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1853年－1894年），清朝福建侯官县人，字益堂，北洋水师将领。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1880年，在英国学习驾驶军舰。回国后，任济远号管带。1894年，济远号与操江号护送高升号，在丰岛遇日本袭击，方伯谦带军逃回中国。9月17日，在黄海海战再次逃出战场，清政府以怯战之罪处斩方伯谦。

中文名：方伯谦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福建闽县（今福州市）

出生日期：1854年1月14日

逝世日期：1894年9月24日

生平经历

早年生平

赴朝参战

黄海海战

故居

被杀之谜

历史不容篡改

生平经历

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7年，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1879年秋毕业，先上英国海军“恩延甫”舰实习，后又调“士班登”舰。1880年4月，留学三年期满回国。

1884年，方伯谦任“威远”舰管带。时值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7月初，"济远"等舰返回威海，方伯谦上书于李鸿章条陈五事，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7月25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二舰驶至丰岛海面时，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济远”开始还击，奋力抵御。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壮烈殉国。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逃遁，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济远”水手王国成等自发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济远”得以逃离战场。回威海后，方伯谦捏报“鏖战四点钟之久”，并“击死倭提督”。

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水师共10艘军舰参加作战，分为5队：第一队“定远”、“镇远”；第二队“致远”、“靖远”；第三队“经远”、“来远”；第四队“济远”、“广甲”；第五队“扬威”、“超勇”。战至下午三时，“致远”沉没，“济远”则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济远”逃，也随之逃跑。在逃跑的途中，慌不择路的“济远”竟又将被日舰重创，正在努力向浅水区驶避自救的“扬威”舰拦腰撞中，水下锋利如刀的撞角，未能给敌人以任何打击，反而刺入了友舰的身躯，相撞后，“济远”未作任何补救措施，反而立即倒车脱离，迅速逃离战场。“扬威”舰在撞击后迅速沉没。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中炮沉没。“济远”于18日凌晨逃到旅顺，而舰队于晨6时方返回。

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被斩首。

早年生平

方伯谦（1854.1.14－1894.9.24），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六岁入私塾读书，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十三年（1874年），获五品功牌，充“伏波”舰正教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奉调入台，教练行营精兵。旋调任“长胜”舰大副。光绪元年（1875年），调入“扬武”舰，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旋在台湾剿抚案内经沈葆桢奏保，擢守备，留闽尽先补用。 光绪六年（1880）年留学期满回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练习舰教习，擢都司，仍留闽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

1884年，方伯谦任“威远”舰管带。时值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光绪二年（1876年）冬，船政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考察，方伯谦入选。三年（1877年）启程赴英，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习驾驶理法。四年（1878年）毕业，派上军舰实习，先登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恩延甫”号（H.M.S.Emryafus），后应方伯谦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号（H.M.S.Spartan），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称其为“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

七年（1881年），调入北洋，委带“镇北”炮舰。翌年，先后调任“镇西”炮舰、“威远”练船管带。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时值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随行，驻朝鲜马山浦。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九日，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旋因援护朝鲜有功，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保，升补游击，并赏戴花翎。

“济远”舰十四年（1888年），因功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同时，与林泰曾一起赴天津，会同周馥、罗丰禄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翌年初，李鸿章奏保方伯谦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仍充“济远”管带。十七年（1891年）五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名。十八年（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满，实授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

赴朝参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方伯谦见状，遂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以方伯谦为队长。六月二十二日晚，方伯谦获悉日本舰队将于第二日开到，遂令不堪作战的“威远”先行返航。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时，行至丰岛附近海面，发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舰官兵进入战斗岗位，准备迎敌。7时45分，日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挑起了丰岛海战。在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广乙”二舰沉着作战，多次击中日舰。激战中，“广乙”船舵被击毁，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随后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避。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不久，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误入战场，与“济远”迎面驶过。日舰“浪速”转舵拦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继续尾追“济远”，逼近至2500米处发炮猛击。“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于中午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得以撤出战场。此次海战，中国军舰“广乙”搁浅自焚；运兵船“高升”被击沉，船上千余名中国官兵殉难；运输舰“操江”被日舰掳走。

