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海飞 |
| 释义 | 海飞，男，1971年生，浙江诸暨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浙江作家》杂志执行主编。1989年在江苏南通服兵役。退役后先后在企业、学校、报社、杂志社等单位工作。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简介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多万字，大量作品被《小说选刊》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用，获人民文学奖等十数个国家、省级文学奖项。著有小说集《看你往哪儿跑》《像老子一样生活》等；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等；长篇小说《花满朵》《花雕》《向延安》等；影视剧本《旗袍》《大西南剿匪记》《铁面歌女》《从将军到士兵》《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太平公主秘史》《旗袍，旗袍》等。 文学荣誉榜“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 人民文学奖 《上海文学》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 2004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 贝塔斯曼全球华人大赛散文奖。 《青年文学》2005年封面人物 2006—2008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 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2009冰心儿童图书奖 2008—2009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茅台杯”2011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向延安》 文学作品集散文集 《丹桂房的日子》 《崇仁：古镇的繁华旧梦》 《华堂古村：翻版的桃花源》 小说集 《后巷的蝉》 《一场叫纪念的雪》 《看你往哪儿跑》 《青衣花旦》 《像老子一样生活》 长篇小说 《花雕》 《壹千寻》 《花满朵》 《你的身体充满鸦片》 《向延安》 《大西南剿匪记》 《铁面歌女》 《大侦探海皮》系列 主编 《沉鱼赋》 《浙江新实力文丛》 《香榧传奇》 等多部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电视电影剧本：《雨伞斑斓》《甘溪纪事》 电视连续剧：《江山美人》责任编辑 电视连续剧：《金子是这样淘出来的》 电视连续剧：《中国神探》《母爱十三宗》 电视连续剧：《最高特赦》（又名《大西南剿匪记》）编剧 电视连续剧：《铁面歌女》编剧 电视连续剧：《旗袍》编剧 电视连续剧：《旗袍 旗袍》编剧 电视连续剧：《从将军到士兵》编剧 电视连续剧：《太平公主秘史》编剧 电视连续剧：《代号十三钗》编剧 电视连续剧：《隋唐英雄》编剧 海飞访谈录小说+剧本，手持“双刃剑”——海飞访谈 李云雷 我并不因经历多而沾沾自喜，我只是学会了在少年时期就以一个社会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 李云雷：你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你最初的文学理想是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写作状态离当时的理想还远吗？ 海飞：1994年我开始学写散文，当时有一本叫《启星》的文学内刊吸引了我。这本内刊的编辑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突然发现书中真的有颜如玉。我真正开始认真而专注地写小说，应该是1996年夏天。那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一家县城国营化肥厂游手好闲的保安，下放到车间当拉煤工。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场特别大的打击。我不愿拉煤，所以我梦想着通过写作调到厂办写材料。结果我调到了另一家生产药品的企业办厂报，当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真的爱上了文学。 其实从1986年我的少年辰光开始，我就接触到一些文学刊物。我不明白我那大老粗的工人舅舅，为什么喜欢捧着杂志看小说。我顺便帮助他看掉了一些小说，那时候我觉得写小说的人是如此伟大。我会抚摸杂志上作者的名字，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名字也能印在杂志上该有多好。很多年后我开始在小刊物上发表小说，我望着小说的标题和作者的名字，会长时间地难掩喜悦之情。 写的小说越多，我越悲观与失望。不是因为现在读小说的人不多，而是因为突然发现我的作品以及朋友们的作品，有好多都是在自娱自乐。这些文字不是我想象中的小说，我想象中的小说应该更好更精彩更有深度更令人激动，应该在文字里装满那种辽远的东西。这样的想法让我忧郁寡欢，它影响到我的写作，让我一边写一边迷惘。 