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祚碑》，三国吴。高117厘米，宽74厘米，圭首有穿。原位于江苏句容县城西门外五里梅家边石碑冈，1965年生新发现，现藏南京博物馆。 《葛祚碑》最初由清代学者孙星衍发现，因无碑文，仅有题额“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数字，故亦称《葛祚额碑》。葛祚字亢光，句容人，不见于正史，据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载：“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又据《句容县志》卷五“丘墓”条云：“衡阳太守葛祚墓在县治西北五里”。

综以上述，可知葛祚之碑有二通，其一立于衡阳，为衡阳百姓为葛祚所立颂德碑，碑文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其二为立于葛祚墓前之碑，或即孙星衍于句容城西门五里梅家边发现的《葛祚碑额》，其地与《句容县志》中“葛祚墓在县治西北五里”的记载颇为符合。

《葛祚碑》为十分成熟的楷书，故其发现以来，便有学者提出质疑，如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即将《吴衡阳郡太守葛祚碑额》纳入到南朝“梁”下。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亦因“字体不古而碑式甚古”疑为重刻。但与之相左，即认为《葛祚碑》真实可信的也不在少数，除孙星衍、钱大昕外，今人商承祚先生在参与“兰亭论辩”时，亦曾引据《葛祚碑》而证东吴已出现楷书，进而论证《兰亭序》生发于东晋时代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