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生，我国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四川乐山人，生于1912年， 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曾师承于钱穆、胡适、沈兼士等国学大师。先后在乐山、成都、大邑、新都等地任中学教师，1956年调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后从事汉语教育和汉字研究工作。1982年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巧妙地将汉字和物质结合起来，引起学术界轰动。

中文名：杜道生

国籍：中国

出生地：四川乐山

出生日期：1912

职业：文字学，语言学家，古文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媒体报道

人物采访

杜道生：诗意地活着(两度评为成都市健康老人 淡泊名利，述而不著 诗意地活着 安贫乐道，生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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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平米陋室里藏着一个国学大师

来源: 天府早报

早报讯（记者涂诗薇摄影向宇）“生如松柏德似竹梅，道继孔颜寿追文武。”昨（13）日下午，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师生汇聚一堂，为被誉为“国学泰斗”的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杜道生先生庆祝95岁生日。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国学泰斗”现在住在一个约20平方米的“陋室”里。简陋房内没有现代电器

杜老虽已9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听力和视力都非常好，他昨日身穿蓝色衣服，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封小超老校长讲起杜老的生活，非常感慨。原来杜老现在还住在四川师范大学一栋50年代的红砖楼的三楼里，一间最多20来平方米的房间光线昏暗。除了一张书桌、两把木椅和一张床外，屋内全是书，房间内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电器。

杜老生活非常简朴，早晨去食堂买一个馒头，拿回来后就着豆腐乳和稀饭慢慢咀嚼；中午和晚上也是去食堂打饭，只是简单的一样蔬菜，加上早晨剩下的豆腐乳，就算是午饭和晚饭了。多年来，杜老师一直独自一人生活，身边没有老伴也没有儿女。

怪人不让别人照顾自己

封小超老校长还介绍，其实学校多次提出给杜老搬住房，并请人照顾他，但他一直不肯。“有人把杜老叫做‘怪人’，得到了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精神的精髓。”杜老自己也表示，他习惯一个人住，不愿意麻烦别人。“如果有人照顾我，说不定我就变懒了，会有依赖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体反而会差。”杜老平时每天就是看书、整理资料和写书，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到周末还要到文殊院去免费讲学。

昨日虽然是杜老的生日，但他却只字不提，默默拿出20本《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免费送给大家，里面的每个唱本都是杜老精心注释的，该书全部由他自己出资7000元钱出版。随后，杜老还即兴给大家讲了一堂关于“艺术”的课程，博得学生们阵阵掌声。杜老的弟子、“长衫先生”李里也给老师献上了祝福。

杜道生：以传统文化为安身立命根本的汉字守护人

他今年94岁，依然挚爱着一生的事业。他把以文字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怀着薪火相传的信念，为古老的中国延续精神的火种。

采访手记

94岁的杜道生先生一个人独自住在四川师范大学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推开房门，屋内坐着三人。杜先生双手抱着一个电热暖手器，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他说，电热器是学生为他祝寿时送给他的。杜先生的对面坐着两个青年，其中一位曾经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当年自愿“承包”为杜先生打开水，有了一段交往，此次是和同样心怀仰慕的朋友一起来看望杜先生。

我打量着这个小屋，窄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还杂乱地堆放着各种生活用具。进门处的小桌子上放着几个搪瓷盅和碗筷，右侧的一张旧床上各种书刊堆积如山，床下也塞得满满的，床脚叠放着两个塑料盆，盆里放着肥皂之类的杂物。盆子旁边有几个瓶子，其中一个陶瓶上标明了是酒。房间太小，我在里面很难转身，也不易找到坐下的位子。杜先生起身要为我找一个凳子，我才发现进门处的左侧有一个小门，我弓着腰刚好可以进入，里面是一间更加逼仄的屋子，堪堪放下一张小床。床上挂的蚊帐已经又黄又破，时至深冬，床上铺的仍是一张草席。这就是杜先生休息的地方。据说，杜先生惟一的儿子也年逾古稀，而学校要请人照顾他，被他拒绝了，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们决定一起用餐后再接着采访。杜先生拄着拐杖和我们一起下楼并没有什么困难，看来身体很健康。吃饭的时候，我们从他房间里带下来的那陶瓶酒，杜先生用小盅喝了三杯后便不再饮。他说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他的饭量和食欲都不错，吃完后他还用小搪瓷盅将剩菜打了包，说今晚可以不用到食堂买菜了。

