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一、人物履历 求学入党 抗日宣传 教书事业 二、周围评价)

革命同志和战友：(一、在“社联”和成中活动中 二、在阎锡山的牢狱中 三、 在静乐的革命活动中 四、八路军120师和晋西北党委 五、牺盟会（太原中心区辖静乐）)

回忆录(一、崇尚进步 投身革命 二、散发传单 不幸被捕 三、胆大心细 机智斗争 四、 挣脱牢笼 奔赴抗战 附：)

相关文章(（一）纪念回忆文章 （二）、 《在地下和敌后》 （三）、《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相关资料

人物简介

龚仲德，男，1917年生，原名龚允恭，在有关他的革命经历回忆录等书籍中被误为：元恭、永恭、永功等。出生于福建闽侯，成长于太原、忻县。中学时期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入团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社联”，1934年5月，因散发进步传单被捕入狱， 1936年在狱中经地下党考验转为中共党员。抗战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之后参加山西工委组织的党训班，亲耳聆听过刘少奇的报告，后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10月初担任中共领导的山西静乐县动委宣传部长，10月底中共静乐县委成立任统战部长，12月任“牺盟会”静乐县特派员。为党的事业和“抗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晋西事变”开始后，为反击反动政变和保卫革命成果，做着艰难曲折的斗争工作，出生入死。1941年再次被捕入狱，1943年出狱后与党组织和家人失去联系，后漂泊辗转到嵩县，以教书维持生计，1948年受托创复嵩县一中，嵩县一中成立后任第一任教导主任，是嵩县一中五十、六年代最优秀的语文教师。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1975年在嵩县一中逝世，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虽然早已为平民，但他仍然关注党和国家大事。临终时嘱咐家人，在国家统一了台湾时，别忘了家祭要郑重地烧纸告知他。

一、人物履历

求学入党

1928年随盐务稽查局工作的父亲在山西省忻县（县立高小校长石子山）与兄龚子荣和霍士廉等读高小。

1931年5月和兄龚子荣(原名龚允济)同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读书(现成中记载其名为龚永恭),当年的校长 刘墉如，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都是地下共产党员。

1933年下学期，该校教务主任语文教员共产党员杜沁源介绍参加校外读书会并加入共青团，后来参与中共外围群众组织（李舜卿后改为李舜琴介绍加入）——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成为三个负责人之一，兼任执行委员。当年成成中学的训育主任、后来的山西副省长焦国鼐曾评论“社联”说：“... 这些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有阎伟（阎秀峰）、龚允济（龚子荣）、龚允恭（大约第二次被捕入狱方改名为龚仲德）、张积玉（张永青）...他们团结引导同学，通过学术团体研究社会科学，举办墙报，创办刊物，或到街头张贴传单宣传抗日。这就形成了一股人数虽少影响甚大的政治力量。”（见焦国鼐《争夺成成中学领导权》一文。）

1934年5月（4月30日）散发张贴红“五一”抗日内容的传单不幸被捕。1935年10月底，从警察局被转押山西省反省院。

1936年4月在狱中经党考验由阎春荣（狱中支部书记）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抗日宣传

1937年7月底，抗战暴发，被无条件释放后，参加山西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的党训班，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后到延安抗大学习，并担任先锋队长。 1937年10月初和延安派来的崔岩分别任，党领导的静乐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后参与筹建中共静乐县委（县委马隆兴书记和组织部长朱辉照都是120师的军事干部，他实际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发动群众的抗日宣传、发动青年参加八路军、统筹部队的给养粮草等工作，深得北方局领导关向应和省委书记赵林的赏识。（当关向应检查“开辟”工作到静乐前后，了解和见到龚本人后，就让他跟随并亲自指导、传教工作经验。省委书记赵林介绍他在狱中的坚强和果敢，更让关向应觉得安排他担任当时极具重要的宣传发动工作的正确。

1937年10月底县委成立任中共静乐县委统战部长。

1937年12月和崔岩分别任党领导的牺盟会静乐县特派员（相当于县长）和县委书记。

1938年初，太原、忻州相继失陷，群众怕鬼子打来而胆战心惊，混乱一片。县委决定兼任县“动委”（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副部长为谢励原名文华）。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坚决组织反击阎锡山的反革命事变。1941年初的一天，外出回宿舍看到自己的警卫员和武秀英留下的寻找他转移的紧急通知纸条，赶紧出街追赶，不幸被巡警不由分说抓捕至山西劳动集中营，两年后当局实在无证据以无业人员被释放。当时形势极其复杂环境极为严酷的情况下，他多次冒着再次被捕和生命危险寻找组织，努力无果。在国民党阎锡山的极度白色恐怖下,他与组织和兄长龚子荣即龚允济（当时在晋南洪赵地区）失散再也联系不上。。

