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德藩（1912——1999）安徽合肥人，谱名德藩，字介屏，晚年号介翁，出生于一个半商半农家庭。幼年聪慧，敏而好学，髫际即有才名，为庐州有名的少年才俊。1930年，合肥明教寺为十八罗汉重塑金身，特邀乡儒、名流前往赋诗立像，每尊罗汉各作一赋，置于壁观。弱冠之际的葛介屏应邀赴会，曾留下一段佳话。据说，当年先生所作是一首七言排律，以小楷书成，一直陈列于该寺罗汉堂内。遗憾毁于“破四旧”年代，今已无缘再睹先生当年风采。

和旧时所有文人一样，葛介屏先生早年专注于文诗二课，熟读诗书，用功于经、史、子、集，至于研习书法，说来还有一段趣事。先生16岁那年，文章已初具规模，前师瞿政伯有提携之意，便荐他投江淮名儒江藻先生门下。江氏遂出一题试其才。求学心切的少年葛介屏为顺利“过关”昼夜苦读。时值盛夏，为解暑热、避蚊蝇，打来井水，肩披湿巾，双腿浸其中。不料，文成之后，却因此落下伤寒症，“竟三年不能语”，发不出声。江藻先生闻之大惊，深受感动。阅其文，又觉才思过人，遂收为入室弟子。那时，伤寒症沉疴难医，甚者有性命之危。真是急煞一家老少。后经江藻先生指点，练字可“扶正祛邪”。说来也奇，一晃三年，随着书艺日益精进，先生喉头亦渐渐发出声来，身体日渐康复。自此，葛介屏先生与书法接下不解之缘，日日临池练功，这一练就是七十余年。

葛介屏先生艺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年意气风发、中年厚积薄发、晚年融会贯通。

早年：安徽是邓石如的故乡，近代碑学的摇篮。民国初期，正是碑学方兴未艾之际，葛介屏书法走上碑学之路是不二选择。但是，他比同时代人幸运的是：不仅获得了包世臣再传弟子刘泽源（访渠）、张敬文（琴襄）二位大师的亲授，而且于19岁那年正式成为刘师访渠的入室弟子，成为碑派开山之祖邓石如的第四代嫡系传人。传承关系如下图：

邓石如 → 包世臣 → 刘访渠、张琴襄 →葛介屏

名师亲授，直接师承，使他直入邓派碑学堂奥。其间，他初以《颜勤礼碑》为蓝本，继而上溯魏晋，遍临北碑，尤以北魏《郑文公碑》、《张玄墓志》和隋之《龙藏寺碑》用功最深，奠定了楷书规模。他小楷取法《乐毅论》、《黄庭经》、《洛神赋十三行》和《灵飞经》，风格典雅，灵动飘逸，成就了其艺术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然而，就在他意气风发、书名大播之际，抗战军兴，葛介屏毅然弃笔从戎，奔赴大别山区参加抗日活动。他曾在诗中这样写到：“辞别高堂去，男儿事远征，请缨摅壮志，抟直计鹏程”（见《劫余剩稿》）。抗战胜利后，葛介屏应邀回故里参加合肥建设。但是政治昏暗，奸党横行，秉性正直的葛介屏先生不屑与之为伍，愤然辞职。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短暂的仕途。

人们常说，经历也是一种财富。葛介屏先生在经历战乱与挫折之后，更加坚定地迈向艺术人生。1946年，他只身来到南京，成功举办平生首次个人书法展，以四体兼备受到时人好评。据说书坛名宿于右任专程观看了展览。后经同学引荐，他就职于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总部设在上海）。工作的需要，使他频繁往来于沪宁之间。以文会友，使他有机会结识当代文化界大批精英，并建立了友谊。

中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外辱内乱的苦难生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家园。1949年2月合肥解放，同年4月，一介名士葛介屏应“军管会”之邀再次从上海回到合肥，参与文物古迹整理工作，不久被正式聘任为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前身）专职研究员。从此，葛介屏先生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

职业学术生涯，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长期的文博工作经历，使他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对书法艺术的审视更加独到。又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如梁巘、包世臣等人的大量真迹手稿，理论著作。尤其是安徽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他擅长以“书法”为切入点，对以梁巘（字闻山）、邓石如（号顽伯山人）、包世臣（字慎伯）、姚鼐（字姬传）为代表的“清四家”进行了详尽的个案研究，成绩斐然。可以说书法为他的文史研究提供了契机，而学术积淀又滋养了他的书法艺术，使他在邓派碑学研究上占据了独特优势。厚积薄发孕育着艺术上的成熟，独具特色的“葛隶”呼之欲出。这一时期，葛介屏先生不仅对秦汉刻石、三代金文乃至甲骨无所不临，同时对《淳化阁法帖》、宋、元、明、清历代名家墨迹也倾注了巨大热情。196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视察安徽省博物馆，看到古代史陈列室那些用精妙蝇头小楷写成的说明文字，以及摹写的钟鼎、古器铭文时，大加赞赏，禁不住地打听起书写者姓名来。当得知就是一直陪同在身边的葛介屏先生时，郭老高兴地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连说“好字，好字，得见上蔡真迹！”当晚，郭老屈尊下驾来到葛介屏先生蜗居的斗室，彻夜畅谈，留下一段伯乐遇良驹的美谈。

