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精英、富商，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现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

事件介绍

推动原因

看待方法

背景

事件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与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波移民潮相比，“第三波移民潮”不仅在移民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这些移民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

有学者说，如今的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场。

近日，某网站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11345人参与)，50.4%的人认为中国富人掀起移民潮的原因，是“转移财富，避税藏富”。74.5%的人认为移民潮引发的财富外流情况很严重，只有6.7%的人认为没影响。

尽管如此，75.2%的人表示，如果经济条件许可，会选择移民。

当然，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移民的原因各有不同，选择移民或是留在国内，也只是个人选择，但如此大规模的财智精英外移，对于我们的社会，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

推动原因

其一，安全感的需要。曾有一名台湾学生在大陆生活几天后感叹：“大陆实在是太刺激了！”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不确定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危机感和焦虑。但对财富精英来说，发达国家可能更能满足他们对于稳定、平静生活的期待。

其二，资金保值的需求。面对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的考验，众多新富阶层对资产的保值增值，无疑拥有更强的期待和焦虑。而在如今的中国社会，投机泛滥和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收窄，也会引发财富的“挤出效应”。

其三，为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移民都表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而国内的污染、医疗、教育等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国内，培养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加上各种择校费和补习费，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其四，移民接受国的“热情”。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大陆人士投资定居。

《南方周末》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看待方法

2010年6月16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对海外移民现象表达了三点态度：“首先是尊重，迁徙权是人权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前提是合法；其次是中国将依法保护新侨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最后是引导，中国要引导新侨在海外尊重所在国的法律，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有评论说，这反映了我们官方对移民海外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和良好的国际视野。中国社科院学者曾省存说，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大陆移民潮之前，中国台湾地区也曾有类似过程。新加坡、韩国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表示，目前看来，新加坡、印度等国家，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它们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人才回流的措施。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近年来陆续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的优惠政策。2008年中央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计划在5~10年内，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2010年6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学忠曾表示，“中国正以蓬勃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热潮的到来。一个潜力无边、大有作为、足以让留学人员展示才华的舞台正在呈现。”

除了政策的扶持、吸引外，把中国打造成更宜居的国家和真正和谐的社会，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恐怕也是当务之急。

背景

大概是中国人太敏感于“国际之最”这样的字眼，当中国社科院在《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吐露，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时，引发整个社会舆论的空前热议。有报导称，这是本世纪继2003年后又一次出现的“移民潮”，与以前的“劳工输出”和“洋插队”现象不同的是，本次移民者多数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构成。因而，伴跟着“中坚力量集体流失”、“中国资本大迁移”的惊呼，诸如“数典忘祖”、“为富不仁”等骂声也不绝于耳。

实事求是地说，在“全世界化”背景下和现代化过程中，人材、资金、技术的流动应属于正常征象，也符合奈斯比特在《大趋向》中论述的原则。问题在于中国的财富并没有按奈斯比特先生指出的方向流动，而是逆向往发达国家和地域集中转移。尽管折射出了中国富裕阶层社会责任感缺失，对国家认同感的冷漠，但也难以使人理解，这些饱受政策恩惠的人为什么会携带财富簇拥移居国外。

有评论指出，中国财富精英的移民与社会情况有关，深圳富士康的“N连跳”以及中山本田的罢工事宜，一次次掀起了民众的“仇富情绪”，使他们越来越耽心被“均贫富”；也有人认为，我国富人争相移民，是为了摆脱恶劣的投资环境，在“国进民退”的环境下，想投资的行业被垄断，能投资的行业不挣钱，结果只能选择脱离；《南风窗》的报道更是寄意深长地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亡命潮’？现在已有苗头。”

各种分析不无道理，每一种道理都有极为现实的理论支撑点，使这种移民现象在中国颇具“胜利大逃亡”颜色。但也应该看到，如此众多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个表象，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水平的误读。也许，严重的社会不公加剧了不安全感，但中国的财富精英很多都是既得好处者，他们早习惯了在自己的地盘呼风唤雨，说担心被“均贫富”显然低估了金钱在中国社会的能量。至于说投资环境不好、教育体制落伍等，完全和移民两个观点，道理很简单，中国有那么多外资企业和留学生，何以不见外国富豪移居中国？

这里说“误读”，一是在当今中国有移民心结的人并非少数，包括影视明星和公派留门生在内，一旦有机会就很少有人回国。资料表明，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返国。流出外洋的78.5万青年才俊，至关于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二是近年来“赤身官员”人数陡增，这些人以种种名目将妻儿和巨额资产迁徙出境，自己则留在国内为官，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据中国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截止2004年，外逃官员数目已达4000人左右，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贪官外逃现象严重，却鲜有人为之付出法律价钱。只要在互联网搜索就能看到，广为人知的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不过是蟊贼而已，动辄携款数亿叛逃的官员大有人在。诸多范例为富人移民提供了可参照的标本，他们越是知道有这样的效果，就越是不计后果猖獗敛财。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投资情况”、“仇富情绪”等顶多是种托言。

吊诡的还不仅是赃官和富人移民，某些“民族主义者”在找到合适的路子后，也不惜血本走向了他们曾大骂的“卖国”之路。有音讯称，因撰写《中国不高兴》而声名大噪的宋晓军先生，名利双收后竟然也到场了“美帝国主义”行列。消息是真是假姑且不论，至少说明移民已成为中国有钱人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说，真正值得思辨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色。

其实，中国文化向来不缺少思辨基因，像古语“树挪死、人挪活”，文言释义便是“适者生计”，用现代句式概括就是“生存”与“发展”。遗憾的是，有思辨力的文化却没有培育出拥有反思力的群体，明末的“流寓夷土，筑庐舍……人口恒河沙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历历在目，清末的“下南洋”、“闯关东”又踏入了循环怪圈。历朝历代周而复始实行一个周期律，纵有成千上万个来由，也不能说这样的历史有多少传承代价。

更为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管理者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没有社会责任，他们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积累建立在了无数平民辛劳的基础之上，却毫不在意牺牲他们的好处。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不是用知识和财富改良自己的故土和国度，而是一走了之。官员、学者、明星尚且如此，富人们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导致了移民人数成倍递增，构成为了一波胜于一波的移民潮。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圣人就教诲门生“道不可，乘桴浮于海”。哲学层面中，这个“道”可以是生长之道，也可所以道德之道，任由人们的想象扩大。但具体到如今各类社会精英前仆后继“浮于海”的题目上，就不难看出一个清楚的主线——在道德底线失守、权力划定规矩失控、社会信息失真的环境中，每个群体都觉得本身弱势，每个人都有危机感，恰如白垩纪末期的恐龙，永远预见不到自己的未来。不过这恰恰反证了一个规律——既得利益集团固然强大，历史法则更加强大。