回到楼上房间，杜先生的谈兴渐浓。我们谈到了他的求学经历，谈到了中国文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谈到了他的老师胡适、钱穆以及闻一多等。但贯穿始终的，是杜先生对中国文字的挚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谈话中，他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从身后的书架上找出来，要我念扉页上他的题注。原来在战乱中，杜先生的藏书散失殆尽，当他后来在旧书摊上觅得此书，心情激动，恍若重回北大校园。将杜先生对学术传统的拳拳之心与眼前狭窄的小屋以及杂乱的陈设相较，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分外彰显。

人物采访

乐山杜家：一家出了三个秀才一个进士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很想知道杜老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您为什么会走上古文字研究这一条路。

杜道生先生（以下简称“杜”）：这说来就话长了。我父亲在旧社会没有取得功名，就在乐山经营了一个米铺。人们都说我父亲福气好，有六儿两女。虽然父亲没有取得功名，没有考取秀才，但他还是读过私塾，算是有些文化，当地人很尊敬他，推选他做团正，而他也很称职，办事很公正。他很看重教育，所以我的大哥、二哥都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大哥是四川法政学院经济本科第一期毕业生，二哥是四川高等学堂二类七班毕业。大哥学的是经济、政治和法律。二哥学的是数理化。毕业后，大哥做过自流井（现在的自贡）和宜宾等地区的法官、检察官。二哥在乐山的中学里教书，1913年成为嘉定府官立学堂的教师，主要教英语、代数和几何。我的大哥、二哥和郭沫若初小、高小都是同学。不仅如此，我家与郭沫若一家还是亲戚。郭沫若的母亲就姓杜，郭沫若的外公杜琢璋是我家本房亲戚，咸丰四年中的进士。他曾经做到贵州黄平州的知州。太平天国举事期间，黄平被围，他出城迎敌，结果战死，后来被朝廷追封为五品云骑尉。他的一儿一女被送回乐山。其中他的女儿长大后嫁入了郭家，她就是郭沫若的母亲。

这就是我家庭的大概情况。由于我父亲的子女多，除了大哥、二哥，后面所生的孩子就无力供养他们读书了，所以我的三哥、四哥、五哥都选择了经商这条路。三哥在钱庄做职员，四哥经营米铺，五哥过继给了亲戚，后来经营一间酱园。我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四十多岁了。由于老来得子，父母对我特别疼爱。

杜姓一家在乐山很受人羡慕。你想，一家中出了三个秀才和一个进士。我13岁的时候，我的舅爷开有一个私塾，我就去那里读书。我的一个伯父是乐山很有名的中医，我的父亲本意是想我读点私塾，好去跟我伯父学中医。他没想到我14岁的时候自己跑去考了乐山县立高小，不仅考上了，而且考的是第二名。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嘴巴一撇，说：“对嘛，你去读嘛。”（笑）那时候读高小，一年的学杂费和伙食费、住宿费要十二三个银圆，对我的父亲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在学校读了一年，我的二哥当上了乐山县的教育局长，开办了县初中，我就以同等学历去考，结果考了第一名。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没办法，嘴一撇，说：“又读嘛。”（笑）就这样，我在乐山县初中毕业。在我毕业的时候，乐山还没有高中，于是我就到成都读了高中。

成都-北京：考上了4所大学，读了3所

记：于是就这样您就离开了乐山，来到了成都。

杜：是的。我就读于四川大学附中。附中刚开办第一届高中，我就考上了。杨尚昆、郭沫若都读过这个学校。

记：您那时候多大了？

杜：我读书晚。到成都读高中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高中毕业我22岁。那一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刚读了一年，四川时局发生变化，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我的一个表姑丈要我去北京读书，他愿意照顾我的生活。他是一个举人，辛亥革命后在河南做生意，后来到了北京定居。就这样我北上来到北京。哪里知道我到北京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招生日期都过了。当时北京有5所比较重要的大学，除了北大、清华以及北师大外，还有两所私立大学。一所是辅仁大学，它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另一所是燕京大学，它是基督教新教办的教会学校。我就去考辅仁大学，新生考试过了，我又参加了插班考试，结果也通过了，于是我一去就读二年级。在辅仁大学有两位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沈兼士先生，一位是余嘉锡先生。沈兼士先生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们见我不仅能写诗，而且能填词，《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经》、《左传》等经典我差不多都能背诵，（至今好多篇章我还能背诵）所以对我很看重。在辅仁大学读到三年级，我向学校提出转学。学校老师提醒我，你办了转学手续以后就没有机会回到辅仁大学了。我不在乎，我想考清华，考北大。当时我高中的同学，文理科加起来有13个人在北京。我们一起去考清华、北大。照样的，我们还是先得通过新生入学考试。通过这个考试以后才能参加插班考试。我们13个人去看清华发榜，一看，大家说：“老杜，幸好你考取了，不然我们是全军覆没啊。”（笑）两轮考试我都顺利通过，可以就读清华大学的三年级。同时我又报考了北京大学。北大的两轮考试我也顺利通过。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我面临着选择。当时胡适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先生是教务长，我冲着他们的名字选择了北京大学。