教书事业

1943年，出狱后与狱友李孝白开始流浪。 李孝白，河南嵩县城关陶村人，因为不满意家里包办的婚姻，为逃婚流浪到了静乐在于街上和龚一同被抓。静乐这时是有阎锡山极度白色恐怖的旧军和各种特工、有国民党特务、有日本特务奸细、还有共产党的牺盟会、新军、八路军等势力并存。出狱后，李始终也不知龚的身份，更不知道龚在找组织，只知道龚也是外地一人来山西静乐谋生，就劝说一同离开去嵩县。龚经多方寻找组织无结果，为寻安身处和生计，便和李孝白大约于1944年初夏流浪至嵩县李家暂住（文革中被问话最多的是“你怎么到了嵩县”，他多答“你问李孝白”。嵩县当时接待外调的造反头头就说“李死了你自己说”，一次龚在街上见李卖蒜，以为自己看花眼，定神趋叙大笑说连累你了，李说好人难当啊，还得左顾右盼防然！）。

几日后，经于采藻(嵩县库区古路壕人)介绍龚到在大坪商三庙完小教学栖身，初时教六年级国语，讲过法国都德的《最候一课》》和一些反法西斯的进步文学。1946年到庆安寺（即赵村）嵩县普通补习中学教书，主讲古典文学，选讲古文观止上一些名篇，并串讲一些抗战打鬼子的故事。期间多次闻讯曾经的战友活动在嵩县邻近的一些县，试图联络，均因是滞后的消息而痛失良机。由于种种原因如：语言不通、极其落后的交通状况、加之嵩县仍在白色统治之下，再寻组织未果。他辗转在赵村、枣园等地教学中小有名声，许多远处的老百姓找上门把孩子送给他当学生，这使他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1947年解放后，伊鲁嵩县政治部（后改嵩县县委）指定秘书梁贯初同志负责恢复一中的筹备工作，梁得知龚学识才华后委以筹备重任。由于龚曾是受新文化思潮和党的熏陶具有进步行思想的青年，他也看到当时振兴嵩县教育自己的一份责任，于是愉快地接受参加嵩县一中的复教任务。1948年冬，经四区区长李洁生推荐，他代表嵩县去鲁山参加教育行政干部培训班学习。为了嵩县的教育事业,他没有丝毫地推辞。解放初期，土匪拦路抢劫杀人时有横行，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寒冬腊月徒步翻山越岭外出（嵩县交通极其不便）到河南鲁山学习，凭着对嵩县人民的热爱，他无畏无惧，最后任劳任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被任命为嵩县一中教导主任。校长是由县政府教育科长梁贯初兼任，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李警堂已年届古稀，龚实际上在主持繁重的校务工作。由于他出色的教学能力和校务组织能力，后来筹划设立高中部的工作，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由于他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使全校的教学工作，顺利稳妥地运转，深得县府和老校长李警堂及全校师生的佩服和赞扬。

文革被打倒

“文革”中，哥哥和杨尚昆一起被打成叛徒；老师杜心源、阎秀峰(阎伟)、张永青（张积玉）、战友米建书在四川被打倒；狱中难友侯富山在广州遭受迫害；有的被逼失去生命;···“牺盟会”、诸多当年在根据地和白区和敌后的战友相继受到冲击。若不是“文革”外调来的多,大多不知他当年坐断了阎锡山牢狱的老虎凳，在抗日战争时冲锋陷阵的革命经历。正因此，他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大“右派”、“走资派”，成为＂五七＂学校的大羊倌，成为苗圃的园丁。 他对被“外调”的曾经的战友、同志、同仁都实事求是，不惧淫威，决不污陷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同志、同仁。一次因不领会“领导”指示，被城关“造反”分子关押并殴打，事后他对家人说，我从中学参加革命至今，从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任何事情，因而我不会自杀，若一天有人说我自杀了，那是谋杀。我有生之年没有机会向党说清楚，你们要向党说清楚。 1975年冬去世，安葬于他钟爱并付出心血的一中的后山坡上。和信任支持他的老校长李警堂并排安葬。 1979年又迁葬于偃师。