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济远”管带方伯谦及舰上官兵详细询问作战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鸿章报称：

方伯谦“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至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褒贬不一。先是李鸿章于七月初六日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接着，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

黄海海战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超勇”、“扬威”先后中弹起火沉没、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方伯谦即率“济远”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状，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击沉。

八月十九日丑刻，“济远”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4小时，舰队方返回。

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二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翌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

故居

在中国近代海军名将中，甲午战争中被清廷处决的方伯谦肯定是一位历史上受争议的海军高级将领。伯谦祖上是河南人，先辈随王审知入闽，先居于今天的闽侯上街庄前村，后搬入福州，住过白塔寺后的太平街，

再搬入观巷。1885年方伯谦升任济远舰管带（舰长）时，从木柴商人刘寿作手中买下，重建后将全家搬进去。

方伯谦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朱紫坊河沿东端，建于清初，嘉庆至光绪间重修。坐南朝北，四面围墙，主要建筑三进。大门前面有照墙立于河沿，大门口是「明三暗五」门头房。入石框大门，三面环廊，廊下有天井。第一进厅堂面阔五间，进深七柱，抬梁式扛梁减柱木构架，双坡顶，木柱特大，石板平整，正面厅堂，两侧厢房，门扇、窗槛、花格皆楠木制成，雕刻精美。二进前厅正面挂有双龙贴金“诰封盒”。厅前后都有天井，天井两侧是披榭。第三进为双层楼房，上为藏书阁，下为课读的地方。东侧有花厅，原有鱼池，花圃已改建为住房。进与进之间有围墙相隔，过道以覆龟亭联接。

方伯谦的起居室，还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的家具。这是一间宽大的长卧室，精雕细刻楠木门窗，嵌着白色大理石台面的紫檀木写字台，雕花的西式大铁床，精致的四斗橱，依然鲜亮的衣架和书架。房间的用品告诉人们，百多年前的故居主人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这些老家具今天看过去依旧很时髦，方家人一直在用。

1894年9月23日，当清廷谕旨诛杀方伯谦的电报传到旅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手中时，丁汝昌即派亲兵抓走了方伯谦，他成了北洋水师副将中前所未有的囚犯。李鸿章于9月24日晚上，下令将方伯谦从囚室带往黄金山麓斩首。

方伯谦死后，留下了一件血衣，并且保留至今，成为一件珍遗的历史文物。方伯谦的夫人、葛夫人曾想持血衣上京控诉。葛夫人对她的侄孙女方俪祥女士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前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对郑练简等毕业生们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据方的后人回忆称，当年，方伯谦的棺木运回福州时，这件血衣放在「诰封盒」。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海军联欢社二楼的一个房间内，用作甲午海战陈列室中曾公开展览过。据说，解放后这些展品均被装箱北运，海军联欢社也被改为他用了。

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指出，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原址开辟别用，编者曾询问知情者张序三将军，张序三将军说：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增加展出内容，作为华东军区新建海军学习、参观的基地，事后展品全部装箱，估计现在还存在某座军用仓库中。因此，一些人认为这件血衣还存在。

也有人说，在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诰封盒」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如果这珍珍遗的血衣在黑暗的文化大革中失掉，也只是中国在这段时间失去的万千祖先留下的文物和回忆的一小片段，对习惯善忘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中，提到了方伯谦的血衣，并指出这件血衣的历史价值和重大意义：「这样一件血衣的实物，证实了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英勇奋战的，也解释了当时方伯谦在望台上指挥作战与沈寿昌并立，沈脑浆鲜血沾其衣是事实。」

在方家二进大厅、在当年方伯谦卧室、在方家厨房，都挂着方伯谦的一张照片。这是后人根据方伯谦的照片请人绘画的。

由于方伯谦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受议性的人物，因此不同的人对方伯谦的评价，自然是南辕北辙，无可厚非。大家应培养独立思考，最好用自己的头脑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要轻信一方之言。让证据去说明问题。