李云雷：在你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你的个人生活，但是可以感受到你对这个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尤其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更是如此，能否请你谈谈你的生活对写作的影响？ 海飞：我反而觉得我的个人生活在作品中无处不在。我的生活经历有些复杂，十四岁开始进入社会，换过许多工种。我并不是因经历多而沾沾自喜，我只是学会了在少年时期就以一个社会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而大多数的社会人生活经验再丰富，他也不会拿起笔来写小说。但我觉得其实他们心中的感悟，比一个小说家看到、想到、写到的更精彩。大多数的作家，并没有特别多的社会经验。比如我们常说的底层小说，是没有生活在底层，而且根本不了解底层生活的人写就的。我觉得生活比小说更精彩。 所以说，我的小说里，四处都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我觉得我就像《赵邦与马在一起》里的赵邦，他是一个迷惘混沌的人，他想去找一匹马。但即便他找到了那匹马，他仍然会迷惘得不知道方向。 我的创作走了很多歪路。因为我一直只凭悟性写作，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墙基不实，墙就很难砌牢 李云雷：《像老子一样生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篇作品，你对K155路电车女司机国芬的描写，深入到了她生活的内在逻辑，写出了她的性格与内在精神。我曾用“黯淡中的光彩，粗鲁中的希望”来描述这篇小说，但你此后似乎很少涉及到现实题材，不知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或者是艺术上的选择？ 海飞：《像老子一样生活》出来的时候特别受欢迎，一年之内境内外有十几家报刊选载，同时进入了几家年选。这是一件令我略感恐慌的事。我确实写出了一名形象鲜明的一线女司机的形象，特别的有生活内容和质感，但却不是我喜欢的小说类型。我喜欢寓言化的写作，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有人看了《赵邦和马在一起》及《干掉杜民》后，认为太不真实了。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真实，就像梦一样。梦是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但梦并不一定不精彩。 李云雷：《看你往哪儿跑》写的是一桩“杀人”事件后，案犯与警察，也是一对旧日朋友的逃亡与奔跑，在这里“奔跑”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你对叙述的出色控制。 海飞：我特别喜欢使用我惯常的叙述方式，一是从容，二是镜头感。我喜欢把自己悬置在半空中，以一个坐在摇臂上的电影摄像的角度来描述事件的发生与进展。我想象黑暗与明亮中的场景，想象孤独者的模样，想象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想象时间静止的时候，一滴水以怎么样的姿态滴落；想象一个女人在痛苦的时候，怎么样慢慢露出微笑的过程。我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中不能自拔……这种想象转化为文字，令我写作的心情十分愉悦。 小说与电影实际上是有十分强烈的共通之处的。这样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一直如此认为，并且觉得用亦动亦静的文字来叙述故事，会有一种气流，它是活的。 好小说都应该是活的。这并不是说小说的故事性必须要强的意思，也不是叙述必须动感的意思，而是小说本身必须具备的文字表象以下暗流涌动的那种气场。 李云雷：在《蝴蝶》、《私奔》、《干掉杜民》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历史小说”对你的影响，这些小说以历史或现实为题材，但侧重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对其背后隐秘动力的揭示，以及对叙述的迷恋。现在你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它们是否触及到了历史的“本质”？ 海飞：这些作品中，对叙述的迷恋有些过了。这不是一件太好的事，相当于一种自恋。在两年以前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现在我的叙述在往干净与风快倾斜。至于小说的侧重点不在事实本身，我觉得很多小说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我的小说创作走了很多的歪路。因为我一直只凭悟性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墙基不实，这个墙就很难砌牢。我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说明小说除了让人有阅读享受以外，让人有感叹、开怀等多种情绪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还用来让人思考。 历史的“本质”究竟如何，谁也无法说清。我以为我一直都乐此不疲地想要触摸到的就是历史的“本质”，这是一件令人兴奋并且产生无穷动力的事。