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是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的文章，李东阳观贾谊祠后所作。

作品名称：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

创作年代：明朝

文学体裁：记叙文

作者：李东阳

作者

原文

翻译

作者

李东阳(1447～1516)明朝诗人、书法家、政治家。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

历任弘治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本人长期生活在北京。幼习书法， 4岁能写径尺大字，代宗曾召试，喜而抱至膝上，赐果钞。英宗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后任侍讲学士、东宫讲官。孝宗时任太常少卿，上书议时政得失，多有匡正，擢升礼部右侍郎，入内阁专典诰□，阁中疏草多出其手。弘治八年(1495)，直文渊阁参预机务，累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朝廷重臣。武宗立，太监刘瑾专权，老臣、忠直官员放逐殆尽，屡遭迫害，独李东阳依附周旋，委蛇避祸，颇为当世气节之士所不满和非议，但他未曾助纣为虐，反"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明史·李东阳传》），遭刘瑾迫害的官员,东阳皆委曲匡持,或明或暗地尽力保护和营救。后刘瑾诛，李东阳上书责己"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帝慰留之。赠太师。死后谥文正。

明永乐、成化间，文坛流行"台阁体"，内容贫弱冗赘，形式典雅工丽，文运极衰。至弘治中期，前七子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文学运动取代了"台阁体"。李东阳上承台阁体,下启前后七子,在成化、弘治年间，以朝廷大臣地位主持诗坛，奖励后进，颇具声望及影响，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其散文追求典雅流丽，主张师法先秦古文，未脱台阁体风；其诗则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又写拟古乐府诗百首，已开前后七子创作趋向之先河，对前后七子有明显影响。

李东阳的诗作以拟古乐府较著名，咏怀史实、抒己感慨,或指斥暴君虐政,或同情人民疾苦。如《筑城怨》，极写秦始皇时事:"筑城苦,筑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长号一声天为怒,长城忽崩复为土。"又如《三字狱》,指斥秦桧以"莫须有"三字害岳飞："三字狱,天不服,服不服,杀武穆。□臣败国不畏天,区区物论真无权！"它如《易水行》、《淮阴叹》、《明妃怨》、《五丈原》、《马嵬曲》、《金字牌》等，笔涉秦始皇、荆轲、韩信、王昭君、诸葛亮、杨贵妃、岳飞等众多古人古事，所论皆较中肯深刻而正气凛然。乐府诗外，多为应酬题赠之作，无可取。其余五七言诗尚有佳作，如《春至》，忧国悯民，深叹"东邻不衣褐，西舍无炊烟。农家望春麦，麦种不在田。流离遍郊野,骨肉不成怜",致使自己"对食不能餐"。又如《寄彭民望》、《风雨叹》等，感时伤世，道己深情。他的诗亦长于写景抒情，能于平淡词语中出清新意境。如《北原牧唱》："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儿唱歌牛载归。儿家在原牛在坂，歌声渐低人更远。山苍茫，水清浅。"又如《夜窗听雨》写夜雨静谧与听雨遐想，读来如身临其境。李东阳散文包括赋、序、记、论、传、杂著、题跋、状疏等，其中以记、传、杂著较佳。如《游西山记》、《听雨亭记》、《记女医》等，或写建筑，历历在目；或写雨景，描绘入微；或写不学无术、骗取钱财之"女医"，剖析至深。其文流畅典雅，说理有力，师先秦古文之意可见。又有《怀麓堂诗话》一卷，论诗多附合严羽，较偏重音调、用字、结构而较少涉及内容，对剽窃模拟之作，极以为非。

李东阳为官50年，史称其"坐拥图书消暇日"，故著作颇多。曾于孝宗时奉旨任总裁官,撰《明会典》180卷，史料丰富。又著《新旧唐书杂论》 1卷，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前人评其多为影射或借以自明心迹之处。清康熙时茶陵州学正廖方达集李东阳诗文，成《怀麓堂集》,今存，刊为100卷，计诗30卷、文60卷、杂著10卷。集前有李东阳"自序"，是李为拟古乐府所作，廖方达移此为全集序。

原文

古所谓大臣者，必先大体后庶务，其所设施，皆足以刑天下及后世。然其自负甚重，不苟合于人，人未必能识，识之未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

