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中国明代第一个年号，时间为1368年—1398年，当时在位皇帝为：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实行了较开明的经济政策，鼓励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序上提高了低层民众的地位。政治较为严苛，除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外，强化了科举制和对官员的控制。

洪武的意思

皇帝生平

《大军贴》

洪武政治

靖难之役

洪武军事

经济政策

社会矛盾

洪武的意思

洪武的含义是：洪大的武功

皇帝生平

皇帝名字：朱元璋即位时间：洪武元年（1368）正月四日

即位年龄：41

在位年数：31

驾崩年龄：71

世系：朱世珍之子

朱元璋（1328年-1398年），幼名朱重八，改名朱兴宗，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位31年。庙号：太祖

病死，终年71岁，葬于应天孝陵（今南京市城外钟山南面独龙阜玩珠峰下）。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少年时曾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旱蝗灾害，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相继死去。为了糊口，朱元璋投皇觉寺出家当和尚。但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游食于皖西、豫东三年，历经磨难。此次外出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时值红巾军大起义爆发，红巾风暴席卷江淮平原。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领导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击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整个队伍的控制权。

此后，朱元璋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扩充队伍，领兵南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被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授为左副元帅。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今南京），并被宋政权授为江南行省平章，又自称吴国公。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应天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为日后大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正十三年（1363年）至十七年（1367年）间，朱元璋先在鄱阳湖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谅，自称吴王。后又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沉杀韩林儿，全据长江中下游，奄有大江南北。派徐达、常遇春以主力北伐中原。次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同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元惠宗赶回大漠，元灭亡。此后，朱元璋又用十几年的时间平定了全国。

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在位期间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

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官贪吏残的情形。深恨贪官污吏蠢政害民。在建国之后，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当时法令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朱元璋称帝三十余年间，先后惩办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仅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有罪官吏发往安微风阳屯田者，即至万余人。在其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最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发，结果被追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地使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重惩贪吏，这对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朱明王朝世代永继，朱元璋空前加强中央集权。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十三年（1380年），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都察院监察百官，设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之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同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从而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朱元璋屡兴大狱，滥杀功臣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其中最大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胡惟庸是左丞相，深得朱元漳的宠信，因而权势日盛，遂专权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凡内外诸衙门上奏章，有不利于己者，辄匿不奏闻。一时四方钻营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莫不争投门下。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于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家属70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蓝玉是功勋卓著的大将，被封为凉国公，同样不知自忌，侵占民田，鞭打御史。又北征归来，夜扣喜峰关，关吏不即开门，遂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朱元璋也将他杀了，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人。所有勇武的元功宿将几乎在这一案中被杀光。

在两案之外，开国功臣死于非命的还有不少。明朝开国功臣侥幸得以善终者，惟有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朱元璋如此杀戮功臣，实千古所未有。

朱元璋认为用如此严厉的手段镇压臣下，整肃吏治，是治国之初所必要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一直使用。所以到晚年他曾下令严禁后人效法。

朱元璋出身贫困，称帝后的生活还是较为朴素、节检，不喜欢饮酒。江南行省的长官将陈友谅的一张镂金床送给他，他发怒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命人砸碎。他要求臣下写折子要文字简洁。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叫人念了6370字后还未听到具体的建议，全是空话，顿时大怒，叫人把茹太素叫来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他再叫人继续读下去，读到16500字以后才涉及本题，提出了五项建议，其中有四项他认为是可取的，便马上命令施行。同时指出这折子只要写500多字就够了，却写得这么冗长，但又承认自己厌听冗文而打了茹太素不对，并赞扬茹太素是忠臣。

朱元璋吸取元朝前期不立太子造成多次宫廷政变的教训,在称吴王时,就立了长子朱标为世子,称帝后立为太子,聘用著名文人和朝廷重臣教导他。太子成年后,就让他处理政事,学习治国,还常常教训他要仁、明、勤、断，这样才能保住天下。但是，朱标却温文尔雅，俨然是个儒生。他生性忠厚，不赞同父亲大杀功臣。每当朱元璋要杀功臣时，他总是要加以劝阻，要求父亲以仁慈为本，顾及亲戚情谊和兄弟友爱。为此父子经常发生争执。据说一次朱元璋要惩处太子的老师宋濂，朱标哭着求情。朱元璋发怒说等你做了皇帝赦他，太子听后惶恐不安，竟投水自杀而被左右救起。又有一次，朱标劝谏父亲。朱元璋不言语，第二天故意将一条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拿起来。朱标因为杖上有刺，不敢去拿，朱元璋说：“你是怕有刺而不敢拿，我把刺拔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朱标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上有仁君，下才有良民。朱元璋听后大怒，抓起一把椅子朝他扔了过去，吓得朱标逃入内室，从此惊吓成病，抑抑而死。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心力交瘁，终于病倒。病势转危，便立遗诏说他称帝31年来“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写出了他辛劳的一生，也写出了他处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之中的心境。遗诏中命太孙朱允炆继位，诸子各自镇守藩国，不必赴京奔丧，以防变乱。不久病死于南京西宫。

