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何午山 |
释义 | 何午山,电信与导弹控制专家。长期致力于电信工程专业,在军用电子设备、军事通信和电子对抗技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地空导弹事业创业者之一。参与组织实施了第一代地空导弹的仿制生产,对后继的发展途径做过深入的研究。在预先研究领域做过多方面的探索,在反导技术上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建立了地空导弹总体部的技术保障体系,为该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和环境支持。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和扎实认真的科研作风,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人物简介何午山,1922年2月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诗书世家。祖父,清翰林,父亲何允武,唐山交大毕业后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历任段长、科长、处长、工程师等职。何家子女10人,何午山是长子,父亲对他期望很高,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迁往内地工作,家庭经济来源困难,都一直鼓励他读书上进,这对后来他一生勤奋好学、努力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4年,何午山从省立上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毕业后,直接考人省立上海中学。1940年9月考入国立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外国在上海的租界,上海交大不能正常教学,加上转入内地工作的父亲资金邮寄发生困难,于是从当年2月起,经过交大同学会的帮助,几经辗转,途经苏、浙、闽、赣、湘、桂、黔、川八省,历时半年多才抵达重庆,转入到重庆交通大学学习。由于路途延误时间长,耽搁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到校后,他刻苦学习,不仅补上了耽误的功课,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而且从那时起,他就特别重视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利用住校有充分的课余时间,通过组装和修理收音机等活动,把书本知识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专业知识学的十分扎实,为后来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7月,何午山从重庆交大毕业,获学士学位。进入重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设计组工作,任工务员,从事军用短波电台和短波步话机的研制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肯于钻研,成绩突出,甚得上级的赏识。1946年厂方曾选派他去日本冲绳岛接收美军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军用物资。3个月后回国,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上海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参加磁饱和交流稳压器的研制,负责超短波接力通信接收机、短波通信机和广播收音机的研制生产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任中央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1953年9月随建制从上海调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机载多频段侦察接受机的改进和超短波侦察接受机频谱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1957年12月,又随建制调到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直至去世。历任副研究员,地空导弹总体部(二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副主任、二部科技委员会主任等职。30多年来,他不仅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规划论证与型号研制工作,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反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的研究与技术途径的探索,而且作为主管领导,还组织创建与发展了二部的技术保障工作,为总体部的型号研制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和环境支持,为二部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他先后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防部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地空导弹型号委员会委员,二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二部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午山一生埋头工作,淡泊名利;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学而不厌,追求创新;工作务实,嫉恶如仇;严以律己,为人师表;严格要求,诲人不倦。为此,他不仅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而且永远令后辈怀念。 个人简历1922年2月3日 生于浙江绍兴县。 1940~1944年 重庆交通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44~1946年 任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工务员。 1947~1949年 任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上海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1950~1952年 任中央重工业部上海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2~1957年 任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7~1965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二总体设计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设计部副主任。 1965~1983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二部副主任。 1983~1987年 任航天工业部二院二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7~1994年 被航天工业部二院二部聘为技术顾问。 1994年7月 逝世。 生平介绍何午山,1922年2月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诗书世家。祖父,清翰林,父亲何允武,唐山交大毕业后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历任段长、科长、处长、工程师等职。何家子女10人,何午山是长子,父亲对他期望很高,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迁往内地工作,家庭经济来源困难,都一直鼓励他读书上进,这对后来他一生勤奋好学、努力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4年,何午山从省立上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毕业后,直接考人省立上海中学。