我眼中的本质大约是——风生水起背后的苍凉。 李云雷：你最近的长篇小说《向延安》，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受到了不少评论家的高度肯定，我认为这部小说写出了新一代青年对革命与理想的态度，对历史有一种新的理解方式，这与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与198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你写作时，如何处理作为“个体”的主人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海飞：小说中所体现的历史观，是我想象中的历史观，我想它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代人的历史观。当然这样的想象不会是空穴来风，无论是革命、叛逆，以及种种的事件，都有真相。而那个年代的真相如何去获得？大概从历史的细微处去获得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我认为故事可以虚构，但是历史需要真实；事件可以虚构，细节需要真实。 小说家接触剧本创作后，在行文中往往可以看到潦草的痕迹；编剧会讲故事，但他写小说可能没有好的叙述语言，不懂得取舍情节 李云雷：你编剧的电视剧《旗袍》、《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电视剧的编剧工作与小说创作有何异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相互促进的，还是彼此之间有矛盾的？你如何在介入电视剧创作的同时，保留个人艺术上的追求？ 海飞：有那么一个现状是，少有编剧会写小说，他们不是不会讲故事，而是没有好的叙述语言，无法把握小说特别需要的留白。反过来说，也少有小说家写剧本，他们一类是不愿写，一类是不会写。在我看来，剧本和小说同属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接触剧本创作后，很难回到原来的语境中去，在行文中可以看到潦草的痕迹。其实这不是他写作功力的下降，而是他写作心境的改变造成的。编剧的好处在于，他所创作的剧本结构十分牢固，他把什么时候故事该进展到哪儿分得清清楚楚。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地方是，他可能不懂得取舍情节。小说与剧本的关系很难说清，每个创作者对文字掌控能力的强弱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好的影视作品是从小说改编而来的。好多影视作品，只用了小说中的人物结构或者极小部分的事件，但是依然精彩。这是为什么？因为小说接地气。 我深知剧本和小说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我现在创作小说不多，也是因为很大精力兼顾着剧本创作，我对写作过程中的小说脚本化十分警惕。我认为小说中不是不可以有影视元素，而是不可以有创作影视作品时的那种心态。 李云雷：你的电视剧在题材上很接近于《潜伏》、《借枪》、《暗算》等，但也有较为鲜明的个人特色，你如何看待谍战剧在当下中国的巨大影响？ 海飞：这也是我个人十分喜欢的三部谍战剧，对前两部剧的喜爱尤甚，因为我看到了这些剧中弥漫的文艺气息。除了情节设计以外，旁白与对白也十分重要，表现方式也十分重要，那不温不火的进程中，你甚至可以看得到淡淡的忧伤。其实谍战剧拍摄精良，一定会吸引大批观众，因为他包含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元素，就是悬念。但是狂轰滥炸的谍战剧已经让悬念雷同，不再有新鲜感了。所以《借枪》实际上是一部新式的谍战剧。有许多业内人士称谍战剧饱和，实际上有哪种类型的剧不饱和？将来，谍战剧的数量或许会有下降，但肯定会还有精品出现，因为观众需要谍战剧。 不负责地炮制小说，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沉浸在所谓的艺术中，不愿放下身段，不站高放远接受更多新鲜的写作手法，也值得反思 李云雷：你小说的语言与叙述方式，有不少“先锋小说”的痕迹，对于“70后”作家来说，这似乎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接受文学教育大多是从“先锋文学”开始的，“先锋文学”塑造了他们对“文学性”的理解。但在我看来，只有突破“先锋文学”的影响，70后作家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你正是在这方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你如何看待“先锋文学”，如何看待70后作家的未来？ 海飞：我没有刻意地去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在潜意识里，略微地对那些曾经令我心仪的“先锋文学”有所排斥。我一直以为小说这样的文学样式，尽管也可以像诗般轻灵，但是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是钝器或者滚雷，可以震动读者的心灵。所以我觉得一个沉静的小说创作者，他需要的是老实地去书写，以心灵去感应读者心灵。写作之路千万条，最后只有一条，老实写作，踏实做人。 70后作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或许会在某一天有一个分流，我觉得有一些会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有一些会慢慢疏离小说。