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把汉字加以简化这项工作，一是指被简化了的汉字。后一含义一般多称为简化字。简化字是繁体字的对称。同一汉字，简体比繁体笔画为少。简化字旧称破体、小写、简体字、简易字、简字、手头字、俗体字、俗字。简化汉字，在古代是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变，到近代是字形的有意识的改革。

汉字简化方法(汉字的简体 新中国建立后的简化汉字工作)

意义

汉字简化方法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的简体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汉字就有了简体。发展到小篆时期，很多字体简化了。到了隶书和楷书时期，简化的字体更多。在汉魏六朝的碑刻中，在唐代的写经里，都有不少简体字。宋代以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流行的范围，数量也大大增加。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在其文书以至玉玺上都使用简体字。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提倡简体字的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21年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提出了整理汉字的办法：限定通俗用字在2000汉字左右；减少笔画，第一步采用已有社会基础的简体字，第二步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加以简化。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由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署。这个提案是把简体字作为运动推行的号召。提案指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提案主张把这种过去只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上。

钱玄同把简体字的构成归纳为8种：①全体删减，粗具匡廓（如“龟”作“龟”；②采用草书（如“为”作“为”）；③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如“声”作“声”）④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如“观”作“观”）；⑤采用古体（如“云”作“云”）；⑥音符改少笔画（如“灯”作“灯”；⑦别造简体（如“响”作“响”）；⑧假借他字（如“几”作“几”）。此后，接连出版了几种系统整理简体字的书籍：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怀琛的《简易字说》，书中提出 9种简易字汇，除日本字、译音字、复音字外，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根据《古烈女传》等12种书收简体字1600多个，反映了八九百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同年，北京自清榭出版卓定谋的《章草考》，收集了106种章草资料得章草3000个；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国音常用字汇》说明中指出：“宋元以来有一种通俗的简体字，旧称破体或小写，其笔画较普通之体锐减，赴速急就，颇切实用。现在应该把它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故本书对于习见之简体字，酌收若干，用小字附注于普通体之下，以示提倡。”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同年，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550俗字表》。1934年，钱玄同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在钱玄同的主持下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字2400多个。

1935年新春，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等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二月间由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在简体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到1935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这个简体字表是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草稿中的一部分。到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通令收回。这个时期，其他的简体字出版物有：1936年10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容庚的《简体字典》，收字4445个。都本草书，省笔而不失旧形，保持原字轮廓。1936年11月北新书局出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其中来自草体的占48%，来自俗体的占40%，有些字经过作者改写。1937年5月，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时期，简体字的发展主要在当时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油印报刊采用并创造了许多简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仅解放区使用的简体字在全国广泛流行，而且经过有组织、有领导的搜集和整理研究，最终公布了全国通用的简化字，确定了简体字的合法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的简化汉字工作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当时依据的原则是：整理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补充，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用行书和草书，但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是每一个繁难的汉字都简化。后经过征求意见，决定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在《第一批简体字表》基础上，经反复研究和多方听取意见，于1954年底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草案分三个部分：①798个汉字简化表草案；②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③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1955年2月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种报刊上试用。1955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任副主任委员，张奚若、沈雁冰、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邓拓、傅彬然为委员。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征求意见结果提出修正草案。删除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并把798个简化字，减为512个，增收简化偏旁56个。修正草案经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简化字由512个增加为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为54个。

修改后的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1月31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

《汉字简化方案》共分三个表。第一表为已经大部分报刊使用，即可正式应用的230个简化汉字。（表1《汉字简化方案》第1表） 《汉字简化方案》第1表续第二表为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的285个简化字。（表2《汉字简化方案》第2表）《汉字简化方案》第2表续第三表为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的54个可类推的简化偏旁。（表3《汉字简化方案》第3表）

经过试用，《汉字简化方案》中的三个简化偏旁作了修改：□（金）改为钅，□（鱼）改为鱼，乌（鸟）改为鸟，乌作乌的简化字。此外，三个简化字作了调整：娄（□、□）改为娄（□）不兼□，彻（彻、澈）改为彻（彻）不兼澈，仓（□、□）改为仓（□）不兼□。

简化汉字的原则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是在社会习惯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只作必要的修改补充。这是为了既照顾初识字人的容易学习，也照顾已识字人的使用习惯，便利简化字的推行。稳步前进是不把需要简化的字一次解决，而是分期进行；每期简化的字，也不是一次推行，而是分批使用。

《汉字简化方案》的简化方法是：①保留原字轮廓。如“龟”作“龟”、“虑”作“虑”②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他。如“声”作“声” 、“医”作“医”；③改换笔画较简的声符。如“拥”作“拥”、“战”作“战”；④另造新形声字。如“惊”作“惊”、“护”作“护”；⑤同音代替。如“里”代“裏”“丑”代“丑”；⑥草书楷化。如“专”作“专”、“东”作“东”；⑦会意。如“众”作“众”、“从”作“从”；⑧用简单的记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作“鸡”、“欢”作“欢”、“ 难”作“难”；⑨ 采用古旧字体。如“尘”作“尘”等。