朱元璋死后，被谥为高皇帝，庙号太祖。

《大军贴》

《大军帖》是朱元璋写给部将的一封信。从内容分析，此时朱氏已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正全力攻打北方，战事频仍。大军所过之处，收降元朝官员甚多，就如何妥善处置告喻部下。信文明白晓畅，对研究明初军事形势和政治方略颇有参考价值。幅末有“朱”字花押。此帖行笔自然流畅，仪态生动，风神独具特色。如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行草第二十五》所评：“明太祖书雄强无敌”。惟笔画稍欠法度，然雅拙中不乏挺拔。

朱元璋《大军帖》，纸本，行书，纵33.7厘米，横47.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大军贴》释文：大军自下山东，所过去处，得到迤北省院官员甚多。吾见二将军留此等于军中，甚是忧虑。恐大军下营及行兵，此等杂于军队中，忽白日遇敌不便，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难以姑假补之。亲笔至日，但得有椎柄之官员，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使伏其心，然后用之，决无患已。如济宁陈平章、卢平章等家小，东平马德家小，尽数发来。至京之后，安下稳当。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旧官去处言，信人心可动。朱。

洪武政治

明朝初年，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行中书省则总管一省军、政、司法。不久，明太祖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九年（1376），他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布政使司之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地方政权，长官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州）。洪武十年（1377），又设通政使司作为皇帝的“喉舌之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十三年（1380），复以“谋不轨”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不许再议置丞相。秦汉以来行之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明太祖废丞相后，挑选几名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朱棣）时，阁臣可参予机务，但不置僚属，不得专制百官。仁宗（朱高炽）开始，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土，阁臣权力渐重。

洪武初年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改称都察院，长官有左右都御史等，专职弹劾百司。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官员。监察御史正七品，官阶虽低，威权却重，外出巡查，号“代天子巡狩”。此外还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驳正章疏违误。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除负责侍卫、密缉盗贼奸宄外，北镇抚司还掌管诏狱。通过这些监察机关、言官和特务，皇帝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吏和百姓的控制。

《大明律》和《大诰》

洪武六年（1373），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旨编定《大明律》，明太祖亲加裁酌，后又经三次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全书计30卷460条。《大明律》维护君主集权，如《吏律》规定，大臣私自选授官吏者斩，交结朋党者斩，凡违弃制书、误犯御名庙讳、遇事应奏不奏等等，或笞、或杖、或罢职，甚至斩首。《刑律》对于谋叛、谋大逆等量罪，重于唐律，不但共谋者不论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其祖父、父、子、兄弟和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侄不限同籍，也一律处斩。《名例律》基本保持了唐律中的“八议”而略作更动，凡皇家的亲、故以及列为功、贤、能、勤、贵、宾八类权要势家，如果犯罪，官吏只能奏闻，不得擅自勾问。但是，《大明律》也规定严禁功臣勋戚恃势接受投献，用虚钱实契典买和侵占他人田宅，不许奸豪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凡诬告者加等治罪。这些规定对保护小生产者的财产和人身，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颁布亲自编撰的《大诰》，接着又颁行《大诰续篇》、《三篇》。《大诰》三篇汇集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转嫁赋役、侵吞税粮、抗租误役、流亡隐匿等案例和凌迟、枭首等重刑，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野蛮和残暴。

明太祖还实行廷杖制度，在殿上杖责大臣。他的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则被鞭死。终明一代，廷杖作为慑服公卿、维护皇权的残酷手段，经常被滥用，使“天下莫不骇然”。