被杀之谜

“济远”退回旅顺确未得到旗舰“定远”的首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战场“炮烟迷漫，各船难以分清”。据方伯谦自称，济远是因“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驶回旅顺修理的。李鸿章认为所说“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报不实，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据1895年上海出版的《中倭战守始末记》一书载，济远舰管理炮务的德籍洋员哈富门辞职回国路过上海，住宿礼查客寓，沪上各国记者询问战事者甚多，当问到济远的损伤情况时，他作出了简短的回答，使我们弄清了三点：（一）济远仅有两门大炮受损，15公分(厘米）尾炮1门“机器受损，不能运动”，21公分大炮1门“机器也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头裂漏水”的事，可见乃是子虚乌有。（三）指出“我船虽受伤，并无大碍”，并非伤重到不能继续作战的地步。所以，济远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牵乱船阵”：首先，北洋水师的各舰舰速不一，却混编，“超勇”、“扬威”二舰未开战已形同脱队，结果一旦接战即陷入孤立，为日第一游击队集火击破。第二，两舰队尚距6000米，清旗舰“定远”即以305毫米巨炮射击，不但无效，而且因舰桥年久失修，开炮时竟然震踏舰桥，指挥旗落地，司令官摔伤，北洋水师丧失统一指挥，因此乱阵。第三，日军的本队、游击队夹击战术，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遍为游击队，横掠过北洋水师两巨舰，痛击其右翼各舰，击破超、扬后，迂回至清舰侧后，集火攻击致远、经远，因为此时北洋水师指挥失灵，各舰各自为战，在日军的灵活夹击战术下，前后不能相顾，导致阵形大乱。综合上述，北洋舰队阵形混乱，并非“济远”脱离队列所导致，方的此罪不能成立。

至于“济远”撞沉“扬威”之事：开战时“扬威”处北洋舰队阵列右翼最外端，“济远”列左翼最外端。“扬威”中弹起火后，被迫于2时23分左右向战场东北方向驶避救火，搁浅于大鹿岛附近，管带林履中投海自尽。“济远”最早是在“致远”沉没后即下午3时30分离开战场，即“扬威”离开战场一个多小时后才向西驶回旅顺基地。这里明摆着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按北洋舰队的布阵来看，扬威位于右翼的阵脚，而济远则位于左翼的阵脚，两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况济远是向西南的旅顺方向驶逃，又怎么能与扬威相遇呢？日方的记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吉野舰记事》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原来，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

历史不容篡改

一直以来，中国海军〔注：含各个时期〕都有着不怕牺牲，临阵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宁死不降的优秀传统和伟大精神。这样的传统和精神激励、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海军的优秀儿女。如明朝万历抗倭援朝露梁海战中的中国海军统领邓子龙、清朝中、日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抗日战争中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以及人民解放军海军麦贤德等。这些先辈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中华的尊严和主权。他们是中国海军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凡事都有个例外！英雄辈出的中国海军历史上就除了这么一位“精英”，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经两次临阵逃跑，而且直接挂起白旗和日本海军旗投降！这位“精英”，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海军史上都“大名鼎鼎”的中国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

方伯谦（1852年-1894年），字益堂，福建省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7年，受清政府派遣，方伯谦与刘步蟾等远赴英国留学，在著名的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1879年秋毕业，开始在世界遗留水平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进队实习。先上英国海军“恩延甫”舰实习，后又调“士班登”舰。1880年4月，留学三年期满，方伯谦和他的同学们值得一满的踏上回国的旅途，成为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曾经“留洋”的海军指挥人员。

1884年，方伯谦任“威远”舰管带。正好赶上中法战争爆发。在其他战舰出动增援南洋、福建水师后，伯谦受命率“威远”舰留守旅顺拱卫京畿。期间，方伯谦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详尽考察了旅顺军港附近的地形后，奏请在险要地段修筑炮台来保卫旅顺军港。方伯谦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后，他亲自以当时自己管辖的战舰的名字将炮台命名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花费也少，整个工程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这为方伯谦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博得了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垂青。也为他然后的高升铺好了路。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将方伯谦提升为署中军左营副将，管辖当时北洋舰队的主力精锐战舰“济远”号穹甲巡洋舰。“济远”是北洋舰队中实力仅次于“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的精锐主力战舰，在北洋舰队里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李鸿章的任命表明他对伯谦提的器重。随后不久的1891年5月，李鸿章在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时，又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的理由为他从清政府讨得一个“捷勇巴鲁图”的封号。“巴鲁图”是满语“勇士”的意思。是当时清政府对作战勇猛的将领给于的特殊荣誉。后来方伯谦的表现也算“对得起”这个称号！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无力镇压的朝鲜政府请求自己的宗主国中国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4月下旬，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的陆军赴牙山。护航编队由方伯谦统帅。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的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狼子野心昭然若揭！7月初，"济远"等舰返回威海，作为护航编队统领的方伯谦回国后立即上书李鸿章：“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这说明至少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前，方伯谦还是多少有点忧患意识的。但没多久，他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自己。

