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14年现年97岁的耿淳，是当今世界上坚持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时间最长、最顽强的一位老人。 当年，他曾率领着连队，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在沙场；他曾像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数百奴隶般的中国劳工，暴动在日本花冈；50年后，他又率领幸存的中国劳工，一次次走上日本法庭，状告当年残害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鹿岛建设”。

这一辈子，他是怎样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日前，在北京，在日本律师团与中国劳工的座谈会上，记者采访了耿淳。

(一)血刃敌寇，失利在沙场

耿淳，河南襄城人，读过5年私塾，家里开有一个小茶店。后来，闹土匪，茶店被烧，耿淳沦落成街头买卖旧书的小摊贩。流经他手的书，他都要阅读，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七七事变”时，耿淳已是国民党15军64师一名军官。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淫，作为军人，耿淳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之决战。

1937年8月，部队北出雁门关，截击企图向中国西部长驱直入的日军。那年，耿淳23岁，任排长，就在出征的路上，他被提升为中尉。兵到山西怀仁县，部队与日军遭遇。双方一场血战后，部队撤至新口，随即发起了新口战役，消灭了大量日军。那一场恶战，双方的人几乎都拼光了，耿淳始终战斗在阵地前沿，左手抓着小旗、右手握着战刀的日军小队长三屋俊武，就死在他的面前。

1944年，耿淳已是上尉连长，奉命防守洛阳。5月份，日军重兵攻打洛阳，由龙门一线向西下池攻击，耿淳的5连恰巧守在这里。战斗一开始，日军即以重火器和5辆坦克车向耿淳的阵地猛烈进攻，双方的炮火，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下午5时，守军向邙山岭转移，耿淳所在的营奉命掩护全师撤退。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耿淳率战士奋力杀敌，阵前敌尸累累。战斗越打越残酷，守城部队虽有空军助战，可惜不能与陆地协调配合，以致全局失利。耿淳所守阵地，遭敌重创，伤亡惨重。打到最后，耿淳腹部被击穿，胳膊、臀部多处挂彩。突然，又有一发炮弹炸响在他身边，他昏了过去。

耿淳说，当他苏醒后，发现自己成了敌人的战俘，顿时心如刀绞。与日本鬼子斗，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二)反抗暴行，拼死要尊严

两个月后，即1944年7月，伤势稍好一点的耿淳，被日本兵押往青岛，上了一条海船。船上300名中国人，都将运到日本做劳工。汽笛一响，船离岸，300名劳工哭天喊地。

为躲避美军的袭击，船在大海上绕行七天七夜。日本兵怕劳工们暴乱，把所有劳工关进船舱，为防海水进舱，还在外面蒙上防雨布。盛夏时节，舱中闷如蒸笼，人们纷纷中暑，几天内就死了3人。

耿淳出面与日本兵交涉。看到他军衔最高，日本兵让他出任劳工大队长。耿淳把300人分成9个小队，还特别分出了老人班和小孩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照顾。他对大家说：“弟兄们，千万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坚持，相信就还会有活着回来的那一天！”劳工们安静了下来。

后来，在日本花冈作业所，劳工的人数陆续达到980多人，耿淳仍然是大队长，是劳工们的主心骨。

作业所里，日本监工棍棒之下，中国劳工沦为奴隶社会中的那种奴隶。起初，人们还能见到一点粮食，到后来，吃的只是一点橡子面做的小窝头和苹果渣。不少人被饿死，有些人饿得丧失了理智，偷吃死老鼠和火化时死人身上被烧焦的肉。然而，干的却都是牛马活，即使是冬天飘着大雪，劳工们也要趟着水挖沟。冬天从来不发御寒的衣物，劳工们想办法把水泥包装纸缠裹在身上，却遭日本监工毒打。劳工刘泽玉偷偷溜到后山拔一点野草吃，被日本监工发现后用木棒打，用火烧……

