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锡璋，又名爱书，1966年1月生，现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山西市场导报》副总编，山西省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

韩锡璋，男，1966年生于山西盂县，1992年参加新闻工作，现在山西市场导报社从业。1996年出版30万字新闻作品自选集《冷眼·热血》。2007年11月被评为山西省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

从1992年9月14日我任职于由山西省工商局委托、太原市工商局主办的《三晋工商报》，至今一直在这个被人认为是“行业报”的报社从事专职新闻工作。其间，报纸的名称和性质几经变化：1994年9月山西省工商局创办《山西工商报》；2001年两报合并组建成今日山西日报报业集团麾下的《山西市场导报》。15年的报龄便是我的工龄；15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我笔耕不辍，在这方小天地里我也仿佛成了“新闻人物”。以至于一些社会上的人和报界同仁常半开玩笑地说：先知道有韩锡璋后知道工商报（即今天的山西市场导报）。这话实在有点夸张，但“行业报”的局限性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同作家一样，记者的成名照样离不开作品（虽然我远未成名）。虽说新闻被称为“易碎品”，但再易碎也有这么个“品”才可供“碎”。回顾15年艰辛笔耕，个中滋味，唯置身其间者才能感受一二。辐射效应：

重头作品开路

1992年9月至1995年2月，初出茅庐的我所采写的东西是清一色的“歌德”文字，被“歌颂”的对象大多是工商战线的红盾卫士。但是，1995年3月1日，发生在山西第一人口大县洪洞境内的一件事使我的“新闻眼”调整了视角：1992年全国兴建市场高潮迭起时，甘亭镇建起占地20亩的大市场却以“谁投资谁受益”为由拒绝工商监管。由于这个市场的“示范效应”，该县其他市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更有甚者，过去依法接受工商监管的市场也开始对工商人员说“不”。局面对峙到1995年3月1日，该镇党委主要领导指挥镇政府干部、村委领导伙同几十名社会闲散人员对工商所实施了打砸抢。由于当时工商体制实行的是“块块”领导，因而地、省工商局的关注可谓鞭长莫及。为此，省工商局组织山西几家新闻媒体前去采访，我作为当时山西工商报的普通一员也一同前往。

在洪洞两天的紧张采访中阻力不那么大，可一回到太原，各种压力、阻力接踵而至。当地工商人员同样面临重重压力。同去的新闻记者都无奈保持沉默。此时的我，面对现状一腔热血喷涌。虽然在事发地仅住两天，但我还是通过外围采访写出了几万字的系列文章，披露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稿件只能墙外开花，最早在北京和南方一些有影响的报上以最显著的位置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工商报还对之展开讨论。中央、国家工商局、山西省委、政府、临汾地委、行署等有关领导对此予以重视，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较圆满的解决。其中《工商人员为何不准进市场》，《执法机关为何无辜被砸》获了几个奖项。1995年度全国工商系统十大新闻中就有这一“甘亭现象引发的甘亭事件”。

对于像我所在的这类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来讲，这一荣誉确实来之不易，但在它背后我没少受气、受累、受威胁。于我本人来讲，它的负面影响甚至是长久的。除省外媒体发给区区几百元稿酬外，我所在的单位因来自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于我本人而言在后来的工作中无缘因此“风光”，但我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从此更荡起为民鼓呼的风帆。一些工商系统的干部们说我写出的文章如同一枚枚重磅炸弹，我心中窃喜，但深知正义之笔太沉重。事实上我的稿件份量离“重磅”之称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1992年踏上新闻岗位，至1996年这三年多时间，我采写的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为主，这段时间，我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的县和一些乡、镇。199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名为《冷眼·热血》的新闻作品自选集。30万字的拙作对我4年来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总结。山西工商系统一些公务员至今还保存着我这本书。由于我的发稿量大，所以在全系统近乎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字。

