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长振（1977—），男，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九三学社社员、菏泽市华夏文化促进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学术论文获菏泽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三次，菏泽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一次。现为山东某高校教师。

个人简介

侯长振（1977—），男，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九三学社社员、菏泽市华夏文化促进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学术论文《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的纠结》、《九叶诗派的意象理论阐释》、《刘高兴：虚妄而又执著的奋斗者》等发表于《前沿》、《名作欣赏》、《山东文学》、《创作评谭》、《菏泽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其中《“方向”的确立与“问题小说”的终结》、《〈情人〉：欲望与情感的双重演绎》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摘卡》和《都市文萃》全文转载。

主要履历

1997年9月—2001年7月就读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年7月分配至山东省菏泽学院中文系，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职攻读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9月晋升为讲师。2008年9月加入九三学社，2010年5月加入菏泽市华夏文化促进会，2011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

学术论文概要

1、《在寻找和无可逃遁之间：戴望舒前期诗歌精神处境浅析》（载《西华大学学报》2004、4期）获菏泽市第二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论文提要：本文旨在对戴望舒前期诗歌内在精神的探寻，理解其精神处境，即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寻找和流浪之间，在逃遁和无可逃遁之间，阐释戴望舒对精神指归的关注和冲动，从而了解戴诗迥然的诗歌内质和风格。

30年代的戴望舒是一个“寻梦者”，在一种感伤的情调和思绪中感怀和体味着“现代文明”所赋予的难以摆脱的忧郁和茫然，并以敏感的知觉触摸着自我内心世界，追寻精神家园。在对“传统的回归”和“现代的抗拒”两种张力的排斥与糅合中达成情绪的平衡，呈现出独特的诗情，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奇葩。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撞和交融成为30年代中国文人作品中不可避免的旋律，然而戴望舒正是在或得普遍旋律的同时，拥有自己特殊的精神处境。他始终试图找到一元终极性的精神指归，但是复杂而多元的现实使他的单纯理想难以实现。对生存的处境和理性追求的悖论，使戴望舒避缩，而又无可逃遁，于是便浸染着现代的气息，继续做着他的“寻梦者”。

传统和现代，回归和抗拒，逃避和无可逃避诸多张力成就一种平衡美。这种看似矛盾、不可调和的力，既互相抵抗，有互相糅合，恰恰使戴诗具有了独特的、鲜明的民族气息和时代气息，完成了“新诗的第二次整合”、“在对立统一中实现艺术的新建构”。

2、《九叶诗派的意象理论阐释》（载内蒙古社科联《前沿》2006、6期）获菏泽市第二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提要：对意象从理论到实践的高度重视，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九叶诗派在此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立足于九叶诗派的意象理论，把其放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以期获得更大的历史意义和本体意义。

40年代的民族危机，使文坛普遍生长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这种回归，不仅是获得一种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是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那里获取某种依靠的力量。作为诗人，对意象的青睐，则自觉的达成了与传统的支持。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九叶诗派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探索新诗发展的新路向。他们对西方诗歌的吸纳已进入综合阶段，意象成为一种综合性很高的艺术手法。九叶诗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对意象进行打量，意象与诗的意义具有完整不可分性，意象对诗有“廓清或确定诗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经过意象化的“意志只是一串认识的抽象结论”，没有经过意象化的“情绪也不外是一堆黑热的冲动”。

九叶诗派是一个特立不凡的新诗群体。在40年代后期他们虽然还年轻，但对诗的思维却相当成熟，并将中国新诗提升到一个与世界诗潮对话而又不失民族个性的水平。本文尤其关注唐湜的“意象”理论。其系统性、前瞻性和示导性使诗派的创作艺术更为自觉，并为新诗研究提供理论范本。九叶诗派关于“意象理论”的探索，显示了“现代”品格，以其诗的双重结构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为中国新诗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未来探索的方向、道路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范本。

3、《“方向”的确立和“问题小说”的终结——关于赵树理现象的一种解读》（载《前沿》2006、8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现当代文学文摘卡》（季刊）2006、4期转载，获菏泽学院2007年度优秀科研论文三等奖。