劳工的骨灰盒在一间小木屋里越码越高。每日夜晚，耿淳要到那个小木屋里坐一会儿，为那些亡灵偷偷烧上一炷香。劳工们瘦得如同一把干柴，死亡的人数每日递增。人们熬不住了，纷纷要求大队长暴动。而耿淳又何尝不想大干一场呢？他虽为大队长，同样是奴隶，日本人殴打、屠杀他的同胞时，不允许他说半个不字，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作为军人，他深知暴动的后果，劳工们赤手空拳，弱不禁风，哪里搏得过日本军人？况且在这四面是海的孤岛上，暴动，无异于自杀。因此他忍着，总希望还会把一些人的生命留下来。然而，有件事，终于使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天，一位名叫薛同道的劳工病了。此人23岁，原是八路军战士，身体很棒，如今却已病得走不动路了。耿淳说：“别上工了，去病号房歇着吧。”薛同道说：“大队长，还是让我上工吧，病号房里口粮减半，更活不了呵。”

当天，收工的路上，薛同道眼前一黑栽倒了。不知过多久，他醒过来，眼前一位朝鲜老妈妈正看着他，递给他一个小米团。他刚接过小米团，日本监工冲过来，一掌打掉米团，一脚踹在他脸上。

回到驻地，薛同道被拉进一间木屋，几个监工围成一圈，一齐殴打薛同道，木棍、铁棍、皮靴，薛同道被打得满地翻滚，屎尿横流。监工们大多是战场上回来的日本老兵，出手极狠。最后，一个监工拿出一条独特的“鞭子”，仅几下，便把薛同道打得昏死过去。劳工们的眼睛都气红了，有人小声告诉耿淳：“大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那东西是用牛的生殖器编的，名叫‘牛阳鞭’！”耿淳细看，发现那东西果然是不同寻常，不由勃然大怒，士可杀不可辱，想不到日本鬼子竟拿这东西残害中国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不想再活了，决心要轰轰烈烈地干它一下子，让日本鬼子看看，中国人命可以不要，民族尊严不能丢！

当天夜里，耿淳又去骨灰棚里上香，他默默地坐着，码得高高的骨灰盒突然哗啦一声倒下来，他觉得这是难友亡灵们也在催他下决心。于是，他决定发起暴动，冲出这座牢笼。他对劳工们说：“怎么着都是一死，拼了吧，不活啦！”劳工们一呼百应。平时监工从不允许劳工们扎堆儿，耿淳借助抽烟对火的机会，将大家联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劳工中成分复杂，平时也有矛盾，但在拼死一战，力争民族尊严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态度一致。

耿淳与几位骨干制订了详细的暴动计划，其具体过程是，杀掉日本监工，集体奔向大海，若有船，便尽快地漂到海上去；若没船，就与追兵血战一场，然后集体跳海自杀，再也不当奴隶。耿淳是军人，深知这支毫无战斗力的队伍根本支持不了多久，别说难以到达海边，就是到了海边，也难找到船只，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因此他告诉每一个暴动骨干：准备好自尽的家伙。当年，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起义是为了逃生。如今耿淳率“奴隶”们起义，仅是为告诉后人：多少年前在日本，曾有数百名中国汉子不堪侮辱，在花冈这个地方集体自尽了。

暴动时间，定在1945年6月27日晚11时。然而就在当晚，耿淳突然宣布要更改暴动时间，原因是他从侍奉日本监工的小勤务员那里得知，6月27日晚上值班的，正好是平日里同情劳工的“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以往，“老头太君”单独带工时，常对劳工们说：“你们肚子饿，小小干活行。”碰上有人抬沙石摔倒在泥水中，他会说：“你的亚米斯(休息)。”而掌管着粮食大权的“小孩太君”，有时会多给大家一点口粮。暴动是在黑夜，黑暗中难免会伤了他俩。于是，为了避免伤害这两个比较有良心的日本人，耿淳毅然决然地将暴动时间推延三天。这要冒有多大的风险！3天时间里，700多人中只要有一人泄密，暴动就会失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劳工们，仅为这两个人对他们的些许同情和关照，便把死亡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何等的胸怀！

6月30日，较量开始。20名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乘夜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就砸死3个罪大恶极的监工及一个汉奸。可惜事先没将窗户守牢，5个监工越窗跳跑，除一人被打死外，其余都跑掉了。

