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贺恕在上海与李立三、王明发生矛盾的始末(在罢工问题上与李立三的争执 出任江西省委书记前后 信念的支撑 未出席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与王明发生矛盾)

革命轶事(一、初识毛润之 二 成立互助学友会 三 、北平大学里的旁听生 四、湘江怒潮 五、“新书报贩卖部”经理)

人物简介

贺恕（1899-1947），字仲平，号如心，后更名树，字君立，衡阳市耒阳太平乡寿洲村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党员，革命烈士。

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监禁于南京。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身受严重摧残，于1947年4月16日病逝，终年49岁。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历任湘南学生联合会首任总干事、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经济处党代表兼黄埔军校教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政治教官、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湘西南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人物生平

1899年，出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太平乡寿洲村（今衡阳市耒阳太平乡寿洲村）。

1905年，入私塾念书。

1917年，高中毕业后由耒阳县保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目睹富人欺凌穷人的现状和连年兵祸带来的灾难,萌生改变“不平世道的愿望”。在三师读书时结识毛泽东，二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于1918年8月一同赴北京大学旁听，认识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后，贺恕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发动各界抵制日货，成了衡阳和湘南地区学生运动的骨干，马克思主义的热心传播者。

1919年夏，贺恕邀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三师）的几位青年学生，组成衡阳和湘南地区第一个爱国团体——“沙子会”（又名“学友互助会”，因成员在湘江沙滩上谈心，讨论如何提倡科学、革新时政。故称沙子会），经常聚会商谈救国救民之策。

1919年6月初，贺恕以“沙子会”成员为骨干，于17日正式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任湘南学生联合会首任总干事。

1920年6月，毕业于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在进步教师蒋啸青资助下创立新书报贩卖部，任新文化书报贩卖部总经理，专售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书籍，推动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贺恕、蒋先云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3月15日，贺恕在沙子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革命团体“心社”，被《大公报》称为“衡阳学界之曙光”。“心社”纲领：“牺牲个人乐利，企图群众幸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预备为世界总解决时一部份底帮忙；作建设新社会时一个健全坚实的基础。” “心社”以“改造自己和改造社会”为宗旨，倡导“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并编印《明星》、《先锋》、《三师周刊》等油印刊物，进行革命宣传。贺恕撰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主持湖南第三师范贩卖部，筹办衡阳文化书社，发起组织马氏学说研究会、星期讲演会。心社的活动在衡阳学界中产生了一定影响，颇受一般人信仰。

1921年6月，赴长沙协助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并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

1921年10月，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名衡阳籍中共党员。

1922年1月，贺恕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党员，后留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3年，从苏联回国，在北京、唐山、水口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回国后到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震撼全国的二七大罢工。军警追捕时，机智脱险。返回湖南后，毛泽东派贺恕去水口山铅锌矿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任中共水口山党支部委员和工人干事教育股副股长，利用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校长身份开展工作，号召工人们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起草了《告矿工职员书》、《告矿山工人同胞书》和《罢工宣言》，点燃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烈火。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派兵镇压，追捕其妻子，杀害其儿子。他没有被吓倒，又把革命引向农村。

1923年，“二七”惨案后，受毛泽东派遣，赴衡阳筹建中共湘南区委。

1924年2月，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长，回到耒阳与刘泰等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耒阳支部和首届中共耒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4年冬，贺恕应毛泽东之约赴广州工作。

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旋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经济处党代表，并兼任黄埔军校教官，后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任政治教官。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受通缉，贺恕携妻转移至长沙郊区开展地下斗争。同年冬，由省委派赴宝庆（今邵阳）任中共湘西南特委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重建了中共宝庆、武冈、龙山和锡矿山4个特区委员会，开创革命新局面。

1929年春，离开宝庆赴上海，历尽艰辛，找到中共中央。1929年冬，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他同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斗争，其四子一女遭惨杀，家破人亡，而革命意志更坚强，斗争精神更振奋。

1930年，江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兼任何香凝女士秘书，撰写《廖仲恺年谱》，与“左联”过从甚密。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后监禁于南京。

1937年下半年，经多方营救出狱。

1937年10月后，回到虹口区平民学校，继续坚持党的工作，鼓励妻子朱舜华参加党的地下活动。

由于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身受严重摧残，于1947年4月16日病逝，终年49岁。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贺恕为革命烈士。

贺恕在上海与李立三、王明发生矛盾的始末

贺恕、朱舜华（张琼）夫妇是在1921年、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前后立下汗马功劳。1922年，贺恕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会议。但带3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资料上很少见到贺恕、朱舜华夫妇名字，其中原因是在上海与分别李立三、王明发生路线上矛盾，受到李立三、王明不公正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央，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与中央失去联系，只能坚持基层的革命工作。

在罢工问题上与李立三的争执

1929年初夏，贺恕到了中央秘密的接待处。以旅社老板的身份，接待党内来往的同志。接待了从苏区来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军情况的陈毅。也派人护送了不少领导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由于身处中央领导机关，对党内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对一些领导开始执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李立三，同系湖南老乡，他们私交关系也不错，但是，贺恕同妻子朱舜华常常串门去李立三处谈工作，汇报情况时，发现李立三，对一些工作和任务有些急于求成，考虑问题时，不够周密细致，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常常发脾气训人，这使他想起毛泽东曾说过：“李立三同志是一门大炮，说话办事常常过头。于是，很婉转地向他提醒，不要急躁，讲究方法。但李立三自己认为处于全党的领袖地位，对贺恕的忠告，形同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1930年春，刘少奇从哈尔滨调来上海从事工人运动。这时，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工作，项英还在莫斯科没有回来，苏兆征患盲肠炎已离开人世，向忠发又是一个管不了大事，只看李立三眼色行事的人，因此，中央的一切工作都处决于李立三。对于刘少奇的到来，李立三没让他安顿好住处，就勒令他去沪东区工作。贺恕当时在场，对李立三的安排，抱有不同的看法，待刘少奇走后，他对李立三说：“少奇同志才刚到上海，一些基本情况还没掌握，你就让他去那个复杂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啊！” “危险什么？党员就得工作，就是掉脑袋也要去。”李立三板着一付冷冰冰的面孔，瞪了贺恕一眼。

“他现在还没找好一地方住下呀。”贺恕觉得李立三不大近人情，他怀疑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这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李立三说完，拂袖走了。

