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夹边沟劳教农场 |
释义 | 中国作家杨显惠著有《夹边沟记事》一书,专题纪录这段悲惨的历史。 摘要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恰逢中国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约1500人饥饿而亡。 地理位置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是甘肃省劳改总局于1954年7月开办的一个国营劳改农场,它的场部是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东北约30公里处,夹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东南面叫临水,北面叫北湾,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台的沙石山被称作毛家山。这里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面积约为200多平方公里,利用北大河水灌溉。由于清水河在这里流淌,所以沟渠纵横、田连阡陌。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靠近金塔县。这里的土地大多是劳改犯们在荒滩上开垦出来的,也有用古代存留长城的土填埋出来的。 历史背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夹边沟的劳改刑事犯留下了一部分刑满释放的骨干,大多被迁到马鬃山劳改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其后,开始陆续往这里押送思想政治犯,有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还有些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还有在大学里被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干部,也有其它农场不听话的右派转送到这里来的。1958年最高峰时,夹边沟农场向省劳改局汇报的犯人数为3074人。但犯人陆续饿死或逃跑,又不断补充从别的农场来的不听话的右派分子和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实际来过夹边沟的劳教犯人,要超过犯人最高峰时的上报数字。夹边沟农场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加之从上到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高涨,管教对犯人越来越严厉,所以,当时有些右派听说要把他转到夹边沟农场,吓得腿子直打哆嗦。夹边沟农场有共产党员也有各民主党派的人士。 其中,1958年时女犯人曾达到32人。劳教犯们住的四合大院是原先劳改犯们住过的地方,周围是高不可逾的大墙,只有一处大门,大墙角落有高高的岗楼。犯人们都住在可容百余人的大监舍内。1958年5月份以前全场为一个大队,10个小队;6月份开始划分农业队、基建队、副业队;1958年底开始建新添墩作业站。 组织构成农业队为7个小队(梁进孝为队长),基建队为6个小队,另有科研组、医疗组、工业组、木工组、铁工组、磨面组、养猪组等专业小组。夹边沟农场为科级单位,下设教育股、财务股、生产股、后勤各股。生产股为农业、副业、基建三个大队。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由农场管教干部担任。各大队里有若干小队。大队和中队的文书、统计、粮秣、司务长、上士,小队长、班长,从劳教人员中挑选充任。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即服务队、园林队、蔬菜队。服务队包括马号、猪圈、羊圈、磨坊,共40人,下设4个班;园林队、蔬菜队各30人,各设3个班;直属中队共100人。一个中队是一个伙食单位。直属中队100人,加上在场部工作的右派,共120多人,是一个伙食单位,就是马号的人原来吃饭的食堂。这个食堂由于有猪圈、羊圈、磨坊和蔬菜,家底比较厚,伙食相对比较好。 其他还有一个医务所。场部设一个食堂。由于管教干部不足,劳教犯人不能当中队长,实际便没有中队干部的中队称为小队,小队长由犯人充任。到了明水农场后,增加了轻劳队和病号队场内有供销社、邮电代办所、场部医务室、伙房等等。场部共有管理干部和警卫三、四十人。农场党委书记为张鸿,场长刘振玉。 事件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饥饿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掉,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钻沙包”。 相关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4421916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