二、周围评价

1966年被迫离开他钟爱的教育事业。但在全县培训基层老师，仍然要他出来参与组织培训；更为有意思的是批林批孔时，对什么是儒家等问题，也要他出来讲解，他也欣然接受。他精湛的讲解教学艺术，给基层的老师印象深刻难忘。曾经听过他的课的桥北学校的校长石清萍，教师张双福都说“人家真中”！尤其是他的语文课，深入浅出，生动流畅，娓娓释惑，精彩异常，让人思绪还沉浸之中不愿下课。在当地方圆他是公认的名师。1956年工资改革中，他被评为全县唯一的一个“中教四级”教师。 他不但课堂的形象好，而且多才多艺。笛子吹得是清脆悠扬，京剧唱得是有板有眼，一口英语说的标准流畅，钢笔字写的萧洒、清澈、飘逸。做人更是谦恭有礼，为人师表。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他虽然瘦削可却会武术，且飞腿功力强劲。一次与同事戏闹中，对方却总也抓不住他的手却被摔倒，大家才知他懂武功。经黄伯仁等人再三鼓动，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小麦地的垄上，他表演了一套飞腿拳术，那功夫直让黄等人觉得两三个人和他对绝不是对手。

1980年原中组部副部长、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和段君毅（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龚子荣等人一起回忆“牺盟会”的老战友龚仲德时说:"允恭同志不愧为关向应同志的`门生`，多才多艺。他的立场坚定，执行力强。在静乐时干的很出色，开拓性地开展党的宣传、抗日工作，尤其是任特派员时，为120师扩员是有功劳的”。说到他的去世，乔明甫眼圈红红地说：“太年轻了，去世的太早了——”，乔的意思也许是：光明的前夕，“解放”的前夕，粉碎“四人帮”的前夕，... ...龚子荣更是流着眼泪说，自小和弟相依为命，... 并失声痛哭地自责，自己连累了弟弟！

1979年迁葬于偃师时，时任偃师书记的晋籍老同志宋福根动情感慨对市委马奔书记说：“早就知道龚允恭同志的事迹，当年成成中学的“两龚”之一，闹革命被捕轰动太原。... ... 他晚年如此凄惨可真没想到。可惜啊，不然的话，他能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病重临终时，家人和同事问有何嘱咐时，言语困难的他写下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我军南定台湾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革命同志和战友：

一、在“社联”和成中活动中

成成中学校长： 刘墉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长，财政部副部长，北师大副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校训育主任、：杜心源 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届政协主席、人大主任

成中老师：焦国鼐，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成中老师：张衡宇烈士 任晋东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兼任秘书（相当于今秘书长）

王孝慈

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总负责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

二、在阎锡山的牢狱中

阎秀峰(阎伟)： 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二副主任、中纪委常委

张永青（张积玉）：四川省政协一至四届常委，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龚允济（龚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王孝慈 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甘肃省副省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衡宇烈士 曾任晋东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兼任秘书（相当于今秘书长）

张建古 中央公安学院副院长、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三、 在静乐的革命活动中

马隆兴（马龙）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解放军事学院海军系副主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少将军衔。十大代表。

朱辉照 ：解放军第3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将军衔。中共七大代表。

崔岩（崔碧天）烈士：兼大青山骑兵一团政治委、任塞北区党委中共缓南地委书记、被俘牺牲。

乔峰山 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

张化东 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甘重斗 国务院内务部办秘书长、副主任，中央政法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四、八路军120师和晋西北党委

上级领导

贺 龙------

关向应：兼任北方分局宣传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二O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书记。七大党代表。

罗贵波：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1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2书记、省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赵 林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山东省人大主任。

刘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兼第一任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

饶 斌 ：松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一汽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八大代表，

五、牺盟会（太原中心区辖静乐）

金少英：河南省委统战部长、省民委主任，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米建书：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等职

朱雅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局长、顾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回忆录

<<在阎锡山大牢的日子里>>。龚仲德

（ 编者:时值中共中央2008年11月11日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不仅使我想起了他，曾聆听过刘少奇精彩演讲的龚仲德先生， 早年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都位居省部以上，他却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山区党的教育事业，一生坎坷。。。 此文是他1975年病入膏肓，思维混乱，精神极为不济时，为北京外调组写的材料,写完未几，溘然长逝。标题为编者加）

1917年，我出生于福州市西门街。原名龚允恭。家中无房无地，全靠薪水维持生活。父曾任盐务局科员和中学教员。抗战时期流浪云南省，1947年失业，生活无着，在云南去世（当时云南未解放），他一辈子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28—1931、5我在山西忻县高小毕业。1928年夏天父亲从云南盐务局请假回家，后又调到山西岱岳盐务局。他把我们兄弟两个带到岱岳，因为那儿没有学校，就把我们送到山西忻县高小读书。读了二年半，毕业后我们投考太原成成中学。

一、崇尚进步 投身革命

1931、5—1934、5在太原成成中学学习。1933年该校语文教员杜沁源介绍我参加校外读书会。后来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派人同我接头。“社联”是中共外围群众组织。总负责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应为李舜卿，此时用名为李舜卿后改为李舜琴沿用至今。见《我在太原成成中学的经历》狄景襄）。地址在山西教育学院。当时“社联”负责人只有三个人：李授卿、我和一个出席社联的党代表。