“这是什么作风，简直是太上皇。”贺恕望着李立三的背影，愤愤地咕哝了一句。就气忿忿地回到家里，朱舜华看到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问及情况，贺恕便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都是老乡，他怎么能这样对待少奇同志呀。”朱舜华听了丈夫的叙述的情况，也有些愤愤地不平。当即，夫妇俩商量，决定为刘少奇找房子。经人介绍，在杨树浦高郎桥一家豆腐店的三楼上，租了一间小亭子间。刘少奇和何宝珍夫妇对此非常感谢，当下把简单的行李搬了过去。贺恕看到刘少奇不时地咳嗽，并不时地吐出一口口的血痰，贺恕劝他休息几天后，再到沪东区去。刘少奇摇了摇头。何宝珍则拉着朱舜华的手说：“请你转告李部长，少奇他肺病又患了，去沪东怕是不行。”刘少奇在一边听了，忙忿断说：“立三这个人的脾气，我同他在安源时工作过，他一旦决定的事，一般不轻易更改，明天我就去沪东。”

“可是你的身体啊。”贺恕担心地说。

“不碍事的。”刘少奇摆了摆手势，又咳嗽一阵后，喘着气对贺恕说：“贺恕同志，你在他身边工作，有些事要给他提醒，他常常犯急躁病，这样容易出事。”贺恕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与刘少奇握了握手，就同朱舜华回到中央机关秘密住地。1930年6月，沪东区的工运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很快得到了恢复。一天下午， 刘少奇来中央向李立三作工作汇报，贺恕也在场。刘少奇把工作的进展情况作详细的汇报后，征求李立三对下一段工作提出意见。李立三说：“前段工作你做了一些，但还是不够的，根据你说的，目前要谨慎地发动工人起来罢工，我不同意，那是小脚婆走路， 总是怕摔跤，而现在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先要大干，不要那种小干。 你这是当群众的尾巴，而不是当群众的领导，思想有问题。”

刘少奇见他立三不听取意见。坚持主张要发动总罢工，又不好当面泼他的冷水，只得耐心地说：“罢工迟早要搞的，具体要看条件是否成熟，我在沪东各个工厂，作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一旦搞起来，很可能会失败。”李立三一听，嗖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回头询问少奇：“你怎么知道罢工一定会失败呢？斗争吗？要趁热打铁。”刘少奇见李立三固执已见，就默言无语地坐在一旁，再不开口了。贺恕见两人的观点不一致，觉得立三太武断了，便想提醒他：“少奇的意见，值得考虑，他在沪东知根知底，万一发动总罢工，就要死许多人，我们中央是一句话，而这句话就是千万人的行动，不考虑周到，那不是在大干而是蛮干！”李立三见贺恕也帮着刘少奇说话，而且一句句都冲着自己刚才说的每句话，心里很反感，碍于刘少奇在场，他不好对贺恕发脾气，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刘少奇下达死命令：“发动总罢工，必须搞起来，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执行也要执行。我还有别的事，你们回去吧”贺恕和刘少奇见李立三下了逐客令，两人相对无言，默默地走出门。临分手时，刘少奇紧紧地握着贺恕的手嘱咐说：“贺恕同志，他越来越偏激了，今后与他打交道，可要当心啊。”

“少奇同志，你放心，在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坚持真理，立三的底细我清楚，润之也清楚，在安源的时候，要不是润之修改罢工计划，他早出问题了。”贺恕不由想起8年前，李立三在安源时的情况，因为蒋先云是李立三的妹夫，他曾经说过他妻舅的事，干什么事，头脑发热，这应当说是李立三的老毛病。

“他现在代表中央说话，我们还是要灵活地执行，这次沪东罢工，凶多吉少，我心里是清楚的，现在唯有减少损失，争取达到好的效果。”刘少奇说罢，匆匆地走了。

这时，街巷中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火。盛夏傍晚的上海，是热闹的，人们有的把竹床搬到街道两旁，有的打着扇子在树下乘凉。贺恕回到家里，朱舜华已经把饭做好，可是贺怒只扒了几口饭便放下碗，朱舜华看到贺恕神情异样，心里暗忖：他一定又遇上了不顺心的事了。

“你怎么只吃一点就不吃了，是不是我的菜烹调不好。”朱舜华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贺恕摇了摇头，坐到一边，翻看着一本什么书。朱舜华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同李立三闹了意见。”

“对，他要少奇在沪东发动总罢工，少奇讲条件还不成熟，他不听，还批评了人家一通，我也帮着说了几句，他也不听，什么搞法嘛，对苏区，他要红军放弃根据地，去夺取大城市，想在一个晚上全国插满红旗，能办得到吗？”贺恕经朱舜一指点，嘴象放开闸门的洪水，滔滔不绝地放了出来。

“先云曾给我们讲，他妻舅脾气有些倔，我去劝劝他去。”朱舜华转身欲走。

“你是什么人，他现在是中央领导，向忠发都听他的，去了有什么作用？”贺恕忙制止妻子。朱舜华一想，也是啊，领导不高兴，对下属的正确意见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们还是互相了解的，为了党的工作事业，还是要去做一回说客，朱舜华最后决定还是去。这时贺恕也站起身说：“要去，我俩一起去吧。”于是，夫妇俩一起来到李立三的秘密住地。李立三见贺恕俩口子子夜登门，不知是什么事，便给贺恕和朱舜华各人沏了一杯茶，问道：“这么晚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还是下午的那件事，我们认为少奇同志对暂时不忙举行总罢工有道理的，还请你考虑一下。”贺恕直言不讳地说。

“哦，你们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李立三不等贺恕说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是的，正确的意见，还是要接受，不要脑壳发昏。”朱舜华补充说。

“这是中央决定的事，希望你们不要过问。”李立三眼望着天花板，固执地说。“老李，你说话不对，我是党内的一员，有权力过问。”贺恕见李立三态度强硬，已忍受不住心中的火气，严肃地责备起李立三，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火药味，双方都面红耳赤，朱舜华忙从中调解地说：“不要动气，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有什么意见可以慢慢地坐下来说清楚呀。”

“有啥说的，你们为什么要替少奇说话，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大媒人，但是，今天是革命，不能混淆到一起，感情代替不了政治，放尊重点。”李立三气呼呼地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朱舜华见他蛮不讲理，说话失控，便严厉地说：“立三同志，你说话不象一个领导，我们是一同从革命风暴中过来的老同志了。今晚来不是和你吵架的，完全是出自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能眼巴巴地看到你把全党引向危险的道路。”

