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佛”是泉州地区特有的以乡区械斗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现象，在清初出现。东西佛的起源，都认为与奉圣境、凤池境的纷争有关，但为何事，却有多种说法。随着后来事态的演化，泉城三十六铺所属各境，概分别归纳在东、西佛两大阵营之中。东西佛的危害很大，严重影响生产生活，造成一些家庭的不幸，举不胜举。

什么是东西佛

东西佛的起源(（一）蓝理说 （二）施、富说 （三）郑成功说 （四）天地会说)

铺境东、西佛的划分

东西佛的发展扩大(（一）大、小姓 （二）乌白 （三）强、弱房)

城区及附郭东西佛滋衅种种(（一）“妆人” （二）“迎神” （三）“接香” （四）“镇符” （五）“抢佛”与“绑佛”)

东西佛的危害

乡村东西佛的滋衅及械斗(（一）防御 （二）联络 （三）截虏 （四）拘禁和酷刑 （五）对阵 （六）暗杀 （七）赔人命)

什么是东西佛

“东西佛”是泉州地区特有的以乡区械斗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现象，在清初出现，先是泉州城区的凤池境与奉圣境之间的械斗，后愈演愈烈，成为包括泉州城区、郊区、临邑的普遍现象。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修的《泉州府志》，虽没有明确记载“东西佛”的名称，但已载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上谕制止漳、泉械斗陋习，说明当时泉州的大规模械斗已惊动朝廷。其延续近300年，是泉州近代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东西佛”的械斗才得以最终制止。

关于泉州“东西佛”的情况，不见旧《泉州府志》、《晋江县志》、《南安县志》，有关文献仅见清·道光间陈步蟾（参见《泉州人名录·陈步蟾》）《上大观察泉州东西佛策》和清末·吴增（参见《泉州人名录·吴增》）《泉俗激刺篇》的部分记述。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刘耀椿（参见《泉州人名录·刘耀椿》）出任福建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甫到泉州，正值“东西佛”又在酝酿一场大械斗，刘耀椿视察泉州府庠、会见各界人士时，提出如何消弥“东西佛”陋习的命题，要大家献策，一时应命者众。陈步蟾呈《上大观察泉州东西佛策》（以下简称《策》），录存于其子陈国仕编《丰州集稿·卷11》。

清末·吴增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卒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其所著的《泉俗激刺篇》中，有“械斗”、“混掳人”、“上香山”三篇述及东西佛情况，现代陈盛明加了辑注。（原载《泉州文史》1984年第五期，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1985年重印）

近现代，吴藻汀《泉州东西佛》（《泉州民间传说·第四集》1940年。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重印，1985年》）和傅金星《泉州东西佛成因真相》

参考文献

[香港]华星出版社，1992年）有所论述。

东西佛的起源

东西佛的起源，都认为与奉圣境（位于泉城西隅，属奉圣铺）、凤池境（位于泉城东隅，属三教铺）的纷争有关，但为何事，却有多种说法。有文献依据的只有陈步蟾《上大观察泉州东西佛策》中的蓝理说，其他均为民间传说不可考。民间传说中，又以施、富说最为流行。

清兵入泉之初，实行镇压和屠杀，不可能出现老百姓内部的东西佛械斗。接着，为隔绝对郑成功的支援，清政府实行残酷的迁界，哀鸿遍地，一夕数惊，也不可能出现东西佛械斗。东西佛的形成，必定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这与蓝理说、施、富说在时间上也是符合的。

（一）蓝理说

陈步蟾《上大观察泉州东西佛策》云：“昔提帅蓝公（蓝理，参见《泉州人名录·蓝理》）始分东西佛之号，其时亦祗就地势分尔。”“提帅精于青鸟之术，以泉为鲤郭（泉州古称鲤城，参见《泉州古城》），宜动不宜静，故赛会迎神，凡以祈国泰民安之意。”“嗣是某铺之塑神像者，亦篆国泰民安等字样，而郡中自此啧啧多故矣。”

陈步蟾《策》中的“某铺”，指奉圣铺。奉圣铺奉祀田都元帅为铺主，是年，奉圣铺修建奉圣宫，为田都元帅重饰金身，欲往南安县坑口（田都元帅神化所在地）取火，大排仪仗，除常规的“肃静”、“回避”外，也模仿蓝理，加备“国泰民安”字牌。