前些年，我们的报纸主要读者是工商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户。因而，这些读者们有不少人就成了我的“新闻线人”。比如蒲县一派出所所长涉嫌巨额贩私。工商局几年如一日查办此案但有头无尾，后来，办案人员慕名找我反映此事。1998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我住在工商局的简易办公室，写成一篇6000余字的通讯《谁为贩私撑起保护伞》。全国20多家报纸采用此稿时大都是一个整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领导在四川看到当地一家报纸刊登此稿后，速派记者来到太原和我取得联系，一同前往蒲县采访。1998年10月11日《中国电视报》预告了这一题为“谁为贩私撑起保护伞”的12分钟专题节目，但在山西方面“活动”下，这一节目在即将分娩时却被窒息而亡，成了永远的悬念，它同时也开创了央视少有过的先例。

此间，这位派出所长被纪检委作出开除党籍、调离公安队伍的决定。但到了2001年，县纪委改变自己原先作出的决定，转而变成只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也是在煤价陡增的黄金时代，在产煤大县蒲县公安局身居要职“大显身手”，令人不幸言中的是这位三级警督，因对私挖滥采的矿主采取“抓人不立案、收钱就放人”而涉嫌滥用职权，于2006年4月被逮捕……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例。2000年3月3日，我供职的报纸发表我采写的《岗没了地没了生活之路哪去了》一稿，反映山西众多煤矿农民轮换工的遭遇。与此同时，省城三桥大厦7名职工10年来受不到《劳动法》一点保护的稿子也见诸报端。央视“今日说法”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看到这组稿件，他们来山西采访一周后表示最迟在5月1日前播出，但由于各种“干扰”，这一节目又遭遇了“经济半小时”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戏谑地对我说：今后再也不敢到山西采访了，你们这儿的人活动能力太大，我们费半天劲见不了一个字。我最早报道此事，随即在我的“引荐”下，新华社等媒体也纷纷报道此事。就像我后来在山西市场导报发表《劳动法大还是部门法大》一文后，全国诸多“患同病”者向我问询报道结果。

闲聊效应：怪事成新闻

越是经济不发达，那里的民主空气就越稀薄得近乎真空，同样，那儿的官场也较黑暗。我本人的生活兴趣极度单调，但我很爱与人闲聊。也正是在闲聊中，我采写出一篇又一篇较有价值的新闻。

199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去娄烦县采访贫困山区工商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的报道。中午一点时分赶到工商局时，局里空无一人。我披着满身尘土准备到小吃铺充饥时，迎面碰到一位浓眉大眼、穿着工商制服的工商人员，看其行色匆匆仿佛回家的样子。我上前与其套近乎后，他很热情地招待我在小饭店吃了一顿。就是这次无意中的相识使我抓住了一条“大新闻”：坐在我眼前的这位汉子叫周绪生，他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便来到工商局。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城关工商所长的他因工作过硬而得罪过局里“内人”和社会上的“外人”，1991年，县委拟议其当副局长兼市容办主任，在县委常委会通过这一决定准备发文时，一封反映其有“经济问题”的匿名信放到县领导案头。这样，他的提拔任命被中止，但他一如既往工作着且成绩不菲。检察院立案后经过调查为其洗了不白之冤，但他的政治生命始终在冥冥中仍被人使绊子。从此，我便开始关注此事，草成一稿为其鸣不平。后来，工商体制发生了变化，娄烦县委在1999年4月9日给太原市工商局打报告要求解决这一遗留问题未果；2000年3月，太原市工商局接收娄烦工商局时，如何合理使用安排周绪生的问题还形成会议纪要内容之一，但这一问题仍没有解决。2001年11月8日，《山西市场导报》用3000字的篇幅以《红盾背后的阴影——娄烦县城关工商所长周绪生被长达十年的匿名信“绊倒”》为题刊发了我采写的这则报道。

有谁知道，周绪生的问题一直未真正解决，后来好不容易被上级“恩赐”了个副主任科员待遇。舆论的苍白，道德的无助，用人体制的弊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的老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当年有牙没有花生米，如今有了花生米可惜掉了牙。

交口县一对个体户夫妇因陷入一场官司中慕名找我反映法官的腐败。闲谈中，夫妇二人告诉我：他们打一场标的18万元的官司竟花了几十万元律师费，代理人是当时山西省政府法制局下辖山西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我原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后证实一审律师在代理此案中，又和当事人签订一份“终生”法律顾问协议（当事人说他们手里没有过这一协议，只是在律师拿出的一个什么东西上签过字），他们为此又花去25万元；王某律师还介绍了一位“记者”（事后证明是假的）又骗去几万元。

