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景德（1880—1960），阎锡山与袁世凯合作的牵线人，中原大战晋绥系高层唯一的支持者，阎锡山永远的秘书长，最后的送葬人。

中文名：贾景德

别名：煜如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西沁水县

出生日期：公元1880年

逝世日期：公元1960年10月20日

职业：晋绥系高层、国民党元老

毕业院校：科举进士出身

主要成就：民国重要人物

个人简介

人物生平

与北洋联络(筹设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 为阎锡山兼长山西民政斡旋)

经济实业建设(谋划征收房税 督办山西铁路)

敦促冯玉祥赴晋

阎锡山的笔杆子(草拟致张杨电文 流产的《亚盟宣言》 谏言“兵农合一”)

危难之际不遗余力

最后的秘书长(简述 为阎锡山送终)

个人简介

贾景德，字煜如，号韬园。1880年生于山西沁水县端氏镇的一个书香门第。长阎锡山三岁。父贾作人，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举优贡第一名，旋中本科举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登己丑科进士。当即用知县分发直隶候补，五年未授实缺，弃职还乡。后应聘主讲于汾州府（今汾阳）西河书院。叔父贾耕，乙酉拔贡，辛卯举人，先后主讲潞安府（长治）的上党书院和令德堂（山西大学堂的前身）。辛亥革命后，相继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典礼官、约法会议山西议员、段祺瑞“安福国会”议员。

人物生平

1893年，十三岁的贾景德随叔父贾耕到太原，先入书院（清代教育，中央有国子监，地方则有府、州、县学。山西州、县亦然。但府、州、县学实为科考之基地，失去了教育之本旨。故学校之外又有书院，书院以官立为多），后来又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中斋。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进士。遂放山东招远知县，继放山东郯城知县。1911年，母病逝，报丁忧返里。旋应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函邀，入幕巡抚衙门。

贾景德的家乡端氏镇系沁水第一重镇，秦汉始设县，五代时方与沁水合为一县。端氏位于沁河、端氏河交汇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人文荟萃，代有获取功名者。生于斯长于斯的贾景德得天独厚，既得端氏风水之滋养，又受饱读诗书、先后博取功名的父辈的熏陶，加上少年开蒙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以科举为第一要义，练就了一手道德文章。承转启合，罗列排比，下笔有神，妙手华章。同时，早期为官的经历，又使他对于官场人事有所了解。这一切都是初登都督之位，雄心勃勃，决心干一番事业的阎锡山需要的。因此，辛亥革命后不久，与革命可以说是毫无瓜葛的贾景德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始终如一地成为阎锡山的股肱之臣。

1911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太原城头响起起义的枪声时，贾景德作为一个局外人，还远在已是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做他的巡抚幕僚。时局瞬息万变，太原光复，清军入晋，阎锡山率部北撤转战绥包，南北议和，阎锡山返并复任山西都督……这一切只发生在眨眼之间。1912年4月，随着阎锡山的复任都督山西的局势归于平静，各省先后光复，咸与共和。也就在这时，贾景德从东北返回山西，为亟需号令三晋的都督阎锡山做起了秘书监（秘书长）。初入阎幕，贾景德惟命惟谨，很快得到阎锡山的信任。其时省政初创，得力之人不敷使用，贾景德文牍之余兼及行政。1913年3月5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北路观察使兼晋北执法处处长，一直做到1914年4月10日。阎锡山兼长山西民政后，又于1917年9月15日被任命为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务厅厅长，截止1919年6月7日。

与北洋联络

筹设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

1913年，中华民国为北洋政府所替代，参、众两院作为共和的装点而被选出，正在进行选举正式大总统之预备时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为争取国会议员来拥护袁世凯当选，创立以自己为党魁、以叶恭绰为副党魁的中国公民党之政党组织。公民党成立之时，政坛要人如段祺瑞、段芝贵、姜桂题、江朝宗等纷纷争先加入，气势之盛，超过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党、以王揖唐为首的统一党、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公民党以每月二百元的津贴吸引和利诱了国会议员百人以上。尽管如此，梁士诒仍不能满足，乃选择各省留京人士分向各省发动组织公民党支部。与贾景德为山西大学堂同学的王家驹被推举回省筹设公民党山西支部。

王家驹带着梁士诒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其时，阎锡山正怯于袁世凯的威胁，试图寻找出路，并将梁士诒视为靠山，故对公民党支部的筹设表现得尤为热心，当即责成与贾景德、崔廷献筹商进行。鉴于阎锡山的支持，贾、崔二人都表示要鼎力襄助。特别是贾景德，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辛亥革命后的山西政界大部分为同盟会同志，少部分为立宪派，无党无派者为极少数，贾景德就是其中之一。贾加入国民党是后来的事，并多少有点因事而党的意味），对公民党之筹设视为己任，用心去做。除派专人选定地址（布弓街），即日成立山西公民党筹备处外，并指派其胞弟贾进德为筹备主任。筹备处所属秘书处、总务科、交际科、宣传科等应有尽有。他不仅亲自委派各科人员，而且不时到筹备处指导。为扩大影响，贾景德等还发起上党留省同人（沁水属上党地区）在太原海子边召开欢迎王家驹大会。

在贾景德的积极配合下，从8月开始，截止9月底，一个多月的时间，山西正式填写入党志愿书者业已超过三百人，首先是贾景德、崔廷献等政府要员带头参加，其次有省议会议员、各司科科长以及各学校教职等依次加入。在前述之基础上，10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宣告正式成立，贾景德被公推为正部长。随即电报北京本部备案，梁士诒来电祝贺，各界人士互相谈论，一时大有后来居上捷足先登的况味。相比之下先一年成立的国民党则显得默默无闻，黯然失色。

