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继承中国美学传统，从诗词歌赋、戏曲小说、园林艺术中汲取营养所创造的具有深厚中国文化意蕴的独特造型方法。意象造型介于具象造型和抽象造型之间。意象造型不脱离描写对象的固有形质，又力图加以超越，以表达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寄寓主体的意绪为美学原则。

特征

发展

局限

左翼电影(左翼电影运动 对左翼电影运动打击)

特征

电影是照相的延伸，电影造型以具象性、整体逼真性为特征。电影意象造型则在画面构图、色彩、光影、人物肖像和镜头运动上，以着意渲染或突出夸张乃至近乎变形的处理，营造一种浓烈的特定环境氛围，赋予人物以特定的性格特征。

发展

《一个和八个》的内景呈现空间的局促感和精神上的挤压感，所有男性人物一律光头，隐喻着人们生存环境之严酷和日本侵略军“三光政策”之残暴。《黄土地》中裸露的黄土，罕见绿色草木，沟壑纵横，一如老农那布满深深皱纹的脸。占据画框四分之三的这片黄土，贫瘠却又呈现金黄的暖色调。这块孕育了辉煌而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土地，如今贫穷、愚昧、衰老，却又勤劳而善良，从而表达“一种思前想后而产生的又悲又喜的情绪，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和责任感”(陈凯歌语)。

其后，《孩子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晚钟》、《黑炮事件》、《孙中山》均有出色运用这种造型方法的片段。意象造型源于国画，尤其是不以逼真的形似为目的，而力求神似的文人画。电影的意象造型，是中国电影在造型上继承民族优秀美学传统的成果，是对电影语言的一大贡献。

局限

但电影造型本质上是整体逼真的，电影意象造型存在着自身的局限。采用这种造型方法的影片，往往以削弱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和情节的丰富性为代价。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造型方法日渐式微。但电影意象造型对中国电影在造型处理上的影响，在后来的某些影片中仍不时显现。

左翼电影

类别与流派类别与流派左翼电影1933年到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统一领导下，在上海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及由此而摄制出的一批反帝反封建影片。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在《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电影部分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电影战线上的斗争纲领和方针；规定了左翼电影应当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压迫，描写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并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

左翼电影运动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次年春，以夏衍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于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使中国电影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影响下，上海电影界人士也深感充满封建思想意识、一味宣扬神怪武侠的中国电影已趋没落，反映现实的影片成为时代的需要。就在这时候，党的电影小组除全力向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提供电影剧本外，在理论建设、电影评论队伍输送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从而进一步团结了电影界知名人士和主要创作人员，为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1933年，明星、联华、艺华等公司拍摄的大约35部影片，遵循了反帝反封建的制片路线，表现了工人、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这批左翼电影的代表作有：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狂流》，蔡楚生的成名作《都会的早晨》，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和《母性之光》，郑正秋编导的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姊妹花》，沈西苓编导的描写包身工生活的《女性的呐喊》，孙瑜编导、体现广大人民抗日救亡要求的《小玩意》和反映人民团结抗日愿望的《大路》，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程步高导演的《春蚕》，阿英编剧、李萍倩导演的农村题材影片《丰年》，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的反封建反土豪影片《铁板红泪录》，费穆编导、暴露旧社会都市黑暗的《城市之夜》，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的暴露都市生活贫富悬殊、阶级尖锐对立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吴永刚编导的描绘娼妓血泪生活的《神女》，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的揭示旧社会知识女性被压迫被污辱命运的《新女性》等。此外还有《香草美人》、《压迫》、《盐潮》、《脂粉市场》、《前程》、《时代的儿女》、《野玫瑰》和具有反帝思想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等。

对左翼电影运动打击

1934—1935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对左翼电影运动迫害的日益加剧，左翼电影创作面临更大的困难。尽管如此，党的电影工作者在不能公开出面的情况下，争取以个人联系方式，继续向电影公司和导演提供剧本；并帮助成立了由左翼电影工作者领导创作的电通影片公司。这样，仅明星、联华和艺华三大公司，两年中仍然拍摄出了《同仇》、《女儿经》、《乡愁》、《船家女》、《劫后桃花》、《渔光曲》、《黄金时代》、《逃亡》、《人之初》、《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大约25部具有一定思想和艺术水平的影片，对左翼电影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春，上海电影界在“国防电影”的口号下陆续完成了一些抗日爱国题材的影片。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虽然已经解散，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