疏离小说的是两拨人，一拨是小说写得特别好的，但是却没有精力或者心情再来写小说的；一拨是小说写得不怎么样的，不想要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 李云雷：你在并不长的写作实践中，写作方向与重点已经发生了几次转变，你转变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种转变对你而言是一种妥协还是一种探索？有没有不变的东西？ 海飞：我觉得转变不需要动力，或者说有一种动力，但写作者却对此无知无觉，就像水流不知道它会在什么地方打弯。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写的小说数量变少了，思考的时间更久一些。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安静，有时候和人聊天，有时候翻阅大量的所谓闲书。这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小说创作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我们的切入点特别的平常，或者说写的只是特别旧的地方，就像是发现了面前的一朵花，却没有发现更远处一丛有着苍凉之美的荆棘。我觉得有好多小说家对作品不够尊重，因为他来不及思考就落笔，写得十分轻率。 我想我写作方向不经意的转变不是妥协也不是探索，而是坚定地认为这种转变的必须与水到渠成。我们朝着一个方向狂奔，但可以随时校正稍稍偏离的方向，最怕的是背道而驰。如果说转变之中不变的，就是我必须十分认真负责地传达。我觉得只有经历了传达与接受，那才是活的文字。影像如此，音乐如此，甚至连经文亦是如此。 特别想要说的一句题外话是，在集体浮躁的年代，不负责地随意炮制小说，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故作清高地沉浸在所谓的艺术中，不愿放下身段，不站高放远接受更多新鲜的写作手法、切入角度等等，那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 印象 通往“革命史”之路 作为一个70后作家，海飞体现了这一代创作者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艺术特色。 70年代作家成长的文学环境，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先锋派”、新历史小说以及“晚生代”，构成了他们学习的对象与超越的障碍，如何突破上一代作家的“影响的焦虑”，在不断地创新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与艺术世界，是这一代作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海飞来说也不例外。在海飞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艺术上的探索，以及他试图超越自身的努力。 海飞的早期作品受到了“先锋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影响。《看你往哪儿跑》可以视为处于转变中的作品，这篇小说写的是一桩“杀人”事件后，案犯王小奔与警察陈小跑的逃亡与奔跑。这两位旧日的战友和朋友，在新的境况下展开了人生与命运的追逐，在这里“奔跑”逐渐脱离了具体的动作，而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意象。在奔跑中，王小奔与陈小跑穿越了社会现实，在不同的故事中触及到了爱、责任、友谊、正义等命题，也正是在对奔跑的描写中，小说的叙述焕发出了动人的光彩。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写实”，毋宁说是写意的。 海飞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像老子一样生活》，是一篇看似简单平实，然而却内蕴丰厚的小说。它描述了K155路电车司机国芬的生活，展示了一个底层市民生活的原生态，这包括不少层面：首先是她沉闷、困窘的家庭生活；其次是国芬的工作与同事，她的工作是开电车，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单调工作，她穿行在杭州，工作的简单重复与窗外的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从来没有尝过天堂的滋味”。可以说正是家庭的压抑与工作的单调，使她与同事魏子良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婚外恋”，虽然这伤害了她的儿子，后来也被证明是一种“阴谋”，但却是她平庸生活中的一个亮点。从整体风格上讲，这篇小说与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有些相似。但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这篇小说没有让主人公认可这样的生活，成为一种“灰色人物”，相反她却在黯淡的生活中焕发出了光彩。