我认识不少律师，觉得他们中的多数人诚信敬业，怎能出现这种闻所未闻的“终生”法律顾问费呢？为此，我写了《蹊跷的“法律顾问费”》，《聚焦“终生”法律顾问费》、《“哄鬼”律师哪去了》等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当地公安机关介入此事后却找不到事件主角人物。山西省律师协会则认为这是民事纠纷应到法院解决。但当事人的日子窘迫得打不起官司，事情只能这么悬着。谁是谁非，别说法律工作者，恐怕连普通人也心知肚明。

200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在山西省人才市场举办的一个小型活动上，几个相识与不相识的人聊起他们一位老乡在太原做鱼的生意却被“维护市场秩序”的极少数人控制鱼市，左右价格。我赶紧和有关方面联系采访，我写了《XX市场腹背受敌》的报道，太原市市长李荣怀批示查办，有关方面积极行动，从而使市场存在的这类问题得以解决。此稿获第九届全国工商记协好新闻二等奖。2001年腊月的一天，我冒着大雪去潞城采写的近3000字的通讯《潞城：3000万投资打水漂》，也荣获了第十二届山西好新闻二等奖。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仿佛我们报社的“娘家”，由于我在该系统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从1998年国家对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省以下的垂直领导后，一些地方绞尽脑汁乱进人成了一大公害。这段时间，常有人向我反映，发生在他们那里的问题，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总是无法着墨，有的即使写了，也无法见报。不过，在我的努力下还是写过几则这样的报道，且效果不错。

2003年12月2日，《山西市场导报》公开揭露了工商系统一个“名人”的问题，他就是头上戴着种种光环，全国工商系统的“旗帜”——原侯马市工商局局长焦奇俊。一个科级干部涉案但因有法律之外的因素“介入”致使对其的审判久拖不决。我写了近5000字的通讯《光环与手铐相距多远》，受到省检察院领导好评。该文日后被山西省依法治省领导组、省新闻协会、省司法厅联合评为一等奖。还是在临汾辖区，乡宁县原政法委书记贺保科在工商体制实行垂直领导之际，这个副县级领导到工商局当了局长。此人任职后，工商局一时间搞得乱糟糟。当时临汾地区工商局主要领导向我反映过该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在山西几家新闻媒体发表该局几篇报道用以扶正祛邪。

“名气”效应：用之不竭的新闻源

我所在报社10年中三易其名，这对巩固并扩大“品牌”影响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重创”。但具体到我本人来讲，因为我的“多产”，加之不断往“本不平静的水里扔几块石头溅起几束浪花”，因而不缺新闻线索。可惜，时间少得不够用，阵地小得不够用，精力少得不够用……

几年来，我已很少染指工商系统的东西。尽管本系统常有人向我反映他们那里同样不是净土，他们那里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面对这种情形，我的力量如同鸡蛋对导弹。不过，只要我不会因这篇稿子打饭碗的话，我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写些批评工商的所谓“反面”报道在外面造个影响，为纯洁工商队伍尽绵薄之力。

交口县工商局原副局长兼车管所长郝某在1998年工商体制未发生变化前，县里决定对其提拔重用。此人在当地可谓“威风八面”。我第一次到交口是从邻县经过的，由于我在本系统有点小“名气”，所以交口县从工商局到社会上有人向我反映关于郝某的种种“问题”。我斗胆写了一篇长稿《大胆伪造公章 非法印制票据 擅购超标轿车 营造独立王国 交口县一个无法无天的工商局副局长》后，尽管我所在的报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便采用此稿，但此稿还是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省政府、纪检委、国家工商局等领导重视。后来的现实同样折射出官场上某些不公正、不彻底的做法，但郝某心仪已久的工商局长这顶帽子，与其终生失之交臂。而在姗姗来迟的交口县工商局垂直交接过程中，郝某的年龄出现了六七个，令上级领导不知所措。