不久李某介绍我参加共青团，提拔我担任社联执委，分配我负责成中、友仁中学、国民师范三个学校支部工作。因为白色恐怖，在教育学院工作困难，经组织决定叫我在校外找一间房子，专门油印秘密文件，经费自筹。我当即介绍龚允济、阎伟共同参与这项工作。经组织许可有龚允济担任刻板，阎伟担任印刷，我担任传递。因怕遭到破坏，只许我们三人参加，有李授卿一人同我们接头。

陈君原名梁膺庸，他不是“社联”成员，因被通缉，无处藏身，有李某介绍暂时寄居在这里。李某曾嘱咐，工作必避讳他，但不要谈“社联”的内幕。城中社联支部开会另行选择地点，不许在我们住处开会，当时成中支部组织：龚允济支书，阎伟组织委员，张积玉宣传委员。

二、散发传单 不幸被捕

1934、5—1935、10在山西伪公安局和伪法院看守所。被铺的经过与原因：1935、4、30号晚，为纪念五一节社联发动广泛宣传。成中支部分三组到工厂、兵营、街道散发传单。龚允济为一组，闫伟为一组，我为一组，分组到外面活动。不料阎伟一组组员—王伦被捕，押在伪公安局第四分局。

当时阎碰到我，同我谈到王伦被铺的情况，据说是在北门街营房散罢传单后，从黑暗处出来了一个警察把王伦逮捕了。他看势不妙跑了。发现这一情况后，我和阎伟商量就在北门街十字路口等候龚允济、陈君要他们今晚离开这里。谁知等到夜深人静，不见他们回来，我和阎就去晋北会馆躲避拂晓时分，我们两个又回去探听消息，刚进门就被埋伏的警察便衣抓住了。到第四分局时，我才知道，王伦在夜间就供出我们的住址，龚允济在半夜就被捕了，而且遭到刑审。陈君跑了。

当时伪分局集中力量审讯我们。在审讯时，伪局长拿出来的两张传单和一张在龚允济身上搜来的照片（是龚允济和我的合影）。审讯我们的内容有二：1、谁叫你去散传单；2、你参加什么共产党组织。我不承认散传单和参加组织。因为我知道虽有王伦作证，但他不了解我的情况；从审讯内容上看龚允济、阎伟没有供出什么；最后伪分局局长拿出一张相片，指着龚允济问我：“这是谁”？我说：“这是我哥”。接着提审龚允济，指着我的相问：“这是谁”？龚允济态度强硬，根本就不答话。于是伪局长对我们两个又进行了严厉的刑审。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对质过，以后我们四个根本没有这样的对质。

从这张相片上，我知道龚允济夜间没有暴露什么东西。我们在伪分局只一个早晨就用囚车把我们四个关在一起押送山西伪公安局。在囚车里，我们互相谈了情况，都知道王伦逮捕是在北门街散罢传单以后，因没有注意，被后面来的一个警察抓住，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从龚允济身上搜出一张“自传”。龚允济被捕是在睡下以后，半夜被警察抓住的。从这一情况出发，我们都认为没有证据，就要坚持不承认散发传单和参加任何组织。

三、胆大心细 机智斗争

（一）、在伪省会公安局审讯的经过。我们刚到伪公安局时，每个人都是用手巾蒙着眼睛押进拘畄所的。严格实行隔离审讯，不许串通口供，互不了解情况。伪公安局的审讯当然是依据王伦在伪分局的口供，王伦召供的具体内容，我过去不清楚，现在仍不清楚。不过我估计他根本不了解整个社联的活动情况；成中“社联”的情况他也不太了解，对我本人的情况他更不清楚。那么王伦召供充其量不过供出我们“住址”，“散传单”“社联”身份。实际上对我最了解的是龚允济、闫伟。王伦供不出什么问题？供谁的问题最多呢？我当时只能从审讯的情况上，或且从审讯人潘练如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判断，在审讯的情况上，龚允济刑审的次数最多最惨。其次是阎伟同他是一个班 ，又是一个小组，再其次是我因为我同他不一个班又没有发生过横的关系。从审讯我的情况来看，每次潘练如总是拿着一张传单怒悻悻地追问我：是你去散传单吗？谁叫你去？是龚允济叫你去散传单吗？（明明是我叫我去散传单他却张冠李戴）其次是追问我：“你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明明我还未参加共产党他却认为我是共产党）再就是追问我“成中谁是共产党”？（社联人员尚未追查明白却忙于抓拿共产党）有时他也追问我：“你为什么到校外住宿”？每次审讯我总是按照李授卿的教导：“在法庭上只要没有证据，就要言简意赅(gai)，坚决否认。”因此每次审问我总是遵循这一教导，用简明语言回答：“没有”或且“不知道”。