1940年9月考入国立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外国在上海的租界,上海交大不能正常教学,加上转入内地工作的父亲资金邮寄发生困难,于是从当年2月起,经过交大同学会的帮助,几经辗转,途经苏、浙、闽、赣、湘、桂、黔、川八省,历时半年多才抵达重庆,转入到重庆交通大学学习。由于路途延误时间长,耽搁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到校后,他刻苦学习,不仅补上了耽误的功课,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而且从那时起,他就特别重视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利用住校有充分的课余时间,通过组装和修理收音机等活动,把书本知识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专业知识学的十分扎实,为后来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先后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防部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地空导弹型号委员会委员,二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二部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午山一生埋头工作,淡泊名利;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学而不厌,追求创新;工作务实,嫉恶如仇;严以律己,为人师表;严格要求,诲人不倦。为此,他不仅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而且永远令后辈怀念。 主要论著1 何午山.星球大战——战略防御的新开端.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85 2 何午山.SDIPC3I所面临的问题及我们的对策.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讨会报告,1985 3 何午山.微电子技术是先进武器的基础.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89 技术成就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后,国防部五院全面转入自行设计阶段。为了贯彻聂荣臻元帅关于科研工作“预研、研制、生产三步棋”的指导思想,各单位都加强了预先研制工作。何午山在二部主管预先研究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他在参加领导反导弹武器系统大总体工作时,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于1972 年和二部其他领导一起,共同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地空导弹型号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当时美国对是否布署反导弹武器尚在争论之中,依据我国财力和工业、科学技术实际水平,发展反导弹防区技术条件尚不成熟,从战略总体上应该着重发展进攻性武器。对于反导弹武器系统现时只能搞预先研究,积累技术储备。上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二部积极认真地开展了预先研究工作。多年来,何午山在反导弹技术的多途径、反导弹、反卫星防御系统的探测系统、大系统的模拟试验、核电磁脉冲效应与抗核加固等领域,都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主管强激光反导弹武器总体的研究工作中,他发现我国玻璃器件的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短期内均达不到武器系统所要求的水平,便主动建议有关部门暂停上海光机所在这方面的探索,将已有技术成果应用于其他领域。1981年,他组织实施了对实践二号卫星的跟踪、测轨、轨道预报和目标反射截面的标定工作,组织领导了指控中心指挥所设备的研制。在实践二号卫星搭载试验任务中,二部研制的设备成功地实现了相控阵雷达、单脉冲雷达和中心指挥所之间的数据通信联系,从而为我国建立以空间目标探测为主要对象的指控系统奠定了初步技术基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为实践二号卫星搭载试验的总指挥,为防万一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他用极短时间在备用计算机上编排并调试通过了一套卫星轨道预报程序。当这次试验因意外情况发生主设备难以有效正常工作时,这套计算机程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保证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此外,他还长期担任《战略防御》刊物的主编,为其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文章。晚年积极参与了863-409高技术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相关人员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人物评价何午山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始终以事业需要为自己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几次调动工作都是在科研工作就要出新成果时转交给他人,愉快地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作为一位工程技术专家,他不仅自己工作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讲空话,不图虚名,而且严格要求其属下,从不护短。在他任二部科技委主任期间,他不仅严格审查报给他审批的各种技术设计方案和设计报告,指出任何一个可能的错误和疑点,尽可能不给分系统研制单位和协作单位造成误解或麻烦,而且他还多次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对水平不高的技术成果不予报奖,更不能报高奖。 他科研作风严谨,雷厉风行,十分珍惜时间,不但自己工作起来,身先士卒,争分夺秒,而且对他人的时间也十分珍惜。不管他手头工作有多忙,当别人向他请示问题时,他都立即停下手来,给予解答。有时别人见他忙,说过会再来,他总是说:大家都忙,不要因为我而延误了工作时间。对此,群众无不表示由衷的钦佩。业余时间,他除了有时欣赏他喜爱的古典音乐外,总是抓紧空闲阅读国内外科研文献和资料,从不用于吃喝娱乐,他认为那样是对生命的浪费。 何午山青年时期患过肺结核病,身体并不强健,而且爱人长期患病,难以自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家庭环境条件下,他不仅从未因私而误公,而且毅然从容地支持自己惟一的女儿赴西藏支援边疆建设。何午山长期担任二部技术领导,但他从来“当官不像官”,始终以一位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法纪和劳动纪律。1979年实行奖金制之后,他长期拒绝领取发给他的那份并非特殊照顾的奖金。当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国家已经按月付给了我工资,我又没有干更多的工作,也就没有必要额外再多领取更多的报酬。”根据他的地位和资格,在公务活动中,他完全有权利要求单位派车接送。但是,只要有可能,他都坚持乘公共汽车出行。同样,按照他的地位和资格,改革开放后,他本有许多机会到国外参观访问。但他从不为之所动,坚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到国外去见世面,开眼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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