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涉（1178－1223），字济川，浙江天台县藤桥松溪人。南宋在淮东处置山东忠义军的中心人物，自幼慷慨有大志。父伟，子贾似道，系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曾任秘书郎、开江守等职。涉年长后，以父荫任高邮尉，改大理司直，知盱眙军。贾涉是处置归宋的反金武装，颇有谋略，李全等皆为所用，六七年间金军不敢窥淮东，山东十余州相继降宋。

中文名：贾涉

别名：济川

国籍：中国南宋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天台县

出生日期：公元1178年

逝世日期：公元1223年

职业：北宋将领

毕业院校：科举进士

主要成就：抗金名将

基本简介

人物经历(早年事迹)

淮海局势

参与边务，展现才华

推动恢复，联结蒙古

分化不成，酿造祸端

人物评价

相关文献

基本简介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三月，金兵进入黄、濠、滁、扬、真、盱眙等州，宋军屡败，朝廷震惊。山东人李全、杨友等招兵买马，号“忠义军”。涉时任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京东路忠义兵马，对“忠义军”进行改编，裁减老弱残兵留下精干6000多人进行军纪训练，然后分两处屯守。

其时，约10万金兵进攻边城甚急。立即派诸路兵马出击，自己坐镇指挥。不数日，诸路兵马大捷，擒金将仆散万忠。随后，又命李全率万人向被金人侵占的山东出击，很快攻克登、莱二州，恩、傅、景、德等十几州亦相继收复，军威大振。捷报上呈，朝廷升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不久，升淮东制置使兼节制京东、河北兵马。

嘉定十六年，因身患重病上疏请辞。时值金兵又大举进犯，再次带病率兵出战，大败金兵，将缴获京河版籍及金银铜印等送交朝廷，受到嘉奖。因劳累过度，病逝于回师途中。诏赠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墓在今天台县山河乡溪边村附近。

人物经历

早年事迹

贾涉（1178—1223）字济川，天台人。曾祖父贾文国是一位平民，曾祖母于氏。祖父嗣业，字光济，性笃厚，隐居读书，未仕，因涉被赠朝议大夫；祖母于氏。父亲贾伟，是一名官员，约在淳熙五年至八年间（1178—1181），曾守四川开江（今四川开县），他目睹雄踞四川的利州西路安抚使吴挺过于骄横，致书给丞相赵雄揭发其弊端；在谒见孝宗时，又奏请裁抑负责鄂州、江陵边防要务的大将郭杲与郭棣的兵权。贾伟的意见虽被孝宗所接受，也先后出任秘书郎，知汉州（今四川广汉）等官，不过，后来吴挺、郭杲等人相继出任四川，荆襄安抚使等高官，挟怨报复，贾伟受到排挤，含冤而死。

贾涉生于淳熙五年（1178）三月二十八日。早年事迹不详，只知他幼年好读古书，慷慨有大志。二十岁时，父亲被冤郁郁以终。涉获荫补的时间不明，但为了洗刷父亲冤情，厘清事实，前后费了十年的时间，不辞辛劳，奔走申诉，甚至到宫廷，伏阙上书，终使其父获得平反。时间约在开禧三年（1207）。贾伟得以平反，大概与贾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才干出众有关，但也和宋廷敉平吴曦之变，吴璘、吴玠家族在四川的势力解体，以及郭杲等人不在高位有关系。这时贾涉已三十岁。

贾涉初任高邮县尉，改万安县丞。嘉定八年（1215），邻近金境的宝应县有县令遗缺，中书省命涉知县事；涉到任后，感于宋金情势紧张，恐战事再启，为早绸缪，请求筑城以固边。不久，母丧，以忧去。嘉定十年（1217），宋金爆发战争，金兴兵南犯，攻光州，淮边告急，宋廷起复贾涉为宝应县令，这是贾涉实际参与边防实务，崭露头角的开始。贾涉再任宝应县令，显然和先前筑城有关。自蒙古攻金以来，中原纷乱，宋臣便不断向朝廷建议罢遣使，团结民兵，筑城御边。9任主管淮东安抚公事的崔与之更积极在淮东沿边推动筑城.。因此，贾涉的复任当与筑城风潮下，崔与之等人的推荐有关。贾涉上任后，除了筑城外，又迁县治还旧基，疏浚望直港，通射阳湖。11不久，改任真州通判，大理司直，知盱眙军等职。

关于贾涉先世的资料不多。从现有的史料看来，贾氏在天台并不是显赫，贾伟也担任过低级军职，见《中国历史人物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73），页300。但〈贾涉墓志〉指其父曾任秘书郎，知汉州，显然被视为文官而非武将的家族；入仕为文职官员的贾伟，是贾氏起家的人物；贾伟勇于任事，批评时政，虽然获得孝宗与丞相的赏识，却因而遭到报复。贾涉的凭藉不多，但为洗刷父冤，奔走陈情，十年不懈，毅力超人，终于恢复其父的名誉。其间，贾涉虽获任为基层官职，但历经几番波折，才得以担任县令一职。对一般非由科举入仕的官员而言，县令可能已是仕途的高位，然而，由于蒙古南侵，金朝覆亡，山东淮海地区的局势如波涛汹涌，让身处边境，擅于观察，掌握时势的贾涉得以一展才华，开创新事业的契机。

