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农历5月，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因携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伊斯兰教汉文经籍，在广西桂林境内被官府逮捕入狱，由此引发史称为清代回族伊斯兰文字狱的海富润案。

海富润，广东崖州(今海南省崖州)三亚村人，回族。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离家北上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先后在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游学，并在陕西大荔、渭南等地清真寺内长期进修，学有所成。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海富润结束了七年的游学生涯，自陕西启程返乡。途经汉口时，因病暂住观音桥礼拜寺内，在此结识了裕兴帽老板袁国祚。袁国祚，又名袁二，字景初，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人。出身经学世家，对伊斯兰教满怀热忱，他曾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捐资刊刻刘智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并为之作序。他非常体谅那些迢迢数千里负笈游学的念经人，当得知海富润染病住在礼拜寺内时，主动前往住处探望，并赠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伊斯兰汉文经籍十余部。海富润痊愈后，便携带这些经书自汉口南归。

此时，正值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撒拉等族穆斯林起义失败之际，各省督抚官员皆奉旨缉查“匪徒”及违碍书籍。海富润行至桂林时，因自己发辫病愈后脱落，招致巡查官兵的注目。官兵见他初蓄发辫，状似还俗僧人，于是叫来问话。海富润答道：“小的名叫海富润，系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游学已阅七年，发因病脱，新蓄未长。”官兵查其行李，从中搜出所携带的经书，随即上报知府。桂林知府贵中孚查看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经书后，以书名“至圣实录”及其内容僭妄狂悖荒唐为由，拿海富润下狱。

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中，都有避讳之说。如在清朝，玄字、烨字、胤字、弘字等，都要缺末笔，因为这些字都被皇帝的名号采用过，再如写玄烨的“烨”字及弘历的“历”字时，还要在烨字旁添写“烨”字，在历字旁添写“历”字，为此烨字应以烨字恭代，历字应以历字恭代，如果不按此规定，就会被以不知避讳、僭妄之罪论处。据此，海富润所携带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中，“至圣”的“圣”字就属未敬避康熙的庙号“圣祖”，“实录”两字则只能由“帝王纪载”之用，如《高宗乾隆皇帝实录》等。知府贵中孚想以此请功领赏，于是借题发挥，拿海富润下狱，逼问事情缘由。海富润如实供道：“小的是广东琼州府崖州三亚村回民，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小的自家起身，到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除安徽无人传经，其余俱有传经供饭之人。至四十六年十月间到湖北汉口观音桥礼拜寺养病。本年春间，有江南袁二在汉口礼拜寺左首相离二十多房子开张帽铺，送小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五功释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是书板是江南才有。袁二人人称为太爷，约六十多岁，中样身材，苍白胡须。”

桂林知府将此详禀广西巡抚朱椿。朱椿将汉字书五种逐一签出开单进呈皇帝御览，恭折由驿驰奏。另外通知江南各省查办，除海富润所供裕兴帽店老板袁国祚外，所有传经供饭之人，要另行逐一缉拿研讯。湖北巡抚姚成烈接到朱椿来咨，当即经密委司道前赴汉口镇将袁国祚拿获，搜出所存书籍。

提讯中袁国祚供道：“系江宁府上元县旧教回民，年已七十。其书皆得自江宁已故回人刘智从回经译出，给同教回民诵习，伊曾转送广西盘获之海富润五种，并未传给民人诓骗银钱，亦无别项不法事情。”姚成烈又传询保、邻舍，都供称袁国祚在汉贸易，实系安分守法，遂将所办理之事一一回禀。

此时，两江总督萨载也接到朱椿来咨，咨文称：“拿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回字经二十一本。讯据供有同教之江宁袁二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板片现在江南等情。查汉字书内语多狂悖，签出进呈恭奏：飞咨檄饬所属将袁二所赠海富润各书籍、板片搜查解京销毁，并严查袁二及作序之华亭县人改绍贤及著书之刘智、金天柱等，速拿到案，迅速办理”。萨载看过咨文后，立即命地方官员查办。

江宁布政使刘墫同上元、江宁、华亭等县查拿刘智、金天柱、改绍贤及袁国祚家。此时刘智早以去世多年，金天柱也久经外出，不知音讯。官府无从追查，后将刘智之孙刘梦义拿获。

经审讯得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板存镇江谭在文家，遂又通过镇江官府将谭在文连同书本、板片查抄。时任提督衙门书办的改绍贤，也被松江府饬发到县讯问。不仅如此，两广总督还令皂司及雷琼道府搜查了省城礼拜寺及远在崖州三亚的海富润家，云贵总督富纲也密札石屏州知州亲赴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作序的、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赛玙家搜查。其它各省官员也在慌手忙脚地查拿曾给海富润传经供饭之人。一时间，普天之下回民皆“贼”。