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拉响警报。没有吃饭的时间了，耿淳赶紧集合队伍出发。

700多名内心充满仇恨、饥饿得几近疯狂、并且是完全绝望了的人，一旦打开枷锁，冲出牢笼，将会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冲垮他们一路所经过的所有村庄。然而，劳工们却井然有序地穿行在夜色中，没有惊扰一户人家，只因大队长耿淳事先曾对大家说过：“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他们，尤其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是土匪。咱死，也要死个光荣！”

深夜中，劳工们冲上附近的一座狮子山时，队伍就被冲散了。山下数万人前来围剿，劳工们用钢镐和铁锹和敌人拼命，累得精疲力竭。他们想搬石头砸敌人，石头没抱起来，人却栽倒在地。最后，他们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纷纷被俘。耿淳预备自杀用的尖刀不知掉到了哪里。此时四周响起一片“活捉耿淳”的喊声，耿淳躺倒在地，解下了一条裹腿带，一头拴住树根，一头套在脚上，中间一个活套勒住自己的脖子，他用力一蹬，活套越勒越紧。然而，就在他即将断气时，敌人抓住了他。这是耿淳遇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匪首耿淳被俘”，当地报纸登出头号新闻。当所有的劳工在花冈的一座广场上罚跪3天3夜时，耿淳在牢房中被严刑拷打，几度晕死过去。尽管如此，耿淳仍一口咬定：“我是大队长，事情都是我做的。”

时过不久，耿淳被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以杀人主谋罪被判处死刑。耿淳不服罪，但也不上诉，他早已做好一死的准备。后来，秋田法庭“开恩”，改判耿淳无期徒刑。日本鬼子断定这个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必将死在他们的牢狱之中。他们万没想到，较量不仅远未结束，这位中国人不久又重返法庭，成为指控日本战犯的重要人证。

(三)为和平誓与军国主义较量终生

日本战败后，监工与劳工，地位大翻身。花冈作业所的几大监工，作为战犯被押上日本横滨军事法庭。

回国养伤的耿淳，1947年9月重返日本，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控诉监工们如何残暴地虐待被强迫沦为劳工的中国战俘。

最后，法庭的审判结果是：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

战后，耿淳回老家当了农民，他的事迹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日本秋田县的老百姓们却没有忘记“花冈事件”的劳工们。他们感恩于暴动后的中国劳工当年秋毫无犯于当地的民众，深深感到日本人对不起这些中国人，1953年7月，他们主动把部分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安放在天津。在他们的眼里，耿淳无疑是中国人中的英雄。

1985年，耿淳已是71岁的老人。是年9月，他在《参考消息》上偶然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二战期间日本秋田“花冈事件”幸存者刘志渠等4人，现向鹿岛组(现称鹿岛建设)提出赔偿要求。刘志渠，劳工病号房里的看护，耿淳依然记得他，当年是耿淳派刘志渠去干这一工作的。过去这么多年，还能向日本人索要赔偿吗？如有可能，一定要替那数百名死难的战友讨个说法。想到此，耿淳当即书信一封，寄给战后定居在日本的刘志渠。

时隔不久，刘志渠便带着日本作家石飞仁，到河南襄城县拜访耿淳。难友相见，分外激动，刘志渠告诉耿淳：“鹿岛建设如此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有权向他们讨还血债，向他们索要赔偿。”作家石飞仁曾专门写过一部再现花冈起义的书，名叫《花冈蜂起—中国人强制联行》。他对耿淳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非常感兴趣，为收集耿淳的材料，在日本他连监狱长都找到了。如今见耿淳还活着，他很激动，回日本立即发表一篇《耿淳健在》的文章，在日本秋田引起轰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一个由教师、律师、医生和部分旅日华侨组成的、名叫“中国人强制联行思考会”的社会团体，专门调查和研究战争期间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强制劳动和遭受残酷虐待及屠杀的内幕，“花冈事件”是他们调查和研究的重点。这是一个充满正义的、主张中日友好的左翼组织，他们在大馆市十濑野公园里，为“花冈暴动”的劳工们树立了一座高5米、宽1米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每年6月都要在碑前举行隆重的“灵慰祭”活动。