淮海局势

十三世纪的中国历经了由承平到纷乱，由纷乱再回复安定的历程；其中，由治而乱的钜变，与宋金间的战争有密切的关系，但促使情势加剧最重要的催化剂，则是蒙古的兴起与南侵。

当宋廷发动开禧北伐，宋，金双方以兵戎相见之时，成吉思汗则在漠北完成蒙古的统一，正成为金朝的大患。嘉定元年（1208），金章宗逝世，完颜允济继位，表面上金朝仍维持着繁荣景象，实则外有蒙，宋两国的威胁，内则政务日益腐败，已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嘉定四年（1211）成吉思汗以报父祖世仇为名，聚众誓师，大举侵金。七月，蒙古军相继击败金兵于抚州（今河北张北县）的乌沙堡及险峻的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境），接着拔宣德，陷德兴，取居庸关，进逼中都。蒙古军以掳掠为主，攻下城邑后大肆屠杀劫掠，因此兵火所至之处有如废墟，如中都“僧（寺），道观，内外园苑，百司庶府，室屋华盛，（至是）焚毁无遗”；华北地区受到兵火侵袭，百姓无以为生，经济日益衰退，社会秩序面临崩解。

当时，金廷全力应付蒙古，对国内的控制较为松弛，于是在开禧年间曾受到宋人鼓煽兴起而暂时潜匿的华北汉人，乘乱再度揭起叛金旗帜，正如《金史》所说：“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胄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起，相为长雄……十馀年麋沸未息。”其中，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刘二祖等人，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此后，金朝内外处境更艰难，华北叛金的武装活动更为兴盛。嘉定六年（1213）八月，当成吉思汗围攻中都时，金败将纥石烈执中（胡沙虎）拥兵发动政变，杀死卫绍王允济，拥世宗孙完颜珣继位，是为金宣宗。这时，蒙古骑兵以浩大声势，横扫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等广大地区，使中都成为大海狂涛中的孤岛。15宣宗为了避祸，于嘉定七年（1214）五月南迁汴京。成吉思汗以金迁都违约，再度发兵南犯。直至嘉定八年（1215）秋，蒙古军攻破的城邑就有862处，几乎黄河以北的土地都沦于蒙古铁骑之下。蒙古兵马以杀掠为主，铁骑所到之处，“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而掠夺之后，蒙古兵随即离去，致使社会呈现真空状况，除了部分地区由金朝派官镇守外，当地土豪，地主乃自相团结，组织武装力量，以求自保。于是两河，山东地区，无论强悍者或狡黠者，莫不掀起叛金活动，史称：贞佑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雠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这是金统治中原八十馀年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山东淮海地区向来是宋金间的主要战场，在此地的汉人，不论是受到宋廷的鼓励或出于自发性，其叛金活动久有传统，辛弃疾就说：“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蒙古南侵，山东地区战火燎原，当地的武装集团再度称乱，威胁着金朝政权，为此，金廷利用蒙古北撤之际，积极动员兵力，敉平乱事，除掉了红袄军领袖杨安儿，但由于金兵处理叛乱的政策失当，骚扰良民，反而引起当地百姓的反感。此外，自嘉定八年春以来，成吉思汗与拖雷所率领的蒙古军相继攻陷济南，益都、登、莱、沂、密诸州，山东地区因蒙古掠夺战术的骚扰而满目荒残，各地豪杰趁机蜂起，使得叛金势力更形壮大。这种情况正如《金史》〈仆散安贞传〉所说：“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绵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李全适时接替杨安儿所领导的红袄军，声势倍增，成了山东叛金势力的主力。

对山东淮海地区的叛金武装团体而言，存亡与否，视钱粮的取得与资源的开拓而定。自嘉定四年蒙古南侵以来，山东淮海地区先有红袄军的叛乱，接着是金廷平乱兵的骚扰，复有蒙古铁骑的蹂躏，处处呈现着“宝货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的景象，粮荒极为严重，两河地区更是“赤地千里，人烟断绝”。因而南方的宋朝遂成为武装集团赖以获取资源的主要对象，这使山东淮海地区人民竞相向南移动，以归宋为名，寻求宋廷的支援。大量南向的流民，使当时身负两淮防御大责的江淮制置使李珏，知扬州兼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26以及各州县长官与统军官，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先是，武锋军卒沈铎和定远百姓季先知道杨安儿等人有意归宋，乃说服知楚州应纯之加以招纳。应纯之令沈铎派人招抚杨友，刘全、李全等人，季先则招徕石珪、葛平、杨德广等武装团体，27并鼓励李全等分兵克复莒、密、青等山东诸地。应纯之眼见李全等人战绩显著，进而建议边帅利用这些豪杰之士，从事恢复大业。