蓝理是代表政府的，为民祈求“国泰民安”理所当然。奉圣铺怎能代表泉州地方祈求“国泰民安”呢？因此，此事引起一些铺、境侧目。部分铺、境商议，在奉圣田都元帅去坑口的路上，拦涂抢其“国泰民安”字牌，仇雠自此开衅。

凤池境也奉祀田都元帅为境主。翌年，凤池所奉田都元帅也要上坑口取火，因预防奉圣铺报复，就联络城内一些铺、境及城外沿途一些村落作照应。奉圣铺闻知，也采取相应措施。“东西佛”从此形成并关系恶化。

（二）施、富说

传说，清初康熙年间，平定台湾的泉州名将施琅（泉人习称施将军，参见《泉州人名录·施琅》）有女，许配同里著名文学家富鸿基（泉人习称富翰林）之子。富、施一文一武，门当户对，但施琅的势焰和勋秩高出富鸿基百倍，而富鸿基虽科甲出身，免不了书生酸气。当亲事行礼，施家踵事增华，富家则一味俭约，两不投机，积下嫌隙。

旧例，女儿出嫁的第三日，女家亲属自其父亲以下及兄弟，应到男家会亲（俗称“探房”、“探红”）。施将军预先派人去问富翰林，要行“官礼”或行“民礼”？富翰林不悦，以为施将军有意以官大压他，丢他的脸儿，然却故意约以“官礼”。

即日，施将军身穿黄马褂、绣花袍，头戴红顶、插双眼翎，率领按品级着公服的子弟，前呼后拥，依长幼次序，前来富府“探房”。到了富宅，却象没有喜事一样平常，甚至厅堂也没铺设，最奇的是天井和厅中都涂上溷泥。施将军一行站在天井中，朝靴底下俱着了溷泥，着实恼怒。

一会儿，富翰林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公服出来迎接。施将军一见富翰林，便双膝跪落，叩头不迭。同行的子弟们也和他一样跪下，簇新的朝服都弄脏了。

富翰林如此恶作剧，真出乎施将军意外！原来富翰林曾经七日“权君”，代皇帝视朝理政。“权君”时，皇帝赐他一个“铁鼻”，这“铁鼻”是代表皇帝的标记。凡任过朝臣者，见“铁鼻”便该跪下恭请圣安。施将军起初依仗自己有钦赐的黄马褂，行礼时落得占许多便宜，才定下要行官礼，没想到富翰林有这宝贝，反吃了大亏，弄得浑身泥土，败兴而归。

“探房”回来后，施将军满腹怒气，无处发泄，报复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武力解决。那时施将军的府第在凤池境（考：施琅旧第，后为通源境，恰与凤池交界，谅是后来境界稍有变更）。于是就境内呼召子弟兵，向富翰林那边进攻。富鸿基的府第在奉圣境，也就境内呼召子弟兵抵御。

自从这回冲突后，“东西佛”的名词便由此成立，以凤池为东佛，奉圣为西佛。

（三）郑成功说

郑成功（参见《泉州人名录·郑成功》）反清，各地响应，清廷加以镇压，实行分化，遂成两派。

（四）天地会说

天地会（亦称哥老会、三点会）不同盟帮，被封建势力利用而分化。

铺境东、西佛的划分

“东西佛”的“佛”，指田都元帅，又称三相公。《泉州府志·卷16》：“田帅祠在南安县北坑口长寿福地，祀唐·镇帅田某。《闽书抄》：‘神名失传，钱塘人，统兵剿寇于武荣（南安）桃林（今属永春县地）间，因镇抚其地。卒葬罗溪山，甚著灵响，民藉其庇，立庙祀之，后赐庙额昭惠。’”泉州府各县，塑像分灵甚多。

泉州城内，连附郭计分为三十六铺，每铺又分为若干境。境的多寡，大约以铺的面积大小为分划。有的一铺两、三境，有的一铺四、五境不等。如集贤铺，分为桂坛、大泉涧两境。又如衮锈铺，分为通源、通天、广灵、圣公、忠义五境。（参见《泉州铺境》）