“哼，你们从湖南跑来上海，是专门教训我的，请你们给我滚出去！我现在要工作了。”李立三憋不住心里的火气，大吼了一声。这时，贺恕早已按捺不住，扑过来一把揪住李立三的衣领喝道：“你叫我滚，嘴放干净点。”

“你敢行凶打人嘛，我废了你！”李立三也不示弱，伸手抓住贺恕的衣袖子。朱舜华一见，吓坏了，忙冲上去，把贺恕一把拉开，使劲推出门外。李立三在屋内气愤愤地将门哗啦一声关了。贺恕指着门扉骂道：“我看你李立三横行到几时。”夫妇俩边骂边回到家里。这一夜，贺恕一直没有上床睡觉,，心情似东海的波涛始终没有平息下来。

出任江西省委书记前后

1930年7月中旬，正在中央接待处密室中忙碌的贺恕，突然接到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陈竹平的口头通知，下午向主席要找他和朱舜华等三人有事吩咐，贺恕草草地吃完中饭，便同朱舜华来到善钟路向忠发的住处。这时，陈竹平已经先来了。向忠发还是一付古董商人的打扮，他躺在沙发上看一份什么材料，见贺恕夫妇来了，就搁下手中的材料，客气地让坐。贺恕在向忠发对面沙发椅上坐下来问道：“主席叫我们来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才找你们啊。”向忠发说着，重新拿起刚才阅看的材料：“江西省最近出了问题，省委书记张国庶同志被敌特抓住，碎尸沉了江，整个省委都遭到了破坏，中央决定委派你们三人去恢复那时里的工作，具体任务，贺恕同志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朱舜华任省委宣传委员，陈竹平任组织委员，希望你们尽快地适应那里的工作，具体联络，陈竹平同志已经清楚，我不具体说了，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当面讲。”贺恕听了向忠发的任职宣布，感到有些突然，但在革命斗争的年月中，调动升降职务是常有的事，但这件事是否与李立三吵架有关系？贺恕心里是明白的，李立三对不同自己观点的同志，绝不会放在身边工作，这次调动，无疑是立三的策划，他不出面，而让向忠发找自己谈话，这是名正言顺的，可见李立三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我们什么时候去江西？”贺恕问。

“自张国庶在7月5日被杀了后，其他同志被捕关押的也不少，现在江西党的工作已经瘫痪，希望你们尽快准备一下，明后天就去南昌。”向忠发站起身，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他是一个四十七八岁的人，身体长得又肥胖，遇上这盛夏的天气，全身流汗，显得十分疲倦，他的‘妻子’杨秀贞忙过来为他掀扇。这个女人原来并不是向忠发的老婆，而是向忠发经常出现在一些社交场面，向中央提出要有一位相般配的姨太作陪伴，才显得阔气。于是，经中央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后叛变)通过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周招英的介绍，才来到向忠发的身边。至于她的来历，有的说是妓女，有的说是一个有钱的太太，就不得而知了。贺恕同朱舜华、陈竹平觉得再呆下去，似觉不方便，便起身告辞。他们回到家里后，开始作赴南昌的准备。这时，刘少奇和何宝珍闻悉贺恕夫妇要去南昌，忙赶来送行。刘少奇对贺恕说：“江西是红白区斗争尖锐复杂的地方，而南昌是蒋介石反共指挥的前哨阵地，那里白色恐怖严重可想而知，若是没有联系上，就回来，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贺恕也提醒刘少奇在沪东区的罢工斗争中要谨慎。两个战友，互道珍重，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一直谈到子夜，才分手。

翌日，贺怒、朱舜华和陈竹平都化了装，贺恕扮作修锁的匠人，朱舜华扮作要饭的叫化子，陈竹平则装扮走江湖的郎中，他们三人分开乘同一辆开往南昌的列车到站后，走下车，便感觉气氛不对，只见到处军警林立。陈竹平按照中央特科交待的联络地点和暗语，到一家药店门口，就被敌人盯住了，因为药店被封，陈竹平情知出了问题，欲待离开，便被几个便衣特抓住，贺恕同朱舜华目睹了这一幕，也迅速离开现场，但还是被敌人跟踪上了。当晚，在一个小旅店也被抓了。经过搜查和盘问，没捞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关了监狱两天后，只好把他们放了，这时，贺恕身上所有的费用，已经全部花光，只好返回上海。陈竹平则经受了敌人的一番酷刑后，逼不出什么口供，也被放出牢房。

中央组织部见三人先后都回来，很不满意，批评贺恕等三人胆小怕事，逃避斗争。贺恕不服，顶撞了几句，气嘟嘟地回到家里。这时刘少奇与何宝珍来看他们，一跨进房间，发现贺恕神情诅丧的样子，情知这次赴南昌上任遭受挫折，便宽慰贺恕说：“对组织上的批评，应该接受，事情没办好嘛，改正就好了。”贺恕也询问刘少奇沪东罢工的情况，刘少奇也摇头说：“罢工已不出我所料，也没成功，眼下工人们的情绪受到打击，党内的同志也埋怨，我与你一样，挨了立三的骂。”

“这都是立三这个冒失鬼瞎指挥。”贺恕愤慨地说。

“是啊，他做事有些大离谱。”刘少奇附合着说。

“照他一套搞法，我们的党、红军、工运都会垮掉。”贺恕怒不可竭地在桌子上“叭”地拍了一掌。“我看乘早把他轰下去！”

“是呀，不轰下去，革命还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朱舜华同何宝珍很赞成贺的意见。刘少奇严肃地摇了摇了头，说：“你们也是冒失鬼，冒失鬼整冒失鬼有什么结果呢？党内斗争靠你们这样简单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吗？”

“那怎么办，如果不这样，我们就离开他们。”

“这可以考虑，但必须要经过中央的同意。”刘少奇点了点头，赞成地说。

第二天，贺恕和朱舜华走进李立三的住房，李立三冷声冷气地问：“你们俩口子去南昌怎么又回来了？”

“没有接上关系。”贺恕回答很干脆。

“那你们怎么办，组织关系已从中央调出去。”李立三翻了贺恕一个白眼。

“我们到工厂做工去。”朱舜华接过李立三的话。

“哈，凭你们这付模样，满口湖南腔，到工厂去能行吗？”李立三冷笑起来。 “能行。”朱舜华很坚决地说。李立三轻蔑地瞟了贺恕一眼。“既然你们要去工厂，中央不留你们。不过那补贴经费......”

