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收获季节，农民焚烧秸秆都会给当地的空气造成污染，并且严重影响当地的公路交通运输和飞机正常起降。于是，政府三令五申下令禁烧。但是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数量如此众多的秸秆出路问题，因此“禁烧令”始终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在四川省科委工作了多年的段儒斌，觉得应该找到一种特有技术，可以更好更快地去处理农村收割后所产生的大量秸秆。

段儒斌其实并非微生物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他大学的专业是农作物遗传，曾是省科委农村处职员。1995年到1997年间，他经常下乡搞调研，那时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已成气候，留下来种田的大都是妇女和老年人，随处看到这样的场景：油菜小麦收割了，马上要泡田插秧，麦秸秆和油菜秆堆积在田里需要运走，妇女们只得将年幼的孩子放在田埂边，孩子脸晒得通红，不停哭闹。但为了抢时间，她们顾不上去照看孩子。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感觉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秸秆怎样才能快速地腐烂在田地里，不必让农民花费体力去搬运？

更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面临的现实。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提高，粮食的产量在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自然规律是，地里出产400公斤小麦，那一定有400公斤麦秸秆。按照能量守恒的原则，我们从地里带走多少粮食，就应该把麦秸秆这种副产品归还到田里，以保证土地有机值的平衡，从而让土地持续保持它的肥力。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应该归还土地的副产品被拿走，土地有机质下降，为了保证土地的持续高产，农民只有不断地施用化肥农药，结果是土地肥力持续下降，而化肥农药中的有害物质造成的污染又不断给环境造成压力。

段儒斌说，要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步恢复健康，必须让秸秆回到田间，让它成为有机肥，不仅是减轻农民的劳动负担，同时也能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如何让农民毫无顾虑地实现秸秆还田？

段儒斌开始着手解决秸秆还田问题。从1998年夏天开始，段儒斌来到川西平原及广安、自贡、宜宾等地，每到一地，他会亲自挖土分析土壤结构，了解里面的微生物种群，甚至到森林里去取土分析微生物种群。经过反复的分析，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地，是因为它分解吸收枝叶等自然代谢物的能力强，之所以能力强，是因为土地中存在大量微生物种群。然而，分解吸收不同的自然代谢物，需要不同的微生物种群，像麦秸秆、油菜秆这些东西，哪些微生物才能分解它们，让它们与土壤合二为一？

从这个角度入手，段儒斌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对秸秆进行了仔细分析，为什么秸秆还田后腐烂得慢，以至于影响农民下一季的耕作而不得不被农民搬走？他发现，不论是麦秸秆还是油菜秆，它们的外面都有一层组织严密的蜡质层，蜡质层成了抵抗细菌腐蚀的保护层。要让秸秆快速腐烂，必须寻找到对蜡质层分解吸收能力强的细菌种群。

于是他自己投资，开始了他的研究发明，但打击却接踵而至。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对实验的执着、对解决秸秆问题的急切渴望支配着他。

没有外界技术支持、没有经费支持，段儒斌在一条无人涉足的领域整整走了10年。在仔细研究各种秸秆的结构后，他发现利用自然界里腐解力强的霉菌、细菌，再搭配能制造维生素和糖元的酵母菌，就能够快速腐解秸秆表面的蜡质层和复杂坚韧的纤维束，从挑选出的70个菌种里最终搭配组合出一个最优微生物团队，让秸秆在20-30天的双抢时间里快速腐烂。

这样的试验用了将近7年时间，2005年底，他终于找到了需要的细菌种群。并与一家公司合作，批量生产出了粉末细菌株。每5克为一袋，而一袋就可以解决一亩田的秸秆催腐问题，并使每亩地每年化肥使用量减少25千克，增产35千克。

让农民头疼不已的秸秆，在喷洒了这种由15种细菌构成的生物催腐剂后，短短几天就开始软化腐朽，30天时间，麦秸秆就全部分解与土地融合在一起。

此后，段儒斌的微生物催腐剂投入更大面积的试验，试验地点除了省内各地外，还在重庆、湖南、安徽、新疆、广西等地同时进行。

经过大量的试验后，段儒斌的微生物催腐剂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肥料正式登记证”。这个发明已经获得国家科技部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认定。

这一成果是伟大的，对于农民来说是福音，对于政府、国家、国际都是福音，只是一项回归大自然的环保技术。段儒斌这项研究以及他这个人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被人类铭记。中国之所以永久不息，可能就因为有这样牺牲自己为民服务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