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曾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在张家口实行“包产到户”，并两次上书毛泽东，为民请愿，受到错误批判。八十年代，协助万里在安徽省小岗村，率先试行包产到户政策，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之一。

简介

简历(建国前 建国后)

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到张家口去调查 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脚”上 试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 上书毛主席，建议再“退”一步 壮志终酬)

简介

胡开明，1913年生，浙江乐清人。1932年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简历

建国前

1929年在温州中学参加反帝大同盟，从事爱国活动。1935年在北平国立东北大学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担任东大学生救亡会常委，北平学联代表。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他是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部长、西北抗日敌后救援会副主席、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京（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西安事变前夕，他作为总指挥，率领万名学生、市民从西安出发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直接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到晋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任晋东北特委秘书长。1938年任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

建国后

先后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河北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常务副主任，中共河北省顾委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4月12日14时57分在石家庄逝世。

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目前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方式，然而，它的确立，却经历了诸多的坎坷和曲折，无数的干部群众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胡开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到张家口去调查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9月下旬，胡开明受省委委派到张家口市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组组长。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胡开明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他又接到周恩来签发的任命书：“胡开明同志任张家口军分区政委。”

胡开明一到任，只过了几天，就顶着寒风，来到闻名的全省高产“元帅县”--张北县。张北县正在反右。县委书记刘文达和管农业的书记张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你组织了右倾反党集团？”胡开明开门见山地问张文光。

“我们三个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

“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平均超不过100斤。”

他来到了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

情况远比胡开明想象的严重得多。

胡开明开始了调查，调查中他发现，1958年以来开办的农村公共食堂不仅不利于农民克服饥荒，反而更加剧了困难。张家口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不少劳动时间；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难得分均匀，乃至出现多吃多占，产生不少矛盾，严重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要是各户自己开伙，可以省柴、省粮、省工。

面对这种情况，胡开明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向省里提交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公共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961年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张家口的食堂早已大部分解散了。

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脚”上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胡开明越来越感到，要想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饥饿，必须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开明看到了由苏联奥斯基柯等写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对书中讲到的集体农庄内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了很多：建国十多年来，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开始下降了。-个公社或大队，有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但在分配时，却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挫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胡开明立即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郭磊庄大队蹲点，吃住有农民家里，专门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郭磊庄顺利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根据郭磊庄的经验，胡开明亲自起草了《关于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并立即上报给省委。省委主要领导给胡开明打来电话说，张家口最好不要再扩大试点了。对此，胡开明在地委常委会上明确提出：“咱们还是干！咱们自己推广。”这个意见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全地区各社队的核算单位下放工作在张家口推广开来。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地区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广“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1961年8月24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庐山会议结束后，9月27日下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达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汇报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当即表示：原来的“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腿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腿在分配。随后，毛泽东又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省长刘子厚把张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

“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决定。”此时在场的胡开明激动的热泪盈眶。

9月29日，毛泽东将这次谈话记录转送给政治局常委和其他同志时。又写到：“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鱼的大发展仍然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这条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走了六七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算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并将郭磊庄的调查报告列为附件。中央这一指示指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并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要求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小队的工作做完。

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兴奋地给胡开明打来电话：“开明同志，毛主席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好，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

试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

一天，胡开明听说张家口市郊区的一个生产队的蔬菜种得特别好，走到这个队的菜地．一片葱绿，而周围生产队的菜地简直无法与之相比。什么原因呢？胡开明立即和地委农工部长前去调查。

一来到大镜门外的这个生产队，映人眼帘的就是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见到这些，胡开明心里有底了。这个队叫孤石大队，在田间、地头，他和社员、队干部亲切交谈，队干部吞吞吐吐地告诉他，他们是私下把蔬菜包给了作业组，作业组是自愿组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也包到组，叫做“三包”到组。现在，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他还指着邻队长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说：“这些菜地是四队和别的大队的，他们没有包，早一个月我们的菜地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从孤石大队回来，胡开明立即向书记处汇报了了解到的情况。胡开明建议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如果效果好，就在全区推广。

地委书记处研究决定，按照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地、县两级领导下去，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工作。

1962年7月下旬，中央给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官复原职，省委决定把胡开明调回省里工作。这时，华北局正准备在北戴河召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搜集材料。根据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建议，胡开明作为河北省北片的代表，仍以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名义，参加华北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要求在会上如实反映下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胡开明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赶回张家口，召开各类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觉。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形成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这份报告长达七千字。《建议》明确指出：目前农村生产责任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报告建议实行“三包”到组的方法，以解决实行生产队为基础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的问题。报告还例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胡开明决心在北戴河会议上把《建议》拿出来。

上书毛主席，建议再“退”一步

在华北局会议上，有人劝胡开明说，“三包”到组的“包”字太敏感，最好把“三包”字改为“三定”。但胡开明坚决不同意，他说：“包就是包，提建议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后来，胡开明把这个建议又认真修改了一遍，去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字，旗帜更鲜明了。7月30日，胡开明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的发言。8月8日胡开明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

8与9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组会上批评了有些地委、省委书记，代表富裕农民，搞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说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有的干部还主张包产到户，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显然毛泽东是动气了。在会上，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胡开明，说胡开明是“胡”开明。后来毛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8月16日

随着会议风向的转变，一些原来支持胡开明意见的同志也不敢讲了，有的干脆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会后，河北省委开始了对胡开明的批判。1963年1月5日，河北省委将关于胡开明问题的报告及其检查上报中央和华北局。报告认为，胡开明犯有方向性错误，但基本属于认识问题，工作上尚未造成严重损失。

