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批评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后兼事批评理论。著有《我是那我是》、《蟑螂的微笑》、《四重奏》、《黑太阳》等近百部长诗及一万多首短诗，思想笔记《驯兽师日记》，长篇小说《人类园》，理论批评文集《异端的伦理》，主编《80后诗歌档案》。诗歌、理论作品散见于海内外各类文学杂志，作品入选《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中国当代诗歌前浪》（欧洲）等重要选本。

丁成

2002年发起轰轰烈烈的80后诗歌运动，同年主持出版《蓝星—80后文论卷》，在中国诗坛引起巨大反响。其以《上海，上海》、《广场》、《2004悼词》等作品饮誉诗坛，其诗被誉为“人类文明的颓废预言”，其人被誉为“时代的悲情歌手”著名诗句“我们不知道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久”更是广泛流传，成为一个时代青年精神的代表人物。2008年居新浪、搜狐等近百家媒体联合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80后文学榜”十大诗人第一位，2009年被近百家媒体联合评选为“2009年度中国最有影响力诗人”。

摘选有关丁成的2个代表性的评价：

丁成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伦理浮出和震撼力不仅表现在一般道义的层面上，同时还表现为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形态——对‘时代’的与生俱来的背弃和没来由的抨击，对文明的异化和人性之沦丧的绝望与忧患。他的作品被誉为“关于人类文明的抒情诗”，是一种寓言性的或者预言性的大悲剧的叙事体。这是我们时代所缺少的，它是对那种光明、胜利、成功、进步的盲目乐观的权力叙事的有力矫正，这就是诗人的责任与诗歌伦理。这里，伦理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记录生活，诗人以隐喻的形式向既有的存在处境发出质疑。所有的意象都有了极其深刻的象征内涵。拯救了伦理意识，也许也就拯救了诗歌。

——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清华教授《新世纪诗歌：格局、问题与趋势》

对于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丁成以其超人的才华和坚实的文本作为一个已经烙上行动性与参照性的符号闪现在世人面前，他是当今诗坛上最卓有成效的年轻诗人，或许还是一个浑身烙满了蛊惑性争议的天才，以他的激情、尖锐、反叛、放纵和坚强的怀疑立场介入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当中。

——著名批评家、边缘文化研究者　啊松啊松《当代性的意义》（2003年）

读丁成诗歌之前，至少有四件与他关联的事需要了解：《活塞》、蓝星论坛、《80后诗歌档案》、“迁徙情结”。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通过《活塞》了解到的丁成仅是一“斑”而已，而通过丁成了解到的“蓝星论坛”也不像当初那样仅具有丁成个人的倾向性。正如他自己说的：“确实不怎么好归纳”。

似乎可以说，从《活塞》到“蓝星论坛”，这两个诗歌阵营为我们提供了对丁成创作的丰富的、表面的理解，这是两个外向因素。其实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笼罩着丁成的创作：“80后态度写作”和“10年迁徙情结”，这是两个内向因素。

以上四个因素构成了我们解读丁成诗歌的可能性：一、在惊人的抒写力（持续性与控制力）的背后，潜在着新经院写作的危险倾向；二、在似乎反现代的、民族主义痕迹很淡的写作中，力争实现人与世界（隐蔽的与公共的）、人与上帝（缺陷的与完美的）之间对话的企图，并呈现出这种对话的复杂性。

一、80后诗人的“态度写作”

当有人将《80后诗歌档案》与杨黎那本所谓的《灿烂》做比较时，丁成的回答很不以为然：“……一个判官形象，谁能相信这样的人讲历史？……它（指《80后诗歌档案》）要葬送的和清洗的都是业已腐臭不堪的80后这一命名。……80后首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其次也必然是诗学意义上的，因为一代人的写作永远不可能脱离这代人的生存背景而获得任何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看来丁成是个明白人，他根本不打算为过去的诗人去写墓志铭。很多70年代的诗人一直在为60、50年代诗人写墓志铭，结果越写身份越模糊，这种蠢事实在不应再干了，80后诗人就更不应再干了。早在2002年，丁成就在《光阴下的80后》一文中说：“由于他们先天性地避过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风暴期，……所以在诗歌文本上自然而然的体现出一种放纵和躁急”。而丁成的另一个总结则触及到关键：“……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它，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写作”。