记：您是考上了4所大学，就读了3所，杜老的求学经历很有意思。

杜：在北大是1935年到1937年。最后我的学历就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毕业。

先生们：沈兼士、余嘉锡、钱穆、闻一多和胡适

记：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哪位先生给您的？

杜：应该是沈兼士先生。是他告诉我，中国的文字学研究要以《说文解字》为基础。

记：除了沈兼士先生，您在大学就读时，哪些先生给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杜：沈兼士先生教我文字学；余嘉锡先生教我目录学和经学。他们的学识都非常好，我受益匪浅。还有钱穆先生。他一生清高，不为名利所动，孤身前往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培养了像余英时这样的著名学者。钱先生的人品我是非常钦佩的，他治学也非常谨严。在北大的时候我听宾四先生（钱穆字宾四）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他的课讲得也非常好。抗战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匆匆逃离母校，书籍大多散失，钱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我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你看，我还在上面题了些字，算是对钱先生的怀念。前不久我还在读他写的《新亚遗铎》，感慨很多。

记：杜老的老师中还有不少名家，比如闻一多先生。

杜：闻先生教我们《楚辞》。他是湖北人，《楚辞》四川人读来不押韵的地方，闻先生用湖北话来念就押韵了。比如“书”我们念“shu”，湖北话读做“xu”。他给我们讲《离骚》，讲得非常精彩。

记：杜老您说当时选择北大是因为胡适和蒋梦麟。胡适先生主要讲哪些课？

杜：当时胡适先生要批儒，他对儒的考据是很准确的。他说儒最初是给人家办丧事的，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但是他对儒家对后世的影响重视不够，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很多老师都批评他。不过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还是强调要学好古文。他说，中国的书面语言来自于齐鲁之地的语法词汇，孔子、孟子、曾子等大儒都是山东人，我们不学好这些古文，就不可能搞好文字研究。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口中常常出现的“学习”、“孝悌”、“巧言令色”等等都是来自其中。所以他要求我们还是要学习四书五经。现在有些人断章取义，说胡适之搞的是反对儒家、全盘西化，那是胡说。

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记：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你们一个班有多少学生？

杜：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才19个学生。其中14个人选了文学组，他们学习文学、新闻采访、写作；另一个组是语言文字组，这个组没有几个人有兴趣，主要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还有考据等等。我是这个组的。我们这个组，一共才5个人。

记：看来语言文字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寂寞的专业。

杜：对。学文字学，首先要从《说文解字》开始。像茅公鼎、大禹鼎等都讲过。茅公鼎上大概有497个字，郭沫若说它相当于《尚书》里的《文侯之命》。但无论如何，文字学研究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的。

记：为什么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呢？

杜：《说文解字》大概有9343个字，而它的注解大概有50万字左右，可见《说文解字》是何等博大精深。

中国的文字，其中“文”是单体。所谓“文”就是图案和符号通过象形和指示的方法造出来的，充其量不过400多个字。而文字中的复体，我们就称为“字”。人旁边加个“二”，就是仁义的“仁”。《说文解字》是上承甲骨文、钟鼎文，下接隶、楷的桥梁。1982年我曾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的文章，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啊，是一个物质的宇宙。凡是物质，我们都可以用形体来表达。这个宇宙也是一个运动的宇宙。我们的先人看见太阳东升西落，就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来表示太阳。我们的文字就这么产生了。

记：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杜：那是1982年，中国内地开始又一轮的文字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文字的意义。当时在内地不好发表，我就只好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脱离传统，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我国家民族因汉字而有统一之标志，我历史文化因汉字而得万世之流传。这就是我的信念。

记：大学毕业后杜先生还是从事文字研究吗？

杜：毕业后就留校做研究生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留校做研究生。另外两个同学做助教，他们比我们的津贴多20元。我们研究生每月津贴30元，他们50元。（笑）哪里知道，6月26日中文系刚刚欢送了我们，“七七事变”爆发了。当时我们还没有离开北京，仍然留守大学，但是很快的，上海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学校送给我们每个人5块银圆，让我们南下到南京教育部报到，以便给我们委派工作。于是我们这些流亡学生一起南下。当年我已经25岁了。由于事先得到电报通知，我记得沿途都有教育部的干事给我们照应。北大当时三院十三系，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不过几百人。等我们到达南京时，南京已经戒严了，晚上不敢开灯，白天天天都有空袭警报。江阴到南京，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只要日本人的飞机一过江阴，南京就会响起空袭警报。