“一分不要，我们靠做工养活自己。”贺恕不等李立三把话的意思说出来，干脆替他说了。

“中央分配你们的房子呢？”

“现在就退还中央。”

“你们这是对抗组织，我警告你们，到工厂后如果两个星期搞不起一次罢工，我要开除你们两人的党藉。”李立三气冲冲地用手指着贺恕大声斥责说。贺恕坦然地一笑，挽起朱舜华的胳脖说了声：“我们走。”便昂首挺胸走出门坎。

信念的支撑

天空下起了大雨，夫妇俩在一家店门前避雨。半个小时后，雨渐渐地小了，街道上有了行人。恰在这时，从街角转弯处，走来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他们仔细一看，竟是从沪东那边过来的刘少奇。

“你们俩在这里避雨呀。”刘少奇收起雨伞。

“我们也是刚从立三家出来，碰上了下雨。”贺恕望了望周围避雨的人都已经走尽，心里放松了许多。

“他同意你们的要求吗？"刘少奇又问。

“他想为难我们。"贺恕把交谈的过程说了一遍。刘少奇非常同情贺恕夫妇眼下的生活处境，也觉得中央这样做有些苛刻，便想了想，决定要他们搬到自家一块住。于是，他郑重地对贺恕说：“搬出来吧，没地方住，先住到我家去。”

“那怎么行啊，朱舜华疚意地摇了摇头。欲想推辞，可是刘少奇已跑上街面，当即喊了一辆人力车过来：“老贺，走吧，我帮你搬东西去。”刘少奇的热情，让贺恕十分感动，三个人说说笑笑来到贺恕的住处。经过来回两趟，当天就将所有家俱、日常用品、书籍等搬进杨树浦高郎桥刘少奇的家。对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也作了安排，朱舜华白天到沪东纱厂做工，晚上帮助刘少奇撰写文章的材料，贺恕则到世界书局任编辑。但是生活还是很拮据，为了节约几分钱，贺恕每天都是步行去上班，在同一编辑部的柳亚子见贺恕这么节俭，就对贺恕说：“别每天来回跑了，我腾出一间房子给你住吧。”贺恕摇了摇头拒绝说：“你家本来房子就紧，还让房子，你住那里啊？”

贺恕夫妇开始在刘少奇家是吃住在一块的，每月的生活费都靠刘少奇夫妇的28元津贴过日子。一天，贺恕同朱舜华在房里议论生活的事，忽然听到隔壁刘少奇对何宝珍说：“这半个月买米面没钱，把我那件从东北带过来的皮袍子当掉吧。”“你冷天穿什么？”何宝珍说。

“冷的日子还没来，到时候再说吧。”接下来听到刘少奇这么说。贺恕一听，忙让朱舜华去劝说。朱舜华去了，可何宝珍已经把皮袍子拿走了。朱舜华追出门，却没有追上。直到何宝珍把袍子当掉回来，朱舜华埋怨地说：“你们这样做，我们住在这里很不好意思。”

“舜华，快莫这样说啊。我们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呀。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贺恕同朱舜华听后，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不久，刘少奇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贺恕为了不再给何宝珍增添负担，把家搬到辣斐德路339 号。这么一来，生活更加紧迫了。一次，柳亚子来贺恕家串门，看到贺恕满屋子摆放着零乱的书藉，就批评贺恕：“你还是一个读书人，一点也不珍惜书藉，弄个书橱装书多好。”贺恕苦笑道：“我嘴里吃的还不饱肚，哪有钱买书橱呀？”柳亚子忙说：“把我家那个橱子拉来。”

“那怎么行啊？”贺恕忙婉拒。

“我是送给你的，又不要你付钱。”柳亚子有些生气地说。过了几天，柳亚子果然租了一部板车，把橱给送来了。

如果说贺恕夫妇在物质生活所遇上的困难尚可克服，最令他们难受的是同党组织处于脱离的状况。是从离开了党中央机关，他们夫妇的组织关系被编入地区支部。这个支部的书记叫林汗达，虽然也是个读书人，参加党组织较早，却不管党支部内的事，一年到头，三百六十天，不开一次支部会，也不做党的工作，对此，贺恕和朱舜华极不满意。一天，他们找到林汗达，提出过一次组织生活。林汗达听了，睁大一双金鱼眼，惊奇地望着贺恕说：“你们还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啊，中央可没把你们当党员看待啊，可笑！”

“老林，你这个说法有错误，我们是组织内的人，不能埋怨中央。”贺恕当即严肃地指出林汗达的认识有错误，林汗达一听，嘿嘿地冷笑一声，说：“啧啧，我说贺同志啊，你这是愚忠，中央把你们一脚踢了出来，还抱有幻想，我林汗达可不吃他们那一套，有他们过生活，没有组织同样过日子。”

“林汗达，你还是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要向党中央反映你的问题。”贺恕愤怒了，严厉地责问林汗达。

“哈，好笑极了，你这个被中央遗弃的党员，敢在这里教训起我来了，告诉你们，我不是什么书记，今后你们也别找我。”林汗达说完，气冲冲地甩手走了。贺恕见林汗达思想退化消极到这个地步，无奈地长叹一声对朱舜华说：“此人不象个党员，更不象一个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尽快向党中央反映。”说罢，同朱舜华找到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把林汗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可是这位负责人听了后，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只让贺恕和朱舜华先回去，等待他们处理的消息。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没有结果。打从这次后，他们除了从何宝珍那里得到党组织的一些讯息外，就再也没有同组织取得过联系。贺恕感到苦闷，多么希望有一个坚强的正确的党中央来领导全党啊！贺恕仿佛失去了前进的路标，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未出席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与王明发生矛盾