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展到三百多人，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甚得梁士诒之欢心。贾景德等奉命筹设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成绩卓著，为阎锡山挣足了面子。因此，是年11月初阎锡山偕贾景德到京朝贺袁世凯时，梁士诒在公民党本部举行欢迎大会，在京公民党党员全体出席，约有五百余人。梁士诒亲致欢迎辞，对阎锡山支持公民党山西支部表示衷心感谢。阎锡山则以谦恭逢迎之辞回敬。阎梁关系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阎锡山在袁世凯左右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内援。

1913年10月，袁世凯派亲信组成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各省都督分别电贺拥护，袁世凯地位渐趋稳固。随即，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并进而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公民党的历史使命即宣告结束。大约在1913年底到1914年初，公民党山西支部悄然消失。贾景德一手包办成立的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虽然仅仅存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此而缔结的阎锡山与梁士诒的关系却一直发展下去。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梁士诒一直充当着阎锡山在袁世凯政府中的保护伞。有资料表明，袁世凯在地位开始巩固后，陆续剪除了非北洋系的南方各省都督的职权，不久除西南地区之外，北洋势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阎锡山以老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身份任山西都督，一直为袁世凯所忌。尽管极力肆应，仍不能取得完全的信任。于是，袁世凯一度打算调虎离山，让阎锡山改任黑龙江都督。阎锡山闻讯后，即刻派人与梁士诒联系，请求代为疏通。只因梁士诒一力承担，在袁世凯面前替阎美言，并予担保，调任之事才没有成为事实。

为阎锡山兼长山西民政斡旋

辛亥太原光复后的一个长时期中，阎锡山在山西只是一个握有军权的都督。依据北洋政府的有关规定，各省民政长由大总统任命。山西行政公署的民政长先后由赵渊、陈钰等递任。由于袁世凯不可避免的戒心，阎锡山一直与民政长无缘。不仅如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在握的军权乃至原有的地位都产生了动摇。操纵总统选举、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只是袁世凯走出的前三步。之后，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个人集权，于1914年5月23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世凯特别派来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以巡按使主持省政，并积极成立警备部队，初为七营，后不断增加，对阎锡山形成极大的威胁。在撤销民政长的同时，各省都督之制也予以废除——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予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在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阎锡山遂由都督改任“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方面大员变成了中央政府的督理军务人员，实际权力大大削弱。对于这一切，阎锡山心中惶惑，却无可奈何。从保存现有实力、维护既得权力出发，阎锡山不惜韬光养晦，装出一副庸庸碌碌的样子。军务诸事多委之于黄国梁，听凭山西军队编制一再缩减。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直皖两系，内部政争日趋激烈，对各省的控制相对削弱。阎锡山乘机彻底改变策略，一边采取支持段祺瑞的立场，拥戴段氏执掌国务总理大印，出兵讨伐张勋复辟；一边排除异己势力，逐步收回一度旁落的军权。与此同时，在贾景德、南桂馨等的参与策划下，阎锡山兼长山西民政的设计进入操作阶段。

如前所述，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曾实行过一次改制。袁之后，黎段体制形成（黎元洪由副总统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随即于1916年7月下令，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为督军，民政长或巡按使改为省长，署内组织及一切职权均应暂照其旧，并派沈铭昌为山西省长。与此同时，阎锡山由同武将军改任督军。7月6日，沈铭昌的任命一下，山西的民意机关省议会就纷纷提案反对。沈铭昌刚到山西，座椅还没有捂热，在阎锡山势力的排挤下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见沈铭昌在山西不能立足，北京方面又于10月14日任命孙发绪为山西省长。孙发绪到任后，立即着手办理地方自治。任命下达的当月，山西省地方自治促进会成立，省议会议长杜上化兼会长，另设两名副会长，贾景德是其中之一。尽管孙发绪尽力摆出拥护山西地方势力的姿态，首先致力于山西的地方自治，仍不能见容于阎锡山。阎锡山要省长自为，已是“司马昭之心”。适逢督军团会议的一个电文中，载有不利于孙的材料，阎锡山便加以利用，借故攻击。由于经过几年的培植，阎锡山在山西已有相当的势力，省议会议员绝大多数有拥阎倾向，议长杜上化完全为阎所用，孙发绪作为外来势力根本无法匹敌。1917年6月5日，孙发绪被迫离职。孙发绪离职时正值“府院之争”激烈之际，乘北京政府无暇顾及地方事务之机，阎锡山便以护理（代理）的名义，擅刻印信，自兼了山西省长。

掌握了军事实权，“护理”了省长职务，阎锡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兼长山西军民两政的目的。然而，护理毕竟不是中央实授，对于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护理省长，阎锡山心里不踏实，贾景德等幕府近臣更不能罢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据参与其事的南桂馨回忆，“初，阎兼省长系暂兼性质，并无‘真除’之令。复辟剧终，冯国璋以副总统正位，段祺瑞再为国务总理，阎拟乘此机实任省长，因遣我入京，疏通段祺瑞下一命令。我通过陆军部军需司长罗仲芳（段在小站时的旧属，与段关系至深）的关说，得到段的允许。段并且说：‘各省军政都系一人兼任，山西当然不必例外。’但在我回省复命以后，而阎真除省长之命迟迟未发”。

多方活动不能奏效，问题的解决系于贾景德一身。原来阎锡山“真除”省长之命迟迟未发的症结在于内务部总长没有副署，而时任内务部总长汤化龙、次长蒲殿俊都是晚清进士出身，与贾景德有“同年”之谊（汤化龙不仅与贾景德有同年的关系，而且曾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于是，贾景德主动承担使命，自请入京疏通。到北京后，贾景德先侧面了解了内务部不副署的原因，再面见汤、蒲，极力为阎锡山说项。结果汤等要求给方贞（和汤有私交）以雁门道尹一缺，方可副署。贾景德在征得阎锡山同意后，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在贾景德的主动斡旋下，死结终于解开。1917年9月3日，北京政府特任阎锡山“兼山西省长”。贾景德不辱使命，阎锡山好梦成真。