只有在校外住宿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是温习功课，参加毕业会考，准备升学。有人说，王伦供出了我们的“社联”身份，所以在伪分局和伪公安局没有把“社联”问题放到首要地位，因为这已成为一个定论，不必追究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时每次审问都是围绕着以上四个问题，特别是“散发传单”是首要的问题，在审讯过程中，从来未有提到整个社联组织，秘密印刷文件，成中支部活动动情以及陈君、张积玉的去向问题。当时虽说王伦是人证，还有三张我所见到的传单是凭证。

但是王轮的口供始终是没有定型的。刑审严重的时候他就顺嘴胡溜（（当时王才15岁）编者注），满口承认，刑审缓和的时候他就否认，就推翻。我从两个方面知道这一个情况，一方面从看守的嘴里我知道的，当时拘留所看守的岗位是在我拘留地点的对面，有一次两个看守再笑谈中透露了王伦的情况。他们说：这个小稼伙，一会承当，一会不成当，结结巴巴的，没有一点中气，该挨！另一方面从潘某审问我的情况上觉察到，他每次审问总是空洞的泛泛的追问：“是龚允济叫你去散传单吗？你参加什么共产党组织？快说！”有时声色俱厉，严刑逼供，压杆子，坐板凳，打背花，大屁股等一般刑具，无所不用其极；有时和言悦色极尽诱供之能事，从而我知道潘某对这一案情不摸底，审问从未击中要害。

除王伦外，我们三个人之中如果有一个供认不讳而且供处别人，而另外两个拒不承认，那就一定要当面对质。同时潘某一定会抓住我们的矛盾，单刀直入，严刑逼供，进一步追问：“社联”是什么组织？作什么活动？有多少人？决不会不了了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这一案件。这说明我们三个没有互相暴露。最后伪公安局具文上诉山西伪高等法院，同时把我们四个发落到伪法院看守所。

“只承认社联身份”。 说我们在解往看守所时，又一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统一过口供，这是臆测。事实上我们在看守所里是四个人住在一个号房里，用不着到厕所里统一口供。据我记忆是在伪公安局拘留所时，有一次龚允济受刑后按着墙在畄腿。我要求看守到厕所小便，企啚(tu)观察情况，随后阎伟也到厕所小便，这是恰好只有我们两个，闫说：“允济这个机械头，过堂时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我说：“不管怎样，坚决不承认”。话未落点，就有人来厕所，我们就离开了。这并没有互相统一口供：“只承认社联身分”。因为时过境迁，年月久远，这样的细节，若不认真的回忆，是很容易一假混真的。

（二）、在山西伪法院看守所的经过。我们开始是四个人押在一间号房里。当时看守所的政治犯都集中在一个院落里，放风的时候可以自由来往，交谈，看守不加干涉，本来有机会搞清楚这场官司的底细，进一步追究王伦的口供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供，到底供出什么？没有供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供出的？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严格划清是非界线，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二来是执行了当时的错误路线，对王伦只能强调团结，放弃斗争，把这一问题束之高阁，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当时，为了应付伪法院的审讯，虽然我们也在一起讨论过在法庭上如何进行狡辩的理由，可是始终没有追究王伦的口供。在讨论狡辩理由的时候龚允济、阎伟和我都认为原则上、一、要坚决不承认散发传单；二、要坚决不承认参加任何组织。在法庭上我们都进行了狡辩而王论却没说话。在伪法院与伪公安局审讯的情况不同：一不是用刑审；二允许狡辩。我们曾利用这个条件，每次提审都进行了狡辩。在看守所扣押一年多，我记的提审过两次，最后就开庭宣判，山西伪高等法院判决的依据当然是王伦在伪公安局的口供。但是两次审判都没有提出以王伦为证的具体事实，仅仅是笼统的原则的宣布我们三个人是“散发传单，扰乱治安，危害国民，宣传共产主义”。按《危害民国紧急罪法条例》判处龚允济有期徒刑五年，阎伟有期徒刑三年，龚允恭有期徒刑三年，王伦年幼无知，着即开释。每次开庭都是法官一人，推事四人，书记官一人，律师一人，宣判时除王伦外我们三个人在法庭上都进行了狡辩。最后我们宣告不服上诉。当年上诉书的内容记忆犹新，兹将上诉书的大意交代于下，以便查实对证。上诉书的大意如下：—