论文提要：在解放区土生土长而成为作家并影响最大的是赵树理。他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而对赵树理作为“方向”的考察和对其“问题小说”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延安文艺”的规范，以及该规范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赵树理的小说和文学观一直是评论界言说的对象。40年代后期，他被作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邪不压正》引起争论。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时起时浮。“文革”中他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备受摧残，过早地离开人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的价值又得到肯定。此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他被关注，引起讨论。对赵树理的评价是与其农村写作紧密相连的，本文着重梳理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情况，以图揭示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对“当代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当代文学”在其生成过程中的一些复杂情况。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40年代后期解放区文学界倡导的“赵树理方向”是依照毛泽东《讲话》精神“想象”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赵树理小说的丰富内涵作了简单化的描述，同时也掩盖了赵树理小说创作、文学观念上某些带有根本性的局限，它是为了显示《讲话》后解放区文学实绩进而为全国解放后实行文学规范所采取的一个策略。“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是关于赵树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讲述中，突出了民间文化正统论者赵树理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主张相适应的一面，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对于“赵树理方向”来说，重要的是“方向”，而不是“赵树理”，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在于赵树理实际创作情况如何，而在于对其创作的阐释，正是这种阐释构造了意义，构造了“赵树理方向”。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成为赵树理后来写作上不幸的重要原因。

“问题小说”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赵树理是顺应当时时代要求创造并实践了这一创作方法的。解放区的老百姓希望通过看戏或小说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而赵树理的一系列“问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实际愿望，因而受到极大的欢迎。读者的喜爱和认可是其“问题小说”得以存在、发展、延续的基础。在特定的时期，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使他成为现代文学中继鲁迅、沈从文等大家之后又一写农村的现代乡土小说家。但“赵树理方向”赋予了赵树理太多的东西，作为一个“特别”的作家，如果说当初的他是受宠若惊却不无自喜地接受了“方向”这一桂冠的话，后来的创作实践及评价却使赵树理这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几乎不堪重负。

赵树理立足于农村为农民而写作的“问题小说”在其自身缺陷和同主流文学规范的“观照”和“反抗”纠结中最终走向终结。其实，这一宿命是早在“赵树理方向”的构建伊始便已注定了的。从一个作家被确立为“方向”和“样板”，到主流话语对其疏远疏离，再到最终的放弃，以及赵树理作为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在此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艰难而痛苦的努力（或抉择），从中所引发的我们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思考一定会持续下去。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思潮——兼与同时期大陆乡土文学的比较》（载《菏泽学院学报》2008、3期）获菏泽市第二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提要：国内真正接触台湾的“乡土文学”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关于“乡土文学”的论战开始的。但台湾所倡导的“乡土文学”与国内自“五四”年代以周作人“乡土文学”理论所倡导和鲁迅乡土小说所代表并形成的“乡土文学”无论背景还是内涵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界定并梳理“乡土文学”的概念与发展，在两者的比较中去发现各自的侧重，对研究包括台港文学在内的整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无裨益。本文选取台湾20、30年代的“乡土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从概念的提出，到发展的历史，并与同时期的大陆“乡土文学”进行比较。希望回归历史现场，在界定与对比中获得某些发现，以期重新认识那段文学史。

台湾文学20、30年代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主张写台湾本土的事物，而在形式上主张用台湾话语。显然，早期台湾“乡土文学”的倡导由于发生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其形式的东西更明显，甚至超过了对内容的关注。但它从文化的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将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发展的方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乡土文学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主体。而“五四”影响下兴起的以鲁迅乡土小说为代表——包括其后出现的“乡土文学”流派，他们在其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乡土”的认识却迥然不同。鲁迅的“乡土文学”观，即“在北京（异地他乡）写出胸臆来”、“现着乡愁”、“被故乡放逐”、“无情调”。另外，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可见，在理论的倡导上，20、30年代的大陆“乡土文学”与同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这一点，在创作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包括鲁迅在内的诸多乡土作家，如台静农、蹇先艾、废名、沈从文，以至40年代的赵树理等。他们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启蒙”的立场、国民的愚昧与麻木、农村农民“问题”，即以启蒙为核心理念，于城乡差别中探寻启蒙的道路，这一点即使是在被认为田园风光写作的沈从文那里我们依然能看得到。而台湾的乡土文学尽管涉及了对台湾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弊端、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小人物的众生相等的一系列内容，但由于作家对现实的批判伴随着困惑与伤感，激愤有余而缺乏启蒙和人性的自觉，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可理解为现实主义的别称。

