件或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来写，突出人物的感受和情调（如冯叔鸾的《不是她的坟》）；也有的只注重描写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态，类似于意识流小说（如天虚我生的《玉田恨史》）。从语言风格上看，早期的“鸳蝴派”小说受林纾翻译小说的影响,多用文言写成，但在1915年前后，便渐渐改用白话。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同年同月刊出的《小说画报·例言》中就明确规定：“小说以白话为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而且，这一时期的小说已基本摆脱了说话人的口气，代之以清新平易的书面语言，和呈现式的描写……。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演变中，“鸳蝴派”小说的贡献最大。

总之，近代小说的三次高潮，为我们勾画出了广大民众思想演变的轨迹：先是对封建统治当局在道义、能力上的怀疑，自我意识的增强。继而是对封建王朝全方位的批判，甚至是否定。然后从更深的层次挣脱封建意识的羁绊，争取个性解放。从大的方向上看，它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基本一致。同时，它又是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重要环节。

艺术成就

近代小说在思想内容和题材上，有明显的开拓，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一般说来，艺术成就不高，影响较大的“谴责小说”大都是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艺术结构不够严整，且辞气浮露，缺乏含蓄，描写又往往夸大失实，遂成“话柄”，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和感人力量。革命小说往往借人物之口直露地宣说政治主张，或借人物搬演理想社会图景，一般都缺少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但也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成就。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的评话特点，《老残游记》的善于描写，四大谴责小说中以及革命派某些小说如《洪秀全演义》等，都有个别生动的形象，曾朴及苏曼殊的小说吸收一些西方技法，表现了向“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过渡。

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1 《呐喊 》 鲁迅 2 《边城 》 沈从文 3 《骆驼祥子》 老舍 4 《传奇》 张爱玲 5 《围城 》 钱锺书 6 《子夜》 茅盾 7 《台北人》 白先勇 8 《家 》 巴金 9 《呼兰河传》 萧红 10 《老残游记》 刘鹗 11 《寒夜》 巴金 12 《彷徨》 鲁迅 13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 14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 15 《将军族 》 陈映真 16 《沉沦》 郁达夫 17 《死水微澜》 李劼人 18 《红高粱》 莫言 19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20 《棋王》 阿城 21 《家变》 王文兴 22 《马桥词典》 韩少功 23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 24 《半生缘》 张爱玲 25 《四世同堂》 老舍 26 《胡雪岩》 高阳 27 《啼笑因缘》 张恨水 28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 29 《射雕英雄传》 金庸 30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 31 《鹿鼎记》 金庸 32 《孽海花》 曾朴 33 《惹事》 赖和 34 《嫁妆一牛车》 王祯和 35 《异域 邓克保》 柏扬 36 《曾国藩》 唐浩明 37 《原乡人》 锺理和 38 《白鹿原》 陈忠实 39 《长恨歌》 王安忆 40 《吉陵春秋》 李永平 41 《黄祸 保密》 王力雄 42 《狂风沙》 司马中原 43 《艳阳天》 浩然 44 《公墓》 穆时英 45 《旧址》 李锐 46 《星星．月亮．太阳》 徐速 47 《台湾人叁部曲》 锺肇政 48 《洗澡》 杨绛 49 《旋风》 姜贵 50 《荷花淀 孙犁》 作家 51 《我城》 西西 52 《受戒》 汪曾祺 53 《铁浆》 朱西宁 54 《世纪末华丽》 朱天文 55 《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 56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於梨华 57 《浮躁》 贾平凹 58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王蒙 59 《玉梨魂》 徐枕亚 60 《香港叁部曲》 施叔青 61 《京华烟云》 林语堂 62 《倪焕之》 叶圣陶 63 《春桃》 许地山 64 《桑青与桃红》 聂华苓 65 《蓝与黑》 王蓝 66 《二月》 柔石 67 《风萧萧》 徐言于 68 《芙蓉镇》 古华 69 《地之子》 台静农 70 《城南旧事》 林海音 71 《古船》 张炜 72 《酒徒》 刘以鬯 73 《未央歌》 鹿桥 74 《沉重的翅膀》 张洁 75 《果园城记》 师陀 76 《人啊，人！》 戴厚英 77 《黄金时代》 王小波 78 《*日的粮食》 刘恒 79 《棋王》 张系国 80 《赖索》 黄凡 81 《妻妾成群》 苏童 82 《霸王别姬》 李碧华 83 《杀夫》 李昂 84 《楚留香》 古龙 85 《窗外》 琼瑶 86 《沉默之岛》 苏伟贞 87 《白发魔女传》 梁羽生 88 《古都》 朱天心 89 《尹县长》 陈若曦 90 《四喜忧国》 张大春 91 《喜宝》 亦舒 92 《男人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93 《将军底头》 施蛰存 94 《蓝血人》 倪匡 95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96 《活着》 余华 97 《冈底斯的诱惑》 马原 98 《十年十意》 林斤澜 99 《北极风情画》 无名氏 100 《雍正皇帝》 二月河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一届 1982年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 《东方》 魏巍 《李自成》（第二卷） 姚雪垠 《将军吟》 莫应丰 《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 《芙蓉镇》 古华

第二届 1985年

《黄河东流去》（上下集）李准 《沉重的翅膀》 张洁 《钟鼓楼》 刘心武

第三届 1988年

《平凡的世界》 路遥 《少年天子》 凌力 《都市风流》 孙力、余小惠 《第二个太阳》 刘白羽 《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荣誉奖二部） 《浴血罗霄》 肖克 《金瓯缺》 徐兴业

第四届 1994年

《战争和人》 王火 《白鹿原》（修订本） 陈忠实 《白门柳》（一二部） 刘斯奋 《骚动之秋》 刘玉民

第五届 2000年

《抉择》 张平 《尘埃落定》 阿来（藏） 《长恨歌》 王安忆 《茶人三部曲》（1、2）王旭烽

第六届 2005年

《张居正》 熊召政 《无字》 张洁 《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 《英雄时代》 柳建伟 《东藏记》 宗璞

第七届 2008年

《秦腔》 贾平凹 《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 《暗算》 麦家 《湖光山色》 周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