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仑法师，当代的一位禅宗大德。1909年12月生于四川德阳县，十七岁在重庆二郎庙随双白师父出家。1942年后常住于七塔禅寺，并协助月西法师复兴七塔禅寺。1999年5月19日圆寂于七塔禅寺。

生平

出家

学法

苦修

弘法

圆寂

生平

桂仑法师，俗姓杨，四川德阳县人，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生。三岁时父母带他到成都谋生，家里贫穷，没有上过学。六岁时不幸得了关节炎，因感染到腿部，十五岁锯掉了一双脚。十七岁在重庆二郎庙随双白师父出家。二十岁时在川北什邡县罗汉寺受具足戒。三十三岁时，夜梦普贤菩萨指引朝普陀山，到成都文殊院挂单，再从成都到重庆，坐船到上海，首次听同行讲六祖惠能法师闻听《金刚经》而得法的故事，知古时大德辈出，中国的佛法从此而兴旺。桂仑法师到了上海挂单在法藏寺，接着转海船到普陀山，在普陀山洛伽水晶宫，看见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用手一摸却没有了，于是悟得佛在心中。朝山结束，坐船到宁波，挂单七塔寺，见寺内千手观音像与普陀的一摸一样，跪拜顶礼，决定留在七塔寺侍奉观音菩萨。

桂仑法师在七塔寺，开始在云水堂做香灯，由于工作出色，不久到大殿当香灯，又到藏经楼当香灯，悟出凡佛经书的字都从心里出来的，不立文字同样也可以成佛。坐参观音如来，进入圆通法门。桂仑法师管理全寺水二年，兢兢业业，僧人们非常满意。任行堂二年，用凳子移动走路，当时人称“木腿师父”。“文革”极“左”思想肆虐，寺像毁坏，法物荡然，他白天参加做煤砖劳动，晚上还继续自修参禅。

一九七九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实，桂仑法师与月西法师一道，致力于七塔寺的恢复建设，寺中为表彰他的功绩，在宝鼎、香炉、天王殿的佛龛等处刻上他的名字。一九八八年，应七塔寺戒弟子悟道法师之邀，桂仑法师去浙江省岱山县净修庵弘法，翌年离开回到七塔寺。一九八九年，他在上海金山寺弘法，皈依者众多，因身体不适，最终还是回到七塔寺，不久他被诊断出得了糖尿病和白内障，以后多次住院治疗，生活也由寺院安排。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桂仑法师圆寂于七塔寺，享年九十岁，戒腊七十年。身后留下很多舍利花，起塔于浙江省慈溪市五磊寺。七塔寺将桂仑法师的故居辟为纪念堂，为他塑了颈挂念珠的坐像。

出家

桂仑法师，俗姓杨，四川德阳县人。1909年12月出生。父母贫穷，家里缺吃少穿，生活艰难。父母带着3岁的孩子只好到成都谋生，为了糊口，整日奔忙，顾不上孩子的成长。年幼的桂仑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家里供不起他去念书，桂仑只好眼睁睁地看见同龄的小朋友们背著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自己则呆在家里。没有钱的人住不起砖瓦房，只能找几根竹杆，搭个架子，周围用几张蔑席围起来，房顶用稻草铺就，然后全家住在里面。成都天气潮湿，洗干净的衣服一个星期都干不了。草房不保温，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冷浸骨。桂仑一直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营养不良和潮湿的天气，使他在6岁的时候，不幸得了关节炎。穷人的孩子看不起病，父母顶多只能找些草药给他敷敷了事。在四川关节炎是一种治愈不了的常见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只能好好保养，注意保暖，不让它经常再犯。但是对食不饱腹，衣不弊体的年幼桂仑来说，保养保暖的要求真是太高了。得了病的他只能躺在床上，望着外面的天空，听天由命，任由疾病发展，他的关节肿胀透亮，里面充满了浓水，最后疮口被感染，整天流脓，发出腥臭，就这样一直拖了数年，桂仑的疮口从脚感染到腿部，生命垂危，迫不得已，只好将伤腿锯掉。这时他已经是15岁的小伙子了，对正常人来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期，有着美好的未来。但是桂仑缺少一条腿，是一个残疾人，又没有文化，也不能做重体力的劳动。桂仑自忖今后生活道路漫长，不知该怎样渡过，为此感到迷茫。17岁那年，到重庆二郎庙随双白师父出家。