东、西分化，初时“亦祗就地势分尔”（陈步蟾《策》），东以凤池为代表，西以奉圣为代表。当东隅凤池与西隅奉圣两境首先冲突时，自然各有他们平时感情好的其他境份参入。由于“东凤池”、“西奉圣”均奉祀田都元帅，因而拥护奉圣的，称西佛；拥护凤池的，称东佛。

东西佛的区分，不是以铺做单位，是以境做单位的。后来纠众闹事，东西佛境份位置出现相互交错，其划分不以方位为标准，仍以感情联络为界限。如同属集贤铺，桂坛境为西佛，大泉涧境为东佛。又如同属衮锈铺，通源、通天、圣公、忠义四境为东佛，广灵境为西佛。所谓东佛，不一定在东方；所谓西佛，也不一定在西方。

实际上，历史上泉州几次大械斗都与田都元帅有关。清·嘉庆五年（1800年），桃源宫（祀田都元帅）上梁，西佛奉圣往贺，与东佛丰乐乡发生纠纷。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东佛“五伦”抬田都元帅往坑口取火，途经奉圣发生纠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南安王爷往东岳（参见《泉州寺庙·东岳宫》）取火，奉圣抬田都元帅接香，龙会等抢佛，发生纠纷。民国期间，亭店三凤乡田都元帅取火，造成黄甲街与丰乐乡械斗等。

东西佛的发展扩大

随着后来事态的演化，泉城三十六铺所属各境，概分别归纳在东、西佛两大阵营之中。陈步蟾《策》云：“东则为五伦为七血，西则为七舍为三相。其曰五伦者，以五兄弟相称也；其曰七血者，则以当时割牲歃血，有世相好无相背之语……其曰七舍，即祀七舍人者，或曰祀日月太保之神，亦谓之舍人；其曰三相公，即祀田都元帅者。虽然，元帅之神即五伦、七血中亦多祀之。嗣是，非五伦、七血、七舍、三相之列，咸相背附焉。相背必由相弃，相背必有相附，相附相弃则东西于是交错，亦东西于是滋衅矣。”

东西佛起初的分划，不外泉州城区和附郭的三十六铺，后来因为械斗之风日盛，于是蔓延至晋江县（县治在泉州城内）农村各乡，再进而传播及南安县、惠安县等邻邑各乡。城区的各铺境和城外各乡里，几乎无不加入此两派的旋涡，不属东佛，便属西佛，这中间要找出严守中立的，真是凤毛麟角。

邻邑乡村的东西佛，多半有与晋江联络的关系，有时因晋江东西佛械斗，也会牵连及南安和惠安；而南安、惠安的械斗，有时会牵连及晋江。清·吴增《泉俗激刺篇》陈盛明注引《温陵风土纪要》云：“郡属械斗最为恶习，有大小姓会、东西佛会，勾结数十姓，绵延数十乡。”

至于乡村东西佛的名称，也有一些变化。清·吴增《泉俗激刺篇·械斗》云：“蔑天理，无人心，械斗祸最深。彼此同一乡，既分大小姓，又分强弱房；东西佛，乌白旗，纷纷名目何支离。”名称虽有不同，性质实在无异。

（一）大、小姓

在南安，除接近晋江附近的各乡外，称为“大杂”。“大、杂”的区分，是大姓和杂姓两派。如同一村中，大姓为东佛，杂姓则为西佛；反之，如大姓为西佛，则杂姓为东佛。

（二）乌白

在惠安，则称为“乌白”。“乌、白”的区分，是乌旗和白旗两派。如乌旗为东佛，白旗则是西佛；反之亦然。

（三）强、弱房

“强、弱房”分界的范围，由同一乡与同一姓的当中而差别。表面看，似乎是族姓的分野，可是有时扩大，也能牵动到东西佛方面——若强房附于东佛，则弱房必附于西佛。这是东西佛转变的一种。

城区及附郭东西佛滋衅种种

东西佛自判分之后，长久处于对立与斗争中。因此冲突、械斗的导火线，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可能。滋衅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迎神赛会、乞火进香、元宵闹灯、端午迎龙王、踩街游行、农田水利、码头势力、地界争势、风水坟墓、看戏嫖赌、吃醋争风等，都会引起冲突。甚至舞文弄墨之徒，也参与滋事，火上加油，至不可收拾。