朱椿将此事写成奏折上呈乾隆帝，他在奏文中详述了查拿海富润案件的经过，奏文说：“查其行李，箱内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据称或系自抄，或系买来，至其中有无违碍，无从识辩。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俱系江宁回人刘智所著，袁国祚等于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板系袁氏家藏。各书内大意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又序，引，凡例、纪事，辩论等类，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严讯海富润，据供于乾隆三十九年间自籍起身，历经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除安徽无人传经外，其余均有传经供饭之人，而在陕西大荔，渭南等县最久多所带前项五种汉字书系四十六年自陕西回至汉口，因病居住礼拜寺，有寺侧开张帽店之同教江宁人袁二所赠等情。并据两司禀同前事，由臣查回字经二十一本。臣因愚昧，不能辨识有无违碍之处，而汉字五种实多狂悖荒唐。且该犯系陕西回粤，恐系甘省番回漏网逆党。其供认各省均有传经供饭之人，似此煽惑人心，尤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臣现在提犯研鞫确实情节，飞咨该犯原籍广东，严查有无另有悖逆不法字迹；并咨江南暨各省督抚查缴前项书籍板片，解京销毁；并咨拿译刻，散布暨著书、赠书各犯审拟治罪。谨将搜获各书敬缮清单同书咨部，恭呈御览；所有盘获回匪搜获书籍缘由，恭折由驿驰递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大帝看过奏章后，考虑到西北地区苏四十三起义刚镇压不久，回民紧张情绪尚未稳定，担心由此激起民变而“不胜其扰”。因此，精于统治权术的乾隆大帝不但没有深究此事，相反却降旨斥责查办官员，这使本想借此博得皇帝赏识的朱椿等人，一时间不知所措。

乾隆大帝在给朱椿的上谕中说道：“据朱椿奏盘查回匪、搜获书籍，现在严办一折内称：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报，盘获广东崖州回民海富润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系江宁回民刘智所著。书内大意约略，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据该犯供称，得自江南回民袁二所赠。已咨各督抚查缴书籍，恐系甘省漏网逆党以此煽惑人心，现在逐一严究，从重审拟等语。所办殊属过当！甘省苏四十三系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至今已办尽根株。其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陕省及北直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且就朱椿现在签出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不得竞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况上年甘省逆番滋事，系新教与旧教相争起衅，并不借经典为煽惑。朱椿独未闻知乎了朕办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见。如果确有悖逆狂吠字迹，自当按律严惩，不少宽贷。若如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著即传谕朱椿并毕沅等，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将此一并传喻知之。钦此。”

该上谕递往各省巡抚衙门后，乾隆大帝又相继接到湖北巡抚姚成烈、江苏巡抚闵鹗元及两江总督萨载等人关于查办该案中赠书、作序、刊书之人的折子。这使本不愿看到事态扩大的乾隆大帝极为恼火。遂通饬各省督抚立即省释拘押人员，停止查办，并以朱椿不谙事理轻重，将其革职降二级调用。此外，各省参与查办该案的官员，均受到降旨斥责。

乾隆大帝在给两江总督萨载的上谕中说：“萨载接准朱椿咨会，并不权衡事理之轻重，遽行飞饬各属将改绍贤等搜查解押究审，如此矜张办事，殊非大臣实心任事之道，实属可鄙可笑。萨载久任封疆，在督抚中尚属老成历练、明白晓事之人，乃亦与朱椿之初任巡抚、遇事茫无主见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即惑众敛钱之事，自当实力严查究办，务净根株，以除风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无论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即江南一带零星散处，其饮食作息俱与平民相等，不过不食狗豕肉耳。如以传习经典与邪教悖逆之书一例查办，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无所措其手足。且从前山东王伦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丸回民中即有首先奋勇打仗者，即上年苏四十三之事，其旧教回民倡义率众协同官兵剿捕，甚为出力，经朕节次奖赏，则朕之视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抚安得歧而二之乎?现在所办此案查拿之改绍贤诸人，虽已据萨载折内声明业经遵旨概行省释，其书籍、板片亦即给还，并当出示详晰，晓渝回民务使循分守法，各安本业，毋致惊惶扰累。”

至此，惊扰大半个中国，使当时穆斯林民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的“海富润案”告终。尽管该案的解决是以乾隆大帝为了达到其羁縻政策的需要，在统治权术上所做出的让步实现的，但客观上压制了当时各地政府满族、汉族官员歧视和迫害穆斯林之风，使他们在这方面借题捞取政治利益的行为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