经济实业建设

谋划征收房税

阎锡山兼长山西军民两政后，从增强山西实力出发，开始实施扩军计划。到1925年，晋军从两个混成旅扩充到十一个步兵旅，外加手掷弹旅和一个迫击炮团。与此同时，厚生计划、六政三事、教育诸项一起投入，财政开支由7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庞大的军政费用使得省财政不堪重负。阎锡山有一句常言，“当兵、纳税、受教育是国民的三大义务”。他认为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纳税越多。换句话说，就是国民越自觉纳税，多纳税，国民经济就越发达。循着这个思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满足军需 ，1925年春，省公署秘书长贾景德与财政厅长杨永泰、山西省银行行长徐一清共同谋划，建议估价征收房税。为此特做了一个估算，按估算价格值百抽九，如果连马棚、猪舍、厕所都算上，一年所收税款，除去军需，还有盈余。其具体办法是：

1、验契。即检验房产契。通过检验，（1）有地无契者，补契；（2）字迹模糊，残破不全的旧契，一律另换新契；（3）连头的（几块地一张契），应予分开，各补各的新契；（4）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契约，未经验契处用印的，另换新契；（5）兄弟已分居，仍用老契者，应依新户主，各补各契。以上各种或补或换的契约，都要根据当时地价核实，按价格的百分之五征税。

2、估价。即将全省城乡所有的民房，无论平房、窑洞，还是马棚、厕所，一律按构造形式、间架大小，由专人负责评估，定出价格。

3、征税。无论房屋好坏，一律按照估定房产价格，值百抽九。

4、责成各县公署主持，并对各县知事（山西自辛亥起一直沿用县公署知事制。1933年，阎锡山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开始推行县长制，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定有奖惩办法，如期完成成绩显著者奖，办理不力者撤职。

乡村房屋本不值钱，而官定价格几乎都和城市房价相等。原来山西各县城镇房屋买卖，都按房价百分之九交纳契税。至于乡村的房产，不论祖遗或自建，多无契据，购买房产，白纸黑字，画押为证。习惯如此，从无所谓契税之说。加上征收房税过程中，有的县长急于求成，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致中产以下的房主因一时拿不出税款而不得不变卖产业，高利借贷；甚至因告贷无门，而被传讯押追。闹得人人恐慌，家家不安。

由于征收房税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不仅下层群众不能接受，就是拥有田产者也极力反对。于是，征收房税的政策一出台，立刻引起上自官绅，下迄百姓的普遍不满，全省上下民怨沸腾。以此为契机，在中共太原支部和团地委的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群众抗税运动。

1925年5月18日，太原各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示威学生先冲进省议会，吓跑了议长和议员，接着又包围了督军府。在派出交涉的代表迟迟不见出来的情况下，激愤的学生一哄而起砸了督军府的牌子。

迫于情势，阎锡山不得不收回成命，手谕：“房屋估价补契办法，着即取消。关于此项税款，如有收起者，立即退还，以昭公允。”在达到目的，撤退返程途中，示威学生把怨气一股脑撒在贾景德等出谋划策者身上。贾景德及杨兆泰、徐一清寓所被余怒未消的学生打砸，内外一片狼藉。

征收房税，满足军需，克服困难，贾景德为阎锡山画了一个圆圆的大饼，孰料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收到成效，反因违背了民意，激发了一场群众运动（当然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发动领导不无关系）。同时，引火烧身，成了学生攻击的对象，心中难免歉疚。阎锡山的态度则是公开下达《罪己令》和《宽恕令》。《罪己令》主动承担责任，表示自责：“本省长承乏晋疆十有四载，德薄能鲜，成绩毫无。近以四境多故，妄思竭其绵力，保卫治安。凡财政会议决行事件，均系本省长所特交。唯我貌躬，德不足以服众，诚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学子，疑障横生。咎在己身，责无旁贷，抚衷循省，渐仄良深。”《宽恕令》在对学生的过激行为进行指责的同时，表示既往不咎：“本月18日午前，有学生数千人，经过省议会，捣毁门窗。随后群集署前，请求收回估价征收房税命令。我为了服从民意，当即允予停办。学生出署后，竟以道路传闻不符事实之词，群至杨兆泰、贾景德、徐一清寓所，撞门入室，捣毁财物。民商惊慌，秩序紊乱，于地方治安，妨害实大。本应按法究办，姑念各校学生尚在青年，不忍以法相绳，从宽一律免于深究。着于各校校长严加训诫，以资警惕。”

督办山西铁路

贾景德从政的经历可以上溯到民国初年，然而由于幕僚地位使然，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官衔。北洋政府时期，只在一个短时间内担任过山西省北路观察使和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务厅长，前后加在一起还不到三年时间（前者从1913年3月5日到1914年4月10日，后者从1917年9月15日到1919年6月7日）。列入南京国民政府职官序列的第一个职务只是阎锡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太原分会委员，时间是1928年2月到1935年12月。

1930年贾景德被任命为铁道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正太铁路始建于1902年，系当时山西省境内唯一的一条铁路干线（此外只有位于北部的平绥铁路过境线），是山西东出娘子关的主要通道。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实际负责的是山西铁路的建筑和管理。因此，在30年代及其之前的一个时期中，贾景德主要致力于铁路建设。也就是说，铁路建设是贾景德进入阎锡山幕府之后，所从事的第一项实际工作。