如陈步蟾《策》载：“昔有居东之太封翁某，谑于居西曰：‘东方朔带剑出龙宫，斩古榕树，惊得西牛丧胆；西施女遣人入熙春，达和衷情，越若东君起兴。’所谓龙宫、古榕、熙春、和衷，皆西佛境地之号也。谑此楹联，其祸若火不可扑灭。故市人谣曰：‘东凤池，西奉圣，打死人，免赔命。’”

在城区和附郭，滋衅的动因经常有如下数种：

（一）“妆人”

为“妆人”而动起东西佛械斗，历史上数见不鲜。

农历正月，各铺境长有妆饰故事，出为游行娱乐（参见《泉州民俗·游神赛会》）。东佛妆的，则游行东佛的地界；西佛妆的，则游行西佛的地界。间有游行过界的，这要看有无特别的交情，如有也极少，真是例外。

一个境或铺的“妆人”到同派的铺境地方，定要燃放鞭炮去引导，称“导花炮”，导他们绕行自己的全境或全铺的界内，称“绕境”。“绕境”到不同派别交界处，燃放“导花炮”者如稍不谨慎，或好事之徒，把“导花炮”丢过界，俗称“洗铺尾”。“洗铺尾”对于不同派别的铺境来说，是莫大耻辱，往往立马纠集铺境内好事之徒找他们打架，导致械斗。械斗一起，东佛的铺境就赞助东佛，西佛的铺境就赞助西佛。

大家都是明知“妆人”这种玩意最容易闹事，因此每出游行时，最关键的是头一根火把。这根火把特别长，撑这根火把的，至少总要几十人或百余人，都预选铺境中的勇敢青壮年，预备冲突时顶撞维持。

官府也晓得新春“妆人”常会闹事，在元宵节前后，照例要出示禁止，但因新年娱乐，却并不极端干涉。往往到事情闹大了，才不得不强制弹压。

（二）“迎神”

“迎神”的种类最多，最著的有“进香”、“拈香”、“谒祖”。

“进香”，俗称“割香”、“割火”，是各铺境抬着他们的境主或铺主到泉州城东门外的东岳“天坛”，每年春夏之交五、六月举行盛典一次。其仪式为：用一个木制的香木台（“木台”合一字，下同），木台内置香炉，铺、境主到“天坛”后，在“天坛”内烧香末盛于香炉中，再用铺、境主的封条封了香木台外的两小门，然后香木台在前、铺境主在后，抬回铺境宫。取火后，铺、境主和香木台要抬奉在他管辖的区域（铺或境）游行一周。游行所到之处，各家门前摆上香案表示欢迎。铺、境主经过，遇有香案，要把香木台内燃着的香末分一小匙给他。

“拈香”，是把铺主或境主抬往城里的元妙观（俗称天公观，参见《泉州寺庙·元妙观》），到观内，便在那里摇摆进退，好像向天公行礼。“拈香”的时间不定，一般是铺、境内有不幸死亡事件发生，为祈求平安才举行。

“谒祖”，是把铺主或境主抬往这些神明的故乡去。然而，城区各铺、境的铺、境主，除了少数崇奉泉州历史上有名的忠孝节义之辈外，大部分铺、境主的故乡远在外省，有的还不可稽考，也就无祖可谒。有的铺、境主，相传其故乡是在泉州城附近的属邑或较远一点的邻府，也有去“谒祖”的。如郭圣王的祖家在南安县山头城，吴真人的祖家在同安县（原属泉州府）白礁，临水夫人的祖家在古田县，观音大士的祖家在浙江的南海，这些神明都有谒祖过的，一般三数年举行一次。

在“进香”、“拈香”、“谒祖”时，如果“迎神”的菩萨不是普遍奉祀的，只是在某铺境范围内信仰，那么，出行时纵使偶然越境侵界，发生“洗铺尾”，立马会导致东西佛械斗。至于“迎神”的菩萨如果是东西佛均普遍奉祀的，如关圣、郭圣王、吴真人、临水夫人、观音大士等，则无所谓东西佛了。

清末·吴增《泉俗激刺篇·上香山》云：“东佛去取火，西佛去接香，旗鼓各相当。最怕相逢狭路旁，狭路相逢不相让，流差蓦地相打仗。打仗打死人，石片弹子飞如尘。东家妇，西家叟，茫茫丧家狗，孩子倒绷走，神魂惊去十无九。后年五六月之间，怪汝又去上香山。”