宋人鉴于蒙古兴起与金朝衰败日益明显，曾对是否与金和战的问题展开激辩。虽然宰相史弥远知道金的国势受蒙古侵扰而大挫，但开禧北伐的殷鉴不远，不敢冒然接受主战者的意见，只是停纳岁贡，停派使臣而已，仍谨守和约，如曾封锁淮水，不准归正人南渡，甚至将南归者“视为盗贼，戮之焚之”，要求上流制阃之臣，对南来者予以剿杀。然而，山东地区武装叛金的声势浩大，在地方豪强的交通，拉拢下，已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宋廷虽不愿光明正大的招纳他们，却密令制置使李珏与知楚州应纯之等人接待他们，赋予“忠义军”的名号，听从帅臣节制。并依武定军的例子，提供一万五千人的军粮，名为“忠义粮”。于是临近宋境的山东豪杰相继渡过涟水南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嘉定十年（1217），金宣宗对宋宣战，宋金战事再启。金宣宗即位以来，任命主战的术虎高琪为相。高琪欲藉扩张疆域以邀功，与高汝砺互相唱和，主张伐宋。宣宗狃于对宋常胜，耻为宋人所轻，加上国用匮乏，谋取赏于宋人；利用蒙古大军西征的缓冲时间，以南宋岁币不到及息州饥民作乱为藉口，命右监军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不统兵分三路南下攻宋。这时，史弥远以曲在金朝，遂改变政策，请宁宗下诏伐金，并转而积极招徕归正北人，成立“忠义军”.十一年（1218）一月，正式任命归附的义军领袖李全为京东路副总管，杨友、季先为京东路钤辖。33在宋廷与应纯之的厚赏与支持下，南下的人络驿不绝，义军的抗金活动更形活跃，声势日壮，在宋金战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参与边务，展现才华

当宋金和战丕变，宋内外形势变幻之际，正是贾涉直接参与淮东边务的时刻。在华北流民不断南移的热潮中，宋臣不但热烈讨论宋金关系的发展，更发表如何掌握归正之士的不同意见；而宋廷为因应内外情势的巨大变化，对于和战与南下北人的政策也有极大的变化。在时局骤变的时候，贾涉正由宝应县令转任淮东提刑，继而出任淮东制置使，积极地参与沿边地区的防御要务。

宋金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李珏与崔与之是二位坐镇南宋淮东防务的重要人物。李珏为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是总管边务，负责屏障京师的重臣，崔与之则是知扬州兼主管淮东安抚公事，是负责江北防务的要角。李珏与崔与之二人深知宋金关系薄弱，和约难以持久，而且都深感宋朝的边防相当薄弱,因此积极推动筑城固边的工作。不过，崔与之对招纳忠义人的态度，显然较为保留，审慎；当李全率众归宋时，崔与之即指出：“山东新附，置之内地，如抱虎枕蛟，急须处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与否，皆有后忧”，期望制司善为区处。李珏对忠义人的态度则相当积极，他不仅透过应纯之等人招纳山东忠义人，甚至企图利用这些人机察敌情，鼓励李全等人从事恢复故土的事业。

此外，李，崔二人对金和战的态度也显然不同。崔与之强调守御，李钰则积极主战，图谋恢复，刘克庄说：“虽然国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为非和无以立国，至公遂破其论，异日秉史笔者书曰：‘绝币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清楚描述了李钰主战的性格。宋金爆发战争前，淮东不断发生侵扰金境涟水，东海以及围攻泗州等情事，当与李钰的策划有关。镇江都统刘琸也曾建议蓄养锐气，以备大举。宋金交战以后，李钰在史弥远力赞下，于嘉定十一年四月派遣刘琸率兵由盱眙军渡淮攻泗州；不意全军覆没，金兵乘胜攻入盱眙军，建康震动，“外议以边面无备”。此时，淮东安抚使崔与之马上调集各地平时训练较佳的军队，赶往盱眙军沿淮一带严加守备。他在致史弥远的书信中，对于边将的冒进，将使多年来辛苦经营淮东的成果毁于一旦的严重后果，感到忧心，他说：“与之乘鄣五年，子养士卒，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敌将乘胜袭我。”李钰的参议官黄干也指出“淮上之败，刘琸可斩也”，推荐崔与之、方信孺，可惜李钰未予采纳。对泗州战败，宋臣有过深刻的检讨，权工部尚书胡就指出“内因廷臣横议，外而边臣邀功，使边境久未安”，是挑起战端并导致失败的原因，而李钰则是肇祸的主谋。宁宗也同意此说，认为是边吏“希望爵赏，为国生事”所致；转而倾向和议，宋金情势再变。

宋金推动谋和，却引起忠义人的疑惧。义军领袖之一的石珪以宋谋与金和，不利义军为名，杀楚州都监沈铎；宋廷为缓和义军情绪，急罢知楚州应纯之，由通判梁丙代理。但宋廷提供的忠义粮不足，梁丙处置无方，石珪率两万人渡淮，大掠楚州南渡门。面对大批义军蜂拥南下，边臣处理失当，几酿成巨祸，时任知宝应县令的贾涉上书宋廷，指出若在忠义人不断南移之际与金谋和，将使山东的乱局蔓延至两淮；建议宋廷立下固定员额以招安义军，让他们自成一军，安置在淮北，如任其南下，将来难以应付。宋廷乃任命贾涉为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他受命后，亲自出面招抚叛兵，稳定局面。

嘉定十二年（1219）春，金人以数十万人分兵进犯濠、滁等州，并计诱石珪等人。李钰遣官兵与忠义军救援无效，两淮告急；淮南流民竞相渡江避乱，金人游骑至东采石，杨林渡，建康大震，情势混乱。贾涉担忧石珪等为金人所用，派遣陈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时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杨德广趋往滁、濠，命李全兄弟袭击金人归路，并以傅翼监军。由于义军奋勇力战，相继解除各地受困的局面。其中李全兄弟由楚州引兵救援，在涡口击败金兵，使金主力全丧，不敢再窥淮东，是保卫两淮的战斗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为了奖赏忠义军救援淮东的功迹，宋廷应贾涉之请，将安边所没入宝应县中原属韩侂胄的顷田地，拨充忠义人耕种。