二郎庙是一间很小的寺庙，在巴县中梁山地区，离著名的寺院－－华岩寺不远。二郎庙虽说是佛教的寺院，但是更多的是属于杂信的民间寺院，以庙里的二郎神灵验而受到信众的膜拜。中梁山是重庆的煤矿地区，挖煤的矿工工作条件恶劣，经常出事故，生死难保，二郎神是主管水火灾厄的神祇，多少能给处于生活底层的矿工及其家属一些精神的安慰，即使没有什么大施主，庙里的香火还是不断，僧人起码的生活是能够维持的。

桂仑年轻，脑子活络，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虚心好学，有礼貌，人也能干，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师父和众位师兄弟对他也很照顾，从不歧视他，时光如驹隙，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20岁时桂仑到川北什邡县罗汉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僧团的一员。罗汉寺是马祖道一出家的寺院，号称西川佛都。始建于唐中宗景龙三年 (709年)，毁于元末(1368年)，明洪武四年(1371 年)重建，明末(1644 年)，复毁于兵火。到清朝，经禅师暖、月容、礼汀等主持再建，保存至今。寺内有唐代授以中书平章事、金紫光禄大夫权德兴撰写的《马祖塔铭》、清代任广东学政的李调元撰写的《罗汉寺重塑五百罗汉碑记》等，以及历代书法家题写的灵山再现、甘露慈云、衣钵相承、菩提庄严、拈花一笑、芥纳须弥、祗园揭谛等匾额。该寺的 北寺晚钟 是什邡八景之一。据说马祖道一晚年曾回这里说法，所以这里也是临济宗的祖庭之一。桂仑能够在马祖出家的寺院受戒，这也是佛教的增上缘。佛法难得，更激励他去好好地修持与弘扬佛法的决心。

学法

受戒以后的桂仑，努力学习佛法，虽不识字不懂经文，但是可以求戒求禅，于是他在寺里发心精进，干完寺务之后，就练习打坐，甚至夜不睡床，坐禅到天亮。经过多年的苦修，桂仑的功夫已经非常深了，他不仅可以长期不睡只坐不倒单，而且常有刹那得悟示现。他有时也到其它的寺院去参学。桂仑33岁时，到四川彭县参学。一天下雨，不能赶路，就借住在客站，晚上有人喊：“桂仑师！你还不去朝山？”桂仑问：“去哪里朝山？” 来人指着一条路说：“丹顶山。” 桂仑又问：“哪位菩萨开山？”回答：“普贤菩萨开山。”“哪位是普贤菩萨？”回答：“穿灰布衣的那位是普贤菩萨。”桂仑说：“我就过去拜他。”当晚他梦见普贤菩萨。普贤问他来做什么，他说我来闻听佛法。普贤说你要闻听佛法就到普陀山去吧。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决定要去朝普陀山。

1942年初，桂仑到成都文殊院挂单，刚好著名高僧能海老法师在寺院讲经，因为桂仑没有衣单寺里不让他挂单，能海法师发慈悲帮助，让一位居士供养了5元钱，买了衣服和棉被。他朝山的欲望强烈，决定出川前往普陀。从四川到普陀，要走很长的路，先要坐车从成都到重庆，再从重庆坐江船顺长江而下到上海，最后再转海船到普陀山。桂仑找到了一位也去朝山的同道结伴。在长江船上，同行的师父打开包袱，里面几本经书，拿了一本翻阅，边看边问桂仑，你看经吗？桂仑不好意思回答，为了装样子，只好拿了一本随便翻着。同伴看见他把书拿倒了，知道他不识字，于是安慰他，不识字没有关系，古时候唐朝的六祖大师也是不识一字的，他在集市卖柴时，听人家诵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心有感悟，于是告别母亲，到湖北黄梅东山跟五祖学法，最后得五祖衣钵，开始创宗立说。所以古时大德辈出，中国的佛法从此而兴旺起来。桂仑听了以后记在心里，继续问：六祖听的是什么经呢？回答：《金刚经》。又问：这部经在哪里出版的？回答：新都宝光寺。一路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桂仑到了上海，挂单在法藏寺，接着转船到了普陀山。

桂仑来普陀山是想听闻佛法的，但是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听闻佛法，就跟着其它的人跑来跑去，人家到洛伽山拜观音，他也去洛伽山，最后跑遍全山也没有见到一个说法的人，非常失望。他到普陀洛伽山水晶宫，看见有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旁边还有香和蜡烛，心里生起欢喜心。洞上的水滴到桂仑的身上，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想这是铜佛像，还是金佛像，肯定不是泥土做的。他走过去，用手一摸，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感到非常奇怪，回到洞口，又看到菩萨还在，如此来去三次，最后只摸到了一手的水，他感惊愕，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深观自在观自在，了无自在无自在。”这才悟到原来佛法不是刻意去求的，它就在你身边，只是我们凡夫不知道，而起贪心，到处寻觅。