1931年1月，贺恕已在一个月前辞去了世界书局编辑工作，考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日语教员。朱舜华则被推荐到高昌庙小学(即江南造船厂子弟小学)当教师，一家的生活有了可观的改善。这时，他们从何宝珍那里荻悉一个重要消息，王明已从苏联回国后来到上海，对于王明，贺恕从党内一些同志口里获悉，他是一个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一些经典著作，据说能背诵得滚瓜烂熟。被誉为“理论家”。虽然来上海已有一段时间，但尚未谋面。一天上午，贺恕在辣斐德路339号家里备课，听到了门笃笃地被人敲响，他让朱舜华去开门，随即一个身着黑色中山装，鼻梁上戴一付眼镜的年轻人，文质彬彬地迈步走了进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贺恕同志了。”来人特别热情地走过来，握着贺怒的双手。接着，便主动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叫王明，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今天，我代表中央来看看你，随便聊聊，不会有意见吧？”贺恕一见，是鼎鼎大名的王明，心里暗忖：他今天独自一人来访，究竟壶中卖什么药？不得而知，但是，必定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想到这里，也客气地邀王明入座。

贺恕猜测得不错，王明正是为召开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搜罗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而来的。因为他获悉贺恕是遭受打击迫害的，而且了解到贺恕是一个饱览群书，知识渊博，留学过苏联、会懂几国语言的老党员，能有这样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对自己走上总书记的位置大有好处。

两人在客厅坐下后，王明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对贺恕大加赞扬一番。称贺恕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有理论水平，有治党治国的才能。贺恕对王明的这番恭维，心里感到可笑。便直言问王明：“有什么事，请明说吧？”

“你曾经留过苏，同我一样，在马克思主义海洋里泡过的人，这次中央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我征求过米夫同志的意见，他同意我请你出来，作为湖南的一名代表，相信你不会拒绝吧．”王明把来访的目的说了出来。贺恕微微地冷笑了一声：“王明同志，我是留过苏，可这党代表，是要经过湖南党组织的推选才行，再说，这次代表会又不是留苏人员的代表会，恐怕不妥吧。”王明一听贺恕这么说，心里被泼了一瓢凉水，看来，这个贺恕为人也不识抬举，只有从另一个角度做他的工作，王明想到这里，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说：“我知道你受过打击，有一肚子怨气，那是他们的不是，我王明不是那种人，对留苏的人员，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这次会议，我就是把这些同志一一地请出来。你放心，我王明会让你出这口气的。”贺恕见王明滔滔不绝地许诺和信誓旦旦的表态，心里象吞下一条毛毛虫，恶心极了。这哪是选代表啊，是拉帮结派，于是，干脆来一个曹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象一尊木头人任凭呱呱地讲下去。王明似乎看出了贺恕的冷淡态度，知道再多说下去没有用，便瞄了瞄窗外的天色，就梯下楼说：“啊，时候不早了，贺恕同志，你的代表名额，我会给留着，请你一定支持我的工作。”说完，用手抹了抹油光光的西式头。朝贺恕颔了颔首，走了。

朱舜华在厨房里做事，对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见王明走后，便出来问贺恕：“王明今天来拉你参加四中全会，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搞结党营私，我不当这个党代表。”贺恕忿然地表示说。

“王明比立三怎么样？”朱舜华又问。

“这个人能写会道，有一肚子马列主义名词，实际经验缺泛，他若当了中央的领导，也只会是纸上谈兵。”贺恕分析王明的情况，朱舜华也赞成贺恕不当这次会议的代表。这样，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缺席了一名湖南代表。这位代表便是贺恕。对此，王明甚为恼火，他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后，曾骂贺恕是个老懦夫，是扶不起的阿斗，什么工作也不给安排。好在刘少奇被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表面上对刘少奇很尊重，让人把少奇夫妇搬到北京路一家五金商店的楼上，住三个房间，并且还派了一保姆，但是对刘少奇提出的正确意见，王明却不肯接受。刘少奇对贺恕夫妇，仍同过去一样，关怀备至，每当领了津贴，常常要何宝珍来请贺恕夫妇过去改善生活，党内的一些工作，也常常交给贺恕去办。

1934年10月贺恕被捕。1937年经多方营救出狱。由于在狱中受尽酷刑，身受摧残，于1947年4月16日病逝。朱舜华后曾在何香凝组织的国难救护队当秘书和教师，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50年朱舜华任上海市教育工会秘书，有一次赴京参观，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派车把她接到中南海，合影留念。分别时，毛泽东主席问她:“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她说:“三十年前，我是个教书的，现在我仍愿做一个小学教师。”此后，她历任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虹口区人民政府文教科长、虹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打入“牛棚”隔离审查，她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坚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公开说:“你们的日子长不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她将补发的3100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自己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年，她抱病撰写了大量回忆资料，为编写革命史、烈士传提供素材，还常应邀为青少年讲革命传统故事。1981年9月28日上午8时，朱舜华含笑去世，弥留之际，她欣慰地对守护她的干部说:“我……不为……名利……一生交给革命。……我心里高兴……”。刘少奇和王光美多次到上海看望朱舜华，刘少奇还为朱舜华证明了个人历史。

革命轶事

一、初识毛润之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贺恕从外婆家踏上去衡阳之路。外公把他送至茭河码头边。只见茭河两岸，映入眼帘中的画面，却是一片萧杀的景象，大片荒芜的田野因春草还未长出来，都是枯黄枯黄的狗尾草，一些村庄，也是残垣败壁，破烂不堪，连年军阀混战。贺恕目睹这幅幅凄凉的画面后，对于已跨入青年时期的贺恕，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已经悄然萌生。

贺恕到了湖南三师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各类书本知识外，还大量阅读一些进步的课外书刊。一个晴朗的星期天，贺恕偕同学蒋先云，到衡阳市区蒸湘路一家书店，购买新书。贺恕在书架上浏览了一遍，问老板有没有《新青年》，老板婉惜地告诉他新到的《新青年》都已经售完，剩下还有去年一部分旧书。

“旧书中有《新青年》我也看”贺恕说。老板便从屋内楼上书柜中搬出一摞老杂志。贺恕便同蒋先云一本一本地翻看起来。当他看到去年上半年第三卷二号中刊载了一个叫二十八画生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时，心里一亮，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不是前不久湖南一师那个发出《征友启事》的学生呢？莫非这文章敢情也是他写的？贺恕想到这里，认真地把文章看完。果然文章写得很好。他把杂志递给蒋先云:“你看看吧,这个二十八画生把体育与富民强国的关系阐述得很深透。对加强国民体育之认识,已经超越过我们一般人的认识水平！”蒋先云听了贺恕一番赞赏，便也认真地读了一遍，确实为文章的观点所感动。