还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的任命下达之前，贾景德就奉阎锡山之命，开始插手铁路事宜。本世纪初的正太铁路建设时期，领风气之先的山西籍京官，翰林院庶吉士解英格、吏部主事李廷扬等就向当时的山西巡抚张曾敫建议：由本省绅商招集股本，自造一条贯通南北的同蒲铁路，造福桑梓。张曾敫奏请朝廷获准后，随即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并动工测量。后因政局动荡，筹款困难几起几落。1928年，北伐完成，阎锡山势力达于华北五省、市之后，基于“交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枢纽”的认识，在贾景德等幕中高参的建议下，阎锡山决定筹资修筑同蒲铁路。随即，贾景德开始负责为同蒲铁路筹款，同时建议发行公债。据1928年12月1日阎锡山（驻节北平）致杨兆泰（山西省政府常务委员，受阎锡山委派代主省政）电报称，“近密育堂（按：指冀贡泉）来述执事意，拟极力筹修铁路，甚合我意。惟进行筑路，以筹款为第一要事。煜如（按：指贾景德）在平专筹此事，颇费力量，尚无把握。兹由此间会商拟决由发行公债办法，筹现款七百五十万元为购买外物之用，其余本省银行纸币即可。拟由山西政府发行赈灾筑路公债三千万元，以路作抵，由各县担任现款七百五十万元，分二年交。其余交由省银行承受。如此则路工可以进行，工赈亦可立办，国家地方灾民并受其利。希速筹办妥为要。”

1929年春，贾景德因平绥铁路交接之事在南京办理交涉。阎锡山电报指示：“促成统一是我素志，前铁道部派王次长北上，接收平绥路时，正值平汉危机四伏，迭据密报，某方确有袭击平津之酝酿。我方以军运关系，至为重要，未将该路交出，此种苦衷，在当时亦未便道及。现在北平大局已无问题，急应将平绥路交出，以遂初服，希往谒宋部长（按指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将此原委说明，并代我道歉。至我在京时，拟交路时向部（所指当为铁道部）请求协饷，仍应照原议办理。希执事于未回晋以前，将此事办理妥贴为要。”

1933年，阎锡山于复出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实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正式动工修筑同蒲铁路。2月21日，议定成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阎锡山自兼总指挥，秘书长贾景德、总参议赵戴文、参谋长朱绶光、总参赞孔繁霨为襄办。在四名襄办中，贾景德以秘书长负责核阅相关资料。为便于分工合作，展开竞赛，兵工筑路总指挥部下设南北两个工程局，分别负责南北两段的施工任务。指挥部每周周二、周五各开一次筑路会议，会议多由阎锡山主持。阎锡山回乡省亲时，则由贾景德对会议记录即晚核阅后，再由秘书朱点专车送达河边村，交阎锡山进行最后核定。

在同蒲铁路修筑期间的1933年到1937年，贾景德既是铁道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又是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襄办，一直以双重身份参与其事。同蒲铁路以山西一省之力，用最经济的办法在四年之内基本完成，阎锡山的主持之功不可没，其中自然离不开贾景德等的参赞作用。

敦促冯玉祥赴晋

1928年的讨奉之役，使阎锡山得以逐鹿中原。然而好景不长，取得平、津，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以统一相号召，召集编遣会议，筹划“削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集团军面临被蒋介石中央各个击破，分头瓦解的危机。于是各派势力由拥蒋而反蒋，一时战云密布。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反蒋失败。同年5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冯玉祥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拒不进京供职，并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集结兵力。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5月15日，冯部将领通电指责蒋介石，并公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准备讨蒋。蒋冯之战一触即发。

听其言察其行，阎锡山对蒋介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做法洞若观火。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不保之虞迫在眉睫。于是，阎锡山迅速调整战略，改捧蒋压冯为对冯玉祥曲意维护，甚至不惜以与冯“共进退”要挟蒋介石。一时与冯玉祥函电往来，密切之至。

为了实现挟冯以自重的目的，5月30日，阎锡山携秘书长贾景德、参谋长朱绶光，以及眷属一行由太原抵达运城。随即，贾景德衔阎锡山之命，与朱绶光同行，从芮城风陵渡渡过黄河，前往第二集团军（西北军）驻地华阴，面见冯玉祥，交涉相关事宜，敦促冯玉祥赴晋。

在华阴，贾、朱二说客谨遵阎锡山的旨意，极力说项，一番为党国计，为人民计的大道理之后，自然是设身处地从对方出路考虑，使冯玉祥为之动容。在达到预期效果后，5月31日，贾景德、朱绶光偕冯玉祥所派代表曹浩森、邓哲熙由华阴返运城。除转述冯玉祥愿意知难而退，答应下野出洋，赴山西的意思外，对所部之安置、撤销通缉之成命、将领之保全、军食之维持等事，进行商酌。随即，曹、邓回华阴向冯复命，阎锡山先期携朱绶光返回太原，贾景德则奉命留在运城，迎侯冯玉祥。

回到太原的阎锡山继续与各方周旋。电报蒋介石，剖陈利害，一再表示“冯出洋，山必偕行；冯爽约，北路军事山负责”的决心。同时，一面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发出就河北省党部干涉省政情事“请严定党政权责”的抗议电；一面指使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新任北平市长张荫梧严格限制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做出联冯抗蒋的姿态。贾景德在运城一等就是二十天。6月19日，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公子三女随员四，并冯总司令岳丈舅妇暨女工等十一人，行李多件”，于午前十一时抵运城。贾景德作为阎锡山的迎候使节，自然少不了一番忙碌。6月21日，冯玉祥为阎锡山的“至诚”所感动，力拒部属的劝阻，继夫人子女之后，携随员二十余、汽车三辆，由风陵渡渡河入晋。贾景德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随后，在贾景德等山西政界要员的陪同下，冯玉祥起程北上。6月25日，阎锡山亲往介休迎接。阎、冯见面，抚今遭受中央冷遇，追昔不见昔日辉煌，不禁百感交集，抱头痛哭。旋抵太原，冯玉祥客随主便，先被阎锡山安排到太原城郊之名胜晋祠小住，后转到五台县建安村。