1987年6月，耿淳应这个组织的邀请，第三次踏上日本国土，祭奠花冈死难劳工的亡灵。日本人非常尊重他，把他当作是朋友，看作是英雄。当年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闻讯赶来，在这恩人面前，他双手掩面，失声痛哭，当众向耿淳鞠躬，表示内疚和敬意，然后寸步不离地跟着耿淳，惟恐耿淳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

见到那座纪念碑，耿淳不由老泪横流：40多年了，鹿岛建设欠下中国劳工的这笔血债何日才能清算？日本朋友告诉他：“中国劳工若想打官司，我们可以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帮助。”耿淳当即表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向鹿岛建设讨还血债。

回国后，耿淳联合其他幸存的劳工和部分死难者家属，成立了“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

1988年12月，耿淳以“联谊会”的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必须郑重地向中国劳工谢罪；二、要在中国的北京、日本的大馆各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牢记这桩惨案，永远不再发动战争；三、鹿岛建设必须付以经济赔偿，花冈作业所986名中国劳工，每人五百万日元。中国政府虽然在1972年与日本政府签订《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但耿淳认为，这种“放弃”不包括中日双方民事间的战争索赔，因此，中国劳工有权向鹿岛建设追讨当年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鹿岛建设”的态度十分强硬，拒绝接受后两项要求。耿淳怒不可遏，1995年12月20日，他毅然走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继1947年审判战犯之后，再次把鹿岛建设推上了被告席，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第三轮的较量。

然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圆部秀穗，根本不考虑中国原告的利益，庭审中途突然极其粗暴地终止了审理，受害者明明是中国劳工，却要判中国劳工一审败诉。这是耿淳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挫折。

一审败诉。耿淳拒不承认这是中国劳工的失败，而是大声抗议说：“这是日本司法方面的黑暗，是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错的再次体现。”

1998年5月，为劳工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团长新美隆率众飞到了北京。官司是否继续打下去？在一座宾馆里，新美隆听取耿淳等劳工代表的意见。耿淳说：“我们的决心永远不变。状告鹿岛建设，索要赔偿并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夺回我们的尊严，让鹿岛建设在全世界面前郑重地向我们道歉。现在我声明：官司若是我们几个先打赢了，赔偿的钱我们一分也不拿，花冈惨案中986名劳工中只要有一人没拿到这笔钱，我们就永远不动它。大家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在座的几名劳工代表刷地举起了右手。老人们虽然都已经很老了，但那一身正气，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几位日本人。

回国后，律师新美隆替中国劳工把官司上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此时耿淳走路都得需要别人搀扶了，但他不服老，说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和日本军国主义斗争到底。

从1998年7月开始，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先后开庭6次，到第7次时被告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要求和原告庭外协商以求和解。双方谈判十余次，最后，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判：以耿淳等11名被日本侵略者绑架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为原告和以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为被告的花冈事件诉讼历经十余年达成和解。

在原告和被告双方达成的和解书里，当事者双方再次确认了1990年7月5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鹿岛建设公司承认中国劳工被强征并强迫劳动的历史事实，并且认识到所负有的责任，向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之意。根据业已成立的和解方案，鹿岛建设公司将在2000年12月11日之前，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所有花冈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5亿日元的补偿款。中国红十字会将以这笔补偿款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进行管理，并设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

官司有了结果，先后有200多名劳工及其家属领取了补偿金———人民币每人两万元。但是耿淳却坚决反对，直至今日，拒不领取补偿金。他说：“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劳工支付5亿日元说是‘捐出’，而不是‘赔偿’，这说明日本鹿岛建设过去是凶狠残暴，现在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中国劳工不稀罕他们的‘捐出’，只要他们认罪和带有认罪性质的赔偿。”

如今，耿淳已经91岁，生活状况并不是太好，但他仍然拒绝领取那笔补偿金。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他说：“日本政要不断地祭拜靖国神社，说明在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再看他们不断地扩充军费，变相地生产航空母舰，说明他们没有记住过去的教训，仍有扩张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