科举、学校制度

明朝设科取士，定期会试，三年一科。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府（州）、县生员，即所谓秀才，先赴省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及格者称举人。隔年，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及格者再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或称殿试），中选者为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为状元，探花，榜眼，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一甲的三人直接进入翰林院，再从进士中考试，考得好的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为官。考试的办法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进士不仅在发榜后即可任官，而且有做显官的希望，于是，监生的仕途逐渐被进士科排挤，致使国子监逐渐衰落。

明代学校分三类：中央国子学、府（州）县学和市镇乡村民间社学。洪武十五年（1382），国子学改名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府（州）县学除各有训导外，府学教员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分官生和民生两种。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数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民生由各地推举。监生最多时近万人，学习课程有《大诰》、《大明律》、四书、五经和《说苑》。

明文字狱

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明初，士大夫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部分故元遗老和原张士诚的臣僚，对新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人被明太祖用杀、关、徒等刑法加以镇压。大部分地主文人虽归依了明朝，但明太祖对他们也不放心。这位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的皇帝，十分敏感，忌讳别人揭其老底，披阅奏章，动生猜疑。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便被处死。诸如此类，等等。这种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使许多知识分子无辜遭祸。

靖难之役

明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由，起兵反叛，剪除齐泰、练子宁、黄子澄等人。建文四年，南京沦陷，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明成祖废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建文三年改为洪武三十四年，建文二年改为洪武三十三年，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二年，并改年号永乐，表示直接继承太祖帝位。

洪武军事

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的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1380），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后，统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

在军队编制方面，自京都至府县，皆立卫所。每卫5600人，置卫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有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有兵120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每总旗下又辖五小旗，一小旗10名兵士。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分两种，一是五军都督府分统的四十八卫军。明成祖时，定名“五军”，增到七十二卫，并添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与五军合称“京军三大营”。三大营是全国卫军的精锐。据估计，洪武后期全国兵额约180万以上，永乐时增至280万左右。

经济政策

明初发展经济的措施 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明初，“土地荒芜”、“居民鲜少”是个普遍现象。

明太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他竭力主张通过发展生产，“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给民“实惠”，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明太祖出于上述考虑，于洪武五年（1372）颁布诏令：以往因战乱“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他还下令由朝廷代为赎还因饥荒而典卖的男女。同时，《大明律》还规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明政府于同年颁布了“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的命令，用宗法家长制的少长关系冲淡良贱的隶属关系。元朝关于地主打死佃户仅杖一百零七，赔烧埋银五十两了事的法令，明朝也不再沿用了。明初虽因袭元朝户籍制度，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但工匠已不像在元代那样长年累月服役于官府。

明代工匠基本上分成住坐和轮班两种。洪武十九年（1386）规定，各地轮班匠每三年赴京服役三个月。二十六年（1393），又按照政府各部门的实际需要，将各种工匠改为从五年一班至一年一班五种轮班法，每班仍服役三个月。轮班匠服役是无偿劳动，不但上工之日没有代价，连往返京师盘费也要自备。住坐匠从民间征集来京，隶属于工部，主要是替皇族生产，每月服役十天。永乐十九年（1421），其待遇改为上工期间按月支领月粮三斗，无工停支。不论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在服役时间之外，都可以“自由趁作”。

社会矛盾

明太祖针对地主富豪多聚族而居的特点，经常大量地把他们迁徙出本乡，如洪武三年（1370），徙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其中就有不少地主豪富；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民5300户于南京，三十年（1397），徙富民14300余户于南京，使这些豪强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

明太祖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严禁各级官吏玩忽职守，蠹政害民。高级官员要接受御史的监督，中下级官吏定期考核，称职者升，平常的复任，不称职者降，品德卑劣的罢职为民。对贪官的惩治尤其严厉，凡贪赃钞六十两以上者，剥皮并枭首示众。

为了防止有权有势的功臣对皇权造成威胁，朱元璋采取了无情杀戮的手段，加以打击。从立国伊始，明太祖就警告文武勋臣要吸取西汉韩信、彭越的教训。洪武五年（1372），他颁布《铁榜文》九条，严禁公侯与都司卫所军官私相结纳，不许擅役军士、倚势欺压良善、侵夺公私田地。后来又多次颁布诏令，规定了功臣权限。洪武十三年（1380），借口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大兴党狱。二十三年（1390），他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罪，杀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株连3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以谋反罪杀凉国公蓝玉、列侯张翼等，牵连1万余人。这2次党狱，元勋宿将被杀戮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