阎锡山邀冯赴晋，无疑增加了自己手中的筹码。因此，不仅敢于出头和蒋介石相抗衡，而且有了对反蒋各派的号召力，进而取得了反蒋联合阵线的盟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邀冯赴晋是一场谋略战。贾景德参与了这场谋略战的全过程，不仅出谋划策，而且参与实施，充当了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与以赵戴文为代表的山西上层反战派的态度相反，贾景德可以说是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唯一的坚决赞成者。据徐永昌的回忆反映：“赵次陇（戴文）先生头脑清楚，对于阎先生这次企图（指发动反蒋战争）绝不赞同，因此其十八年以来对赵芷青（丕廉）有时联络杂牌军队，及对薛子良（笃弼）代表冯焕章来说山西合作，都表示反对。及至阎锡山最后骑上虎背，又作坚决反对。贾煜如则一心要佐阎先生成一国家元首，所以贾阎之间，是利用一条仅通两人之电话以交换意见。忆十三年之政变（指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首谋当是续西峰（桐溪），而成之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今次大战，首谋是阎先生，而成之于贾煜如。”

贾景德支持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当然希望自身成为辅弼元勋，成就大业，而结果却相反。战后，贾景德无可奈何地把败因归之于阎锡山的用人不当：“阎先生遇事取巧而寡断。如津浦线彼自任总司令，既属非是，而张荫梧、傅作义学历相等（一为天津警备司令，一为北平市长，同为保定军官五期生），不确分权限，乃令张为副总司令，傅为总指挥，阎先生不在任所时，又派辜达岸（仁发）参谋长为行营主任，于是真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济南下后，只好令张向胶济线，傅向津浦线，两线兵力不能活用，胶济兵等于闲置，各不相关，同沦于败溃。”

阎锡山的笔杆子

草拟致张杨电文

阎锡山拥冯以自重，联合各反蒋势力，高张反蒋大旗，咄咄逼人。冯玉祥在羁留山西八个多月后，于1930年3月8日携一致反蒋协议，与阎锡山话别，返回所部，部署反蒋军事。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在此期间，贾景德曾肩负阎锡山的秘密使命，到郑州往见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阎锡山下野，贾景德一度淡出政坛。

1932年2月，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贾景德复出，就任非他莫属的绥署秘书长。1934年12月17日，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字子明）病逝。阎锡山在回河边村守孝服丧期间，为表姿态，报请中央开去本兼各职，所有太原绥靖公署公务，着由秘书长贾景德代拆代行。也就是在这一年，贾景德在他家乡沁水端氏大兴土木建筑“贾府”，翻修祖茔，并自撰墓志铭。1936年，在太原汇刻《沁水贾氏茔庙石刻文稿》出版。

星转斗移，时间的年轮定格在了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西北“剿总”司令张学良、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二将军为逼蒋抗日，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张、杨一面以其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国，一面分别致电各地方实力派，“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阎锡山在收到张杨两电（一是致各地方实力派的“靖机电”，一是张学良专致阎，说明并非囚蒋，乃请其容共团结，一致对日的“元未电”）后，当夜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协商，赵戴文、徐永昌、贾景德、朱绶光、杨爱源、孙楚、周玳、王靖国、赵承绶等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何以自处。阎锡山先为会议定调：“汉卿（张学良）、虎城，是个傀儡，此事幕后必为中共所指使。”少顷，阎锡山两手交叉于背后，边走边交待贾景德拟一封给张杨的复电。这边会议继续进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或指责张杨扣押领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或分析事变背后之隐情；或主张讨伐；或主张调解。那边贾景德，揣摸阎锡山的心思，略运文心，命笔成文：

“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指是年10月31日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阎锡山曾与张学良就停战抗日向蒋介石进谏之事），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

阎电发出，一连五个“乎”，语惊四座，引起各方关注。张杨立即回电，一面表示对“绥远抗战的佩仰”，一面解释“请蒋暂留”的目的——“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并派李金洲为代表，赴并见阎，面呈详情。南京方面亦把阎锡山视为重要角色，时任行政院长、主持南京政务的孔祥熙明确指出：“阎伯川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阎锡山因此而再一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时间很短——随着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风光不再——但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着实让阎锡山过了一把瘾。真可谓一枝秃笔，胜过十万毛瑟。

流产的《亚盟宣言》

1937年，抗战军兴，太原绥靖公署改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然而，不管机构如何变化，只要阎锡山做长官，贾景德的秘书长地位就不会改变。11月，太原失守，贾景德随二战区长官部撤退到临汾。1938年春，日军南下，临汾陷落，阎锡山率部再退晋西，并一度驻于陕北宜川。贾景德奉命率领省政府的部分人员和物资先撤退到西安，后来以陕西三原东里堡为基地。

1941年，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亲笔致函阎锡山，“国家危难已极，只要你我两人精诚合作，必能转危为安。请派玉（煜）如先生常驻中央，加强联络，随时晤谈。”阎锡山则这样评价他的秘书长：“煜如日夜在公，公尔（而）忘私者。”是年12月27日，贾景德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同时，任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法规委员会委员，常驻陪都重庆，沟通蒋阎关系。

在贾景德赴重庆任职前后，阎锡山开始了与日本军方的接触谈判。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定了一套所谓的“谋略计划”，规定对中国各派地方军进行瓦解和诱降工作，阎锡山作为其瓦解诱降的主要目标，被列为“狸工作”。1939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鉴于“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的分析，责成华北方面军专负其责，易称“伯工作”。此后，日本军方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

1939年岁末的“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及其二战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对此，阎锡山这样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了。”就在阎锡山敏锐地感到发生了存在危机的关头，1940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田中隆吉责成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派人前往晋西设法与阎锡山联络。急于摆脱困境的阎锡山由此开始了与日本方面的长期接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42年5月。

1942年，由于互不履行协议，阎锡山与日方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1月，日方要求阎锡山履行前此达成的《汾阳协议》；2月，日方对阎锡山提出通牒；3月，对晋绥军实施攻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与日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阎锡山准备亲自出面会会日方代表。四五月间，为下一步的行动预作准备，已在重庆就任铨叙部长的贾景德被阎锡山电召回二战区长官部驻地山西吉县克难坡。