“这个二十八画生很了不起！”蒋先云在返校的途中对贺恕感叹地说。

“是他，要是能有机会，见见就好了。”贺恕心里萌生出要与二十八画生交友的想法。

当天夜里，贺恕在寝室里，又重看了《征友启事》和《体育之研究》两文，激动的思潮久久不能平息下来。结识这样的一位朋友，乃人生之幸事！他挥起毛笔，就着荧荧的灯光，给素昧平生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看了先生之《体育之研究》别开生面，受益匪浅，它给我们莘莘学子对体育之重要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又见先生广证朋友，多想与尔谋面，但愿将来成为志同道合之挚友，万望来衡一次，以逐心愿。

信发出数周后，那个名叫二十八画生的作者，果然给贺恕复函了。信中告诉贺恕，他不叫二十八画生，那是笔名，真名叫毛泽东，又名润之，在省立一师读书，行将毕业，至于所写文章，能获得你的推崇，很是高兴，关于见面一事，待暑期去常宁水口山时，顺道衡阳，与你尽情面谈。贺恕看罢信，几多高兴，只差没蹦跳起来。

1918年7月，湖南三师已放假，立刻变得十分静谧起来。这时，只有贺恕、蒋先云等几个同学，还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共同约定，待见了毛润之后，再各自回乡。这一天黄昏，炎热的太阳刚刚落到雁峰寺的背后，贺恕从食堂里吃罢饭出来，忽然学校老门卫走过来说：“外边有一位高个青年要见你。”

“找我的，会不会是那个叫润之的人？”贺恕随门卫来到校门口传达室，一跨进门坎，只见一个身材高挑，仪表堂堂的英俊青年映入贺恕的眼帘。

“你是……”贺恕待要向前询问，那青年急步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你就是贺恕同学吧？我叫毛润之，就是用二十八画生写文章的那个。这次我打算去水口山看一看，顺道来学校见见你们。”

“唉呀!你就是润之兄，我就是给你写信的贺恕呀!想不到你真的来了，”贺恕说着，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虽说是第一次见面，但那份喜悦崇敬的心情，已溢于言表。他把毛泽东领进自己的宿舍，立即通知蒋先云等同学来相见。毛泽东向大家通报了在省一师学习的情况，还讲了俄国在去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在座的人听了，都感到振奋和惊奇。“看来，我们中国也要走俄国的道路。”蒋先云首先发表看法。

“北平李大钊先生，已经在作这方面的介绍了。”毛泽东说。这时，贺恕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毛泽东：“最近，我看报纸上有一条消息，你与何叔衡，蔡和森等组织一个新民学会，有这回事吗？”

“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情，特来衡阳找你们的。今年4月14 日，我和蔡和森在长沙组织了十三个人，主要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你们若有兴趣，都可以参加。”毛泽东说完，大家拍掌响应。贺恕以贺延祜的名字报了名。当晚，毛泽东在贺恕的宿舍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贺恕邀请毛泽东去自己家里做客，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俩人在街上小吃店吃了早餐后，来到河边码头，乘上去茭河的小火轮船到达寿洲村。贺绍仪和曾玉莲见儿子领来一位陌生同学来家做客，很热情地招待了毛泽东。贺恕则将毛泽东视为兄长一般，领着毛泽东浏览了村子附近的山林、田园菜地，在游玩当中，听了毛泽东一番娓娓阔论之后，深深地被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人品所感染。从内心感到自己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和良师。

毛泽东在寿洲村贺恕家里住了一晚，翌日动身去水口山。贺恕亲自送毛泽东到茭河码头登船。临别握手时，毛泽东对贺恕说：“我这次回长沙后，准备同蔡和森去北京，主要是筹办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时我会给你写信来。”贺恕眼望着小船驶离码头，向下游飘去，心底瞬时掀起了一层层波涛……

二 成立互助学友会

送别毛泽东后，便返回湖南三师，自从认识毛泽东之后，仿佛眼前重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中国非变革难以图强的观点，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整个暑假，贺恕都在图书室和宿舍里度过。

又一个学期开始，蒋先云、唐朝英、屈子健、彭瘁夫等又相聚在一起了。除了学习课堂上的正规课外，还相互交换看了些课外新书报，如《新青年》、《劳动周刊》等，看了之后，常聚集在湘江河畔的沙滩上，一边进行日光浴，一边畅谈各自的体会，对有些不能说出的话，就用小木棍在沙滩上写出来，一旦有人路过，他们又都巧妙地用手抹掉。因此，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学都称他们开“沙子会”。其实，就是贺恕和蒋先云等秘密组织的“学友互助会”，他们选定人们很少来往的河滩上，开展小型集会活动，热烈地在讨论如何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如何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旧文体；如何革新时政，抨击封建弊政等重要问题。在学友互助会成员中，贺恕被学友们誉为“铁嘴”，他能言善辩，常常被他那温文尔雅、引经据典、侃侃的阔论所折服。

三 、北平大学里的旁听生

一个月后，正在翘首盼赴北平的贺恕又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说，他同蔡和森做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现在留在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一边听课一边协助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管理图书，希望贺恕接信后，即刻动身。另外，顺便经长沙时，替他捎一件毛背心。贺恕心里十分高兴，向校领导请了假，乘坐小火轮船到了长沙。第二天，找到杨昌济先生的家，把毛泽东托嘱捎带毛背心的事转告杨开慧，杨开慧已接到了毛泽东的信，把已织好的毛背心，逢了个小包，交给贺恕。

当天下午，贺怒离开杨家，找到了在湖南一师的夏曦，登车北上。一路上，俩个年轻人抱着追求人生真理的渴求，风尘仆仆的到达北平。按毛泽东信上所写的地址，找到了北京大学附近一家小旅馆。经询问，毛泽东外出还未回来，贺恕同夏曦只好等候，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附近胡同里的居民开始点灯吃晚饭，可是还不见毛泽东回来。两人正焦急之际，一个身穿蓝布长衫的高个青年人，从门外走了进来。贺恕仔细一看来人，正是毛泽东。

“润之兄！你让我们等得好苦！”贺恕放声喊了一句。毛泽东一听，高兴地放下雨伞，把贺恕抱在怀里：“我估计你们最近两天会到的，房子我已经租好了，三个人住在一块。”说完，领着贺恕和夏曦上了一层小阁楼。这是一间10余平方米的小住房，坐北向南，临窗摆一张小桌，供吃饭和写字用。三张木床已占住整个房间大部分面积，房间虽窄，但打扫得干干净净。

