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副就是减少副职领导。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自此，党委“减副”改革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

现状(基层政府超编已成难题 基层政府普遍存在超编)

减副的作用(提高行政效率 更有利于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

目标(副职多起来的缘由 减副的作用)

减副进程(变革 序幕 意义)

现状

基层政府超编已成难题

因为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目前中国没有明确政府“超

编”的标准。在中组部、中编办下发的通知中也没有明确各省份的副秘书长具体配额。中编办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正在明确各地政府配置副秘书长的名额，“主要是根据各省份的工作量来配备不同的名额，由双方协商来决定”。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机构改革的“底线”是不能超过原有编制的人数。

基层政府普遍存在超编

目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超编现象，一些地方乡镇政府更是严重超编。近期有媒体报道称河南省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和6个调研员；新乡市政府回应称只有副市长8人，市长助理4人。同样受质疑的是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湖南平江县有10个副县长和4个县长助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一般地级市设立3位至5位副市长属正常现象，通常一个副市长会带一个副秘书长，同时还有秘书。“目前我国体制中官多现象愈发明显，其实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人。他们有一定级别的职位，会占用不少公共资源。”

省份 副省长（副市长）
辽宁 5
安徽 7
甘肃 7
黑龙江 7
湖南 7
江西 7
宁夏 7
陕西 7
广东 8
贵州 8　省份 副省长（副市长）
江苏 8
上海 8
天津 8
浙江 8
青海 9
西藏 13
海南 6
福建 7
河北 7
湖北 7　省份 副省长（副市长）
吉林 7
内蒙古 7
山西 7
重庆 8
广西 8
河南 8
山东 8
四川 8
云南 8
北京 9
新疆 9

内地31个省(市、区)政府中，上海市政府有副秘书长11人，黑龙江省有10人，吉林“减负”后还有10人，其他省(市、区)未公布；省长(自治区区长、直辖市市长)助理中，山东、黑龙江和新疆有4名，河南有3名，湖南、吉林和宁夏各有2名，河北、江苏、江西、上海各有1名，其他省(市、区)未公布。

减副的作用

提高行政效率

各级党委都要逐步实现“一正二副”新模式，党委副书记们正面临新一轮变革的调整。

作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手笔”，“减副”之

后，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将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各级党委的决策程序及领导方式将会有怎样的改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提高行政效率“减副”，被认为是改革党委决策体制，规避副书记过多造成的职能重叠，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的重大举措。

据资料显示：建国初期，中国行政决策沿袭前苏联体制，各地方党委不但设置第一、第二书记，还配置多名副书记职位。多名书记之下才是党委常委、委员。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说，这种设置直到中共十三大正式删除党章中关于第一书记的规定后才结束，地方党委书记只设一个，但副书记仍然众多。

这位教授认为，副书记过多，常常导致行政决策环节重复，职能模糊，一定程度上，难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体制。

他说，以一个县为例，设置副书记4到5人，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县委常委，而常委一般有9-11人。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按程序都是先上书记办公会讨论，之后再提交常委会决定。而众多的副书记参与的书记办公会往往使得这一议事机构代替了常委会而成为决策机构。

比如讨论全县的重大决策事件时，书记办公会上包括书记和副书记已有五六个常委，加上列席的部长等常委，共有七八人，早已超过常委半数。这样，往往导致“常委会被虚置”。

如此之下，一个县委书记要通过某项决策，只需说服几个副书记即可，而不必顾虑其他常委意见，这与“集体领导”原则显然相悖。

此外，他举例说，一个县多名党委副书记和多名政府副县长也常常造成党政分工不清，工作权限和职责相互重叠。

如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在决策时因涉及文化意识形态，要同相关部长沟通，同时还要向主管副书记汇报。但三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通过制度约束，而是依靠各自的个人关系及政治品德，一旦其中有人权力欲望强烈的话，合作就会打破，甚至扯皮。

更有利于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庄勇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党委“减副”之后，由于书记办公会的成员无法占到常委多数，这将“更有利于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

对此，魏明禄书记说，“减副”的确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标

副职多起来的缘由

中央高层在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曾在中组部任职的一位官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993年换届的时候就在减少领导职数，1998年换届时，此动议也被提出来，地方减少了20%，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体制，又减少了一部分副职。

这位官员形容，其实，职数是一步步多起来的，1988年换届时，东部某省有正副书记3人，10个常委，后来逐步地，正副书记增加到了7人，常委增加到16人。

“这里面情况复杂，客观上来一个工作，来一个人，是一步步膨胀起来的，有的时候是为了照顾平衡。”

此前曾有高级官员向中央提出“高度兼职”的建议，建议认为，党委、人大、政协领导可互相兼职，专职干部要少，兼职要多，提建议者认为，这样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什么事情都自己独立地去做，能力就提高了。