1964年8月，张家口地委召开全地区各级干部参加的双千人大会，根据省委指示，公开点名批判了胡开明，认定张家口原地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把张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然后把胡开明下放到唐山地区搞“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开明被打成以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成为河北省第三号走资派。从此胡开明离开了家，离开了心爱的孩子和患难与共的妻子，一个人走过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漫漫历程。

1967年1月22日，胡开明被押往张家口，但无论经受怎样的磨难和痛苦，他都挺着胸膛做人，笑对人生。造反派称他是“快乐的黑帮”。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当接受批斗后，吃到埋在酸菜下面的腊肉、豆腐时，当三更半夜干部和乡亲们来看他，安慰他时，他更坚信，是非功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关于他在“文革”中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和肉体痛苦，凡经历过那个时期是人，都是可以想象的，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壮志终酬

1977年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胡开明作为“可以争取的力量”，离开了下放农村劳动的沧州青县大盘古村，到省委党校学习。在学习班上，他又对党的“十一大”公报中肯定“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对2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提出质疑。河北省委认为胡开明“顽固不化”，决定把胡开明分配到沧州市（县级市），任最后一位，即排名第八的革委会副主任。

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安排下，经过与刚刚就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的商议，胡开明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7月11日，胡开明离开了战斗几十年的河北，前往安徽赴任。

-到合肥，省委就把胡开明推上了“前哨”--兼任省委农委第二副书记（省农委第一书记由万里兼任）。此外，农委还有四个副省级干部，看来安徽省委是要下决心振兴全省的农业。

在经过了多方调查，11月中旬，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个规定突破了以往在农业生产管理上的一些框框，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个规定下发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8年安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本省的800里长江流段，水位比往年下降1至2米，淮河水位也大大下降，几乎干枯。6000万亩农田受旱，农作物、野生作物枯死，人畜饮水困难。预计全省粮食要比计划减少几十亿斤。

现实无情，如何渡过灾荒？这是摆在省委面前的首要问题。9月1日，安徽省委常委在稻香楼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召开会议，第一书记万里为全省的灾情而深深忧虑。胡开明发言：“大面积的秋种看来已难实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片土地抛荒，明年的生活指望啥？农民很穷，别说没有那么多的救济粮，即使有，他们又哪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更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何不借给农民去种？”

胡开明的提议引得了一片赞同声，万里也表示赞同。一个决议在会上形成：为保命，借给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而成的土地，谁种谁收谁有。

胡开明深知，让借地3分，到下面就可能借3亩，允许“三定”的生产责任制，推行的结果也许就是定任务到人，定则到底，定个彻底。胡开明由衷地赞赏万里。

果然，地处合肥郊区的肥西县山南区黄花大队，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将全大队1700亩土地分掉1400亩，每个劳动力承包1亩麦子地，半亩油菜地，并定出产量，小麦亩产200斤，油菜亩产100斤，规定超产时，没100斤可提60斤，弱减产时则百分之百地赔。随即，汤茂林又将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土地。很快，小麦全部点播完毕，国家指令任务完成之外，还比历年多播种8万亩。

然而，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中央虽然已经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做法，但仍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同志说：“天高皇帝远，先干了再说！”不久，万里来到了肥西县，他说：“不要怕，主要是把生产搞上去，包产到户又有什么可怕？”胡开明也来到肥西，坚决支持万里同志的主张。他引用毛主席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的话，指出，来自于群众的农业上的种种责任制的形式，只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改善了人民生活，就是标准，就是目的。

肥西的山南公社成了全县、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又来到凤阳县小岗村。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介绍了小岗村秘密“包产到户”的经过，试探地问：“如果指责小岗村是资本主义复辟，又怎能洗得清？”胡开明爽朗地一笑：“且不说算不算资本主义复辟，退-万步讲，即使一个生产队在搞资本主义，又怕它什么？不就区区一个生产队吗？我看呐，就让小岗村走下去，看它到底有多大能耐，能把社会主义搞垮。”

不久，万里受命调中央任职，匆匆离开安徽。

这时，围绕着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上的争论在全国还在进行，还没有结论。在安徽，新来主持安徽工作的领导，也反对万里在农业上的做法。在常委会上，争论的甚至拍桌子。但胡开明仍旗帜鲜明的坚决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他带领有关人员，再次来到肥西、凤阳，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用凤阳和肥西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一文。

这八个问题是：

（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

（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

（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

（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农业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

（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

（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甚至出现“两极分化”？

（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正式表态，指出：“农业政策放宽以后，一些事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了身，改变了面貌。”邓小平还指出：“总的说，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推动下，1980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危险。”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了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很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这个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

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为胡开明、葛启、解峰同志平反的决定》，此时胡开明在安徽已经工作了两年。《决定》指出：“胡开明等同志，几十年来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注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当时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根本不存在‘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委决定为胡开明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1982年10月26日至29日，胡耀邦到安徽视察，在听取了省委汇报后，胡耀邦说：“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从历史情况来看，1960年以后，在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先知先觉者，当时就主张要改革1956年以来农业上长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同志也好，还有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也好，还有陶铸同志。”

历史已经证明：胡开明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尽管这些先行者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全军覆灭”，但历史给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人民给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胡开明舒心地笑了，为自己，更为生活日益富足的广大农民，为蓬勃发展的农村改革事业。

注：此文原载《人物》杂志1999年第5期。作者：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