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封建复古流派。代表人物为章士钊。章士钊曾任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于1925年复刊《甲寅》杂志，发表了许多诬蔑爱国运动的言论。

简介

甲寅周刊

文学观

反对白话文

文言白话之争

复古活动特点

简介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公然支持军阀争渡武装镇压民众，还提出“读书乃真救国”的口号，借以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 相对抗。章士钊提倡复古，尊孔谈经，攻击新文学运动，激烈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甚至鼓吹恢复科举制。他利用手中的职权，下令小学以上学校读经，作文言文，极力宣扬封建思想。他的倒行逆施遭到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的痛击。

甲寅周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甲寅》周刊于1925年7月18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2月刊至45期停刊。甲寅派不是一个社团，而是一个围绕着《甲寅》周刊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甲寅派的核心是章士钊，除章以外，瞿宣颖等少数几个人是该派略有影响的作者。

在《甲寅》周刊之前，章士钊曾于191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这个一共只出了十期便停刊的杂志，文锋犀利，思想激进，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其称为《新青年》之前端。

《甲寅》周刊完全不同于《甲寅》月刊，它强调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刊物。《甲寅》周刊也有别于不依附官方的《学衡》，其创办者、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他在当时担段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思想倾向于反对保守，鼓吹尊孔读经，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以“孤桐”等笔名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甲寅》杂志封面印有黄斑老虎。所谓“老虎报”，就成为反对爱国学生运动、新思潮、新文学的“半官报”。

《甲寅》周刊上刊发了不少执政府的公文以及为军阀政治张目的各类“时评”，这类文章是它的污点。如，在“五卅惨案”后，周刊上发表了许多“时评”，诬蔑爱国运动是受人利用，“由公争返为私争”，支持军阀政府的武装镇压；在女师大事件及“三一八”惨案前后，周刊刊发了军阀政府的许多文件，并评论说师生“越轨”；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提出“读书乃真救国”的口号；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还鼓吹所谓“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 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文学观

实利的文学观　章士钊认为，“所谓思想之流转于字与文间，恒相间而迭见”(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世界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前所有的思想，绝没有什么新的发生”(章士钊语，转引自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2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故此，他认定文化无须作古今中外之分别，因为所有文化，都是相通的，“正如墨经所云，弥异时，弥异所，而整然自在”(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从文化的循环相通出发，章士钊推导出两点：其一是不需要去学西方，因为“吾人非西方之人，吾地非西方之地，吾时非西方之时，诸缘尽异”，(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学好了传统文化就能融会贯通，以一驭万；其二是不需要创制“新文化”，因为“新者早已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既然“新”派生于“旧”，那自然就是“新的不如旧的好”(章士钊语，转引自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2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既如此再倡导“新文化”，在章士钊看来不但是无用的，而且是可笑的。

认定了“新”生于“旧”，章士钊就引申出文学史即是一部模仿史的结论。章士钊说，“天下事之创者，惟天才能之”，再加之“前人既有独得，后人自审无出于右，其揣摩乃不期然而然，由是而公美成，由是而文学有史”。(章士钊：《答适之》。)章士钊推出这样的结论，不单是为了反对新文学倡导者“不事模仿”的主张，还否定了新文学存在的理由，否定了文学上变革和创新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根本处着眼，批判旧文学的载道传统，要创立“人的文学”。甲寅派既然强调“新的不如旧的好”，就自然会推崇旧文学的载道功能。在《评新文学运动》中，章士钊强调道与文休戚与共，“所有良法美意，孕育于礼与文”。但章士钊并不以为道与文是平行的，他重复着传统的诗教，强调文只有在道的统领下才能“百行醇而到乐出”。章士钊认为新文学“淫情滥绪”，让文学失去温柔敦厚的本性。章士钊不但逆时代潮流而行，重弹“文以载道”的老调，还要感慨“大道之忧，孰甚于是”。(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

从“文化循环论”到“新不如旧”，再到“文学是模仿”，最后到“文以载道”，看起来章士钊的复古思想是严密而稳定的。但是章士钊的“夫子自道”却揭露了其全部隐秘：“兹信念者，亦期于有而已，固不必持绝对之念，本逻辑之律，以绳其为善为恶，或衷于理与否也。”(章士钊：《再疏解辑义》，《甲寅》第17期。)徐志摩读了这样的话后，认真审视了章士钊的文学观。徐志摩说先前从章士钊的思想里，“看了一个中国传统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几条大纲，几则经义”，“在他严刻的批评里新派觉悟了许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但章士钊捧出“大道之忧，孰甚于是”“来作他文章的后镇”，这便暴露出他是“没有基本信仰的人”，他的“守旧”其实是“玩旧”，因为他“不是根基于传统精神的贯彻，为的也只是实际的便利”。(徐志摩：《守旧与"玩"旧》，《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论争集》，第22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吴稚晖的《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友丧》，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也揭破了章士钊文学观念中的实利核心。