1964年2月24日，国务院又批示：《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用作偏旁时，也同样简化；偏旁独立成字时，除讠、饣、乡、钅四个外，其他也要简化。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这个批示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分为三个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1986年 10月重新发表时又删去“迭”、“象”两字）。

《简化字总表》中有少数字附有注解。例如干是乾（gàn）的简化字，但乾坤的乾（qián）并不简化；吁是吁（yū）的简化字，但长吁短叹的吁仍读xū等等。

《简化字总表》有两个附录：一个是195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39个选用字，这些字习惯上被看作简化字。二是更改了的原来使用生僻字的地名。

海外一些国家华人社会的汉字简化 1969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供华人社会之用。其中大多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不同的只有67字。如场作□、开作□等。新加坡把这些字称为异体简化字。1974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其中只有10个是中国尚未简化的。如窗作囱，要作□等，其余的都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相同。1976年5月，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又对《简化字总表》进行修订，颁布《简体字总表》的修订本，删除这10个中国没有简化的字和67个异体简化字，做到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于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研究拟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使用的简化汉字。1981年2月28日出版《简化汉字总表》，收简化字2238个，也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一致。

泰国教育部本来规定兼教华文的学校一律不准用中国公布的简化字教学，后来联合国接受中国的简化字，国际上也都承认，于是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允许一部分兼教华文的学校教学。1983年12月18日又同意所有华文学校都可教学。泰国教育部还通知各有关部门发行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的手册，并在兼教华文的小学课本上附加简体与繁体字对照表。

一些使用汉字的国家的汉字简化 日本的简化字 日本使用汉字有1900多年的历史，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化字。1946年11月16日日本内阁训令第二号，内阁告示第三十二号公布为数1850个的《当用汉字表》，其中有131个简化字。这131个简化字中，与中国相同的有53个：宝、参、蚕、惨、痴、虫、担、辞、胆、当、党、灯、点、独、断、堕、国、号、会、挟、尽、来、礼、励、楼、乱、欧、麦、寝、区、声、湿、寿、枢、属、数、双、狭、献、学、医、余、昼、嘱、装、壮、状、随、台、体、万、峡、旧。字形稍异的有9个：

中国：触 写 条 窃 与 誉 炉 殴 称

日本：□ □ □ □ □ □ □ □ □

韩国的简化字 1983年 4月26日韩国《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化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其中与中国相同的有区、国、欧、旧、担、断、独、当、胆、党、乱、礼、宝、寿、属、数、湿、声、辞、随、医、余、蚕、嘱、虫、会、学、献、号29个，字形稍异的有□、□、□、□4个。

（叶籁士　傅永和）

现行简化字始见于先秦的有49字，占12.63%。

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

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

始见于隋唐的31字，占7.99%

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

始见于元代的有72字，占18.56%

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

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

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字，占0.26%

意义

社会学家、文化人士艾君撰文认为，简化汉体字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是针对2009年两会、2008年两会上关于“废止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提案”和“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引起的社会争议现象以及对简化汉体字意义误区的问题，艾君先生提出的辩证观点。艾君认为，“字”尽管带有文化的烙印，但它仅仅是社会人们交流思想，提供生活、工作便利的一种工具，当然也不否定在中国文化中也逐渐将“字”作为一种艺术的范畴去对待、去发展。但无论如何解释，“字”首先起到的作用就是“交流沟通”的工具。

为何要发展和简化字体？艾君观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加快，促使了“文字”的交流沟通功能本着更加便利和科学化发展而促使改造文字。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凡是最早发明文字使用古老象形文字的民族、国家都曾经辉煌过，但后来发明和使用简化符号文字的民族或国家却后来居上，说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字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了，繁琐的文字结构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了。所以，促使社会对文字简化的动力。为保护文字使文字更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以不至于丢失本民族文字，文字简化是必须的发展趋势。必须理清一个认识，简化文字的本身不是取缔、不是废掉、不是搬来别人的文字语言，而简化的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保护，这就是适应世界潮流而又不丢失传统，在发展中去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最好的策略。

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要保护它唯有两条路：一是实行双语教育；二是继续作为社会主流文字，以不断革新、变革，去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运行规律，去繁存简、去伪存真继续简化我们的字体，同时普及其他先进语言作补充。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如果还抱有对过去东西的依恋和复古的心态，只会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潮流。

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认为：汉字的简化的是中国文字的进步，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这是没有顾及到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用情感和政治代替了科学的判断。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段台词：“以后想问题要用脑子想，不要用骨头想！”我们就试着用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已，这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假如我们相信殷墟甲文与商朝的实用文字类似甚至相同，拿它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比如，从原来代表闪电的“申”字演化出了加“雨”头的“电”，用来表示雷电的“电”；加上立人旁，用来表示屈伸的“伸”；加上“示”字旁，用来表示神仙的“神”①。