桂仑在普陀山的得悟，让他长了见识，但是他只是来朝山的，并没有在普陀山长住的打算，朝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该离开普陀山了。桂仑买了到宁波的船票，很快就到了宁波码头。七塔寺是宁波城里最大的一座寺院。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桂仑，拖着一条腿来到寺里挂单，在这里他看见了在普陀山梦见的千手观音像，旅途的疲劳顿时消除，放下手中的包袱，激动地双眼含泪，立即跪拜顶礼。佛教讲缘份，桂仑与千手观音菩萨的一段因缘，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决定留在七塔寺侍候观音菩萨，住持励逊长老看出他是一个堪为大器的法子，对他的请求深表赞同，从此他与七塔寺结下了深缘，再也没有回到四川。

苦修

桂仑在七塔寺里曾任香灯二年、司水二年、行堂二年。香是寺庙里面最常用的供养之一,烧香拜佛是佛教最具特色的地方。佛教产生于印度，由于印度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如纬度低，北部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以及南部濒临太平洋受海洋季风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使印度大部地区气温偏高，炎热期长。据某些资料统计显示，在热季或旱季到来的五月季节，北印度地区平均气温可以达到摄氏32℃以上，绝对最高温度甚至可以高达摄氏42.98℃。濒临海边受海风影响的南印度地区，五月的温度也通常保持在摄氏30℃以上。这种日子在印度大部地区要持续约3个月的时间(每年的3-6月)，直至雨季的来临才能结束。气候炎热，身体容易流汗，不及时清洗，身体就要发臭和生垢，为消除体垢与体臭，人们将香料点燃后薰烧，既可以除味，净化空气，还可以有消毒、净醒的作用。佛教认为，人有眼耳鼻舌身五根，与之相应的则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和身识五种认识。鼻有嗅觉的功能，但是是通过鼻识来完成的。鼻识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可以滋养身体，同时也能净化人心。所以古人说，芳香开窍，辟秽化浊，化瘀解毒，除恶杀虫，通络疏窍。烧香、涂香亦为供佛方法之一。因为佛是无处不在的，香是到处飘散的，所以香是佛的使者，能将信息通达于佛。人们通过缕缕清香，将自己的愿望告诉佛祖，与佛、菩萨沟通，完成内心的希求祈愿。佛门里每天都要用香供佛，每个大小仪式都要焚香祈祷。在禅宗里面，拈香更是必备的仪式，祈求国泰民安，家庭和睦是祝香；弟子拜师是信香；回答他人的答问是还香（又作答香）；代人烧香是代香；吃饭前上香是颁香；在殿里给佛和菩萨前点香是行香。而在民间，到寺院就是进香的代名了，来的人都是香客。

香灯是寺院一个非常普通的职务,具体负责的工作是每天不让殿里的油灯和香烛熄灭，有的寺院的香灯还要负责整理殿堂、洁净佛像及供器，或贩售香烛、撞钟击鼓、照顾云水堂的僧众等等。七塔寺的香灯工作是分职的，桂仑到了七塔寺以后，开始只是在云水堂做香灯。出家人到各地行脚参学，居无定所，悠然自在，如行云流水，云水堂就是接待外来的僧人挂单的地方。桂仑在云水堂里接待来往的僧众，端茶倒水，看管物件，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得到了客僧的称赞。由于他的工作出色，得到了寺主的信任，不久就将他调到了大殿做香灯，大殿是寺院最重要的地方，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要在这里举行。桂仑不仅时时要照看殿内香烛，做撞钟击鼓的工作，还要接待来寺的所有香客。这时共产党解放军进军江南，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共产党人民政府建立，许多出家人有顾虑，纷纷逃离寺院，就是继续在寺院生活的僧人也不安心。但是桂仑怀着事佛的虔诚心情，不为所动，以“得悠悠处且悠悠，云自高飞水自流，哪怕恶风翻大浪，波闻沉却般若舟”的态度，每天依然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本份工作，吃睡在大殿。过了一年多，寺庙没有受到任何侵犯，大家都安下心了。桂仑又到藏经楼做香灯，藏经楼里经书浩繁，堆积如山。没有事的时候，他也翻翻经书看，可是一个字也不认识。面对着经书，他坐着努力地去参，悟出文昌造字，圣人宣书，凡佛经书的字都是从心里出来的，不立文字同样也可以成佛。由于宁波地方房屋紧张，解放军部队缺少住房，借用七塔寺作为部队医院，桂仑离开藏经楼到西方殿(三圣殿)当香灯，在西方殿里，他仍然与以往一样，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本份工作。到庙里来的香客少了，桂仑的工作轻松多了，他没有任何报怨，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闲瑕无事时，他仍然打坐参禅，坐参观音菩萨，进入圆通法门，心里感到清净，胸襟开阔起来，感到整日与菩萨同在。