晚年：晚年葛介屏欣逢改革开放之盛世，其书法艺术也步入辉煌阶段。他的隶书，以邓石如为底，兼融汉隶诸碑之长，得《张迁》之浑厚、《礼器》之清雄、《西狭》之奇崛，用笔凌磔取势，用墨浓重似漆，结构方劲古拙，笔致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在起承转合之间表现情性意趣。他的隶书有两个最富特色的笔法，一是逆入平出的波画，讲求“松针猴毛”的出锋效果，二是竖钩法，以永字八法中的“趯”法取代常见的简书笔法，大大提高了其隶书笔法的含金量。他晚年又参以篆法入隶，并引《天发神谶碑》、金农漆书笔意，使笔法更加凝练高古，意态充盈，造型更加丰富，极大丰富了隶书的表现力。由于他的隶书既独具特色，又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模仿的人很多，被尊称为“葛隶”。他的篆书成就尤为突出：小篆见功见性，笔力遒润，舒缓有致，刚劲中见阿娜。与师祖邓顽伯相颉颃，又多了几分静穆典雅气息。他的金文书法代表最高水平，走的是工稳一路，对《毛公鼎》、《大盂鼎》研究最有心得，得到学界一致公认。著名学者、文字学家商承祚、徐邦达，金石学家方介堪等都对介翁均有推崇。深厚的学养与过硬笔墨功夫，使他的篆书（包括大篆、金文、甲骨）创作常常得心应手，大片诗词一气呵成，且字字有出处，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在笔法上，他方圆并用，巧妙地把“一波三折”与使转相结合，成功消解了金文肥笔的做作痕迹，使之更显凝重古朴，充满金石味，又符合笔性特征，保留书写意味，成为以古文字为创作元素的成功范例之一。因此，他的篆书作品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富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远非一般性古文字描摹之学者所能及。当今书坛盛行好古之风，不少年轻人热衷于古文字临创，以为易出“成果”，由于学养贫乏，功力不逮，结果陷入似是而非的泥潭不能自拔。先生生前常说，学习篆书一定要精通小学，切忌杜撰，否则会闹出“祖孙一堂”的笑话。

众所周知，碑派书家多不善草书，介翁行草亦有可圈可点之处。他的行草从阁帖入手，上追二王，下探帖派诸家，对宋之米芾、张即之，明之董其昌、文征明、詹景凤、傅山、倪云璐、张瑞图，清之王铎、郑谷口、伊秉绶、刘石庵、王文治、姚鼐等都下过一番功夫。他以邓石如“计白当黑”和包世臣的“中实”理论为支撑，追求“功性兼备，神采丰实”审美理想，终成一家面目。介翁行草主要特征是：在用笔上讲究翰不虚动，意不妄发，笔笔断，笔笔接；在草法上主张符合法度，有出处，不臆造，不虚妄；在章法上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素有“雨夹雪”之称。通常一副草书夸张出彩的主笔仅一二处，正是这一二笔使统篇皆活。所谓“实处易得、虚处难求”，多了则俗。他最恶不解翰墨的左盘右礴，貌似狂放，实为欺世，讥之为井绳枯枝，死蛇挂树。介翁草书重实处，尤重虚处，实处见笔墨，虚处见匠心，故而格外耐看。

介翁篆刻堪称一代名家。他继承邓派衣钵，溯源于秦汉，又融浙派之长，以书入印，形成高古简雅的个人风格。他的印章深受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南亚等地书画界人士喜爱，著名人士如赵朴初、林散之、李苦禅等都曾向他求过印。这里还有一段赵朴初先生赋诗谢印的趣话：当年，介翁应约为赵朴初先生精心制印两枚，放在装有花生米的筒中，密封后寄到北京赵朴初处。赵老接到印章十分高兴，随即铺素挥毫，赋诗一首深表谢意：“一筒密裹殷勤寄，千里迢迢感君意；花生妙愿笔生花，双玉中藏霞采异；葛翁篆刻今绝伦，驰骋秦汉腕有神；从今铺素挥毫日，助我诗情席上珍。”

晚年介翁名闻遐迩，被著名书画家、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主持华东地区美协多年的赖少其先生尊为“安徽第一金字招牌”。1981年，安徽省书法家协会成立，葛介屏先生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任安徽省金石学会会长、诗词协会顾问。鉴于葛介屏先生对安徽书坛的特殊贡献，1992年，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文联联合授予他“邓石如碑-终身成就奖”，并举办“葛介屏先生诞辰80周年艺术回顾展”，对先生从艺六十余年及其对安徽地域文化研究的贡献给予了历史性评价。著名诗人、书法家刘夜峰贺诗赞道：“诗歌书画开新面，金石文章掷有声，前代风骚欣继绪，皖中又出一山人。”（注：山人，邓石如别称）葛介屏先生被为尊为“山人第二”成为历史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