丁成关于80后诗人“态度写作”的定位很关键，但他们或许并不是宽松的一代人，诗人不断地宽容历史，在批判中和历史达成和解，但历史似乎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年代的人感到宽松，因为无论是在荒芜的年代还是在繁荣的年代都应该坚信：良知这种东西始终是活跃的。这个时代让80后诗人获得的东西和他们失去的东西同样重要。他们因为避开了“风暴期”而获得的“幸福”正是他们新的悲伤资本。

80后诗人面临对过去三十年社会变革造成的传统迷失、移民心理等现状进行收拾的任务，他们还必须重新审视诗歌的道德底牌，并尽可能在变革的年代拂去诗歌的灰尘，让诗歌的光芒去干预自然的道德，与时俱进，推动社会进步。

二、“迁徙情结”与“新经院写作”的危险倾向

应该看到，“迁徙情结”作为丁成诗歌创作的巨大“隐患”，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我说的这种“隐患”是指好的一面，之后我们将看到其非凡的意义，丁成曾在笔记中写到：“从滨海到上海，我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完整历程，这种迁徙对我来说，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在时间意义上的，都很漫长”。

值得注意的是，丁成说他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完整历程”，结果我们并没有从他的诗歌中看出农业语境到工业语境的巨大差别，这意味着什么？或者一开始，丁成诗歌日益形成的优势就不是语境的差别，而是：“迁徙情结”作为本质上的孤独的情结，它的持续使得一种“对话力量”在丁成的内心深处不断滋长，不断积蓄，乃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强大的、复杂的对话场，已经在丁成的诗歌里真正建立起来了。

对话场的建立，使丁成的诗歌具有了真正的高度，但这里仍然要试着指出他的某些不足——丁成是具有惊人的抒写力的那一类诗人，他的语言持续性非常强，而且控制的很稳定，但也或多或少地身陷自己的才气之中，甚至，看上去游走在神性和口语之间的丁成诗歌，还潜在着“新经院写作”的危险倾向。

我们知道，经院写作的特征是追求某些刻意的神秘感、高蹈的贵族气，后来兴起的口语写作力图以简洁的写作效果去冲淡它。那么，“新经院写作”的危险倾向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既追求口语写作的简洁效果，又追求经院写作的精神效果，而当这种贵族与平民精神互相弥合的企图未能达到时，创作所必然呈现出的复制感和失衡感。

三、对话场：真相始终是不准确的

当然，我们看到丁成诗歌所呈现的更重要的部分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民族主义痕迹很淡的写作，在这样的写作中，一个复杂的“对话场”得以建立起来，其潜藏着的对话企图是与上帝的对话——与另一个自我对话，在这一基础上，丁成诗歌最终企图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写作意义，是人与世界之间彻底对话的终极意义的实现。

丁成说：“诗歌在我眼中，它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其它什么的。如果我们强行将诗歌割裂开来，分成几块并以其中一块来代而言之是非常粗暴而且欠妥的做法。诗歌是复杂的，它融合了语言、激情、技术、思想、现实等等东西酝酿出来的。它的复杂性并不比一只钟表的内脏简单。我最大的努力就是去深入汉语的、诗歌的复杂性”。可以说，丁成在这里谈到的“复杂性”，最终体现在其诗歌中，正是一个复杂的对话场的建立。

谈判，是这个复杂的对话场的具体形式——与上帝谈判。丁成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跟世界的关系？大概就是上帝和魔鬼在谈判桌上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牵扯不轻清的关系吧”。因此，丁成清楚地意识到，与上帝谈判的复杂性在于：魔鬼从来不曾离开过现场。这看似隐蔽实则在善恶交织的眼睛下的谈判是困难的，这种原本属于沉默的谈判不得已用诗歌去表现也是困难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丁成的诗歌营造的对话场中，批判的情结已经不简单地表现为解构，反现代的情结已经不简单地表现为回归，当上帝和魔鬼同在现场，当“我”与他们必然地交织，丁成，已不可逃脱地陷入一种无法准确说出真相的写作境遇中。

总体来说，丁成诗歌呈现出内倾的特征，正如他说的：“有些诗歌我们读起来，语感很好激情也不差，但这并不等于就是一首好诗。这说明肯定还有另外的东西在影响一首诗歌的优秀与否，到底是什么呢？灵魂，灵魂！……不一样的诗歌后面所包含的这种组合交织的精神体是不一样的，但正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交织之后的综合体在取决于一首诗的优秀与否”。或许可以说，丁成诗歌的“内倾的特征”，正是他建立上述对话场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