上古字少，而语言中的词又很多，所以，有些字要身兼数职，一个字成为多个词的书写符号，表达不同的意思。兼职固然有省事的一面，但给阅读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要另行造字，力求一字一声、一意，字字专职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数由少变多；形体由单纯变复杂；字意分化、具体、单一、固定，正是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在那一千多年中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的；从东汉到汉字简化这两千来年间，汉字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正式书写的形体没有重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汉字简化的趋势”，就如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先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过程一样。这些都是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凭空幻想出来的。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以意定音，以音定形，见其字而知其音，读其音而明其意，这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古人注释文字，往往只需指明某字在某处的读音，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上古时，字数少，又没有字典，写作时找不到确当的字，用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同音假借”。字的发音是变化的，不同字的发音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几百年前读音相同的字，几百年后就可能相差很大，而使人难以看出它原来是哪个字的代用品。我们今天读上古的文学作品，文字是其中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字，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中的意思不同，因为他们是其他字的代用品。后来字数多了，有了字典，字的读音和意思渐渐地固定下来，借代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多音字，他们的读音和字意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一字多音，从来就是汉字中难弄的部分，精于文字的人都有意避免它。后代的人再用同音字来借代，就是文法上的错误了，章太炎把它叫做“借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字”。

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只”的“只”；“头发”的“发”与“发展”的“发”；“後来”的“後”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干”的“干”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假如我们一定要说汉字的优点，它的形体给出的，意义和读音上的丰富信息，必然是不可忽略的。许慎把汉字分成“文”与“字”两类：“文”是偏旁、部首和单纯字（偏旁、部首原来都是独立的字）；“字”是由“文”组成的复合字。“文”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提示字的意思；通过形声等方式，提示字的读音③。比如，“车”字，看着就象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上”与“下”都明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俗话说：有边儿读边儿，没边儿读中间儿，很好地说明了偏旁、部首对读音的提示功能。

简化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把偏旁、部首的这些重要功能消减了。首先，简化汉字把很多汉字表音或表意的部分去掉。比如“头脑”的“头”字，本来由表音的“豆”和表意的“页”组成。一切以“豆”为音符的字读都读“豆”；一切以“页”为意符的字都与头面有关系。这样，看到这两个字根，就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所指。而简化的“头”字，从字面上，我们既看不明它的读音，更看不出它意思所指。其次，简化汉字甚至把很多偏旁、部首都改了样，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提示字意的功能。比如，简化的“车，就不会令人联想起车子的原形；简化的言字边也看不出与口舌的关系。

所以，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致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

很多汉字由偏旁、部首这些字根组成，会用这些字根，学起就比较快捷、方便。简化汉字把这些改变或去掉了，学起来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得靠死记硬背。同时，简化汉字将若干分工细致的字重新归纳成一个多音、多意字，使汉字的字数骤减。从表面上看，减少了学习的总量。但由于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学习单字所要花费的功夫增加了。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而字数少，取意广，功能多、变通，则只适合那些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人。我觉得，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同样，因为简化汉字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汉语白话文中词的多音节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但远远不能把他们完全抵消。

在使用上，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多音和多意字大大增多，严重地妨害了使用者对文字精确的驾驭。加上现代汉语白话文在大陆这几十年日新月异地变化，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质量都严重地受到了影响。除去内容上的缺陷，语言、文字的限制恐怕将成为这些作品传世的最大障碍。

简化汉字有着不能掩抑的优点：字数少、书写简便。这也是当年作这项事业的人们最有力的理由。但为了这点便利，造成学习、理解、阅读和使用上多方面的困难，代价是很重的。

好朋友的妈妈有句口头禅：“豆腐搞成肉价钱”，用来形容简化汉字，真的很确当。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③；两千年以下，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历史上有人赞扬秦始皇“书同文”的功劳，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眼里，更是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然而，秦朝仅仅传了三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书同文”给我们的文化却掘下了一条深深的堑沟，带来了不能弥补的损失。先秦的书籍不仅被大量烧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无法阅读。汉朝的传注学之兴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汉学者们发掘、篡改、伪造、翻译、整理和注解古书，使儒家著作流传下来，成了万代的经典。但春秋战国，史称“百家”，其间淹没、散轶的，何止十之八九。这是祖国文化的一大灾难。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说：“鉴于二代”；汉有萧何、曹参，而史称：“汉承秦制”。历史上聪明毓智的人们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学习、借鉴前代的成就和教训。我们经历了百十年的混乱，纲纪制度，破坏殆尽；文化风俗，荡然无存。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既难于学西，又不能承中，想起来，令人痛心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