回到二战区的贾景德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阎锡山起草一份秘密文书《亚盟宣言》。为了避免干扰，贾景德和阎锡山住到离克难坡约三公里的古贤村寓所，只带了徐崇寿和陈过两个秘书（为抄写便利）。徐崇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得是一个下午，侍从长张逢吉到七间房（侍从秘书办公室）对我和陈过传阎的话：‘带上简单的行李用具，随会长到古贤村，内勤队备马送去。’古贤村是距克难坡不远的一个小村。人马沿着羊肠小道，在一条两旁土崖壁立的沟内行进。上到崖头，看见一片黄土高垣上有一住户不多的小村。阎下榻于早为他准备的窑洞内。我们到了之后，当晚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长贾景德亦抵此，安顿在阎住房之对面西屋内。后来才知是阎电召贾由重庆返回，共同起草《亚盟宣言》的。避居古贤村是为了躲开克难坡其它公务之干扰，而便于集中精力研商《宣言》之措词。”“每天饭毕稍事休息之后，贾即来到阎的窑洞内开始草拟工作。炕中置一小木桌，阎、贾二人盘坐炕上，口拟词句，我与陈过立于地下伏桌以毛笔记录。”草拟工作如此这般，持续了数日方告结束。

所谓《亚盟宣言》，实际是一个建议性的文本，可能是阎锡山准备在与日方的进一步接触中用来装点门面的。据少数几个得悉其详者透露，大意是说，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国、印度为大国，东亚问题之中心是中日印三国。应集合各国民族之优秀者，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协谋亚洲民族之解放，并建立亚洲大同盟。亚洲同盟，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增进自荣。文末是设问的口气：“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日本人士，其有意乎！？”

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与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会晤。会上，阎锡山以演讲的形式谈了《宣言》的主要观点——亚洲同盟、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等。后因会晤不欢而散——日方置“不拍照”的承诺于不顾，不仅拍了照，还摄了电影；且态度蛮横恶劣。阎锡山不满于日方的表现，遂生“鸿门宴”的怀疑，不辞而别——《宣言》没有交给日方。有资料说，《亚盟宣言》由阎锡山责成手下的留英美学人译成英文，曾托人送交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参阅。作为一份流产的文本，《亚盟宣言》本身的价值无关宏旨。重要的在于透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贾景德与阎锡山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方面是阎在政治上对贾的无比信任和依托，另一方面是贾对阎的思想意图的深刻领会和忠诚不二。也就是在起草《亚盟宣言》的时候，贾景德曾对身边的秘书说，“会长从民元到今，几十年内国家元首更迭不少，但他却稳坐山西，功在国家，名在中外。”钦佩服膺之情溢于言表。

谏言“兵农合一”

身为重要辅弼，贾景德对阎锡山可以说是从无二心，至忠至诚。但是，贾景德毕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学问才识俱佳——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子明先生暨原配曲夫人合葬墓志铭，由五台赵戴文撰文、沁水贾景德书丹、榆次常赞春（清末举人，1913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山西著名书画家）篆盖，文书篆珠联璧合，被时人称为“三绝碑”。这就决定了他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是人云亦云。

1943年，与整个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始转败为胜的大形势不同，偏安晋西一隅的阎锡山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后方控制区的萎缩和日军严密的经济封锁（1942年安平会晤后，谈判破裂。日军开始进攻汾南，在稷王山一带将晋绥军第三十四军击溃，并扬言进攻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吉县。同时，日军对晋西广大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兵员日益不足，补给日趋紧张——其正规部队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每连官兵最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则二三十人；长官部及省政府等单位夜间照明用的是羊油所制之土蜡烛；明文规定全战区军人吃头等饭，其余人员吃二等饭，而头等饭的主食只有小米五两。对此阎锡山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今天的困难，是种地的人少，打仗的人少。”为了摆脱困境，阎锡山从1944年春开始在晋西地区推行“兵农合一”。其具体做法是：

1、编组互助。即以自然村为单位，把村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的役龄壮丁（免役、缓役、禁役、停役的除外），不管其在村不在村，统一每三人编为一个兵役互助组，其中一人为常备兵，入营服役，二人为国民兵在家领种份地。国民兵每年共出米麦五石、棉花十斤给常备兵家属。常备兵三年服役（工、骑、炮兵为四年）期满后回村入组劳动，由组内另出一人为常备兵，依此类推。

2、划分份地。即把村中土地以年产量二十石为一份，划分为若干份地，优劣远近搭配。每一个国民兵领一份，份地不足时两人合领一份，份地有剩余时可借耕。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按规定收取租金。

3、平均粮银。即把划入份地的田赋，重重加以平均。各县原有粮银以不增不减为原则，偏高偏低时由村“调剂”、县“补救”。

按阎锡山的设想，实行“兵农合一”，既能缓解兵员不足（三丁抽一，兵源得到了保证），又能间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通过划分份地，使人人有地种），完粮纳赋，补给也就自然有了。但是推行的结果是农民负担更加重了，农民不堪重负——孝义县一二区，每亩地产量最高者小麦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约为八官斗（240斤）。每亩粮银九分四厘，加上田赋、地租、随赋负担等，折算下来每份地即需要负担41石一斗七升二合，而依平均亩产量八斗计，每份地的收成则只有四十八石，所剩不及七石。若再去掉饲料等项，实际所剩无几。因此，“兵农合一”一开始就不受老百姓欢迎。抗战胜利，阎锡山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同蒲路中段及正太铁路沿线地区。为了加强统治、适应内战的需要，阎锡山把在晋西实施的“兵农合一”强行推广于上述地区，搞得民怨沸腾。