“将就着住吧，又能省钱又互相照应。”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床铺。随即，提了一只木桶。到楼下提了一桶热水，分开三份，轮流洗嗽。

“明天，我带你们去见李大钊老师，他住在校园宿舍。”毛泽东吃晚饭时，告诉贺恕和夏曦。

“我们早就想见李老师了。”贺恕兴奋地说。当晚，他把杨开慧捎的包袱给毛泽东后便倒头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他随毛泽东到了北大李大钊办公室，经毛泽东介绍，李大钊热情地握着贺恕的手说：“欢迎你们的到来，关于听课的问题，我已与哲学系和文学系的先生联系妥了，今天将手续办好，明天可以来听课。”

贺恕见李先生态度和气，待人热情，没有一点大学教授的架子，从心底感到钦佩。从第二天开始，贺恕就正式分配到文学系和哲学系里听课。良好的教学风气和大学的高深知识，使贺恕开了眼界，他似小池塘的鱼儿，游进了广阔的大海一样，吸吮着知识的琼浆玉液，在此期间，他还利用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广泛地一一阅读了许多中外进步书籍，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有时，贺恕在馆内看书，不知晨昏，肚子饿了就啃一个窝窝头，用自来水吞服，一个多月下来，脸瘦了一圈。毛泽东看到他这付模样，常常提醒他说：“贺恕同学，你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阎王爷正在向你招手哩!”

贺恕则笑着回道:“不会的,阎王爷要肥的，我干瘦没有油水，”说罢，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毛泽东关心和提醒，但贺恕还是求知若渴，持之以恒！一个星期天,贺恕又来到北大图书馆,他在翻阅报刊杂志时，突然看到《晨报》上刊登了鲁迅写的一篇杂文，题目叫做《我之节烈观》于是认真地坐下来细读。

“写得好!写得太好了！”贺恕看罢，由衷地大声赞叹起来。 正在这时，旁边一位戴眼镜，长相英俊的男青年，看到贺恕亢奋的样子，便问道：“贺恕，什么文章让你这位老学究佩服起来。”贺恕见有人问他，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常常以记者身份来看书的瞿秋白。他们几天前，也是在这个图书馆相识的。他们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心得，谈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的感想都有共同的观点。今天他们又在这里碰到了一起。

“瞿秋白，你看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把中国女人的节烈问题剖析得多么辛辣，使读者大开了眼界。”贺恕兴奋地讲述文章的观点和内容。瞿秋白听了，忙从贺恕手中接过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眼里闪烁着惊异的光芒：“周先生这篇杂文确实写得好。”

“什么周先生，他是鲁迅呀！”贺恕忙纠正说。

“周先生就是鲁迅，我与他很熟悉。”瞿秋白坦诚地说。

“你和他很熟？他人现在哪里？”贺恕一听瞿秋白同鲁迅很熟悉，感到很惊讶。

“鲁迅先生就住在附近，离这儿不远。”瞿秋白告诉贺恕说。

“哎呀!那就太好罗。明天你就带我去他家拜访拜访，行不？ ”贺恕恳切地央求说。

“行啊，明天吃罢早饭，我在校门外等你”瞿秋白很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天空中下着小雪粒，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吹着。贺恕单独一个人同瞿秋白来到鲁迅的住处，敲开门后，鲁迅热情地将他俩人迎进屋内。瞿秋白人还没坐下，就首先指着贺恕向鲁迅介绍说：“周先生，他是拜倒在先生脚下的，叫贺恕，衡阳耒阳县人，现在北大当旁听生。”

“你好，请坐下喝茶”鲁迅热情地握住贺恕的手，就亲自给两位青年人倒开水。鲁迅忙完后，坐下问瞿秋白：“那位图书馆的怎么没有来？”瞿秋白一听，一时想不起来鲁迅所问的是谁。贺恕忙向瞿秋白送了一个眼波：“周先生说的一定是我的同乡润之兄。”

“他今天图书馆里有事，没有来。”贺恕答道。

“唔，我是讲课时见过他一面，不知住在哪个地方？”鲁迅说。贺恕便用笔把毛泽东所住旅馆的地址写在一张稿子上，递给鲁迅。鲁迅接过看了看，微笑地点了点头对贺恕和瞿秋白说：“你们这些青年人都很好，有才学、有志向，特别是图书馆那个更好（指毛泽东），你们今后至多是他的帮手，我的眼力看人是不会错的，不相信，将来可以看得到的。”贺恕和瞿秋白都为鲁迅幽默的谈吐而折服，他不愧是文学大师，讲起文学，讲起北洋军阀的腐败，句句击中要害。三个人尽情地畅谈了一个上午。鲁迅留下两人吃饭。贺恕和瞿秋白也不客气，一块同鲁迅吃完午餐。临走时，鲁迅送他俩出门，并叮嘱贺恕：“回去后，代我向你的老乡问好，有时间，一起到我这里吃饭。”贺恕点头答应。

当天中午，贺恕回到租住的旅馆，正碰上毛泽东回来，贺恕便把鲁迅的话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于是在第二天，携带了一本罗素写的哲学著作，同贺恕一块来到鲁迅家里。鲁迅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三人交谈中，鲁迅发现毛泽东，人到哪儿，身上都带着书，很是赞赏。

从这次见面之后，贺恕同毛泽东便成为鲁迅家里的常客，直至到结束旁听学习生活。1918年底，贺恕背着一捆从北平购置的各种书籍，返回耒阳。

四、湘江怒潮

1919年春，贺恕、蒋先云聚于湖南三师钟楼谈论国事 。

“是啊，不知这次巴黎和会上，我们中国能否谈判成功。”贺恕接过蒋先云的话，忧虑地说。

“这就要看我们国家的政府了。”蒋先云附合着说。贺恕摇了摇头：“我看政府这样腐败无能，是靠不住的，只有我们自己起来，发奋努力去争取。”贺恕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什么似地悄声对蒋先云说：“我们那个沙子会是否改一个名字。”

“改什么名字为好？”

“就叫‘心社’吧，要改造自己，改造我们中国，就要心心相通，齐心合力”贺恕道出自己的想法。

“改得好!”蒋先云拍掌赞道。当天晚上，贺恕给从北平回湖南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成立“心社”的设想和计划。1919年夏，巴黎和会失败，正应了贺恕等人的预料。于是，在五月四日，激起了北平爱国学生的愤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6月初，省学联派何叔衡来雁城指导工作。贺恕同蒋先云以“心社”的成员为骨干，于17日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推举贺恕任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从而，一幅声势浩大的革命序幕，正式在湘南各县拉开。