忠义称乱，边防告急，缘于守边重臣不能协力合作所致。宋臣检讨此一情势，首先奏劾身负边防重责的制置使李钰“败军误国，大罪有三”。由于情势紧迫，宋廷采取紧急应变，一方面罢李钰，并改任崔与之为秘书少监，将二人调离淮东边务；一方面罢江淮制置司，另置沿江、淮东、淮西制置司，以加强边备。此时淮边守臣多属轻儇浮靡之士，人心不附，制置使与安抚使又同时被调职，使得流言满道，形势颇为危急。宋廷鉴于贾涉调遣义军，解除淮东危急的表现优异，接受殿中侍御史李楠“官序尚卑，资望犹浅，则姑命以副使”的建议，于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先任命贾涉为淮东制置副使，旋即任为淮东制置司公事；宋廷为了直接掌控沿边情势，推动防务，将制置司的任所迁至较近金境的楚州，并将反对迁到楚州的淮东提刑兼知扬州洪伋予以调职。

总之，在宋金和战丕变，淮东战况激烈之时，二位担负淮东边防重任的大臣，因意见不和，不能协力相助以稳局势而遭调职。宋廷为巩固边防，紧急任命调派义军解除江淮危机有功的贾涉，出任肩负屏障宋疆的淮东最高官员。从此，贾涉成为在第一线执行边防与涉外要务的南宋重臣。

推动恢复，联结蒙古

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之后，以处理山东忠义军为重心。自嘉定十年爆发的宋金战争，表面上战火四起，拖延甚久，实际上由于双方均无必胜之把握与决心，因此在战争持续之时，即有谋和之议。对金廷而言，外有蒙古侵犯，内有叛民，加上迁都后衍生出许多社会经济难题无法解决，而宋边防尚严，难以扩展战果争取胜利；金宣宗在朝臣建议下，由武休关进取四川时，说“此举盖为宋人渝盟，初岂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灵，惟和议早成为佳”，就说明了他的心意，只是碍于情面，又气愤宋策动忠义军从中牵制，才相继发动游击性的攻击，并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于宋廷，自战争爆发以来，被动应战者多，也不愿扩大事端；何况自嘉定十二年秋起，淮东忠义军声势壮大，自主性又强，如何加强对这些人的掌控，让他们发挥积极的战力，而避免负面的影响，也就是如何有效的控制和利用义军，正是宋廷更为关心，也寄希望于贾涉的重责大任。

山东忠义军是特定时空下产生的复合体。“忠义军”为宋廷赋予的一个通号，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在宋廷招抚下，掀起叛金或投宋而各自拥有武装力量所组成的团体。虽以归宋为名其中真心归宋，深明民族大义者不多，多半是在战乱，饥荒中，为求生存或图利，而揭起拥宋的旗帜，实质目的是为了获取财物与粮食。这些人勇武好斗，熟悉华北地理情势，可以作为宋廷恢复故土的先锋，但人多势散，如何组织人力与支应财粮，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嘉定十一年，石珪在南渡门焚掠后，贾涉所提“至若忠义之人源源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 饥则噬人，饱则用命，其势然也”的意见，当成为他尔后处理忠义人的基本原则。但在时势的推移下，仍有所变化，从言论及以后作为看来，贾涉显然比较弹性的执行李钰的政策。

宋金战争以来，淮东积极招徕忠义军。宋廷先依武定军例，放钱粮一万五千人，人数激增之后，又增放二万人钱粮作为号召，时青、石珪、彭义斌、严实、夏全等人纷纷归正。其中嘉定十二年六月，金青州守臣益都人张林在李全的劝说下，举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州归宋，表称“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次年，严实也应赵拱之召，举魏、博、恩、德、怀、卫、开、相等州来归，使太行山以东之地，名义上复归宋的版图。

贾涉进一步鼓励义军北伐。他衔宋廷之命，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来激励豪杰。于是,忠义军的恢复行动更为频繁，李全挥兵北上，争衡中原，难怪金人要说“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彭义斌一军更侵河北，取大名、中山、破东平，下真定，迨西山，悬师北伐，号召两河豪杰，重树大宋旌旗，兵威之盛，竟使山东的蒙古汉军“皆壁，不出犯其锋；或闻风景附。”这么丰硕的战果，不仅使宋廷博得兴复山河的美名，义军也获得了高官厚爵：张林被封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兼总管，李全改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刘庆福、彭义斌皆为统制。职司统御义军大责的贾涉也被擢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东河北节制。在贾涉的节制下，忠义军积极参与解除淮西之围的军事行动。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再谋伐宋，以十馀万犯光州，围黄州，分兵破淮西诸县；淮西守备薄弱，帅臣赵善湘请援于朝廷。宋廷诏淮东，京湖诸路应援。 贾涉遣李全、彭义斌镇江副都统翟朝宗及徐晖等分别率忠义民兵与正规军救援黄、蕲。三月，淮东兵未至，黄州已被攻破，蕲州亦因徐晖援救不力而告陷落。李全赶至，护安庆，与赵范、赵葵兄弟协力救黄州，并遣彭义斌掩袭淮上金兵。山东忠义军的协力合作，迫使金人退师。在淮东兵马从事救援淮西的行动中，贾涉发现徐晖护城无功，率先逃遁，将他斩首示众，从而稳固淮西局势。由于贾涉筹划，指挥，策援有功，宋廷乃迁之为权吏部侍郎；71七月，他更被任命为淮东制置使兼京东，河北路节制使，这是贾涉地位与声望最高的时候。