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与尴尬，她都表现出了一种主动性或主体性，正像她自称是“老子”一样，她对待生活、对待任何人与任何事，都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劲头，有时甚至会有一种类似“精神胜利法”的优越感，这自然可能被认为是“混不吝”或“粗鲁”的表现，但却也正显示出了底层人的活力与力量。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是粗鲁的声音，才有找回“自我”的可能性，“国芬”这个人物的光彩也正在这里，《像老子一样生活》的成功也在这里。 海飞不仅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是一个剧作家，在《旗袍》、《大西南剿匪记》等影视剧作品中，海飞开始涉及现代革命历史题材，并取得了成功，而他的最新收获则是长篇小说《向延安》。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海飞的《向延安》可以说是很有分量的一部。小说以向伯贤在屋顶被一颗流弹击中坠落身亡开篇，整个故事的主线是围绕着向伯贤的三儿子向金喜而展开的。小说也采用了家族史式的结构，向金喜的大哥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二哥是汪伪特工，姐夫是军统锄奸队员，姐姐是革命者，向金喜本人则由一个酷爱厨艺的城市青年，偶尔在懵懂中踏上了革命之路，最终成长为潜伏在敌特内部的英雄。 《向延安》的主人公向金喜看似与革命无关，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时代的大潮却将他引到了革命的道路上，不过与他的同学们直接奔向延安不同，他被留下来“潜伏”，他忍受着误解，从事着危险的工作，心却坚定地向着延安，而在解放后，与他单线联系的人牺牲了，他的革命者身份无法确认，他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到工厂去工作。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很少会将金喜这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那时的英雄是崇高的，而金喜却是平凡的，小说恰恰在平凡中写出了金喜的特色，他的形象也在这个时代向我们讲述着革命的魅力与合法性。 《向延安》的后半部着重描述金喜的“潜伏”故事，描述他在各种关系与力量中如何为党工作，小说吸收了一些通俗小说的技法，故事性与戏剧性都很强，将革命题材以一种更易于接受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些都为重新讲述革命历史创造了新的方式。也让我们看到，革命历史恰恰是丰富、复杂而曲折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与偶然性，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风云，也可以看到人性的最深处，而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通向这一段历史，则是需要去探索的。在这方面，海飞的《向延安》可以说富有启示性。 海飞的几个房间朝潮 海飞有着一颗相对饱满的头颅，这颗头颅热爱想像，喝了酒以后，那些想像就会发出光亮来。近年来他轻而易举地爱上了喝酒这项业余工作，大概因为酒精喜欢挑战人的情绪的原故。 最近一次见海飞，是在年初的一个暖暖的下午。此前下过两场雪，这天是气温回升的第一天，暖的印象格外强烈地提到我的感觉日程。海飞问我要不要开空调。我说不用，我感觉很暖。然后，一人一杯清茶，两人像两片纹理绵密的木板，暖暖的烘晒在语言的光亮里。这间单独的办公用的房间，是用来寄居他的身体的，同时也是身体以外的事物的寄寓地，包括潜伏着的众多他未来小说里的人和事，这些人事会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于此，他一不小心就会踢到它们，唤醒它们。这个房间我是第一次来，我知道它对于海飞来说只是他一生无数个房间中的一个，是他最初的房间与最后的房间这条直线中的一个点，而那颗头颅散发出来的现象，就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头颅的光亮能照到多远，半径就多远。 海飞当过兵，复员后在一家国有化肥厂做经济民警。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当时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叫做诸暨的小城市，三天两头栖在一处，像两羽同类鸟，总想找到对方；参加文联的活动时，这两羽鸟也习惯于挨着坐在某个角落里，窃窃私语。那时他写的小说，我总是第二个读者；第一个读者通常是一个叫徐珉的女孩，现在成了他的妻子。他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房间，是单位分配给他的，十多平米，一分为二，像一个鸟窝。那是一间阳光很难照顾到的房间，尤其是里面的半间，那半间里存放着一个简易的书橱，书籍堆放零乱，写字的空间大概刚够放下他的两只胳膊。我去那个房间的次数并不多，但印象远远深刻于他现在宽阔的跃层的组合的房间。有一次我们站在那个房间的门口，他告诉我他第一次想写东西的戏剧化情景。那是一九九0年代的初期。那时的我们太年轻，无知而无畏，以为这个世界所有的房间对我们来说都是敞开的。 那个鸟窝一样的房间现在早没了，被一个虚张声势的巨大的广场所霸占着。除了人，此前生长在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死掉了，企业，建筑，草木等等，大概只有那个鸟窝一样的房间里生长出来的文字还存活着，存活在书刊上，和海飞的两本文集里。