为审辨捏造事实，非法判刑呈请申雪不白冤屈事。缘民龚允济，年十七系福建闽侯人，随父来晋，肄业太原成成中学。因会考在即，校舍窄狭，人多嘈杂，不便温习功课，遂于北门外赁得一间住宅，邀集二三学友，共相钻研。何期平空霹雳，分局警察，竟以共产党罪名，无理逮捕。查成中学生，因会考而在外寄宿者大有人在，而分局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无端捏造罪名，诬为共党活动，实属无稽之谈……。

太原乃通都大邑，夜间行人拥挤，在大街广众之中，散发传单者，早已逃之夭夭。在混乱嘈嚷之际，行人奔走呼号之时，警察无处寻找正犯，遂顺手牵羊，诬以形迹可疑，张冠李戴，恣(zi)意逮捕。王伦系一幼小学生，身单力薄，警察便以王某为替罪羊，诬以形迹可疑，张冠李戴，强行逮捕，先之以恫吓威胁(xie)继之以非刑拷打，酷打成招，竟然加以散发传单之罪名，如是便可获的赏赉(lai)。……真乃夜过村落，虽不偷盗而犬吠(fei)奈何。

（三）、在伪法院看守所扣押一年多里。1935年秋末冬初，南京伪最高法院判决书才下达山西伪法院。判决书批示改判“送反省院执行”。当时还认为是减刑，实际上送反省院比送山西监狱更糟糕，在看守所一年多，在王孝慈、张衡宇等领导下，我们经常学习时事和社会科学理论，此外还做一些被押罪犯的工作。由张衡宇通过看守关系和外面组织取的联系，经常送进书报杂志供我们阅读。在这中间看守所全体政治犯还举行一次绝食斗争，时间三天，最后改善了生活待遇。

1935年秋末冬初—1937、8在山西反省远。该院概况：院长武世彭，教育主任路景，管理主任魏晋山，总务主任xxx（姓名不记）,干事若干人，下设警卫班，班长一人，警卫若干人。每天上课灌输反动理论；有时由路景主持开讨论会或辩论会，题目由院方拟定。在讨论会和辩论会上因我年小从未发言，入院据说还要写誓书，关于这项反动措施，我过去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专案小组调查我们这一案件，据负责调查的同志告诉我：“凡是入院人人都得写院誓；你们不能例外。这一誓书应该由龚允济、阎伟和你共同写的”，当时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记忆非常模糊。此后一年多，我又经过再三回忆，我总觉得我们三个人根本没有在一起填写过这样的的东西。据说入院还得写“自白书”，最近领导上提出这个问题让我考虑，我经过反复记忆，我记的当时院方从来没有叫我们写过“誓书”或“自白书”其原因何在？我不知道。这决不是我健忘或且避重就轻，不敢交代这个问题；每天每人规定写日记一篇，这我确实写过。除有病外，我每天晚上都按照院方规定写一篇日记，（日记内容现在忘了）；每月出《反省月刊》一次，这一反动刊物我见过，但我没有写过；出院的举行宣誓具切结等手续，否则不能出院。反省院管理极为严密，警卫班日夜在室外巡回监视；反省人不许交谈；不许到各房串连；不许在室外行走；不许亲属接见；不许带钱；大小便要报告看守。初到反省院我们三个被押在警卫班的一个房间。大约一个星期才让我们进号房同反省人一起生活，龚允济、阎伟分到一个号房。龚允济在反省院因多方进行活动，院方平时特别注意他的行动，早企啚以他为榜样，加以严惩。他只住一星期,多，院方便以“行动不规”为借口，用手拷脚连把他拘畄起来，扬言加判四年徒刑，押送山西监狱执行。阎伟大约住有两期，因他大哥在外面多方找武世彭活动，所以早出了院。

四、 挣脱牢笼 奔赴抗战

我在反省院大约住三期多（每期六个月）。最后因集体举行绝食，才的出院。这次绝食哟23人参加（有的说17人），时间六七天。在阎春荣、刘善述、李志敏领导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利用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南京国民党的矛盾，发动绝食斗争，要求无条件释放前赴绥东抗战。院方答应各项条件后，我们才复食。但复食后院方突然又发生变挂，要我们掏保释放。我们怕夜长梦多，就和外面党组织取的联系，发动第一师范学生，在反省院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并闯进反省院，强行口头保释，院方不得已只好让我们集体出了反省院。出院后，我们决定由韩长太写一个《要求赴绥东抗战的声明》投山西晚报，表示我们绝食确实是为了共赴国难。还有两个病人，一个是孙继业，一个是姓贡的工人，因病不能行走，只好暂畄院里（后来营救出来）。在反省院我们同外面党组织的联系，是利用澡堂旁边的一个水道沟。这个水道沟就是我们日常和党组织接头的地点。

附：

龚仲德同志于一九七五年病故。其历史问题已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向组织作过汇报。他早年为革命奋斗多年，解放后默默无闻地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其历史问题本人已于“文化大革命”前后又作过交待，历史是清楚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龚仲德同志遭到了批斗、打击、迫害、受了委屈... ...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经所在地组织研究，1981年10月19日作出了决定：...“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龚仲德同志的“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到，予以平反昭雪。...)

