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亦译郭实腊，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传教士、鸦片贩、间谍，生于波美拉尼亚，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进行侵略活动。参与签订《南京条约》，后任港英政府中文秘书。1847年在香港设立“福汉会”，雇用中国人至内地散发宗教传单。1849年回英国组织“中国协会”。1851年又回香港充任政府翻译。同年病逝香港。其著述约70余种，较著名的有：《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

个人履历

著述

个人履历

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居茨拉夫。德籍新教传教士。1803年生于德国普立兹镇。1826年入柏林约翰叶尼克传教学校（die Missionsschule von Pastor Johannes Jänicke in Berlin ） ，1826年受荷兰传道会委派，到爪哇传教。1828年到暹罗曼谷，学习泰国语。1829年，脱离荷兰布道会，接受英国伦敦传教会邀请，到新加坡活动，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1831年，到中国沿海考察，同年12月13日到澳门。1832年2月27日，又从澳门出发，沿途在厦门、台湾、宁波、上海停靠，抵达朝鲜、日本，于9月5日返回澳门。10月，又开始第三次航行，前往中国东北奉天(今辽宁省)沿海考察，于1833年4月29日才返澳门。1934年，其英籍妻子英人温斯娣(Wan stall)在澳门创办—所女塾，专招贫苦女孩入学。1835年2月被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聘为翻译。郭实腊曾先后10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捞取资本；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又穿起了军装充当起英海军司令的向导并协助指挥作战。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后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1847年在香港设立“福汉会”，雇用中国人至内地散发宗教传单。1849年回英国组织“中国协会”。1851年又回香港充任政府的翻译。同年病逝香港。其中外文著述约有70余种，较著名的有：《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

著述

郭实腊，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因为家境贫穷14岁便辍学。1820年，他大胆给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献诗表达求知愿望，国王准其进入一家神学院上学。1823年，他受荷兰传道会招募，于1826年受其派遣来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传教。后又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一个独立传教士，但与伦敦会一直关系密切。

郭实腊的个人智慧是毋庸置疑的。除母语德文外，他还通中文、日文、荷兰文，对中国官话和广东、福建的方言也有相当的了解，还会马来语、暹罗语，曾将《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暹罗语。他一生著述多至80多种，语种、内容纷杂，关于中国的就有61种，如《中国简史》、《开放的中国》，从横向、纵向介绍中国历史；如《道光皇帝传》，是道光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也是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这三部都是由英文所写，在欧洲出版。此外，还有德文、荷兰文、日文著述，领域涉及-、经济、历史、地理、科技、金融各个方面。对于早期传教士学术方面最多着手的语言和语法，虽然郭实腊在著述方面没有太大突破，但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确实高人一筹。对19世纪早期最流行的两本语法书马里逊的《通用汉语之法》和马希曼的《中国言法》他一语中的地点明要害：“欧洲学者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总是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谈论什么单数、复数、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传教士编写语法书时孜孜改正的方向。

1831、1832、1833年的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他因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但又更进一步，他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为他盼望中的轰开大门做积极准备。

郭实腊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他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个期刊，借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和合”观念，来促进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破除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为西方人被蔑称为“夷”而正名。在此之前，虽有《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天下新闻》等创立于外埠的中文报纸，但多是意义比较单纯的定期性的宗教册子，到了郭实腊手中，方为报纸注入世俗内容，这部分内容很值得研究。除了地理和科学知识的着力普及，他在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市价”，辟有“贸易”栏，介绍中国及各国-、制度、经济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状况。

当时的新教传教士，在战争问题上或明或暗持赞成态度；那么在鸦片问题上，则多是鄙夷和反对。需要提出的是，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实腊”（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他不仅在第三次航行中，作为翻译参与鸦片贸易，还在《东西洋》上撰文：“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而感到痛心……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对之，伯驾、卫三畏都在《中国丛报》上表达了反对意见。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实腊。三次航海让他看到战争的可能性，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故于香港。

19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自视为世界上的“天朝王国”、“中央大国”，而把包括西方在内所有外国都称“番国”，即边鄙之地的小国，把外国人统称“夷人”、“夷狄”，即不开化的野蛮人。郭实腊认为，这种“华夷”观念是妨碍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展开正常贸易的主要思想障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只有大量地宣传西方世界的文明，为西方人被称为“夷狄”而正名，才能转变中国人这种落后的“华夷”观念。

该刊第三期卷首有一篇《论》，即是为外国“夷”人正名的言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是也。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人’，或以各国之名。”

该期刊还托中国人之口，刊登他们在国外所见的事例来称道西方文明。如《子外寄父》一文，描写儿子在环球航行中所见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写信给父亲说：中国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国，外国的领土并不都比中国小，外国人“聪明通窍，身晓才艺，何可以为夷者乎！”再如《侄外奉姑书》一文，用中国侄女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亲身感受给姑妈写信，描写了那里的男女从小平等，女婴与男孩一样从小倍受爱护，无溺女之陋习，女孩长大后在文学馆学习，长辈们不禁朋友间来往，成婚也不须媒婆斧柯，而是自由恋爱，成家之后夫妻相爱相慈。《兰墩十咏》还刊登一位旅居英国首都的中国人赋诗说：“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伦。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山泽钟灵秀，层峦展画眉。赋人尊女贵，在地应坤滋。少女红花脸，佳人白玉肌。由来情爱重，夫妇乐相依。”“两岸分南北，三桥隔水通。舟船过胯下，人马步云中。富庶烟花地，人工斗物华。帝城双凤阙，云树万人家。公子驰车马，佳人弋缎纱。六街花柳地，何处种桑麻？”这分明是一派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画卷，哪里有“红毛番鬼”的影子？

据资料显示，郭实腊在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同时，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书叫《是非略论》。他用中国民间话本的写作方式，假托李姓、陈姓二人辩论英人是否“番鬼夷人”，英国是否文明昌盛。陈姓人用自己赴英经商致富返国的经历，说明“华夏皇帝虽重，外邦君德亦隆”，“英国人身通才艺，学问聪明，如中国准外国人来贸易，沾润本国，使两国各便其用。”这说明郭实腊在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大量介绍西方文明，才能逐渐破除中国陈旧的“华夷”观念，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明孤芳自赏，对西方文明轻侮蔑视的态度。这也正反映了鸦片战争前西学东渐初期时西方文化在中土遇到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