陈盛明注：“上香山是引起械斗的一个重要原因。把本境的菩萨抬到另一处有名的佛庙，将那边的香火取点迎接回来（取火或接香），对立双方（东、西佛）的队伍，半途碰着了各不相让路，就触发了械斗，丢石开枪，把路人吓得惊慌失措，错把孩子倒翻绑着急跑。而那些主持迎神的人（多为流差之辈），则惟恐不争不斗，失去了谋利的机会，于是下一年又再鼓动上香山。”

（三）“接香”

如铺境民众认为铺、境主的“神”已经退了，就要发起鸠集公款来“关佛”（“关佛”是泉州方言，“招致已退之神复来”的意思）。铺境“关佛”时，同派的铺、境要抬出他们的铺、境主或铺、境主的代表（铺、境宫中奉祀的，除铺、境主之外，往往还有别的神明，这些神明可充作铺、境主的代表），前往“关佛”的铺、境去顶替那已退之神，招致回复，称“接香”或“导神”。

“接香”仪式，是把已退“神”的铺、境主用绳子悬在屋梁下，先后把别铺、境的神明陆续抬到跟前，往返快跑几次。

“关佛”要一连三天。此三天中，同派或不同派但有感情的铺、境，天天都要抬他们的铺、境主或铺、境主的代表来“接香”。有时因次序先后的争执，或快跑时互相拥挤，都会起冲突而引起械斗。“接香”在城区各铺境是常有的事，有时一年之中，“关佛”的铺境就有四、五个之多，因此极易肇生事端。

（四）“镇符”

泉州部分佛教信众把铺境看得非常神圣，在他们的区域内，每年春季都要举行“放兵”，冬季“收兵”。

其意思，以为铺境主坐镇铺境，手下自然有许多神兵神将，往往每届春天便扶乩请示，择定日子，晓喻铺境内的弟子们，家家户户遵照铺境主指定的日子，备办蔬馔在各家门前供奉，俗称“犒将”。黄昏时，抬了铺境主出来在铺境内巡行“放兵”。巡行时，要由铺境主出几道符在铺境边界的壁上张贴，称“镇符”。“收兵”是在冬天年底，犒将、巡行、镇符的仪式同“放兵”。

“镇符”最易惹起东西佛械斗。因为一班无业民众，往往在镇符时故意侵过别铺境的边界，以表示他们对外的威风。铺境的界址，既无明显标记，于是双方争执起来，各不相让，而动起械斗。

（五）“抢佛”与“绑佛”

某铺境崇奉男性菩萨相公爷，有一次竟异想天开，趁对方铺境的女性菩萨夫人妈出行之际，在途中抢去，把夫人妈缚在相公爷的桌旁，作侑酒状以示侮辱。后来对方报复，也乘其不备，将相公爷抢去“枪毙”，酿成东西佛争斗。至于到对方铺、境偷绑其铺、境主的事，是常有所闻的，闹得一些铺、境都把铺、境主退藏于密，不敢公然奉在宫里。

东西佛的危害

东西佛判分后，单就城区三十六铺来讲，械斗的次数不知凡几；死了多少人命，战了多少时间，也无从稽考。东西佛之斗，有的延续几年、几十年，奉圣和丰乐的械斗则连绵一百多年，直到民国后期才消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生产生活，造成一些家庭的不幸，举不胜举。

东西佛事衅一起，明争暗斗，拳足交加，刀枪并举。搜刮于境内，倾囊饱官府，操戈游街以逞强，潜踪匿影伺杀机，焚烧抢劫，趁乱肆虐，平静小城，顿成恐怖世界。陈步蟾《策》云：“铺户良民，弱肉强食。最甚者又莫如夹缝之界，妇女亦被刳其发而剥其簪珥者。至于民房蹂躏，更不堪言矣。”

陈步蟾《策》中所指的“今大宪（刘耀椿）驻骖，适奉圣、慈济两铺滋事”，就是发生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泉州至今传诵的“东凤池，西奉圣，推倒妙恩宫，压死摆脚庆”的东西佛事件（泉语“摆脚”即“跛足”，“庆”为人名）。