也正是因为我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在交口的影响也有所增大。2000年深冬时分，一个震惊中国官场的交口县领导“补风水”事件在全国像炸开了锅，县委、政府领导为此大换血。前些年以当时的县长李来福为主谋的县主要领导为了自己更加官居高位，竟听信“风水先生”的话于几年前，大张旗鼓地“补风水”，埋“镇物”。这一官办迷信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虽有人不断告状但上级官方的“调查”结论予以否定。当地人后来慕名找到我，我又找到新华社记者一同采访，待“开坑验基”后证明了群众反映完全属实，官方结论是弥天大谎。

这一日后震惊中央高层、使当地县委书记、县长“离岗”的大新闻背后，我这个“小人物”也算小有“功劳”。

有些看起来与我所在的报纸毫不沾边的新闻也常会主动碰我。比如由上级派到古交市法院的法官连续二年任“代院长”在人代会上一直不能转正，我就写了《古交代院长还要代多久》、《人大选举不该有指挥棒》、《石太高速公路井陉股令人胆寒……》、《诚信是否打了折？小晋商状告大丰田》、《山区学校造价堪比商品房》、《审计报告为何这样难产》、《烈士回眸难笑慰》、《煤炭局长的黑色人生》……等文，媒体的纷纷采用使我的名声也“水涨船高”，而在此前，选举法院院长一事包括国家级媒体在内的十几个记者前来采访，不知何故，不论从“内参”还是报刊上连一个铅字也未见到。

从2005年至今，我更是将笔触伸向社会的多个方面，仅2005-2006年，在这张周二刊的报上，我就发表七八十篇约20万字的新闻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其作品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官方结论之前理性着笔，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其所涉范围有民工欠薪、学托骗人、律师天价收费、医院草菅人命、国家公务员在看守所离奇丧失生命，国企巨资被蛀虫侵吞、农大教授坑骗农民、政府失信于民、假记者敛财、审计报告难产、派出所长贩私、退耕还林出现假劳模蚕食国家专项资金、利益集团巧立名目圈地、知识分子遭遇打击报复、粮食系统从改制中谋利、银行女出纳用巨额公款送情人、产权鉴定机构出具伪证、煤矿采矿权一转再转、政协委员骗贷、外地投资商落泪山西、新农村建设挂羊头卖狗肉、造林大户沦为上访大户、反贪机关违法执法、创新环境口号背后是吃拿卡要、客运市运矛盾迭出、农村黑恶势力为害一方、劣质公路“吃人”，移民背后黑幕重重、扶贫办扶垮养殖大户、公安人员逼供、指供、诱供演绎出天方夜谭、药店人员和医生开处方因字迹潦草酿成不幸事件、工商等一些部门执法人员假公济私乱收费、法院、民政部门为“野鸳鸯”披上合法外衣等……

由于我所供职的报纸牌子不那么响亮，发行量也不那么随处可见，因而成就一点“名气”就得付出高于其它同仁数倍的艰辛。对于批评报道而言，即使国家级大媒体也会面临对方诸多不配合，更何况我们这么一张在不少人眼中的小报。

我在这几年所以写下这么多涉及很多重大问题的稿件，其信息来源还有一些是因我为文尖锐，别人慕名找我代写“上访材料”时被我“移花接木”成一篇又一篇大块舆论监督的稿件，并在报社领导对我亮起绿灯之下才得以与读者见面。我自知由于知识贫乏，视野有限，无法“居高声自远”，但令我欣喜的是近几年我代几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辜受害者写的上访材料曾引起从中央到地方领导的重视并为问题的解决起到推波助澜甚至是“扭转乾坤”的作用。虽然这是我的份外劳作，但我每每乐此不疲。

进入2005年以来，我采写的诸多报道中，有几篇还真产生过不小的反响。与此同时，随着当事方复印报纸，在某些领域内终于知道了这张报纸和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

2005年4月5日，山西市场导报发表我采写的“盂县四无煤矿何以横行一年半”。这篇我第一次“染指”煤矿的报道揭露了浙江人周青帅伙同下乌纱村主要领导，以瞒天过海的手段在县政府、镇政府眼皮底下一任群众上北京，到太原上访，对方仍非法开采，获取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利润。该文发表后，山西省纪委、阳泉市委领导颇为重视，阳泉日报也转发此稿，当地成立调查组，很快周青帅和下乌纱村主要领导被关进看守所。随着此案的深入，产煤大县盂县时任安监局长韩斌在短暂的任职时间内因受贿数百万元而锒铛入狱。