对于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贾景德不仅不肯苟同，而且反复谏言。1946年12月，贾景德与孔祥熙、温寿泉、赵丕廉、徐永昌等联名致函阎锡山，指出：“现在山西省府统治下之人民，逃至平津汴洛及西安等处者日益增加。大多衣食无着，颠连困苦，其状甚惨。在抗战时期图避敌寇而逃，或在共产党占据区域不堪压迫而逃，尚不足怪。今省府收复区内竟亦有此现象，殊出意外。”据逃难者陈述及调查得知，“推行兵农合一，将社会基础根本改造；征粮工作及其它一切摊派竭泽而渔；地方及乡村干部组织庞大、职权太高、分工复杂、生杀予夺、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有鉴于此，建议“迅速停止‘兵农合一’办法”，“撤销地方乡村各级干部，村长改由民选”，“取消一切不合理之摊派”等。

接着，贾景德又于次年1月单独致电阎锡山，婉言进谏：“众口铄金，天下事只要真理存在，将来必有实行之日，不必成功自我。请默运渊怀，将兵农合一试办区缩小，一面试行制度，一面容纳众意，以慰共望。”

贾景德苦心可鉴，阎锡山虽表示理解，但仍固执己见。在回复贾景德的电文中称：“煜如：江辰电悉，你以极大的热忱，欲完成我的历史，不愿人有所訾议，在你是很表道义，此间同人接读之后，无不钦感。惟兵农合一为救国救乡之惟一途径，我既认识此，主张此，又在元首前建议当面承诺在山西试办此，按之当前山西环境亦诚需要此。不变更此主张，不委卸此责任，此即我追随国父的革命人格，报效党国的革命历史，一切牺牲在所不惜，毁誉成败，更非所敢计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托尔斯泰主张劳动即持锹而死于工地，此其行符于言也。我既主张兵农合一，我还能不在兵农合一上牺牲一切，否则无以对元首，无以对国家，更无以对桑梓。此系山西安危所关，本党存亡所系，我绝非固执己见也。”话已至此，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了。

危难之际不遗余力

抗战胜利后，贾景德继续在国民党中央任职。铨叙部长一直任到1948年7月；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六大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11月，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1948年6月，任考试院副院长；1949年3月，加入何应钦内阁，特任行政院副院长。

在此期间， 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和平不成，内战骤起。到1948年底1949年初，山西省城太原已经成为一座孤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远在南京的贾景德清楚地意识到丢掉山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遂不遗余力地四处活动，试图促使阎锡山放弃太原，以保留山西的残余势力，不致把底牌也一起输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1949年1月的一天，贾景德由南京电报阎锡山，传达蒋介石的两条重要指示：“一、就大局看，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干部由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军队尽量西撤。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到太原的这条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另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抽战斗机一百架掩护西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破坏掉。”

如果站在阎锡山的立场上看，西撤不失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最后的“曙光”。然而，斯时斯地西撤又是脱离实际的。首先是客观上已经不可能：1948年12月，解放军已攻占了太原外围要点，阎锡山的部队被压缩在纵横不到三十里的狭小地区，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且不说太军（指太原至黄河东岸军渡的公路）走廊打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算能够成立，胡宗南也不会全力以赴，实施救助。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相互拆台在国民党内各个不同派系之间司空见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又如何救人？其次是主观上不愿意。太原是阎锡山统治的最后堡垒，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挣扎，是阎锡山的既定方针，所以绝不会轻言放弃，所谓“困兽犹斗”是也。可叹贾景德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由于阎锡山死守的决心已定，上述努力只落得徒劳一场。

西撤没有实施，太原弃守已成定局。阎锡山在城破前离开太原，先到南京，后撤广州。昔日，阎锡山曾为入主中枢逐鹿中原，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风水轮流转，1949年6月13日，连立足之地也最后输光的败军之将阎锡山却因祸得福，渔人得利，受命组阁，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时事难料莫此为甚。

6月3日，立法院第三会期第二十五次会议，以254票对56票的压倒多数通过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议案。6月5日，阎锡山便以“我对中央各方面不熟”为由，提出“非请贾先生任行政院秘书长不可”。在阎锡山的一再坚持下（曾有代总统李宗仁欲任贾景德为总统府秘书长的传闻），贾景德由行政院副院长改任阎内阁秘书长，为阎锡山参赞一切。此后直到1949年12月8日撤往台湾，整整半年的时间里，贾景德鞍前马后追随阎锡山，辗转奔忙于广州——重庆——成都一线。在此期间，阎锡山发布的一系列文告里自然少不了贾景德的笔墨，阎锡山所到之处不能没有贾景德的影子。

10月13日，国民党军队撤离广州，贾景德随同阎锡山由穗飞渝。

10月29日，既是阎锡山66岁生日，又是太原光复纪念日。贾景德与徐永昌特邀阎锡山至重庆化龙桥商震旧寓晤谈。在谈及进退智愚时，贾景德劝谕阎锡山：“宁武子之愚，不算高明。孔子恓恓惶惶，到处碰壁而不休，那才是高明之愚，仁者当如斯。宁武子可算是个智者。院长向来重仁次智，以孔子为仁，以老子为智；智者仅可善自身，仁者方能善天下。我愿院长学孔不重老。”

11月28日，国民政府由重庆撤至成都，贾景德亦随阎锡山到蓉。

12月8日，贾景德同阎内阁的其他成员一起撤离成都，飞抵台湾。

最后的秘书长

简述

伴随阎锡山一退再退，直至退到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上。贾景德成为屈指可数的几个与阎锡山相伴始终者之一。