有关这两本文集，赵丽宏、骆寒超、叶舟、安黎等人分别就此作过不同程度的书面肯定。 后来的海飞分别做过内部和公开报纸的编辑、记者，那时我们见面已经不像此前这么从容了。我到北京工作的三年里，见面的机会就更少，倒是经常在各地赠阅的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海飞”两字，像一个四处奔波的商标，越来越为一部分读者所熟悉。几年前他写过一个叫《快枪手》的中篇，只花了两天时间，他写完的第二天就告诉我了，那种声色就像他第一个小说发表时那样，欲压而扬。余华说他第一次在刊物上发小说后，他将那本印有他名字的刊物放在枕头下，一遍遍的拿出来看。估计海飞也大凡如此。在我眼里，海飞的写作也像一个快枪手（他的名字也正好楔合这种行为），无论小说或者散文，速度和效果是同步的，像一种飞翔。速度是他的宿命，他有一个短篇就叫《飞翔的鱼》。 海飞的出生地叫丹桂房，听起来像一个诗意命名的房间。也确凿是海飞身体内部的一个房间。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经常会提到这个梦幻格式的地名，以一种虔诚的态度；这个地名也一直为他开着一扇门，成了他的内心的一种眷顾。 写作接近于祈祷，这是海飞感情细腻而强烈的意志行为，然后才是勤奋──这可以成为他的速度的注解之一。他在找寻一种他自己驾驭不住的速度，从身体内部的一个房间抵达半径另一端的那个房间。对于这种速度，海飞很清楚，也从负面的一方替自己担心过。这个话题我与他从未深入地谈及过。有人在非正式的场合说，海飞的这种速度之下的写作是一种功利。急于否定一个成长期的相对虔诚的写作者，不见得就不功利；鼓励和指导好像更人性一些。 我们都活在红尘滚滚的俗世上，啄食尘土，卑微如蚁，谈纯粹好像有点虚伪。海飞现在在一个办公条件不错的房间里写作，依然保持着一种卑微的姿态。他有不少机会离开这里的，一些大城市也有更好的房间在邀约他，等待他的入住。他平和地跟我说：我的家在这里。并且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一声“呵呵”。他跟人说话时经常“呵呵”，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宽容生活和他人，也宽容他自己。 他是个理性的人，他的小说是感性的。我的这种看法，在我们表面平淡如故的交情中，它时不时会摇晃起来，甚至想要倒塌。这不是我的错误。大概就是所谓的多重性了，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小说。他近年写的三个小长篇《花雕》《壹千寻》《三生三世》，就给我一种新鲜的印象，甚至困惑。他在文字里飞扬时，是另外一个人，因为那时的他在一个他人无法访问的房间里。写作也因此而神秘。 一个人占有的物质空间是有限的，海飞向往的是内心的空间。而实际上，内心的空间越大，人就越孤独。一个写作者的孤独是没有房间可供歇息的，像置身荒野的一匹狼，狂野而无助。 “让我们保持握笔的姿势，直到日落西山。”这是新千年的第一天，海飞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这封信很动情，海飞没有寄给我，他寄给了几家日报晚报的副刊编辑，并且全都刊发在副刊的头条，在新千年的第一天。信里的那句话，就是他内心那个房间的框架。 没有一种东西是长生不老的。当一个人日落西山之后，身体和身体以外的房间之类都将随之失去，某些文字除外。我对海飞的文字期待如斯。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海飞，男，汉族，原名骆光伦，1946年2月出生，浙江义乌人。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7月参加工作，著名出版人，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6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 1968年至1983年任甘肃省白银公司露天矿党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 1981年至1983年任甘肃白银公司党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1983年6月至1988年5月任共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书记。 1988年5月至1993年4月任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甘肃电视台台长。 1993年4月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 2000年3月至2001年8月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中国少年报社社长、党组书记。 2001年8月至2001年12月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党组书记。 2001年12月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党组书记、总编辑。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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