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鎏金的可移动的佛教造像，间或亦指镀金锤鍱像。包括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诸天等形象。在中国大体上是伴随着佛寺的兴盛而发达的，多供养在宫中或佛寺，流行的盛期大致在南北朝至唐代。它在印度起源较早。在中国佛教初传期多称金人，其后亦称金泥铜像。

十六国时期

北魏时期

北周时期

隋代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现存的中国金铜佛造像，包括传世品和出土文物两大类，其中有些还作为中国早期佛像遗品的代表而闻名。部分精品早年已被盗往国外。南朝金铜佛造像现存两件，为宋文帝元嘉年间造像，可为其早期代表。一件是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坐佛像，通肩衣、禅定印，举身舟形背光等，仍固守较早的传统手法。光背饰火焰纹，四足方座上加一层束腰须弥座，衣纹规范化以及较北方金铜佛像为优雅的面容，是此像的特点。另一件为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园造坐佛像，形式同前，唯坐佛左右及头光上各有一坐佛。

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是西晋（265—316）末年，北方少数民族一时间纷立的小朝廷，共有匈奴、羯羌、鲜卑等族建立的成流、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和夏共十六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此时也正是佛教初传入中国二三百年左右，佛教传入我国的路线虽有陆路与海路之分，但相当大的比重上，佛教是循着丝绸之路面进入内地的。十六国的疆域也分布在丝路附近，加之十六国的首领又多崇信佛教，都曾凿窟建寺、塑造佛像，至今十六国的石窟在敦煌、业内灵寺尚有遗存，十六国的石塔，甘肃一带也常发现，十六国的小铜佛像也仍有不少传世品。由于绝大多数佛像没有铭文，故到底是十六国时代哪个朝廷铸造的很难确指，但它们的造型规律还是一致的。完整的十六国佛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目前存在的佛身仅是当年整体佛像的一部分，由于分铸套接，时代久远，故配件多已散失了。存世的佛身部分尺寸一般均在七八厘米高，十厘米高度以上为罕见者前述建武四年像高39.7厘米，大夏胜光二年像也高19厘米，均可说是极珍贵的。此时正是印度和犍陀罗佛像制作兴盛的时候，犍陀罗佛像的样式因受希腊影响佛发为波浪形或涡卷状。犍陀罗的佛像有袒右肩式和通肩式大衣二种，衣纹立体而写实，衣料的质感较粗厚。衣纹走向一般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而下。这种倾斜的衣纹在个别十六国佛像上也可看到，这种外来的佛像样式传入中国后，衣纹逐渐演化为对称状的U形或V形了。佛像趺坐的方台座两旁无例外浮雕二伏狮子，喻护法狮子或佛法广大，威力如狮子吼。狮子头呈正面，嘴大张，正面露二前腿。位置略向前突出，使平面呈凹形。小型像二狮子之间为素面或阴刻装饰性图案。较精致者浮雕水瓶，瓶民间舞插花，或作流式博山炉，炉两侧有供养人。十六国佛像质地多为红铜，黄铜、青铜者较少。多数无发愿文，或原在四足部有发愿文已失落。

北魏时期

自分元386年拓跋珪建国，534年分裂为东西魏，虽然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但这时也正当印度的笈多王朝（320—600），国力强盛，宗教繁荣。许多印度和中亚的僧人们循着丝绸之路或海路来中国传布佛教。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像，由于印度、犍陀罗、中亚等地的佛像样式不同，因此传入我国的佛像样式也呈现多种风格的流派。北魏初期的铜佛像仍能看到外来的、特别是犍陀罗佛像的影响，偶也能发现马士腊佛像的因素。我国地域广阔，有些地方上制作的佛像，因工匠远离文化中心或交通要道，难得看到好的粉车，因此仍然是用的地方上代代相传的汉魏以来的画像石手法来表现佛像，故有的佛像上也难于发现上述典型作品的一些特征。造像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残留着唐造像浓厚遗风，佛像面形丰圆饱满，肉髻低矮平缓，螺发正中又嵌一髻珠是唐末五代始出现的。

北齐：（550—577年）的正治中心在邺（今河北临漳）。北齐的造像风格仍上承北魏晚期风格，突出的特征是造像的身躯突显，不过分强调衣纹的立体刻化，有的仅在大衣领口、袖口和裙与脚部交接的地方象征性地浅浅刻化。这种不重衣纹刻化的手法，明显地可看出与萨尔那特造像有着密切关系。

佛造像的面型多丰满圆润，五官起伏亦较小，身躯比便亦均称适中，侧面看，身躯多显扁平，腹部突起，胸部平缓。佛的发髻多为平缓圆浑，内髻不似北魏初期高耸如山。又多数造像也不刻化发纹，有的浅雕刻螺发纹。