汉屈群策，豪杰并起而从之。高帝之初，所不能致者，商四翁、鲁两生之外，天下其无遗贤矣。明法律，时则有若萧何、曹参；治兵旅，时则有若韩信、彭越、周勃；出入筹策，时则有若陈平、郦生。此皆创业拨乱之所为用，非所以经世建统也。

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少而荐于朝，且显矣。卒短于大臣，困于长沙，老于梁。呜呼！以文帝为君，而太傅不得为之相，是故汉之礼乐微矣。吾观其论天下之所置，则先仁义后刑法；论天下之势，则先夏后夷，先身后臂指；论吏治，则先风俗；论世所以长久之术，则先太子；论大臣，则先廉耻。此其言皆治乱之大体所在，战国而下无能言之者，岂不可以为大臣乎哉！使太傅竟作相，得有所施设，必能刮去秦习，成汉之一制，非萧、曹而下可拟也。不用而死，文帝固未尝仇之，天下后世盖自不能无憾。而司马迁作《史记》，徒以吊湘之赋，遂与屈原同传，则亦甚矣。

太傅在长沙未久，长沙人至今习知之。其故宅为汪伦所居，有井存焉。成化某年，我长沙守钱侯，募郡人以财赎其宅地为祠，塑像其中，请著祀典。诏以仲春秋祭，用羊一、豕一、粢盛备，复其民一家，使其祀事。翰林编修李东阳省墓，归自京师，实拜祠下。侯请记其事，立石于祠。太傅史书之详矣，予为之记，使后来者知兹祠也建自钱侯始。

翻译

古代所说的大臣，必定先抓根本后处理杂项事务，他的措施安排，都能够用来作天下后世的典范。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很看重自己，不能随便迎合他人，人们不一定能够识别了解他，识别了解他也不一定能够重用他，这就是治理得好的局面常常不能实现的原因啊。

汉朝使诸侯臣服，卓越的人物纷纷一起出来依附。汉高帝初年，不能招致的人，除了商山四皓和鲁地的两个儒生，天下大概没有遗落的贤能之人了。明确法规律令，当时就有那萧何、曹参；统理军队，当时就有那韩信、彭越、周勃；进出谋划策略，当时就有那陈平、郦食其。这些都是拨除动乱创建基业的人材，不是可以治理国家建立纲统的人。

汉文帝的时候，能够担当大臣的，只有贾太傅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被推荐在朝廷，并且显露出来了。最终却被大臣谗毁，困处在长沙，死在梁王的事上。唉！文帝做君主，贾太傅却不能够担任他的相国，因此汉朝的礼乐衰败了啊。我看他论说天下应建立的，是以仁义为首要以刑法为次要；论说天下的形势，是以华夏为首要以夷狄为次要，以躯干为首要以臂膀手指为次要；论说吏治，是首重风俗；论说皇权的世代相继，是首重太子；论说大臣，是首重廉耻。他说的这些话都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所在，从战国以来没有能够这样论说的人，怎么不能够担当大臣呢？假使贾太傅终于做了相国，能够有所施展，一定能够刮除秦朝的习俗，成就汉代的一种体制，不是萧何、曹参以下的人可以和他比较的呀。不被重用就死去，文帝固然未曾仇恨他，天下后世却不能没有遗憾。然而司马迁写作《史记》，只依据他凭吊湘水的文赋，就把他与屈原共同作传，却也是过分了。

太傅在长沙的时间不长，长沙人到现在还熟悉了解他。他的故宅最后被汪伦居住着，有一口井保存了下来。明朝成化的某一年，我们的长沙守钱侯，用向本郡人募捐得来的财物赎买回贾谊故居的宅基地建造了祠，在祠中造了贾谊像，请求朝廷明确祭祀典仪。皇帝下诏用一只羊、一头猪、谷物在仲春和仲秋进行祭祀，免除一户人家的赋税徭役，让这家人负责祭祀事宜。翰林编修李东阳扫墓，从京师回来，亲自到祠拜谒。钱侯请我记载这件事情，刻碑立石在祠里边。太傅的事迹史书上记载得很详尽了，我写作这篇记，以便让以后的人知道这个祠是从钱侯时开始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