相关文章

（一）纪念回忆文章

1、《嵩县县中第一任教导主任龚仲德的传奇人生》

嵩县一高 李东海老师

龚仲德， 原名龚允恭，原籍福建闽侯，中学时期就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5月，17岁的龚仲德因散发进步传单被捕入狱， 1936年在狱中经地下共产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被释放，之后参加过山西工委组织的党训班，亲耳聆听过刘少奇的报告。20岁时就担任山西静乐县委宣传部长、静乐县特派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的事业做着艰难曲折的斗争。

2、《龚仲德老师轶事》 作者: 段曙光老师

大凡解放后至70年代在县中（即现第一高中）工作过或上过学的人都会知道龚仲德老师。他身高1、70米左右，面貌瘦，高颧骨，留小平头，两眼总呈现出优愁和迷惘的悲凉。走起路来老是小碎步，不紧不慢，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说话略带福建口音，遇见熟人，从未过于亲昵，也不过于冷淡，往往点头了事。

笔者在50年代和龚老师在县中同事，“文革”，中又系同学，对其为人，言谈举止，了解一些。他对嵩县教育事业，不无微老，于1975年溘然长逝，长眠于嵩县大地上，给同事，同学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纪念。

老龚原籍福建闽侯，原名龚庸公。龚允恭），其父英语基础浓厚，被洋人聘为翻译，在山西太原办的盐业公司工作，月薪100元银洋，生活相当富裕，遂将其子龚子荣、龚仲德带到太原中学就读。老龚兄弟在太原中学时，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先后加入C、P，从事学运。他父亲是洋奴，唯洋人之命是听，但从不过问政治，对孩子们的进步活动，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因而中共山西省委曾一度住在他家。薄一波与领导同志经常出入其家，其父概不过问。1953年暑假，老龚去北京其兄处探亲，当时龚子荣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委书记、国务院第六办公厅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谈及往事，其兄问他：“在山西太原时，有一次一个面部白细、瘦高个儿，讲话时纸烟不离手的领导同志在咱家主持会议并讲了话的人，你还记得否？”他说：“记得”。其兄说：你知道他是何人？他说：“不知道”。其兄说：“那就是刘少奇同志”！

... ...　老龚去逝了，因其在嵩县教育事业上小有名气，是后记。但由于仅凭单去记忆，其轶事仅是“点滴”而已，全县他的同事、同学知之颇多，尚希为之补遗，俾能使读者洞察老龚！

3、 焦国鼐《争夺成成中学领导权》... ...

（二）、 《在地下和敌后》

作者：谢励，原名谢文华，原黑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太原、忻县相继失守后，群众中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县委决定李蔚然、乔峰山去做统战人士工作。龚元恭（应为龚允恭，谢的浙江口音允=元，秘书误）和我兼任动委会宣传部正、副部长，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宣传抗日形势，宣传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鼓舞群众斗志，培养抗日骨干。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克（现名张化东，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和我连夜编写了日寇抓壮丁的剧本，我在后台提词，他在前台演出，台下群众看后，很受教育。激动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誓死不当亡国奴！”有的当场报名参加游击队。

（三）、《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龚子荣

编者按：龚子荣同志于20 世纪30 年代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共青团，1934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经监狱秘密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7 年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国前是我晋西南、晋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文革一开始即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1978 年才彻底平反。今年，月21 日是龚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发他的遗作，以资纪念。

1914 年5 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4 岁时，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随父亲到了太原，1930 年考入成成中学，一直读到1934 年春。

成成中学是一所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当年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33 年秋，同学张积玉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不久担任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 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被捕经过 1934 年4 月30 日晚上，社联盟员分四路上街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的传单，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社联编印的刊物《 红旗》 和《 穷人报》 。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联盟员阎伟和王伦在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时，王伦被警察抓住，阎伟逃脱立即回到住所，见我未归，匆忙写下“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当晚我12 时以后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己破门而入，即被押走，房间里有一箱子社联文件也被抄走。次日天刚亮，阎伟和龚允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开进公安总局，被分别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监房，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审讯中，反动派出示从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 红旗》 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认定我参加了社联，并说社联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社联不是共产党，它的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反动派，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追问后台共产党。他们得不到口供，屡屡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两手鼓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他们还施行坐老虎凳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当即昏厥。几经严刑拷打，我患了“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想趁机逼供，穷追不舍，还说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唬，我没有被他们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他们却没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 月底，公安局将我们转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时我20 岁。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将我们社联的几个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经过公安局的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第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牢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学老师张衡宇也关在这里。他先问我们的被捕经过，后向我们介绍这里的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多次的接触中，他考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张衡宇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后，他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中共支部，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报纸和书籍。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学外语，还积极组织别人学习。他规定我先学两本书，李达著《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和列宁著《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他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的理解。联系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一些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受益较多。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同敌人常有面对面的斗争。如有个叛徒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他表现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他丑恶的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政治课。