我们南下时经过山东的时候，我就给乐山家里写了信，到了南京我又发了电报，家里就来电报催我回乐山，说家里的米铺生意虽然不算好，但是维持生计还是可以的，叫我不要贪图那里的工作了，赶快回家。1937年10月底我就回到了四川，赋闲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活。先是在乐山教中学，后来做中学的校长，再后来，到1952年开始在大学教书。

记：您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与您不同的道路，有的从政，有的留洋，有的参加了革命，像杜老这样安心教学的人很少。

杜：我们家有个传统，那就是“书可读，官不可做”。（笑）

记：教学与学术研究哪一个您更看重？

杜：我觉得是教学。教惯了书的人总是喜欢教书。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传达给大家，也比个人埋首学术更重要。

（童华池 《成都晚报》）

杜道生：诗意地活着

出生于1912年的杜道生（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师承钱穆、胡适等国学大师，将汉字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汉文字的研究，杜老先生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他把以汉文字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人称“活字典”。

那天向杜老请教养生之道，老先生随口作答：读书和教书。进一步再问，这么多年读了些什么书？老先生说，主要是《说文解字》。杜老说起自己的毕生钟爱，两眼放光。“中国汉字8000多个，实际只有5000多个，其中有些是异体字和重文，常用字3000多个。《说文解字》光是注解就是50多万字，其中涉及的经书典籍无数，一个人一生是读不完的。”

两度评为成都市健康老人

85岁被评为“成都市健康老人”，90岁那年又第二次获此殊荣的杜老，在健康而且生活自理的情况下，走到如今95岁高龄。读书教书的确是他的人生最好的精神滋养。从1937年北大回到四川开始教书算起，教书生活已有50多年。这种自由的，修身养性的生活，当然对人的健康长寿有很大的裨益。但就作为学生的我们对杜老的了解，他的长寿之道，远远不止这些。

淡泊名利，述而不著

当年教我们的时候，杜老65岁,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被称为“活字典”——要找一个字的释义或出处，如果一下子拿不准，他可以拿起《说文解字》随手一翻，准确地翻到那一页，迅速获得信息。但是，当很多老师都在忙不迭地要出书、出作品，要成名的时候，杜老却还是很随性，但有滋有味地过着他的教书生活。杜老在1982年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文章。这也是杜老一生有关学术方面少得可怜的文章之一。师承名家（杜老曾师承钱穆、胡适、沈兼士、闻一多、朱光潜等），学贯中西，但却述而不著，是杜老最典型的生活方式，或许这正好成全了他的长寿。

诗意地活着

去年，杜老自己花钱重新印刷了由他注释的《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在书的封面上，杜老用他的蝇头小楷抄录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人论》中的一段话：“净化人们灵魂的物品之一是‘艺术’，艺术是我们自愿地沉溺于其中的醒着的梦。”热爱艺术是杜老的天性。年轻时唱昆曲，拉二胡，弹古琴，听扬琴。20年前出版《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时，四川的一些老艺术家和扬琴爱好者成立了一个扬琴学会，每周星期五在锦江剧场的悦来茶馆唱听扬琴。那时候杜老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每周从狮子山坐公共汽车去，听完扬琴和老朋友聚一聚，吃一顿饭，喝二两小酒，然后哼着小曲，二晕二晕地坐车回家。至今95岁的杜老，听扬琴，和老朋友聚会，切磋扬琴唱腔和技艺，仍然是杜老最期待的。

安贫乐道，生活自理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对其弟子的赞誉用在杜老身上真太合适不过了。我们在校的时候，杜老就住在川师大中文系办公楼二楼上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这间房子兼具卧室、厨房、书房。洗手间还在楼下。现在30年过去了，仍然是这样，只不过东西堆得更多，房间显得更破更脏。杜老平时吃饭在食堂，早上稀饭馒头咸菜（最爱豆腐乳），中午一荤，晚上一荤。一般晚上要喝一两五钱烧酒（他不讲究是否名酒，但一定要是粮食酿出来的。有时中午也喝，但一定限量）。最近几年他腿脚有些不便，家里人要请人照顾他，他都一概拒绝。他说：“有人照顾，我就变懒了，自理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丧失。”

这是我知道的杜老的养生之道。它让我想起蒙田提出的有关“人生原则”：顺从命运，并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给命运。安于命运也是一种生存机智——95岁的杜老看来是深谙其理的。

（作者系杜道生的学生，毕业于川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