反对白话文

语言是一切文学的源头，一定的语言形式对应着一定的文学精神。甲寅派反对白话、维护文言，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文言文所负载的精神传统。章士钊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围绕着这一出发点，甲寅派逐一批判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语言观。

章士钊认为文言文有着白话文所无法比及的表意系统和应用基础，“文言贯乎数千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朗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而白话文“诵习往往难通”(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他觉得文言文高雅典丽，“今之白话文，差足为记米盐之代耳”，“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章士钊：《答适之》。)瞿宣颖在《文体说》中称，“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他甚至公开提出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甲寅派这样为文言文张目，招来新文化阵营的批判。鲁迅分析了章士钊的“得意之笔”(鲁迅：《答KS君信》，《莽原》周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订正了章士钊对“二桃杀三士”的解释(鲁迅：《再来一次》，《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借此反击了甲寅派“文言优长”的论调。

新文化运动以西方语法为参照，试图创建逻辑严密、语法清晰、能够准确表达复杂思想的现代白话。胡适认为文言文的句法过于繁难，不利于普遍的推广。章士钊治逻辑出身，却反对对中国语言进行逻辑改造，他声称“文法者非逻辑也，约定俗宜，即为律令，从而轩轾，其道无由”。甲寅派没有回答“约定俗宜”的东西为何就不能更改。新文化运动主张言文统一，强调“我手写我口”，力图通过解决语言学习上的困难，来摧毁语言客观上的阶级性。章士钊却认为，语言学习只是个人性问题，“去贵族平民之辩万里也”，“废手书而用口述，使所谓工具者，无可更加浅近，亦只便于佻达不学者之恣肆耳。”(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章士钊以个人性否定普遍性，没有正视言文统一所包含的现代意义，也没有审思白话文对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他对言文统一后果的臆测，则反映了他以精英自居的姿态。

虽然甲寅派一直极力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虽然他们也常为自己的文言文写作自鸣得意，但鲁迅还是看出了在白话文逐渐成熟的年代里，他们维护文言文是出于“瞒”和“骗”：“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鲁迅：《再来一次》，《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鲁迅之外，郁达夫等人也曾撰文批驳学衡派的语言观。(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郁达夫《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文言文的优胜》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文言白话之争

由于“甲寅派”思想更加反动，又凭借反动政治势力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立即引起公愤，群情汹涌要求打倒这只拦路虎。鲁迅是这一斗争中的猛将。他写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忽然想到》等文，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指出“甲寅派”是“连成语也用不清楚”的一伙人，他们的活动是在配合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他说：“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正是想“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力，将一切新生的力量压下去”。他还指出，《甲寅》的复刊是腐朽透顶的封建势力垂死前的挣扎。“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这实际上成了对复古运动的盖棺论定。他号召青年不要为反动的封建思想所欺骗，要英勇地站到革命方面来，对于阻挠社会发展的东西，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全都踏倒他”。

此外，成仿吾发表《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根据理论和事实痛斥章士钊的谬论。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唐钺的《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等许多文章，都着力批判“甲寅派”及其他守旧派的谬论，说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决不是少数顽固分子所能阻挡的。

当“甲寅派”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时候，胡适也曾出来应战，他写了《老章又反叛了》。其实这时他已经同封建复古主义者一鼻孔出气来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内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意思是批评章士钊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它除了在形式上重申白话文的主张，起了一点配合斗争的作用以外，没有其他新鲜的东西。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这一年春天他与章士钊互相写诗赠答。章士钊说：“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胡适则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这实际上透露了资产阶级右翼愿与封建复古派“长相亲不相鄙”的消息。

复古活动特点

章士钊先是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上重登了他在1923年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该文极力否认文化有新旧优劣之别，企图以此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存在依据和历史意义。接着，又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一文，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

“甲寅派”进行文化复古活动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与军阀政权联系密切。章士钊利用军阀政府给他的职权，强令小学以上学校尊孔读经，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这使这次复古思潮较之以往显得来势更为凶猛。新文学阵营为了还击“甲寅派”的进攻，撰写了许多批驳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甲寅派”的荒谬论点进行了批驳，对其复古倒退的本质进行了揭露，进一步阐明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原因和依据。

在新文学阵营的强大火力打击下，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甲寅派”的进攻也很快宣告失败。这可以说是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自此，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脚跟站得更稳了，虽然后来还有复古的沉渣泛起，但再也没有形成大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