还有一次是反动派的司法部长来狱中“视察”，看守所长毕恭毕敬地为他开路，指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个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衡宇、白炳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菜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司法部长无言以对，只好支支吾吾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大义凛然，令我衷心地佩服．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

我们向司法部长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我们决定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发动绝食斗争。当时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我们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决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绝食坚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由看守所长签名盖章，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

这一年5 月，我们在狱中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了十八个月，经过几次审判，最后判我三年徒刑．当时我22 岁。

在反省院的斗争　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 年2 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被转押到反省院。

为了软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监狱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在思想上，他们企图瓦解和动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进入反省院的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个叛徒的自白，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政治犯作样板的。我们刚住进，院方就要我们写自白书。一个同志在厕所里偷偷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及悔过的话。我们决定按在公安总局时的供词写。我当时写的是：" 14 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 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 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 岁上高中。1934 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

反省院规定，不准政治犯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交谈；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谈，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走后再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的斗争、工作、学习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

反省院内的秘密党（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针对院方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欺骗软化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方面是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时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反省院找政治犯个别谈话，是常有的事。我们谈后回来和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后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他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最后罚我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要特别小心，院方必将对你严加监视。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院方要政治犯写出院宣言。阎春荣写的是：“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院方要求写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就有选择地照抄《 三民主义十二讲》 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要求写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就写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1936 年七八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加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里的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在阎春荣的领导下，我们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院方所讲的三民主义进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文字追记下来，形成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按照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管理主任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来搜抄我口袋里的稿件，马上就给我上了手铐，押入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向同志们表示：“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　1936 年11 月初，因从我身上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就将我从反省院押进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进第一监狱执行。一进门，就给我钉上脚镣。不几天，监狱党(中共）组织负责人高举来到我身边，我向他讲了反省院的情况，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请求到病号监，目的是解掉脚镣；第二步争取到监狱工厂去，那里普通犯较多，可帮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号监，两个月后下了脚镣刑具。我与田士俊同住一个监房，我们之间谈话较多，我想他是代表组织考察我的。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回想在被捕的几年中，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到第一监狱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考察和接受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爱惜，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强。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接触普通犯人中作社会调查．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际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不以坐监狱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义。

1936 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1936 年10 月20 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阎锡山应允政治犯出监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

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　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对这批政治犯灌输他的一套理论，妄图使这批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

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为出狱抗战作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此外，我们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那些理论。党支部组织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曾排练演出活报剧《 放下你的鞭子》 。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出很成功。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名字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就叫龚子荣了。

我从1934 年4 月30 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 年8 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至此结束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文革”十年浩劫，炼狱般的考验，以致我双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炎黄春秋2005 年第9 期23

相关资料

（一）、1937年 10月下旬，中共静乐县委成立，马隆兴任县委书记，朱辉照任组织部长，龚允恭任宣传部长，李蔚然任统战部长，属晋西北区党委领导。同时组建了各区区委，二区(驻地娄烦镇)区委书记刘达仁。并建立了各区动委会，刘达仁兼二区动委会主任。在县委和县动委会...1940年1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5年9月，全境解放。

（二）、1937年7、7事变后，中共党员，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科长李蔚然到静乐组建动委。10月，八路军120师抽调营团级干部组织了干部团，到各县开展工作。10月底，中共晋西北临时工委派马隆兴来静乐建立党组织。组建成立了首届中共静乐县委，受中共晋西北临时工委领导。县委书记马隆兴（公开身份是动委会武装部长），组织部长朱辉照（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宣传部长龚允恭（公开身份是动委宣传部长）。县委通过动委会、牺盟会作掩护发展党员，建立区、村基层组织。（摘自太原党史馆）

（三）、 ... 县大队长王怀远、牺盟会特派员龚元恭、公道团长时曙明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当时静乐县形势很好。 ... 《延安女兵(第一卷)》-----谢励〈在地下和敌后》

（四）、李文炯、阎春荣、阎秀峰、龚子荣、候富山、郭钦安、姚玉祥、催何勤、王光甫、张文昂、雷任民、李曙放、李木皆、王世益、任保加、王建兑、卫文周、孙哲咛、景山（景秋月）、郭延祥、阎增祥、或（阎子祥）、孙泽珽、于林、甘重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