这一建议还提出，省长可以兼政协主席，但中央最后没有采纳，只采纳了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此后，四中全会，则在中央层面上确定了改革方向。

减副的作用

现在，地方各级党委实现“一正二副”后，实际运作中减少了副书记这一领导层，改变党委副书记和政府副职之间的权限和职责重叠。

同样以地级市为例，书记办公会的成员将无法占到常委多数，从而回归其“议事”的本职定位。另外的预期是，在只有一个专职副书记的情况下，取消书记办公会，这样书记在通过自己的提议时要直接面对常委会，“这时就不是过去说服几个副书记的问题，而要做至少一半以上常委的工作。”上述市委副书记说。

另外，相对于过去副书记的宏观领导，常委基本都为某部门“一把手”，“组织部长有组织部，宣传部长有宣传部，都有条件直接执行常委会的决定。”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改善决策体制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改革，“不单单是减少副书记职数”。

减副进程

变革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一位行政管理学专家认为，“自我繁衍性”是全世界任何政治团体和组织的本质属性。“副书记过多”问题，客观上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壮大，相应的工作种类不断增多而逐步膨胀起来的。“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可贵的是，中央高层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作出了相应的变革决定。

据这位专家说，领导职数过多的现象在1988年之后就开始显现出来。1993年前后，党委决策层就逐步在如何减少领导职数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在1998年换届时，“减少地方党委领导职数”被正式提出来，当年，地方党委领导职数就减少了20%左右，直到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新理念，“减副”，在制度上得以完全保障。

更让这位专家特别关注的是，“一正二副”模式中，以前兼任党委副书记的纪委书记亦在被“减”之列。

有舆论担心，这可能使得纪委地位下降，不利于反腐。但这位专家却认为，这恰恰更有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和进行。纪委书记不再担任党委副书记，可以更好地保证纪委常委会的独立性———这同样是加强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的力量。

历史实践证明，变革是发展的动力。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观念的更新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我们党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此次的党委“减副”改革，将有助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促进党政工作效率及组织架构的和谐设置。

序幕

吉林省政府免6名副秘书长，仍有10名在职，拉开全国“减副”序幕

2009年4月21日，吉林发布人事任免文件，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该省仍有10名副秘书长在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中编办）的负责人说，自今年1月12日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09〕3号，以下简称《通知》）后，吉林省政府是全国第一个开始“减副”的省份。

《通知》称，部分地方政府配备了助理职务，副秘书长职务过多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要求各省区市政府原则上不配备省长（主席、市长）助理，省级以下政府不配助理。县级政府不设副秘书长，省级、地级政府副秘书长应根据工作需要明确职数，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通知》明确，地方政府已配备助理、副秘书长过多的，在2年内予以消化，其中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应尽快办理免职手续。

记者登录吉林省政府网站了解到，被免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的6人，目前还担任着其他政府部门的职务。高继泰任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李杰任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王宝柱任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臧忠生任省农业委员会主任，李福春任省发改委主任，姜有为任省工信厅厅长。

目前，吉林省政府的现任副秘书长还有10人，除有的在省政府办公厅兼主任、副主任外，其余的很少在政府部门兼任职务。

另外，吉林省政府目前有省长助理2人，其中王化文兼任省财政厅厅长。

意义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领导班子职数配备太多，尤其是副职太多不见得能像三头六臂的哪吒一样获得倍增效应。实践已证明，班子职数偏多容易导致分工过细、职责交叉和重叠，工作协调难度大，会议多，文件多，请示报告多，配的车子多，造成下基层迎来送往的多，这样上行下效，接鼓传花，吹吹打打，浪费的是金钱，忙碌的是官员，受罪的是百姓。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由于领导职数多，分工过细，管得过于具体，也直接影响职能部门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减少副书记职数，就是减少了党政分工重叠，为解决工作效率低下的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员“减副”也是在为百姓“减负”。据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清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比西汉时增加了280倍，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倍。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的翅膀”。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就曾有过痛心的评介：一个省几十个省级干部，几百甚至上千的厅级干部，一县四五十个县级干部，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的。与此冗官现象相对应，中国的行政成本与税负也因此在世界相关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在此社会前提下，无论以执政为民与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还是从纳税人要因事设官和社会公共福利的立场看，及时地推进包括精兵简政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进步刻不容缓的共同要求。

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尤其是减少副职，对进一步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常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进一步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有着重大实际意义。同时，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减少乡镇领导职数，也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精兵简政以班子减副为突破口，像湖南那样，12个州(市)党委换届，平均一个地方党委就能通过换届减少了三位副书记。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信心的期待，类似湖南这样精兵简政之举能在全国激起涟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