贾涉在策动义军北伐与救援的同时，也推动联结蒙古的工作。这一项涉外行动，除攸关宋蒙结盟外，交涉山东忠义人的问题，殆为重要因素之一。当山东地区成为宋金蒙三国逐鹿的主战场之后，夹在三国纷争中的义军，就出现复杂化的倾向；尤其是蒙古在河朔，山东等地停止杀戮，转而积极争取据地自保的豪杰，以及金廷改剿为抚，不惜以名器争取山东武装势力以后，宋金蒙三方势力交相争取这些武装团体，使得一向活跃于山东地区而以归附宋朝为主的武装力量，在依从的态度上有了变化，游移于三国之间，或叛或降。这也使得宋蒙的交涉中，多了一项讨论的议题。

此前，嘉定二年二月，宋廷得知成吉思汗南侵的消息时，仅由执政者“作私书密谕诸军帅臣”在边境进行戒备，态度相当谨慎。到嘉定四年，宋使余嵘回报蒙古围攻燕京的消息后，宋人开始关切并讨论如何联合新兴势力以复世仇。等到木华黎担负主导伐金的军事任务后，为了加速金的灭亡，减少后顾之忧，曾于嘉定七年（1214）一月派三位蒙古使者渡淮到濠州钟离县，图谋联宋。当地守臣以“不奉朝旨，不敢受”为辞加以拒绝。不过，蒙古与金朝国力消长至为明显，宋臣进一步讨论如何对待蒙古的问题.嘉定八，九年间，与宰相史弥远素有亲密关系的程珌，向宋廷提出在朝廷的默许下，听由边阃进行联蒙恢复的方案，他说：“强敌所当结，豪杰所当檄，边将自为之，朝廷无与焉；成则享大利，否亦无损于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则边事一开，将不止一残敌而已”。77

程珌的意见，对宋廷乃至贾涉在淮东推动的联结蒙古，具有重要的影响。嘉定十年，宋金爆发战争之后，宋臣有“献策北通鞑靼”之议。不过由于忠义军在蒙宋间叛服无定，引起双方的误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蒙古曾于嘉定十一年派葛不罕与宋议和，可能谈到夹攻的事，宋也派苟梦玉出使蒙古。此时，或许由于宋廷对联蒙夹攻金朝的态度不太热衷，双方没有进一步协议的迹象；但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义军领袖石珪叛宋投蒙的举动，引起宋廷的重视，贾涉显然是在史弥远同意下，派都统司计议官赵拱经由河北，山东到蒙古军前议事。赵拱会见了木华黎，双方直接沟通，蒙古大将并赠北宋旧物“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玉玺一方，由贾涉转呈宋廷。到嘉定十五年（1222），宋臣魏了翁担心宋与金相抗之时，蒙古与西夏将有窥伺边境，为了稳定局势,建议朝廷“且下淮东制司，仍遣小使谕志于鞑使，使群盗无以措其惎间之辞”，此一交涉内容可能与山东忠义军有关，但纪录不详，此时，贾涉在应付李全引发的一连串事情上，可能已精疲力竭，并无馀力再推动此一外交活动了。

分化不成，酿造祸端

山东境内武装团体适应环境的方式各异，而且变化无常。这些团体组成分子复杂，组织方式不同，抗金附宋的背景也不一样，而且各具实力，因此，不仅出现群雄并起，各自为政的情形；同时为了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各有不同的适应方式。其中，固然有民族意识强烈，如彭义斌者，但更多的人则以求生存为先务，他们辗转南下的目的是避祸就食，其情形诚如程珌所说：“彼其初，不过苦于北方饥馑，及畏敌人杀僇，故相率而来，丐一饱以逃生耳，岂复有长志宏略，可以角逐中原哉”。生活的资源与利益的取得，既是他们考量的首要因素，因此很容易因宋、金、蒙三国招抚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其初衷，出现游移取利，首鼠两端的现象。宋金战争爆发后，宋对北人采取积极招抚政策，北人相继南下，他们“或请分处授田，以涣其群；或请增招正兵，以权其势；或请以补正兵之阙，而自为一军”，要求日多，逐渐成为南宋政治，经济上的难题。另一方面，鉴于金蒙相继招安各武装力量，安抚民心，宋廷又担心金蒙政策的改变，会削弱义军归宋之心。因此，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忠义人，使其充分发挥“供我驱驰”，并避免引发负面的影响，是宋廷与宋臣相当关切的议题。