1894年 7月，驻扎在朝鲜的清朝陆军面临日军异常强大的压力。多次紧急求援。于是请政府再次命“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7月25日拂晓，“济远”、“广乙”两舰护送运兵船到达丰岛海面时，遭到预先埋伏的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最新式快炮高速巡洋舰的突然袭击。“济远”、“广乙”开始还击，面对数量和性能都占优势的日本军舰，中国海军官兵毫不畏惧问用抵抗。“济远”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壮烈殉国。但由于将士的顽强抵抗，加上“济远”舰是主力战舰。实力并不落后，因此日军一时没占便宜。然而，当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时，作为护航编队指挥的方伯谦突然下令“济远”舰转舵向西北方向以最高航速全力逃跑。进接着他做了令当时舰上官兵目瞪口呆的决定：方伯谦下令“济远”舰立即挂起白旗，挂起白旗后他还嫌不够，又紧接着下令立即加挂日本海军旗！这是在明显不过的直接投降行为！随后，方伯谦逃离当时世界海军舰长战时统一的指挥地点舰桥，躲到有装甲防护的官员舱中。但日本人并没有领情。“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方伯谦的行为当即激起水兵的义愤。“济远”舰水兵们随即自发组织还击，炮手王国成自发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主炮被击毁。传神顿时火起，船头低俯，航速骤然降低。王国成等水兵看此情况立即找到方伯谦，要求他下令掉头用“济远”舰艏双联装210mm克虏伯重型前主炮轰击“吉野”。必须明确一点：当时由于贪功和轻敌，日军，“吉野”舰是单独追击“济远”舰的。日军偷袭舰队的另外两艘战舰“浪速”、“秋津洲”当时正在围攻北洋护航舰队另一艘护航舰“广乙”号巡洋舰。因此当时“济远”与，“吉野”是1对1的单挑！而当时，“吉野”舰已经受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济远”真能掉头用舰艏双联装210mm克虏伯重型前主炮去轰击“吉野”。可以肯定已经严重失去航速的“吉野”会被击沉！但方伯谦坚决不肯下令掉头，相反他严令必须立即全速逃跑！在此情况下，“济远”舰官兵被迫服从命令。结果，“济远”舰是跑了，但另一艘护航舰“广乙”号巡洋舰以及他们护送的“高生”号运兵船却被抛弃。“广乙”要面临日本“浪速”、“秋津洲”以及返回的“济远”3艘新式巡洋舰的围攻。最终“广乙”号被击成重伤后自焚。随后日军集中炮火轰击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高升”号运兵船。“高升”号运兵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视死如归，用步枪向日本3艘最新式的巡洋舰射击！最终“高升”号被击沉，船上陆军全部壮烈殉国。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逃回威海卫基地后，方伯谦不但不请罪，相反竭力捏造事实，居然想上级这样汇报！：“ 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害，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注3。后来出版的《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更详尽发挥谓：“倭用二船来赶，一稍缓，一甚疾，转瞬间倭督船‘吉野’至矣。彼连发数炮，皆高过‘济远’船。‘济远’故停炮不放，倭疑我炮坏子药尽，愈驶愈近。……迨隔三千余码，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瞄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残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其缓行之船尚未及也。‘济远’因舵机受伤转动不灵，追之不及，遂驶回”。但不久，李鸿章就得到驻日公使汪凤藻的合适。证明方伯谦在公然颠倒黑白。但是，李鸿章并没有责罚方伯谦，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这直接助长了方伯谦的投降仪式。在不久后的黄海大战中他再次做了“精彩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