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澄农，大理喜洲传奇商业巨子。1890年生于大理喜洲，白族。幼年丧父，不忍母亲劳瘁，“力请辍学，以减家累”，来到舅父李执中开设“联发号”内当学徒。因刻苦钻研业务而受到重用，升任“联发号”经理。1910年，董澄农在昆明等地，广交了社会各界名士。在昆明独自开设了“德润生”号经营进出口货物。滇越铁路开通后，他抓住时机，积极采办大理石及其他商品，经河内、海防运往香港、广州等地销售。一战期间，董澄农又从四川会理一带选购白铅，趁欧洲战争爆发后铅价上涨之时才出口，一时暴富。

生平

董苑

喜州商业

生平

董澄农先生，是喜洲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1890年生于大理喜洲，白族。他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度日，读私塾时，见母亲极为劳瘁，便“力请辍学，以减家累”，来到舅父李执中开设“联发号”内当学徒。在商号里，他刻苦钻研业务而受到重用，常被委派到云南各地采办商贸，开阔了眼界。不久，升任“联发号”经理。1910年，董澄农在昆明等地，广交了社会各界名士。有钱时，他经常慷慨资助别人。在昆明独自开设“德润生”号经营进出口货物。滇越铁路开通后，他抓住时机，积极采办大理石及其他商品，经河内、海防运往香港、广州等地销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董澄农又从四川会理一带选购白铅，趁欧洲战争爆发后铅价上涨之时才出口，一时暴富。

1934年，董澄农了解到滇南一带所有产钨矿常与黑钨（即钨锰铁矿）伴生，冶炼极为困难，当时人们不知道它的价值，把其当废渣处理。董澄农将矿砂带到南京化验，证实这类矿砂中钨锑含量高后，董澄农亲赴香港推销。当时英国和德国商人，对此物颇感兴趣，董澄农一面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家签定合同，一面呈请云南省批准。1936年8月由官商合办的个旧钨锑分公司成立，隶属云南省财政厅，从事采购个旧钨砂，准许自由出口销售，董澄农任经理后，以低价收购附近各厂的毛矿，进行擂碾淘洗，提成品位较高的纯净钨砂直接外销，年最高产量达数百吨，特别是1940年以前由公司自由外销期间，获利上百倍，董澄农也因此重又东山再起

1939年，董澄农与上海施嘉干商议，由云南省财政厅资助资金三分之一，董、施二人各出资三分之一，筹建“云南大成实业公司”，先后在昆明市区及近郊筹建嘉农面粉厂、利工电石厂、农村纺纱厂、联谊钢铁厂、大昌营造厂、新成炼油厂及复兴亚水泥厂等工业企业。1940年8月起，各厂相继投产，生产面粉、电石、各种液体燃料、机油及亚水泥等产品供应市场。这时，董澄农不仅在昆明、重庆、上 海、香港等地恢复“ 锡庆祥”商号；在缅甸、印度等地也开设商号，直接与英、美商家进行贸易。1941年，董澄农又和一些社会人士合资组建昆明商业银行，被推举为董事长。还投资成立澄和企业公司、云南实业银行、工矿银行、兴文银行、劝业银行、永丰银公司等，对推动云南的工商业和金融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大力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出资修建云大西郊医院、病菌学院、大理县立中学和大理图书馆；还设置大理县中学奖学金和助学金，捐助云大及女中开办经费；与严子珍倡建五台中学，捐资赞助中山学社、大厦大学及各乡村小学。并同严子珍设喜洲医院，修建镇川桥，大力捐款赈灾。慰劳将士，支援抗战。正当他准备再为民族经济发展大干一番事业时，不幸患病于1945年2月逝世。