宋人担心山东忠义人声势浩大难以控制，因此许多大臣主张对他们采取以主制客，众建与分散的政策。嘉定十一年大批北人南归时，余嵘曾预料义军难制，建议以劲兵控驭。叶适曾批评宋廷因循苟且，不敢分散忠义军，使他们得以聚集为乱，将招大祸。方信孺认为“奸雄不可以弱势填压”，建议“选有威望重臣，将精兵数万，开幕府山东,以主制客，重驭轻”。徐凤在嘉定十二年，奏论山东义军的时事，也建议仿照贾谊众诸侯之策，散置部落，分化他们的势力，如此一来，不致因党羽聚集而产生觊觎之心。曹彦约则指出“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势禁，不可以直致也.……正军者，忠义之主宰；有三万之正军，然后可以制一万之降卒，有十万之正军，然后可以制三万之忠义”;京东河北节制司干办公事陈韡在嘉定十四年,向贾涉献处置忠义人的策略时，也主张在新复的山东，河北各地，仿效汉赵充国留屯之策，而且分授疆域给忠义人，如在山东采“三分齐地,张林，李全各处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其权”，河南首领“以三两州归附者与节度，一州者守其土”。这些意见不仅反映南方士大夫，官僚对北人的疑惧，在态度上也趋向于消极性的思患预防。而宋廷在衡酌形势变化与义军的本质后，接纳宋臣的意见，并透过第一线的边阃执行。

贾涉是执行淮东防务的宋朝最高官员，面对人多势众，各自为政，背景各异的山东忠义军，采取消极防御重于积极鼓励的态度。他鉴于正规军不足，不敢明显的采取以正规军压制忠义军的方案；但为掌控情势，保持主动，一方面以粮饷作为控制的手段，一方面则采行分化的策略。

粮饷的取得是山东忠义军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凭藉，也是宋廷掌控忠义军的重要资源。当宋廷设置忠义军，发放粮钱一万五千人时，李全即“起羡心”。此后，宋廷不断赏赐钱粮，招徕忠义，但人数骤增，却形成财政的重大负担。楚州通判梁丙，想以减省钱粮作为控制忠义人数的手段，却激起石珪据楚州南渡门叛变，造成忠义人对宋廷离心，贾涉在平息这场乱事之后，除了鼓励忠义人北上从事恢复大业外，更藉粮饷作为拢络与控制的手段。如嘉定十二年一月，李全南归后，宋廷赐予李全金带一条，银五千两，绢一万匹。李全劝降张林，宋廷增放二万人钱粮的措施，或也与贾涉的建议有关。十三年，石珪叛宋归蒙的意图明朗时，有人建议贾涉“命一将招珪军，来者增钱粮，不至罢支；众心一散,珪党自离”，以此肢解石珪的部众，但没有成功，反而迫使石珪降蒙。十四年正月，又赐缗钱六万给李全。这种以提高钱粮作为利用义军的筹码，显然与贾涉认知的“饥则噬人，饱则用命”的想法有关。

但这样的做法，却招致廷臣的许多批评。刘克庄在嘉定十三年就曾感慨的说：“今日招纳山东，是担钱担米出去做事，其法当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不可取，遂纳五万人于两淮，把自家地盘，先作践一遍。……山东已纳者，岁费缗钱五百万，米四万斛，其在东海，涟水二县者不与焉，言之可为寒心。”叶适也指出“六七年间，牵引山东、河北，破坏关外，未有毫发之益，而所丧巨亿万计。”可见以钱粮为手段，虽然对稳定政局，乃至恢复疆土略有成效，却形成宋廷财政的巨大负担，并且逐渐养大忠义人藉机要胁的胃口。李全后来势力壮大，欲图割据时，还一方面对宋表示恭顺以争取粮食，另一方面却积极寻求金朝的支持。金臣白华说：“李全借大兵之势，要宋供给粮饷，特一猾寇耳。”都显示宋廷以钱粮为诱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面对动机各异，势力庞杂的山东武装力量，宋廷的政策难以一致。在南渡门之变的过程中，梁丙曾调集其他忠义军王显、高友、赵邦永等人攻击石珪，但他们相会时，却是“下马与作山东语，皆不复战”，导致事变扩大。这一事件，使宋人和朝廷进一步体悟到忠义人若凝聚起来，对宋朝会是新的威胁。贾涉更深切了解此一情势的严重性，因此在乱后，着手推动忠义人分屯的制度，分散其势力，并增加正规军的人数，来维持官方的主控权。《宋史》〈贾涉传〉指出“忠义诸军在涟水，山阳者既众，涉虑其思乱，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馀”。只是，随着北人不断南下，要常保正规军的优势并不容易。因此，当金兵进犯淮西之时，贾涉就利用忠义人彼此互不相属，各自独立，对经济资源的依赖等弱点，分批派遣忠义军去解除滁州与濠州之围，而由正规军随行督视；进而施行一连串分化挑拨的手段，让忠义军之间,制造冲突，以便从中掌控。嘉定十三年，忠义领袖季先死后，贾涉即命统制陈选至涟水，统领其军,此举引起季先馀党的抗拒，他们暗中迎接石珪到盱眙，奉为统帅。涉既无法直接统领该部，乃谋利用“众建”的策略，将石珪的部众分为六，由季先的部将分别统率。但是，此一分化计画仍被忠义人所识破，诸将依然只听从石珪的号令，以致造成“其后有（朝廷）教令皆不纳”的窘状。贾涉不得已，转而利用李全来对付石珪,珪因而投向蒙古。