北周时期

北周的造像与北齐造像的显著不同之处是北周造像多浑厚，一般呈头大身小，体身略显笨重。面相丰颐，宽额。菩萨的璎珞珠粒粗大，在腹前交叉于一环。

隋代

隋代（581—618年）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佛像至今遗存尚多。隋的造像主流似乎承袭北周造像风格较为明显。隋的造像不论佛、菩萨等一般仍感觉比例略嫌失调，往往头大身小，腿稍短，造型稍板滞动态感不强。体躯壮硕，有厚重感。佛像肉髻较为平缓，面部丰满，衣纹有的仍较浅薄，躯体饱满。菩萨的冠高低适中，璎珞的颗粒粗大，深垂过膝，宝■（■带）和帔帛也均向两侧低垂，缺少飘逸的动态。

唐代

初唐的造像一般仍多保留着隋代造像遗风，造开明多呈体态丰肥，饱满壮硕，造像的头部略显偏大，身材稍短。面相丰满而显方颐，给人以较突出的印象。佛的头部与身躯比例合理，面型丰满，方圆适度，佛发为水波纹式或螺发。着方领下垂式大衣，内着僧祗支和裙，体躯饱满丰肥。台座喜用束腰方台座，上搭敷布，布纹转折曲复生动。菩萨多束高髻，发型优美，五官姣好，上身袒，束腰，重心向一侧扭曲，体态极为生动妩媚。帔帛也有动感，活省心。璎珞刻化精致，颗粒也不似隋、初唐时粗大而有沉重感。晚唐造像也可与五代时（907—960年）造像一起来谈。此时的造像仍为唐代风格范畴，但技法较前略为退步，盛唐时的那种气势恢宏，自由发挥的作风逐渐消失，变成较为拘谨，略显生硬的样子。唐代凡趺坐的佛像裙部衣纹多呈从两足部分向两侧放射状平行舒展，纹线很长，直达膝部，衣纹大致与腿部平行，在膝关节曲折处少有衣纹。

宋代

宋代是个文人政权，经济发达，在北宋（960—1127年）的一百六七十年中，艺术达到了相当的繁荣，佛教也更加贴切庶民的生活，民间中流行各种名目的信佛团体即邑会，以崇信观音之风为盛。此期的造像可说是世俗化的、人间化的佛像。佛的造像依然墨守旧规，肉髻较平缓，五官端正，表情宁静而略含笑意，着方领下垂式大衣，体型较丰满。罗汉的造型在宋代达到了极高的成就，罗汉多为所谓“胡貌梵像”，深目突鼻，目光如炬，须发拳卷，是以印度梵僧为依据塑造的。衣纹刻化流畅细腻，转折翻卷自如，实为传神之作。

元代

元代的单尊铜佛像至今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藏传佛寺中遗留尚多。姿态极为优美，面相清丽，虽为流式衣着，但有能看到尼泊尔造像的风格痕迹，推测应与阿尼歌有关。

明代

宫廷中有各种匠作，清代更设有造办处，承造各种工艺美术品，佛像的制作也是重要品类之一。因满清皇室信奉喇嘛教，同时每年有众多的藏蒙满民族的贵族、活佛、高僧来朝觐清帝，地方上又有许多新建扩建的庙宇，请求赐寺名、赐经像法器，因此之故，皇室的器作和造办处敏年要生产大量的佛像法物以应需求。明代御造佛像，目前所见 有两种款识，即台座平面上阴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两种。均为标准楷书，字体工整，未见有其它款识的，且佛像均为铜制鎏金，尺寸一般在三十公分左右或更大。佛像由于是明宫监制的，故种类多数为常见的释迦佛、阿弥陀佛、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度母等，都是表情端庄，肢体正常的所谓“寂静相”佛像，密教类的金刚护法，特别是双身佛像数量较少。由于明代宫廷造藏式佛像只有这两种款识，且都属明初期，故其它的明代藏式佛像缺乏标准器，总的看，明代造像水平较高，造型优美舒展，比例匀称，铜质多红铜，鎏金偏桔黄，有的因时间久远，金色多磨蚀而露出铜色。

清代

清宫造办处制作的佛像数量颇多，特别是乾隆一朝，佛像不可胜数，也有不少铸有年款，相较则清初标准器较少。康熙时的佛像额宽面阔，身躯饱满，但动态全型略显呆板凝重，莲座装饰华丽，喜将飘带两端自小臂缠绕后从莲座两正面双双侧垂下，这种样式明代少见，是清初开始流行的，一直到乾隆时还多可见。乾隆一朝佛像制作数量颇大，至今遗留颇多。制作佛像往往有章嘉国师和大活佛亲自把关，乾隆帝对佛学精通，喜探讨理和追究汉梵译名，故此时制作的佛像可称是标准化时代。从整体看，乾隆时的佛像较为工整圆熟，有如官窑瓷器，工整有余，灵气不足。佛像姿态多为板直的趺坐或站立式，缺少动感，身体比例虽然准确，但不敢夸张，四平八稳，沉重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