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概念与内涵也几经变化。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出现了思潮和创作多元化的局面。在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中，既有继承乡土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青年作家群的崛起，也出现了由乡愁文学转化而来的探亲文学，更有都市主义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强大冲击。而今，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台独文学”由粉墨登场到明目张胆。所有这一切，在新世纪的今天，像一盘大餐摆在我们面前，不无迷乱。所以，在我们已经将台湾文学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学大家庭进行观照的历史大背景下，对作为其间最为重要的文学思潮的台湾乡土文学进行梳理与定位，愈来愈显现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祖国统一大业的深入发展，中国一定会统一，中国海峡两岸文学的裂痕，一定会在“乡土文学”这一文学优良传统中获得弥合和融合。

5、《刘高兴：虚妄而又执著的追寻者》（载《山东文学》2009、2期）获菏泽市第二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提要：刘高兴是一个生存在困惑与希望之间的城市拾荒者形象。他总是乐观着，自慰着，憧憬着，坚守着，并永远让自己处于思考之中，以此作为苦中取乐，同时也是作为区别于五富等人的主要标志。刘高兴、五富，还有韦达，三人是对照而存在的。其实，五富（包括黄八）和韦达的形象构成了刘高兴性格中的另外两个层面，三者共同塑造出作品中立体丰富的刘高兴形象。本文立足于文本分析，以期分析出自己心目中刘高兴的形象。

发表在《当代》杂志第5期上的长篇小说《高兴》是贾平凹的最新力作。小说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小说中刘高兴这一形象是现实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承载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思考：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大量涌入他们梦中向往的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人性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刘高兴在征服城市历程中的艰难，昭示了一代农民寻求城市梦想进程中的犹疑、困惑与无奈，无疑具有着很大的典型性。

刘高兴是一个生存在困惑与希望之间的农民工形象。进城后的刘高兴颇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他总是乐观着，自慰着，憧憬着，坚守着。除却拾破烂，他以吹箫来自娱，并永远让自己处于思考之中，以此作为苦中取乐，同时也是作为区别于五富等人的主要标志。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奏效了，此时的刘高兴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与《阿Q正传》中的阿Q一样，小说的前一部分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让我们充分感受了刘高兴的生存态度之后，刘高兴也恋爱了。恋爱对象是27岁的妓女孟夷纯。但他与孟夷纯之间是所谓爱情吗？两颗孤单而又苦命的灵魂的自然契近，或者说是孟夷纯无奈的选择而已。所以，他与孟夷纯的恋爱只能以失败而收场。

刘高兴、五富，还有韦达，三人是对照而存在的。其实，五富（包括黄八）和韦达的形象构成了刘高兴性格中的另外两个层面，三者共同塑造出作品中立体丰富可信的刘高兴形象。如果说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的刘高兴是奋斗者、梦想者的刘高兴的话，五富便是刘高兴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接受贫穷却又永远充满抱怨。而韦达这一城市成功者无疑代表了刘高兴企图征服城市获得认可的最高理想。最终，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五富死了，被引为同道（另一个“我”）的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而自己深爱的女人孟夷纯被抓进局子。与刘高兴关系最为紧密的三个人最终都远离他而去。这并非偶然，正是作家的巧妙安排。五富之死，表明经历一番拼搏的刘高兴依然孤独；韦达的终被证明非自己换肾的老板，正预告了刘高兴理想的最终破灭；而与妓女孟夷纯的短暂爱情也注定是绝望的，尽管他曾为此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我这么安排，是想表达他与城市的关系，刘高兴是无法融入这个城市的。刘高兴的命运也就是农民工的命运。”