司水是管理水的工作，古代称为水头。桂仑管理着全寺水的使用二年，兢兢业业，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都一律满足，僧人们感到了他带来的温暖。行堂是斋堂负责添饭的工作，古代称饭头。他在任行堂二年期间，工作负责，不浪费任何粮食，上下满意。又因上下阶沿不方便，特别是一只装木腿的假脚走路别扭，于是他废弃假脚，用凳子移动走路，当时人称“木腿师父”。随着“左”的思想影响，七塔寺的活动越来越少，大殿也被其它单位占用作为仓库，桂仑看在眼里，心急如焚，然而也无法挽救，只好等待。这段时间国家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为国家取得的成就高兴，讴歌“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长江造大桥，害河转利益。高山修公路，世界求和平。”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宁波地区的僧人集中到七塔寺居住，佛教协会也从延庆寺迁至七塔寺玉佛阁办公。虽然极“左”思想肆虐，寺像毁坏，法物荡然，但是佛门僧人不惧压力，信仰不改。桂仑以豁达的心态面对这场浩劫，相信一定会有重开迷雾的一天到来，那时佛教的法轮将会再转。他自嘲“劳动身无病，用功菩提心。身心常清静，世界永和平。”“弥勒笑我不劳动，我笑弥勒不生产。我愿生产对国有利，对人民有益，做个世界佛教徒。”他在佛教协会创办的工厂做工，白天参加做煤砖劳动，晚上还继续自修参禅。自食其力，维持生计。他乐观豁达，安于现状，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紧跟时势，自作通俗诗云：“心是无线电，广播音声喜。人民眼睛亮，眼亮经也亮。”“人造机器，机器害人。害人机器，自己改造。根本不沾污，坦白极乐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实。被土产公司占用，作山货堆放仓库的七塔寺主要殿堂被逐步收回，七塔寺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翌年，宁波七塔寺修复小组成立，月西法师出任组长，桂仑协助月西法师，致力于七塔寺的恢复建设。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下决心要在今世为重新光大这座养育自己几十年的祖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经常拿出钱赞助给常住，为寺院建设捐出自己的供养，寺中为表彰他的功绩，在宝鼎、香炉、天王殿的佛龛等处刻上他的名字，以示纪念。经过了十余载的辛劳，千年唐刹七塔寺，重恢旧貌。他高兴地赋诗：“文化大革命，圣梦翻了身。改造防空洞，屙坑变花园。”

弘法

1984年，月西方丈升座后，专门把他安排在阳光充足的三圣殿东偏殿居住，派遣侍者界象、宏智等人服侍他。1988年，应七塔寺戒弟子悟道法师之邀，桂仑去岱山净修庵弘法，善男信女觉得他白天、黑夜坚持坐禅，而且又过午不食，常有供养布施，他把这些布施以及自己存单，用来帮助净修庵买修大殿的木头。第二年，由于悟道法师离开净修庵，寺务由俗家弟子管理，他又回到了七塔寺。

由于桂仑广发慈悲，助人予乐，受到了信徒的拥护和爱戴，大家都喜欢他，让他指导修行。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不少信徒都拜他为师。佛教界里也有不少寺院和法师请他到各寺宣法，助益清修。1989年下半年，上海地区的善信请他去上海弘法，他住在金山寺里，当时皈依他门下的善男信女很多，很多人在他房内、房外坐禅，如上海的郭大栋、郭奕勤、彭慧，宁波的王继锋、顾九戈等常到他房里请开示，获益匪浅！但是许多人聚集，影响了社会秩序，为防止出事，桂仑只得再回七塔寺。这次桂仑在上海金山寺弘法，影响较大，上海佛协和金山佛协坚持请他到金山寺落户，信徒们开着汽车来到七塔寺门前，一面和寺院交涉，一面就把他抱到汽车，强行把他拉到了上海。然而这时金山寺的大殿还没有建成，寺方给桂仑安排的住宿条件极差，同时又缺少专人护理，严重影响了桂仑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桂仑对七塔寺的感情太深了，心里放不下七塔寺，始终惦念那尊让他心仪并使他做出终身决定陪伴的观音菩萨像。七塔寺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终身托附，七塔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让他久久不能释怀，于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七塔寺。