董苑

董苑，原是喜洲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董澄农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所建。大院原占地面积６７４２平方米，建筑面积约３８１４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两组建筑群，第一组是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两院及４幢角房组成，建于１９４０年。中正厅一方为西面照壁，楼上楼下均有回廊，可串联各个房间，大门楼设东北角，采用白族传统的飞檐串角式三滴水造型，砖石结构，配有泥塑、石雕、彩画、大理石屏等主体图案。照壁外面石脚墙上端，曾镶嵌有大理石精品“双猫图”、“鸳鸯戏水图”等。此石的稀奇之处在于石面上，两只一虚一实呈土红色的猫，还有头对头在嬉戏的鸳鸯，形象十分生动，图案逼真。第二组建筑在西侧，是一座法式别墅洋楼，建于１９４２年。造型别致，墙体是灰沙装饰，外伸护栏阳台，室内有夹墙取暖设备，楼座围有大理石栏杆、花台、台阶。法式洋楼被称为“将军楼”，因在滇西抗战时期，一些高级将领常住此楼而得名。董家大院吸收了中外先进的建筑技术，小厦有廊，二楼均设回廊，连成了“走马串角楼”，精雕细刻的门窗，外加美人柜的玻璃，自备电力照明设备，建筑材料方面引进了钢筋、水泥。尤其在建筑技术上把白族民居推向了富有时代感的新高潮，又不失白族民居的特色，成为白族民居建筑中中西结合的精品。

解放后，董澄农后人将整个宅院捐献给政府，１９８７年改建为田庄宾馆。２００３年，大理州、市委、市政府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本着保护与利用并重，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董家大院进行修复和扩建，并将田庄宾馆改为“董苑”。

喜州商业

一、喜洲商人注重经营管理、培养人才、善于理财和敢于竞争。

《大理县志稿》说：“至于商务思想，唯喜洲一地人物为最优胜之资格”。喜洲街的白族百分之九十左右都营商。务商思想代代相传。对商业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坚持“严师出高徒”的信条，从小当学徒是喜洲多数商人的必经之路，一般青少年读几年书后，就要去当学徒，即便是大资本家的子弟也大都让其到号规严格的号铺当学徒。没有门路当学徒，或在校的少年都到集市上提壶卖水，割卖草料，自筹小本或赊销火柴、纸烟、棉线，在集市上叫卖，积累蝇头小利，逐渐摆摊设点，从小贩到开铺子，开大商号。而是经过披荆斩棘，披星戴月艰苦奋斗的一个过程。

二、恪守信用和商业道德，科学创业,坚忍不拔。

喜洲俗话说：“十年学得个举人、十年学不得个生意人”。 “喜洲帮”很少有巧取豪夺不择手段的暴发户。他们通常从小本生意做起，个别人甚至卖凉水、马草积攒资本。在经商过程中，喜洲务商者体现出其儒商的气质他们“悉心研究”，“胜算常操”，坚忍不拔，不因“一时挫折而灰心”。他们相信科学，以智力取胜。最典型的例子是董澄农采纳德国技师的建议，收购个旧锡矿废渣冶炼稀有金属钨而发家的事迹。赵甲南在总结一位赵姓商人时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先生五岁失怙，茕茕无依，遂衣奔食走于四方矣。先生始习缝工数年，艺成后，复自忖曰：‘业此仅自经而已，奚足以起家。’因弃之归，徒步往丽阳习商，每月工资节而储之。既婚娶，未尝假居停一钱也。人以器之。先生佣赁有年，自念寄人篱下，究非长策。屡欲独树一帜，或以资本薄弱为言，先生曰：‘信用即资本。何忧为？’……”令人称道的是，喜洲商家发迹之后，不是一味地置田治第，而是在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尽力回报社会，“一切慈善事，皆竭力为之。如治道途以利行旅，浚沟洫以防水患，捐巨款以赈饥民。”

三、重视文化教育，历来文商并重，节衣缩食供子弟读书成才，已成优良民风。

文商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从南诏时代开始，喜洲就是商旅云集的城镇。但读书考取功名却从来就头等大事，到清光绪年间，社会动荡，思潮迭起，商业通达，随着科举制度的崩溃，人们的价值观念更新，视野开阔，“春江水暖鸭先知”，睿智的喜洲人开始“弃儒从商”，工商业逐渐兴起，出现了在滇西与鹤庆帮、腾冲帮齐名的喜洲商帮。他们依靠镇上精通儒学的人才作为幕僚，有的商人本身就是弃儒从商的文人，成就了一批儒商化的工商群。

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和文商并重，是喜洲最大的特色。

到民国，形成了号称“四大家族”、“八中家”、“十二小家”为首的巨商。据统计当时有1000多户的喜洲镇，就有坐商186户、行商236户，两者合占全镇户数的三分之一还多。他们继承了南诏以前“河赕贾客”的行商传统，把商号延伸到省内的昆明、下关、丽江、缅甸等国家。因此，有不少的喜洲人侨居以缅甸为主的国外，喜洲又是云南著名的侨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