贾涉以钱粮与分化等手段，来掌控忠义人的计画，却随着外在形势的变化，以及李全声势的坐大，逐渐带来反效果。李全运用智谋与机运，不断壮大声势；他以发动北伐及劝说义军领袖归宋的方式，获得官职与粮饷，尤其在嘉定十二年涡口获捷之后，更有扩大势力的想法。于是，李全开始藉制置使的力量，打击任何有碍他发展的义军领袖；而这样的想法，与贾涉所推动的分化政策正相符合。第一步是谮害威望跟他不相上下的季先；接着请求贾涉讨伐石珪，此议虽未被接受，却趁机占有季先原有的三千军额，领有馀众，并由朝廷任命他的部将刘全为总管，分千兵驻于扬州，将其势力扩至江北；进而建造船只，“谋争舟楫之利”，向南发展。十四年二月，李全受命援救淮西，当金兵北撤时，他为了保全实力，竟“追之不甚力”。显然李全遇机运用谋略，表面上配合贾涉的分化政策，实际上遂行扩张势力的意图，壮大声势以操控时局。

于是，以李全为首的山东忠义军，遂形成淮东防务的新威胁。当李全图谋发展的时候，贾涉为了强化楚州战力，及官方在前线的主导性，将原驻屯于镇江的八千正规军移至楚州城中，由翟朝宗统领；另分帐前忠义人万人，由赵邦友、高友率五千人屯于城西，王晖与于潭领五千人屯于淮阴。李全人多，并不担心镇江兵的军力威胁，只是厚结其将领，以避免成为心腹之患而已，他最担心的是勇武善战的帐前忠义。为了拉拢这些将领，李全曾多次称赞高友等人勇武，并为表示看重，请求贾涉允许他于出战时率领这批军队，未被接受。从这些事例，显示贾涉对李全的意图有所了解，并采取对策。

不过，此时贾涉与宋廷决策者对待李全的态度与政策，差距日大。李全的势力日大，图谋发展的野心日炽时，丞相史弥远却为稳定时局，维系朝廷与忠义军的关系，反而利用种种名义厚赏李全，如嘉定十四年，宋廷欲藉翟朝宗与赵拱献玉玺归朝而大行庆赏之礼时，晋封李全为承宣使。贾涉曾极力反对宋廷藉加官进爵，厚予奖赏的方，来拢络李全。他说：“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并指李全“盗贼血气正盛，官职过分，将有后忧”，“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但这些意见，并不为史弥远所接受，显示宋廷厚待李全的政策，与贾涉处处提防，图谋分化以利控制的计画，落差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不仅显露出李全积极扩大势力的野心,，说明贾涉意欲执行的策略更加左支右绌，窘状百出。

从嘉定十五年贾涉与李全，益都张林三角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出贾涉疲于应付的窘境。张林虽因李全的劝说，举青、莒诸州归宋，但本人仍在山东的胶西等沿海一带活动，坐拥盐场之利。李全为壮大割据的基地，由其兄李福经营山东；李福看重张林辖地的盐场厚利，百般威迫张林交出盐场。张林向制置使贾涉申诉，涉密召其部下了解实情，却被李福伏兵刺探，迫使张林投向蒙古。张林投归蒙古后，仍致书贾涉陈述投蒙出于李全的胁迫，非其本意；涉心咎李全.李全进一步请求朝廷准他提兵攻张林，贾涉左右为难，暗中派人到山东宣劳张林，使人在途中又为李全所杀；李全急攻张林，入据青州，拥有山东之地，实力大增。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贾涉防患李全及谋拉拢张林以分化忠义的用心，而李全运用智谋，时机来壮大声势的用意也十分明显。如此一来，不但贾涉与李全的心结已深，李全的势力也发展到了远非贾涉所能控制的态势。

嘉定十六年，贾涉已无力处理李全势力，窘境显露无遗。当年二月，贾涉出郊行劝农仪式，在返回楚州城的途中，李全的部属拦路威迫，涉派人请李全的妻子杨妙真协助才打开通路。杨氏虽然在表面上怒责忠义军，但李全部属的胁迫行动，给多年来积极推动淮东边防及流民政策的贾涉一个致命的打击。此时，曾任知随州，荆鄂都统制的许国奉祠在家，他一直想取代贾涉的职位；看到李全势力坐大，他不断向宋廷上奏疏，力陈“全奸谋甚深，反状已着，非有豪杰不能消弭”，明指李全意图谋反。这些话，几乎是从另一个角度否定贾涉多年来苦心经营忠义军的努力，对贾涉自是另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内外交逼的情况下，贾涉身心俱疲，疾病发作，于是紧急向朝廷请辞制置使等职；获旨回都奏报，其职由淮东制置司参议兼楚州通判陈韡代理。不过，人未到临安，病情已加剧，乞请休致；宋廷迁之为显谟阁学士，通奉大夫。六月一日，死于临安府黄鹤山宝庆院。赠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享年四十六岁。

人物评价

贾涉崛起于南宋非常时期，无显赫的家世，未取得功名，在朝又无奥援，这样的人物在宋代承平时期是难以获致高位的；而他却得以开阃淮东，节制忠义，成为执行宋廷边防政策的重要人物，这和他在宋金蒙三国势力交错，兴替时期，以灵活的手腕处理边防，流民及涉外事务，表现卓越有密切关系。