这天夜里，贺恕同蒋先云召开湘南学生联合会骨干会，研究开展工作的部署。决定发动湘南25个县的学生罢课，迅速开展查抄日货的运动，贺恕布置完工作之后，天已经麻麻地亮了。

“贺恕,你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了,今天就不要上街演讲啦，在宿舍休息吧！”。蒋先云看到贺恕被熬得彤红的眼睛，关心地说。“不！今天是第一天，我不能袖手旁观，走！我们一起上街去。”贺恕不顾自己的疲惫，拉起蒋先云来到衡阳最繁华的蒸湘路，开始向来往的人们发表讲演。由于他口语清楚，富有鼓动性的说理，一下子吸引住行人们的目光，一个个都驻足倾听起来。这时，早有人报告衡阳反动当局，立即派人通知校部，严禁学生上街演讲，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当学校负责人赶到蒸湘路时，这里的人越聚越多，校负责人无法进入劝阻。张敬尧的鹰犬见制止不住事态，立即派出数十骑马队的军警，气势汹汹地向围挤的人群冲来。人们纷纷倒地，受伤的群众和学生被马蹄踏过后，鲜血满地，惨不忍睹。贺恕同将先云等，在人们的掩护下，迅速离开了现场。他们不能回校上课了，其实学校也早已按计划全部罢课。他们暂时藏在城内一位同学家里，继续指挥湘南的学运工作。

五、“新书报贩卖部”经理

1919年秋，停课一个学期的湖南三师，又恢复了昔日热闹时的景象，军阀张敬尧被湖南人民赶下了台。人们的脸上开始浮现了喜色，贺恕于7月底去了一趟长沙，获悉毛泽东正在筹备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他们自北平大学分手后第一次见面，两人亲密地寒暄一阵后，毛泽东将话柄扯上正题。

“贺恕老弟，我对你有一条建议，要焕发国民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必须加强文化宣传工作。我现在筹备文化书社，估计在8月底就能开张营业。我建议你们衡阳也可以办一家。书报我负责供应,怎么样？”

“好！有你的支持，我一定做好。”贺恕当即辞别毛泽东，乘船返回衡阳。当他走入校门，迎面碰上国文教员蒋啸青老师。因同为耒阳人，彼此十分熟悉。

“蒋老师，你好!”贺恕礼貌地打了一声招呼。蒋啸青微笑地点点头，说：“今天就要开课了，你怎么才来报到？”

“我去长沙有点事，耽搁了几天。”贺恕说。

“快把入校手续办了。”蒋啸青说完，转身欲走。贺恕忽然喊了声：“蒋老师，我有一件事找你帮助。”

“好吧。报了到来我房里谈。”蒋啸青留下一句，走进教师宿舍。贺恕办好入学手续，便匆匆地来到蒋啸青的住室。

“什么事？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尽力支持”蒋啸青不等贺恕把事情提出，率先表态。于是贺恕把办新书报贩卖部的事说了一遍。

“嘿！你这个学生伢，怎么想起做生意来了。”蒋啸青笑着说。“我倒不是想做生意，现在报摊书店卖的都是些旧书，而人们又很需要新的书报，但眼下就是经费短缺……”贺恕刚说到这里，蒋啸青已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便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想要我借给你经费吧？，行，你说要多少？”

“最少要借五百”贺恕见蒋啸青爽快答应，伸出五个指头。作了一下手势。

“行，五百就五百。”

贺恕有了蒋啸青的支助，又从家里要了一笔钱，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在三师校园里办起了新书报贩卖部，从此，贩卖部里经常出售诸如《社会主义史》、《俄国革命纪实》、《国际劳动运动史》等书籍和《向导》、《先驱》、《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劳动界》等报刊杂志。一时，贩卖部就如一朵盛开的鲜花，引起世人的注目，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市区，购书者、阅读者，象翩翩飞舞的蜜蜂彩蝶，纷至沓来。

贺恕在这些购书人当中，经常发现一位奇怪的购书者，她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长得端庄娟秀。高高的身材，婀娜的腰肢，常常穿一套裙装，留着两条长长的发辫，一看外表，定是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说她奇特，是因为她每隔三、五天，或中午或黄昏都要来购买部询问贺恕有什么新到书刊报纸，一旦发现是新书报，不惜重金，购上一、二十本。

一天黄昏，这个姑娘又来了。她一进贩卖部的门坎，就问贺恕，今天又有什么新书报刊没有。适贺恕刚刚从邮局取回新出刊的《湘江评论》是毛泽东主编的，见姑娘问起，忙答复说：“新来了几本《湘江评论》，你要几本？”

“我要买二十本。”姑娘语出惊人。

“你一个人要这么多？”贺恕惊讶地望着姑娘说。

“我要赠送给别人嘛！”姑娘瞟了贺恕一眼。贺恕迅速办理好交书手续。姑娘抱起杂志欲走，这时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姑娘只好等待雨停了再走。可是等了好一阵，见雨还在哗啦啦地下着，天色又渐渐地黑了下来，便显得焦急起来。贺恕看到姑娘焦急的神情，便从屋内拿出一把油纸雨伞递给姑娘说：“天已经落黑了，看样子你家离这里蛮远。拿去遮雨，明天给我送来就是了。”

“谢谢贺经理”姑娘含笑地朝贺恕颔了颔首。接过雨伞撑开，便冲入濛濛的雨帘中。贺恕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心里暗忖：这是一个爱学习、追求知识、思想开放的新女性。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下了一夜的雨，在黎明时停了。贺恕正在整理货架上的书籍，昨天黄昏来购书的那位姑娘又来了。她是特意来还伞的。

“小姐，你贵姓？”贺恕笑着问。

“我叫朱舜华，小时候爹娘唤我朱可君。”姑娘回答说。

“是衡阳人吗？”

“不！我祖籍汝城，爷爷很早出来做官，现在我们全家住在衡阳。”

“在哪所学校读书？”

“去年下期考入湖南女三师。怎么，你要写我的族谱？”姑娘笑了一声。

从此贺恕、朱舜华相识相知相恋，于1923年3月，贺恕与朱舜华结为革命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