小说结束了，各色人等都有了他们自己的归宿。但生活会依然进行，所幸刘高兴依然会留下来，留在这个城市里，永远在为了获得城市的身份认同而拼杀着、奋斗着。如果“拾荒”是他不可摆脱的宿命的话，而对待这“宿命”的态度却是可以选择的。面对于此，有人选择自我堕落，有人选择蝇营狗苟，而刘高兴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忍受”。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但其中不乏老庄式的哲学与智慧。更何况，这种选择本身就需要勇气——一种直面生活真相的勇气。刘高兴可能还会遭遇种种挫折、坎坷，甚至不幸，但只要为着心中的梦想而活，脚踏实地、坦然面对，高贵的灵魂总是令人尊敬，坚守者的姿态永远值得景仰。

6、《朱健的诗和文：穿越历史沧桑的睿智与豁达》（载《名作欣赏·下旬刊》2010、5期）

论文提要：朱健（1923—），男，山东郓城人，原名杨镇畿、杨竹剑。曾以诗歌《骆驼与星》深受胡风赏识，成为“七月派”诗人之一。朱健一生经历丰富，当过汽车站站员、工厂文化教员、中小学教师、工厂厂长，也曾任职政府机构，1976年到1979年参加《辞源》修订，后从事电影剧本编辑和创作，曾任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89年离休后，在《读书》、《随笔》、《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国内知名报刊上连续发表许多文化杂文，引起广泛关注。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中沾染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非凡的心智、丰厚的学养、丰富的阅历，这位在长沙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山东人，曾被《南方都市报》誉为“最后的文化贵族”。

《骆驼和星》一诗发表在1945年《希望》的创刊号上，成为他的成名作。胡风评价此诗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诗中有很沉重的沧桑感，比较深厚的历史感和宗教感。此诗发表后，在诗坛引起关注，使得朱健成为“七月派”诗人。此后，因为诗，朱健与胡风通信来往了；也因为诗，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坛冤案里，朱健也未能逃脱干系。但所幸当年胡风曾对朱健写信直言：“不要到圈子里去混，那会把你拖干的”，于是朱健作为文坛外人士，并未受到成年累月的牢狱之苦。但也为此付出了很重的代价，被关押，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等等。关于朱健的诗歌，林贤治这样评价道：“作为‘七月派’诗人，朱健先生的诗，与整个战斗集体取一致的步调，明朗、激越、自由奔放。这是一个战斗者、探索者和觉醒者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诗人的诗歌道路。在这里，人与诗是合一的。”

1995年以后朱健出版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往事知多少》等一系列散文、随笔集，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成为中国文坛一景。《齐人物论》曾这样评价他的文与人:“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以《逍遥读〈红楼〉》和《碎红偶拾》为代表的散文、随笔，充分显示了朱健的散文特色。效法庄子，逍遥而游；旁征博引，钩沉训诂；沾染一点，任意而谈；文字摇曳，余音袅袅；汪洋恣肆，大象无形。虽然，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视如缺陷固可，视如特长亦无不可，前人不云“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

从诗人到散文家，原本应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顺序，但在朱健的人生当中，中间却是漫长的一段空白，此间所有活动与文化毫无关联。也正是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让朱健在人生的首尾阶段寻找到了文字的乐趣与文化的魅力。有人曾给他总结过：干革命，写新诗，当厂长，搞《辞源》，又搞电影，再到写散文、随笔，都扯不到一起。他自己总结说，要是我有什么贡献的话，一个是《辞源》，一个是写诗。已是86岁高龄的他，面对寻访者，总是强调说，要澄清给自己的定义，他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朱健流荡大半个中国的人生经历，他传达给我们的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在他灵魂中的精神回响，他印在历史喧嚣的边缘淡然而坚定的足迹，还有那颗笑看风云不老的赤子之心……诗人彭燕郊说得没错，这是一位大孩子，走过历史，天真自然，少不了还存着一份激越。

建言献策

1、《关于高等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顶岗实习工作的几点建议》（参见九三学社山东省委网站）

2、《关于严厉打击高考舞弊，积极维护社会公平的建议》（参见九三学社山东省委网站）

3、《关于切实发挥地方高校作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参见九三学社山东省委网站）

4、《关于在中小学开设饮食教育课的建议》（参见九三学社山东省委网站）

5、《关于大力发展群众文化，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参见九三学社山东省委社刊《齐鲁社刊》200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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