——清初，城西孝感有个朱道尹，因患恶疾，求吴真人（参见《泉州人名录·吴夲》）医疗得愈。朱某就在家宅中祀吴真人，名其堂为妙恩宫，并准备一套仪仗。朱道尹死后，其家人迁妙恩宫于曾井巷口，改名慈济。奉圣宫田都元帅欲往坑口取火，向慈济宫借仪仗，慈济与奉圣都在西街，原没什么冲突，故答应出借。但出借以后，一些好事之徒鼓噪煽惑，竟于奉圣田都元帅上道之后，纠众抢夺仪仗。奉圣不甘受辱，连夜袭击，拆毁妙恩宫（慈济宫），守宫人“摆脚庆”逃避不及被压死。既出人命，双方便四出奔走，走衙门，纠恶徒，文事武备并举，事态扩大，发展到“东凤池，西奉圣”的大规模争斗。

这一次争斗十分剧烈，双方各有死伤，但凤池这边似乎损失较大，后来还有几件血衣长期存在凤池宫，每年要取出在宫中陈列一次。相传有次大战发生在七月十九日，那天刚遇凤池做普度，自此以后连普度的日子也改在八月初五了。

按理，官府管理百姓，可以打棍、关押、发遣，直至捕杀、驻镇，百姓见官不寒而憟。聚众起义尚且被征剿镇压，滋事械斗岂难制止？但是，“伊昔，贤有司叠斗办，大则谴次，小则枷杖，未如之何也。”其原因，“已息斗之日，值班亦以东、西袒护，官任其上下而莫之知。当斗之时，文武交出为谕止，差役已先筹其从何街转何巷，务使某铺以为摆脱计者”（陈步蟾《策》）。这种狡吏、皂隶，无事尚且要敲诈勒索，有事时或大耍其上下两手从中渔利，或私心偏袒，最是坏事。官府蠹败如此，当然未如之何了。

乡村东西佛的滋衅及械斗

在乡村，东西佛滋衅的动因与城区有所不同：乡与乡之间，各有田园隔离，不比城内铺境与铺境相接，因此“洗铺尾”的争端自然不会起于乡村，即使偶有也较少。“妆人”、“接香”也较城区为少，不致因此发生误会。乡村东西佛械斗的起因，常见婚姻、田土、滩涂、水利、风水之争。

乡村东西佛及其变种的冲突械斗，往往较城区为烈。有时因细故口角，械斗牵连至几十乡，双方死亡达数百，械斗时间有至十年八年还未停止。这是因为城区的械斗，风潮起伏掌控于某个阶层，且官府易于觉察制止，旋起旋息。而乡村基层政权统治较薄弱，且往往大面积涉及普通农民，不易掌控。

在乡村，械斗一经发动，经常出现如下形式：

（一）防御

乡与乡不幸因争执而至决裂，首先的事就是防御。第一是挑选壮丁顾守枪楼。枪楼多半是平时建筑的。在闽南一带，稍为大一点的乡和富户，便有枪楼，一般建在乡里边界或住宅边角。第二是筑起“燕子巢”。“燕子巢”是临时建筑的堡垒，视对方情势，择要塞而设备；斗事平息，遂即拆卸。

（二）联络

乡里平时有会帮组织，类似攻守同盟。一旦风潮激起，械斗往往不可避免，东西佛的判分轰然立见。于是会帮联络，互相支援。因此一乡有事，牵连常及于数十乡。

（三）截虏

清·吴增《泉俗激刺篇·混掳人》云：“干卿甚事，不识姓字，南北风马牛，汝我各一处，何得将人混掳去？……葫芦依样画，互掳不控官。”

陈盛明注：“双方械斗，互抓对方的人作人质，所抓的人平时互不牵涉，不知姓名，也无仇怨，只因为东西佛或强弱房不同，碰到对方的人，不问是谁就抓。”

双方破裂之初，划分疆界，不相侵越。但有的乡民外出，恰在双方交恶当儿回家，不知道最新事态，偶然经过敌对方乡域，就免不了被截虏。甚至有的乡民到他乡探亲作客，骤然遇上变故，他乡成敌国，无事时的座上宾，顿为阶下囚。