与贾景德之于阎锡山一样，阎锡山之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及其政府称得上是尽心尽力，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日子里，“由广州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复由成都到台湾。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人心，其混乱的程度，自不待说，而每到一地，立足未稳，又行迁移的情形，正如同一个王室的流浪王子一样。”尽管如此，蒋李之争中渔人得利，出长内阁的阎锡山还是难逃丢失大陆的指责。在代总统李宗仁称病离职、党总裁蒋介石背后掣肘，政治、经济一筹莫展的境况下，又要蒙受失败的责任，阎锡山的行政院长眼见着是当不下去了，辞职卸任只是个时间问题。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总统”职。同日，阎锡山呈请内阁总辞职。3月6日，中国国民党常委会临时会议准阎内阁辞职，并通过陈诚继任行政院长。当晚，阎锡山与徐永昌齐集贾景德寓所，就上述问题研究对策。当徐永昌说到“陈诚之新阁如立法院通过，公可遂其愿。如通不过，公欲去而不得事小，国家之形势将如何事大，应有所考虑”时，贾景德接着发表了如下见解：“如立法院通不过，院长可提出陈诚为副院长，通过中常会即可任命，不需再通过立法院。任命之后，令陈代理院务，按宪法副院长可代四十日，届时再提立法院通过，想不为难。”阎锡山马上表示赞同：“煜如之言甚好。我惟望顺利通过，倘通不过，即照此办。”徐永昌附和道：“此举要快，一得到通不过之消息，即往阳明山谒见蒋公，提出办法，迟则枝节并生，不好挽回。”计议停当，只等立法院的议决。不想次日，蒋介石即正式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3月8日，立法院会议同意陈诚继任行政院长。定局已成，“通不过”的问题已不复存在。3月15日，阎锡山出席新旧内阁交接仪式，正式卸任。与此同时，贾景德的秘书长生涯也就寿终正寝了。

从1912年入幕到1950年阎锡山内阁的总辞，三十八年如一日，“秘书长”贾景德事主惟忠，殚精竭虑；成败荣辱，无动于衷；升降沉浮，全不计较。过关斩将，败走麦城，阎锡山的足迹中无不融入贾景德的谋划和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了阎锡山幕僚的贾景德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我，其一生的成就只能依阎锡山而论。

为阎锡山送终

结束了阎内阁秘书长的历史使命后，作为点缀，贾景德先后有过几个头衔：1952年4月13日至1954年8月16日，代理考试院院长；1952年10月10日，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58年前后，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成员（晋系之惟一），与阎锡山同为总统府资政。然而，实际上形同赋闲。这样一来，贾景德与阎锡山不再是部属与主官，而成为至交知己。截止两人于同年先后谢世，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往来酬酢直至人生的终点，而且是愈往后交往愈见密切。

贾景德在从政之余，喜欢和文人学者相往来，并写过不少旧诗词。早在1919年就组织过“漫社”诗社。1923年，又在太原组织“韬园诗社”，和当时山西一些著名文人如郭象升、李亮工、常子襄等，诗酒唱和，关系密切。1941年，任职重庆时将其诗作汇刻成书，名曰《韬园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到台湾后，再出版《韬园文集》。赋闲期间，贾景德曾经致力于山西文化，主要是阎锡山治晋期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据台湾出版的阎锡山年谱长编记载，阎锡山在交卸行政院长的当天，即与贾景德等研究刊印《治晋政务全书》、《晋绥军事全书》、《要电录》等事项。阎锡山则在著书立说之余暇不时与贾景德等密友小聚，在探讨学理的同时兼叙旧情。

1957年10月29日，阎锡山七五寿辰（虚岁）。这一天，贾景德陪同阎锡山前往徐永昌寓所餐叙。

同年11月6日，阎锡山在贾景德寓所会见田耕莘枢机主教[zlky1] ，并赠惜别辞：请“建议天主教教宗作一个大弥撒，倡导成立世界议会，实行世界民主”。

1959年3月8日，阎锡山入住台大医院作健康检查，贾景德偕三军总医院大夫丁农前往看望晤谈。

同年8月26日，贾景德八十寿辰（虚岁），适逢水灾正进行救灾重建，遂请各界筹备负责人即行登报，取消原定一切祝贺节目，婉谢贺宴。阎锡山对贾景德之举措甚表赞同，蒋介石至贾景德寓所祝贺。

阎锡山进入老年后患有糖尿病、冠状动脉硬化等病症。贾景德虽然年长阎锡山三岁，却身体康健，精神矍铄。

1960年5月2日，阎锡山患腹泄病，伴有腿部脸部浮肿等症，并无大碍。20日，因感冒病情加重。次日，按照事先约定，贾景德陪同田耕莘枢机主教前往阳明山菁山草庐见阎。这时阎锡山已不能站立，舌僵，语言困难。贾景德见状速与三军医院联系，派大夫上山诊治。阎锡山病情趋于平缓。

23日上午8时，因挂念阎锡山病情，贾景德再上阳明山探望。阎锡山精神尚好，两人从容地进行了30分钟的谈话，内容多涉及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关头，阎锡山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反共复国”。他对贾景德讲：国家有总统（指蒋介石）领导，全国上下必能团结一致，反攻大陆，完成反共复国的伟业。惜自己已不能追随总统回大陆去，并深表遗憾。必须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完成世界大同。贾景德一边频频点头称是，一边尽力安慰。

随即，阎锡山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由感冒引起的气管炎转成急性肺炎合并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气喘剧烈，汗如雨下，坐卧不宁，情况危急。贾景德遂与家属商量，送台大医院急救。1960年5月23日11时32分，在前往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的路上，阎锡山在贾景德的陪伴下，因病情恶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阎锡山身后极尽哀荣，蒋介石特发“总统褒扬令”，举行国葬，政要致祭。当天，“阎伯川先生治丧委员会”成立，何应钦为主任，贾景德与唐纵为副主任。作为治丧委员会副主任，贾景德参加了从致祭、大殓到选墓地的全过程。在贾景德的主持督导下，经历次勘测，选定七星山之阳为阎锡山墓地，并动工兴建。

阎锡山遗体安葬仪式原定于10月5日举行，后因气候关系，推迟至12月6日。贾景德作为阎锡山政治生涯的伴随者和见证人，自然是这最后的仪式中必为可少的人物。无奈天不假年，为阎锡山安排好一切之后，贾景德没有来得及参加葬礼，就于同年10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紧随阎锡山而去，享年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