桂仑出家已经五十多年了，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世间的世事也看得多了，世人的尔虞我诈，权利之争，互相倾轧，人性的弱点充分暴露，所有这一切不是说明佛教仍然对改造社会和改变人心还有着重要的作用吗？“世界不和，人类不平。当平心地，世界就和。”桂仑以出世的心情干着入世的事情，精进修行不懈，几十年的头陀苦行实践，已经让他的性格磨练得心澄似水。他长期坐禅，即使在晚上也不睡床，这是一般人都达不到的定力。他在大殿照看香烛，与居士们聊聊，鼓励他们修行，增强正信。晚年的桂仑更加热衷于传播佛法，对信徒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有居士要到五台山朝山，他主动写信给五台山的法师，请求给予关照。有人喜欢香港做的观音像，他就自己汇钱购买。他虽然不识一字，但是通过自身的曲折经历，目睹中国佛教在这几十年的坎坷，已经认识到“弘扬佛法是很不容易的事，这是为佛弟子报佛恩。西天维摩诘居士法身大士，众生有病他有病，我愿众生不得病。眼睛流泪释迦佛，佛不灭，僧自灭，所以现时有僧无宝，佛经祖语不见，故僧中无宝。”为改变佛教不兴的的现状，广弘佛法，他强调要进行经典的弘扬，特别是要对《金刚经》尤其重视。他告诫：“居士发大慈悲心，能把佛经及祖师语录多印出来就好了。六祖大师闻听《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中国的佛法后大兴。出家在家都看《金刚经》，得大利益。《金刚经》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经书若印字要大点，外面人看了使人欢喜敬重。”他还给住持法师写信说：

金刚不坏，六度万行，搭衣吃饭洗足打坐，此是释迦牟尼佛用功成佛的道理。吃饭量比来处，如要用多少米，多少水、多少火，要煮新鲜饭吃，不要吃剩饭，乃至偷人家的冷饭吃，自己若没有真正用过功夫，拿前人的文章东扯西扯，拼凑成章，即同偷吃人家的冷饭，冷饭吃了心肠硬，剩饭吃了眼睛糊，自己迷糊做事无知，乃至教人也受无知。譬如现时间有人把经书印得一点点大，没有样子的可使人随意揣在身上，别人也一时随带各处出入，有的甚至揣在屁股后袋里。初之印刷希方便于人，今令人多无知地造亵渎佛法之罪，明人见之多此不敬，甚为不好。如此方便，方便出下流，不两上故，所以佛法衰弱故之一因也，望各位大德行者善思惟广教后人莫作此罪也。

圆寂

金山寺回来后，他被诊断出得了糖尿病和白内障，以后多次住院治疗。1998年他因糖尿病双眼失明，但是他仍然心系寺院，将所得的供养除用于寺院的修建外，还经常斋僧供众。上海佛协理事郭大栋是他的皈依弟子，多次提出要把他的假腿重新装上，他又一次到上海住院，由于糖尿病的关系，假腿没有装上，白内障也没有剥掉。多次旅途劳累，桂仑身体越来越差，寺中专门请人照顾，他的生活也由寺院安排。桂仑是七塔寺的禅宗门头，是寺院树立的禅宗旗帜，是七塔寺的砥柱，影响较大，皈依弟子较多，不但有国内许多信徒，还涉及国外许多信徒。这时寺里正忙于应付经忏，没有时间参禅，在他多次住院以后，就考虑了他的后事安排。1998年寺里与慈溪五磊寺真如法师商量，在五磊寺竹园边、月西方丈的塔林不远处购得一块土地，为他建造了一座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书写了塔铭和桂仑纪念堂条幅，1999年5月19日，桂仑圆寂于七塔寺，享年90岁，法腊70年。他在七塔寺前后住了56年，寺里僧众痛失这位解行双优的当代禅宗大德，消息传出，弟子恸哭，桂仑法体在天童寺僧窑内荼毗时，数百人相送，拍照留念。桂仑身后留下舍利花很多，起塔于五磊寺。七塔寺将桂仑的故居辟为纪念堂，仍然保持他生前住过的原样，还为他塑了颈挂念珠的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