贾涉的成功，在于他能掌握时势适切执行宋廷的政策巩固边防。他以灵活的手腕,妥善接纳，处理大量山东忠义军的南归，且能反映执政者和舆论的主流意见，利用这批武装力量作为恢复故土和救援危急地区的任务；使得山东地区在形式上纳入宋的版图，也使宋金冲突以来，淮东地区较少受到战火波及。此外，他也善于观察时势，呼应朝廷的外交政策，是第一位推动联结蒙古活动的宋朝地方官。此举不仅有助于宋蒙两国的相互了解，也化解山东忠义叛降问题所造成的误会。这些都是他得以在变幻不定的大时代中出人头地，晋升高位，并且列名国史的重要原因，正如〈墓志〉所云：“若夫制阃勋业，则有国史在”。可见他是以自身的能力获致勋名，而非受其次子贾似道位居权要的影响所致。《宋史》本传的论赞也说：“贾涉居方面，亦号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国，为可叹也”，显示《宋史》的编纂者相当肯定贾涉的才能，反而对贾似道累其声名，表示遗憾。

对山东忠义军的处置方式，是贾涉成败的关键。他对忠义人的功利取向非常清楚，因此采取了利诱和分化的手段。这二种方式，在初期由于忠义军人数尚少，他的文人身分也能得到北人的尊敬，以及处置的策略受到舆论的支持，因此不论推动救援或恢复，都颇能得心应手，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也使以李全为首的山东忠义军成为屏障宋廷的主要武力之一。

不过,随着李全势力坐大之后，贾涉的窘态就逐渐显露。李全是一位精明狡猾，诡计百出，威迫欺瞒的豪强，当势力壮大之后，兴起裂土割据之心，骄纵与桀骜不驯的霸性益加明显。贾涉虽然想设法压抑、防范，却招架不住，穷于应付；况且，此一想法又与丞相史弥远一意拉拢李全，不断授以高官的作法相违，最后竟到心力俱疲，疾病缠身而死。〈墓志〉说：“渐复故疆而不遂大业，致身法从而不及侍清光”，一方面写出贾涉中寿而死，壮志未酬的悲情，另也显示他处于风云变幻的时期，难以掌握时势的郁郁困境，然而相较于后继者，如许国、徐晞稷等人，使用更为拙劣与极端的手法，以致激起李全的叛变而言，贾涉在处理山东忠义军的手段，显然是更胜一筹了。

相关文献

《宋史·贾涉传》

　贾涉，字济川，天台人。幼好读古书，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邮尉，改万安丞。宝应择令，堂差涉至邑，请城之。役兴，以忧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军。

淮人季先、沈铎说楚州守应纯之以招山东人，纯之令铎遣周用和说杨友、刘全、李全等以其众至，先招石珪、葛平、杨德广，通号“忠义军”。珪等反，毙铎于涟水，纯之罢，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粮使自溃。珪、德广等以涟水诸军度淮屯南渡门，焚掠几尽。谓：“朝廷欲和残金，置我军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时在宝应，上书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请和，此正用高澄间侯景遣策，恐山东之祸必移于两淮。况金人所乏惟财与粮，若举数年岁币还之，是以肉啖馁虎，啖尽将反噬。至若忠义之人源源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饥则噬人，饱则用命，其势然也。”授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涉亟遣傅翼谕珪等逆顺祸福，自以轻车抵山阳，德广等郊迎，伏地请死，誓以自新。

金太子及仆散万忠、卢国瑞等数十万大入，且以计诱珪等。涉虑珪等为金用，亟遣陈孝忠向滁州，珪与夏全、时青向濠州，先、平、德广趋滁、濠，李全、李福要其归路，以傅翼监军。数日，孝忠捷至，珪屡破金人，遂与先及李全趋安丰。时金人环百余砦，攻具甫毕，珪等解其围，李全挟仆散万忠以归，见《李全传》。金人不救窥淮东者六七年。

南渡门之变，平、德广等实预，涉既受降，置弗问。平等尚怀异志，涉密使先以计杀之，而先之势亦孤。忠义诸军在涟水、山阳者既众，涉虑其思乱，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朝廷岁省费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万人取海州，复取密、潍。王琳以宁海州归，遂收登、莱二州。青州守张林以滨、棣、淄州降，又取济、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余州相继请降。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仍厉诸将，图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东、河北节制。

金十余万众犯黄州，淮西帅赵善湘请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为后继。丞相史弥远拟升全留后，涉曰：“始全贫窭无聊，能轻财与众同甘苦，故下乐为之用。逮为主帅，所为反是，积怨既多，众皆不平。近弃西城，免死为幸，若无故升迁以骄其志，非全之福，亦岂国家之福。曷若待事定，与诸将同升可也。”金人破黄陷蕲，安庆甚危，全驰至，遂定。全至久长镇，与京湖制置使赵方二子范、葵遇，掎角连战俱胜，遣彭义斌等进至下湾渡，尽掩金人于淮。迁权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蕲州受围，徐晖往援，乃鼓众宵遁，金乘间登城，一郡为血，前帅不敢问。涉斩晖以徇，诸将畏惧，无不用命，淮西之势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玺献诸朝，至是赵拱还，又得玉印，文与玺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归，行庆赏。涉遗书弥远谓：“天意隐而难明，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弥远不怿，李全卒以玺赏为节度使。涉又言：“盗贼血气正盛，官职过分，将有后忧。”弥远不以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

涉时已疾，力辞事任。值金人大入，强起视事。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涉既病，乃以所获京、河版籍及金银牌铜印之属上于朝。卒，超赠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

涉父伟尝守开江，贻书丞相赵雄，极论武兴守吴挺之横，它日陛对，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权，孝宗嘉纳，后反为所挤以没。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诉十年，至伏书阙下。子似道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