“命案必破”这一有悖于国际规则的惯性思维在中国一直“大行其道”。因此，公安人员在办案中采用中国特色的“诱供、逼供、指供”便司空见惯了。2005年在中国曝出几桩“杀人凶手”正在服刑和早饮弹九泉之下但“死者”突然出现的奇闻。湖北的赊祥林便因十几年前作为“杀害”妻子的凶手而铁窗度春秋，但十几年后“被杀害”的妻子突然回家。正在境外媒体从人权的角度热炒这种超级搞笑新闻时，山西柳林县有人向我报料称，他们那儿也有这么一个“复制”版的“赊祥林”，很快，我在中国报界率先于2005年4月19日发表《“杀人”疑犯被关，“死者”突然回家》的报道，岳兔元的家人亲友带上报纸上访。但柳林公安局长时任局任凤祥以异常强硬态度，以不成立的另一“罪名”，在检察、法院的“配合”下又对岳判刑，媒体对此事的采访所遇到的是任局长的傲慢、“无畏”。有罪推理在这里又进行了活脱脱的表演。

山西市场导报发表此文后，省城和北京数家媒体和我联系采访此事，很快，山西的岳兔元和湖北的赊祥林由公安人员逼供而酿成的闹剧在长江南北演起“双环戏”。此事在惊动公安部后，岳兔元才走出高墙电网，公安局长任凤祥和一位分管局长被停职。凤凰卫视和山西诸多媒体也蜂拥上阵。山西晚报在我之后采写的这一报道获了山西好新闻一等奖……

从2006年5月以来，国内媒体频频出现了一个名曰“土霸王周腊成”的名字，其“壮举”是用重金摆平山西省高级法院个别法官而使自己在一审以7项罪名获刑30年后，到省高院一下子变成3年。这一惊人的判决挑战并突破了凡人无法容忍的极限。但除当事人来说，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公开披露此事并直指这一腐败窝案背后黑手的报纸正是我和我们的山西市场导报。

今年53岁的周腊成在2001年6月前曾任泽州县巴公镇二村村支书、主任兼镇党委副书记18年之久。由于二村特有的经济优势和地理位置，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夏雨，二村历10余年的发展，在外人心目中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这个拥有1700余人的村庄，周腊成稳稳地当了18年“二村的皇帝”。周不仅在二村说一不二，而且在其后来兼任镇党委副书记之后，被其分管的别的村也完全由其掌控。与许多“明星”一样，周的头上戴上了一个又一个上级赠予的桂冠。多一顶光环便给周增一分霸气。就像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一样，后来周便忘乎所以到对抗甚至殴打上司、冲击执法机关，竭尽肥己私囊之能事……

2001年6月25日，令周腊成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曾经被鲜花、光环、赞誉簇拥的他被晋城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晋城市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中，对周提起公诉。从此周成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焦点人物被人街谈巷议。 2003年6月24日晋城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周侵占集体资金500余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行贿24万元，判处有期徒刑5年；

偷税1410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4年，处罚金15万元；

指使他人销毁涉及金额350万元以上的会计凭证和账簿，判处有期徒刑2年，处罚金5万元；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判处有期徒刑4年；

寻衅滋事数十起，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非法拘禁他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一审法院判决周有期徒刑30年合并执行20年，并处罚金20万元。

周获罪后晋城市委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周案涉及包括一名副厅级干部在内108人，其中处级干部31人，乡科级干部60人，一般党员干部17人。20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受到司法惩治。尽管如此，对周了解的一些人认为，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对周的量刑还“不够”。

晋城市委在剖析这一腐败窝案时地指出：此案具有典型的团伙性、地痞性、掠夺性、危害性。

周腊成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院提起上诉。2004年4月20日，省高院终审判决将一审结论近乎推翻。判决周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犯销毁会计凭证、账簿罪，处罚金5万元；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7万元。

