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佶（1915－1969年），安徽天长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著有论文《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关于工人文艺》、《美学问题》，译著《欧根·奥涅金》（普希金原著）、《仲夏夜之梦》等。

个人简介

人物生平(早期 教员 任教 性格 翻译 主张 反对 报道)

个人简介

何佶，曾用名吕云圃，笔名倪平、吕荧等。安徽天长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1935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37年参加抗日战争，后返回西南联大复学。年轻时经常在胡风主编的著名文艺杂志《七月》上发表文章。历任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教授。1950年后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受批判离开山东大学，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批判胡风时，被定为“胡风分子”。“文革”中遭陷被捕入狱，1969年不幸在狱中去世。著有论文《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关于工人文艺》、《美学问题》，译著《欧根·奥涅金》（普希金原著）、《仲夏夜之梦》等。

人物生平

早期

何佶五岁丧母，七岁在家读私塾，1928年去南京读小学，第二年进南京中学。中学期间，爱好文学，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同时阅读鲁迅的作品和苏联的小说。1935年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发表爱国演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革命运动中，他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此间，吕荧参加了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创办《浪花》文艺期刊。1937年“七七”事变后，去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又与罗烽结伴赴延安，因道路阻隔，遂去山西临汾“民先”工作。1938年因病到四川修养。

教员

1939年去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成绩优秀。1941年毕业，选择了教员的职业走向社会，同时想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自己的文学创作。1942——1945年间在四川各地教中学，与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胡风、劭荃麟、冯雪峰、骆宾基等联系甚多。同时他与夫人潘俊德自筹资金，以“泥土社”名义出版论文集《人的花朵》，高度评价鲁迅、曹禺、艾青、田间等革命作家的作品。1946年春吕荧到贵州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与方敬等进步教授创办《时代周报》，宣传争民主、争和平、反内战、反独裁的革命思想。因受校方保守势力攻击，于1947年夏愤然离校，后辗转到台湾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4月，经香港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同年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任教

任教山东大学

1950年，何佶应邀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讲文艺理论课程。

1951年11月的《文艺报》（第5卷第2期）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某干事（后调离）的来信《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这封信指责和批评何佶在文艺学教学中所谓的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封信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大讨论。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这类的“文艺批判”总是和“运动”联系在一切的。因此，这封来信不仅在山大中文系也引起了思想震动（不如说是引起混乱）而且造成了一种‘运动’的声势”（李希凡语）。尽管何佶在《文艺报》上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XX同志没有去听过文艺学的课，可是他引了我在课堂上讲的话。这些话经他一写之后，和原意正正相反。还有一些话我根本就没有讲过”，表明自己的文艺理论教学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且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释文艺现象，尽管在运用过程中不是那么纯熟和全面，但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想大势，却使吕荧先生不得不接受《文艺报》（1952年第2期）上“编辑部的话”里概括的定论：“在该校的行政领导下，该系同学经过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之后，大都明确地认识了何佶同志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并迫切要求改进”。

性格

何佶的性格倔强执拗，他自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批判”。但是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很爱何佶的才华，他为了保护何佶，曾几次劝说他，只要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但以何佶的个性，是不肯做这样违背自己心愿的事的。这样，他终于不辞而别，拂袖而去了。

翻译

离开山东大学后，何佶来到北京。在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高级翻译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文艺界正在进行的美学大讨论，并卓然成为“主观派”的代表人物。

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在当时的美学界主要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是观念”，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吕荧和高尔泰；第二种看法以蔡仪为代表，认为美是客观的，“美在物本身”；第三种看法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其代表人物是朱光潜；第四种看法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种看法的代表是李泽厚。他们当时就美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何佶早在《美学问题》（1953年《文艺报》第16期）一文中提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他说：“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本身无所谓美丑，它们美或不美，是人给它们的评价”。1957年，何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美是什么》一文，又进一步提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他说：“我仍然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他在《美学书怀》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定义作了这样的解释：“美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美和善一样，是社会的观念”。他认为自己的美学观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宣称‘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映像，用以肯定美是物的属性时……美学就必然离开社会生活的基础，只能限于物本身立论，在物本身寻找美的规律（即种类典型），走生物学的美学道路了。因此，“辨证唯物论者认为美不是物的属性或者物的种类典型，它是人对事物的判断或评价”。

主张

何佶“美是观念”的主张，在当时许多“唯物论”者看来，颇有些“唯心论”的嫌疑，这当然得不到多少人的赞同。但何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对真理的探求，反而极力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这种“独战众数”的精神，凸现出何佶崇高人格，这也为他后来在胡风落难时敢于力排众议为朋友辩护埋下了注脚。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胡风和他的战友们如路翎、鲁藜、阿垅、绿原、曾卓、牛汉、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冀汸、张中晓等纷纷被捕入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和深入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年5月13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曾经和胡风关系密切的何佶，没有被列入逮捕的名单，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一篇《评<明朗的天>》的评论文章，分析曹禺新作的优劣。

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何佶与胡风就开始联系了。1953年胡风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后，何佶便成了胡风家中的常客。在胡风夫人梅志的印象中，“他比过去见得更为古板了，学究气更重了。他在我们家聊天很少有开怀畅笑的时候，只有文文静静地说点什么，他年纪并不大，但看去已没有了青年人的朝气，成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学者。”但“老成持重”的描述，绝对与1955年5月25日的何佶挂不上号。

反对

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到会的700多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接着，有20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着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

在这700人中，也包括何佶。将胡风等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何佶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经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畴，他还能够接受，可如今……这时，何佶走了上去。

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在此起彼伏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

报道

第二天，新华社报道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消息中，提到了这个与700多人不同的人—一何佶。“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十几年后，在文革中，何佶被捕入狱，罪名是手持刀威胁革命群众。起因是因为生活琐事他与人争吵，吵架时他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着——他正用它削苹果。

1969年，何佶冤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