（四）拘禁和酷刑

清·吴增《泉俗激刺篇·混掳人》云：“掳去又残酷，凿壁为桎梏，一身分两界，有痒搔不着。生平讵必有深仇，祗为东西与强弱。谁知彼此皆野蛮，活人当着死人看。”

陈盛明注：“……抓来关在屋里，将墙壁凿个洞，人在一边，双脚拉到另一边绑着，使动弹不得，非常残酷……诗篇作者曾为晋江旅菲华侨蔡明盘的父亲蔡文德做墓志，志中说：‘光绪庚寅（1890年），乡（指晋江马坪乡）与乡械斗，文德坐被掳，禁之一室，系急（缚紧）不能自脱，体几焦烂，乃纵归。舁至家，则奄然一息，医药已不可为，遂殁。’这便是一实例。”

两下决裂之后，彼此截虏，或在对阵中抓获俘虏。一经虏来，便即禁锢。为防俘虏逃逸，于是私设各种刑具，将被虏者用木头制的“铐扣”扣起来。最残酷的就是上述的“铐过屋”。这些俘虏，要等到械斗终止，双方才交换俘虏。在械斗中，如一方有人阵亡，死亡的一方，有的会因一时之愤，将俘虏处死。

（五）对阵

“对阵”就是正式交锋。清·吴增《泉俗激刺篇·械斗》云：“械斗祸一起，杀伤数十里。死解尸，冢发骨，乡里毁成灰，田园掘成窟。伤心惨目有如是，不知悔祸不讲理。”

陈盛明注引清·申翰周《闽南竹枝词·咏械斗》云：“两姓相争严伍阵，拼将人命作收场。”自注云：“两方械斗，认族不认亲，虽翁婿甥舅，相持不让。及死伤多人，始罢战议和。双方推除死者人数外，按名给恤了事，并不报官，各亲串仍往来吊唁。当争斗时，虽兵警亦难禁阻。”

“对阵”时的临时指挥者是掌旗的。各乡、铺、境的旗子，都有区别。在城区，西佛是方形，东佛是三角形（乡村不详）。对指挥旗，是很慎重的，无事时卷藏在乡、铺、境的菩萨宫内；一遇与人决裂，才把旗子展开，奉以三牲酒礼，烧以金纸；及至交锋对垒，旗子就在枪林弹雨中招展了。战斗员的进退，都要服从旗子的指挥。

乡村参战分子，都是乡中成年壮丁。集合场所，不外祠堂或菩萨宫。出阵前，最忌讳的是亲人的阻止，怕不吉利。

（六）暗杀

除正式“对阵”外，械斗中最注意的事，是化装潜入敌乡施行暗杀。杀手化装成乞丐、妇女、小贩，形形色色。暗杀的对象，当然是对方几个重要人物，不得已则求其次，有时妇女小孩也不能免。于是报复相寻，杀来杀去，械斗期间，虽老少都朝不保夕，“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

（七）赔人命

斗事终止，便涉及命案赔偿，即申翰周《闽南竹枝词·咏械斗》自注中所说的“双方推除死者人数外，按名给恤”。赔例：一是双方命案数目相抵后，少死的一方要赔给多死的一方人命钱，多死几个赔几个。如甲方死3人，乙方死5人，则甲方应赔给乙方2人的人命钱。二是在本乡内，要给所有牺牲者的亲属——“苦主”——人命钱。

人命钱的估价，泉州各地不同。晋江的老例，一条命案赔偿六十元（惨杀倍之）。人命钱何以定得如此之贱？两方械斗，难免死亡。与对方相抵的赔款已归无着，自己乡里于事息之后，也须筹一笔公款，来给“苦主”。赔偿自己的乡人，是以对方赔偿的数目为标准。如人命钱增加，那些和对方相抵的就要归自己弥补，岂不也得随之增加？因此，人命钱的限制，只能就于便宜。习惯相沿，遂成定例。至于为乡事牺牲，被支配于乡众之下的“苦主”，那敢和自己的乡众论价。

清·吴增《泉俗激刺篇·械斗》陈盛明注引宋应祥撰《诰授奉政大夫曾公墓志铭》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泉州南门外名侨曾天眷回国，值近乡大械斗，就赔费巨金，为之和解，才使得“附城一带无南乡之衅连祸结、戕命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