周的刑期从2001年6月25至2004年6月24日。

这一判决下达后在晋城犹如发生了一场地震。于是，二村百姓和村委又踏上了漫漫上访路，他们认为省高院的这一判决是对法律的公然扭曲和践踏。

二审如此“轻判”的重要依据是什么？这便是由省高院法官委托山西智博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和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的界定意见：1982年就出煤的村办煤矿在20年后却突然变成1984年才上任的周的私产。这两座年产值逾亿元的煤矿一夜之间换了主人。因而一审法院对周的认定便被二审否定。“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周腊成出狱后又返回二村疯狂折腾。一边以漂亮的口号蛊惑人心，让人们重新选举已被开除党籍的他当选村主任；一边派人争夺煤矿并驻扎煤矿长期看守干扰生产。2004年10月7日，周向晋城中级法院递诉状要求确认煤矿有其98.72%的股份；法院于当年11月10日、11日开庭审理后在2005年后半年中止了此案的审理。如周的诉请得到满足，这个昔日被官方授予的“人民公仆”便摇身变成亿万富翁。

二审的省高院审判长郭文明，代审判员王晓青、张继平、书记员许艳阳的名字记在二村人民心里。究竟谁在主导这一案件，局外人难以知晓。

周腊成起诉村委欲夺取煤矿产权后，经人介绍我开始关注此案。2004年10月，我一人在晋城住一周时间，从多方面了解周腊成事件，只可惜在后来发表的报道中有不少群众反映的东西因这样那样的“戒律”都未写入报道。

下面我将山西市场导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罗列一下：

2004年11月18日《“土霸王”出狱争夺亿元产权》；

2005年11月8日《“腐败航母”何以继续航行》；

2006年4月13日《人大纪检领导倾听民众呼声：“腐败航母”触礁难再继续航行》；

2006年5月16日《“土霸王”又被收监 众村民秦乐送匾》；

2007年3月29日《孟“庭长”3年敛财600万》；

2007年4月12日《孟来贵一审获刑15年》。

2007年5月22日，《“小村长”翻船，“大庭长”遭殃——晋城“土霸王”行贿法官案进入庭审》。

在这里还需要略赘几笔的是：

2005年全省“两会”期间，二村村委、支委和众多村民又发出重新审理此案的呼声。随后省人大组成调查组赴晋城调查并形成结论。这一结论令人瞠目：原来这个产权事务界定意见竟是在山西高院负责周案审理的法官授意下出具的。这一产权界定违背起码的程序和职业道德，完全成了周腊成的代言人。调查认为山西省高院法官在周案的审判中偷梁换柱、颠倒是非、枉法裁判，有重大受贿嫌疑……

2004年11月10日、11日，晋城中院开庭审理周起诉村委的“产权”案后，来此旁听的10家新闻媒体中包括本报在内只有3家对事情作了水过地皮不湿的披露，其它媒体都当了“哑巴”。

本报继2004年11月18日以《“土霸王”出狱争夺亿元产权》发表长篇报道后，2005年11月8日又以《“腐败航母”何以继续航行》为题刊发长篇报道反映群众呼声。但该稿见报之日，省高院便有人向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要领导表示异议。现在回过头看本报的报道，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作为媒体，也算为构建和谐社会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007年4月12日，山西省高院在晋城宣判：周腊成犯5项罪名，重新获刑11年。（这一判决还不包括给省高院原审监庭长孟来贵行贿10万元）

在这个重特大新闻事件中，我不敢狂言自己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但我至少做到了秉笔直书且大有“咬定青山矢志攻坚”之势。

尽管耕耘与收获不成正比，尽管我付出的劳动和承受的压力（包括报社本身）局外人无法体会；但我从未萌生过“洗手罢休”的念头。

几年来，《中华新闻报》、《农民日报》、《粤港信息日报》、《山西青年报》、《山西青年》、《山西农民报》、《山西日报新闻采编》、《科学导报》对我的部分事迹略着笔墨。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月刊《品牌》（其前身是《改革先声》）在2001年12月以封面人物推出，该刊发表长达近2万字的文章以《“铁肩”记者韩锡璋》讲述我人生的艰辛，对新闻事业的执著。

宋朝诗人曾几曾作过一首《七律·道中大雨三日喜作》字字句句充满了对农民疾苦的体恤。我虽无力关爱底层百姓，但我同样有这样一副侠肝义胆：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

不愁尾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

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

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万岁心。

我愿把曾几的这首诗当作结尾自勉！

旗下记者有：那如鑫、张婧、李新龙、箫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